西天中土「台灣社會科學視角中的工人階級」—— 與信行的對話（趙剛）
為了寫文章，翻電腦檔案，赫然看到我前幾年寫的一篇發言稿，是2010年秋季，世新社發所的朋友黃德北邀我評論我的朋友陳信行的一篇論文「從"社會問題研究"到勞工研究： "二戰"後台灣社會科學視角中的工人階級」。我還記得開會那天我生病無法與會，由德北兄代勞宣讀。以後我就一直忘了這回事。今天看到這篇評論，逝者如斯夫，不勝感慨。由於這篇發言稿後來也沒有機會發表，那就在此張貼，也算是張貼一篇過時的讀書札記好了。對台灣工運有興趣的朋友或可一讀，有些問題應未過時。
2014/4/16於東海，正琢磨於太陽花的意義中
與陳信行教授的〈從「社會問題研究」到勞工研究：
戰後台灣社會科學視角中的工人階級〉一文的對話 趙剛
謝謝黃德北教授與世新社發所邀請這個被人視為「前」勞工研究者的我，來到這個研討會評論我的朋友陳信行教授的論文。雖然我沒有做與勞工直接有關的經驗研究久矣，但還一直都在斜著眼瞟著這個領域的活動進展，也間接地涉入了一些。2000年我寫了一篇全球化的論文，批評了謝國雄與柯志明兩位教授的「勞工研究」。今年，我寫了一篇論文闡釋探討陳映真先生早期的一篇小說「雲」，而這篇小說是關於台灣70年代的工人與工運的。因此，我因為有這些「實踐」，各位不妨也稱我為勞工研究的「老兵」，我也欣然接受。老兵總是比逃兵要好。
針對陳信行教授（以下稱信行）的這篇論文，首先我要表達的是，這是一篇台灣勞工研究這個領域長期以來所需要的一份對這一領域具有問題意識、政治立場與知識銳利的一份知識地圖，為戰後以來一直到現在的勞工研究做了一高屋建瓴的分析與詮釋。當然，這個地圖目前只是一個大略，也有一些濃淡不均的問題，但假以後續的努力，這份知識地圖會為這一知識領域的過去、現在乃至未來，以及提供這個重要領域的知與行的結合，作出重要貢獻，則是可以高度期待的。
信行的分析策略是，依照西方成規，把勞工研究分為三個交互關連的子部門：「勞動」研究、「工運」研究，以及「工人（階級）」研究。他以這三個範疇來簡介西方的勞工研究，並整理分析台灣這些年來的對應研究領域。他有很多觀察或分析，我是很同意也很佩服的，例如，他對台灣工運研究裡所充斥的被西方（尤其是美國）的社會運動理論（從「資源動員論」到「意義框構理論」）手把著手所寫出的學術文章的批評，就是非常犀利的。他說：『「在庸俗實證主義的影響下，工運研究便成為社會學教科書所謂的「集體行動」而已。』此外，陳信行對於西方進步學術特別是馬克思主義思潮的熟稔，也使他敏銳地掌握到勞工研究的某些典範性的消長流變，例如從比較具有古典的馬克思主義（我的意思是具有社會整體的、解放的意涵的）的典範（例如Braverman），到葛蘭西的文化霸權典範的（例如Buroway），再到了今天的傅科式的主體分析的勞動研究的一路轉移。信行的描述言簡意賅，切中要領，而且讀的出他有弦外之音。此外，這篇論文也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觀察與提問：為何，在台灣，勞動過程研究、工運個案研究，皆頗不乏人，但關於工人階級的整體的文化、社會、經濟的、歷史的研究卻沒有開展出來？信行不見得在這篇短文中能提出好的答案，但提出這個問題本身就是智慧女神的夜鷹已飛起的徵候了。
下面就幾個我想到的問題，和信行作個同志的交流。
1 「勞工研究」？
首先，我當然能同意，『從「社會問題研究」到勞工研究』是一個進步。在「社會問題」之下，勞工只能被當作社會問題或社會問題的受害者來研究，無法將勞工作為社會與歷史主體來看待，更無法將學術與社會變遷或社會運動聯繫起來。到此，信行的論述都很清楚明白，我也都能同意。但是，接下來呢？這個「勞工研究」是否因此而是一種「比較特殊的」學術分科呢？我難免想，學術界這些年來有「文化研究」、「性別研究」，與「科技與社會研究」…..等，而「勞工研究」是否是另一次的學術地盤的切割活動呢？
我並不是說，這樣的一種地盤切割的活動就必定是不好的，就一定該被質疑的。學術地盤的重組、重新劃界是一直在進行的政治鬥爭，老牌學術地主都不會喜歡這些新學門的出現，而手法則是掩耳盜鈴、拒絕承認。因此有人進行這樣的鬥爭，要在既有的地盤中打開一片新的園地，是好事。但是，這是否是信行所關切的目標，我並不清楚，因為他並沒有就此展開討論。
這裡至少有兩種可能性。其一是信行大致上是以這樣的目標來設想「勞工研究」的。在這個設想裡，勞工研究是一個新興的學術聚集（或學門），其中的參與者大致環繞在勞動過程、勞工運動以及工人（階級）研究上。在這個學門的鄰近有文化研究、科技與社會研究、性別研究、社會學、社會史、文化史、經濟史……等等新舊老少學門或次學門。勞工研究可能比較不安分，但其他學門不安分的也不少。所以，長期而言，大家是在小小的知識越界中，相安無事，各安爾業。
但另一個可能是，「勞工研究」是一個暗喻，是一個縮寫。因為在包含馬克思主義的激進知識傳統中，學科的分類是不幸的，更談不上本質的。真正的知識應該是從真正的問題出發，而後者又是從真正的實踐目標出發，而非從實證化的對象（好比女性、區域、科技，或勞工）出發。因此，所謂的「勞工研究」並非真正的要把勞工切割出來成為一獨立研究對象，而是要以當代資本主義社會，就定義而言，必然重要的一個階級或一類人群，為知識關注的核心借力點。這裡有一個設想：只要是資本主義社會，那麼環繞在工人階級旁的鬥爭力學就必定是複雜而強力的──雖然不見得明顯，是所謂的「鬥爭地帶」(contested terrain)。因此，「勞工研究」就一定既要進於勞工，又要出於勞工。為了勞工的緣故，它不能停留在勞工，它必須出入於那關連於工人階級的各種社會集團、制度與權力部署。簡而言之，勞工研究必然是一種社會與歷史總體性的，或歷史的、結構的研究。因此，它是暗喻、是縮寫。
我認為，在馬克思主義傳統中（當然也包括了信行所高度重視的E.P. Thompson的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傳統──我知道他開過好多次「英國工人階級形成」的課），是不存在著「勞工研究做為勞工研究」這一回事。不知道信行與世新社發所的朋友們如何看待這個問題。我自己是認為，「勞工研究」到底何所指，必須有更明確的這一方面討論。
其實，在信行的論文裡，我是能感受得到信行的因為感受到我上面所說的問題而有的某種曖昧不安的，特別是在他討論Braverman與Burawoy的典範對立時。信行說：「無論如何，在學術領域裡，Braverman的影響相對於Burawoy是少了許多，或許是因為1970年代之後，文化研究逐漸成為西方顯學的因素。」但我期望信行多說一些。而這對於台灣的既存的勞工研究中的「重鎮」（established powers）──勞動過程研究，的意義的釐清有助益。
2 西方的vs. 歷史的
第二個問題我想要和信行交流的是，台灣在地的勞工研究與西方的勞工研究之間的關係。在「台灣的勞工研究的出現與發展」這一節中，信行在概略敘述了台灣早期的將勞工當作「人力資源」的「研究」之後，說到90年代以後出現的「勞工研究」。但信行的一句關鍵的話卻值得深入。他說：「我們想要探討的是與上述西方的研究本懷一致的，立基於工人立場的本地研究。」
我能理解信行的「本懷」講的是一種左翼的、進步的勞工研究的「本懷」，站在「工人立場」，或至少關切注意工人的主體性──這一最低門檻。我也能理解，或許信行說的「本懷」也有某種方法論的意涵：勞工研究要有整體的、歷史的視角。但我仍要提出一個問題：在本地的我們的「本懷」，在多大程度上和西方是一致的？又在那個分界點上，我們的本懷是西方既有的關懷目光所無法審視的。簡單說，他們的勞工研究裡的勞工，是在一個民族國家框架底定已至少百年以上的架構下存在與行動著的。他們比較沒有民族主義問題，或那種「排外的」民族主義的性質，和我們今天所面臨的打造民族國家的那種民族主義是很不一樣的。此外，西方的勞工和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關係，不管有多少例外，肯定結構上和包括台灣的、東亞的、第三世界的勞工是不一樣的。這個歷史語境的殊異，是否應是我們探討、理解與評價「勞工研究在台灣」，的一個重要的基點呢？舉一個內在於信行文本的例子。針對許信良張景涵等人所寫的「台灣社會力分析」那一本小冊子，裡頭提到了「勞工適應問題」，以及原農家子弟的現勞工，所帶來的「危險的社會不安因素」……等，信行的理解是：這種文獻是早期討論「勞工」的一種很有代表性的方式。但是，我認為（我不一定對），恰恰這裡的「勞工」並不完全是西方本懷的「勞工」，而必須置放在非常台灣式的省籍動員的政治論述上理解，才能夠掌握住他們的論述的核心意圖。
因此，台灣的勞工天天受制於資本主義的剝削與宰制是事實，但歷史地看，他受限於國共內戰、冷戰、兩岸分斷，以及統獨糾葛、藍綠惡鬥，又何嘗不是天天日日的？要如何不避骯髒地面對台灣勞工階級的這種「歷史真實狀況」，可能是這個「勞工研究在台灣」所不能迴避的罷。而這樣的研究，是需要比較大的知識野心的，可能不是目前的勞動過程研究與工運個案研究的知識格局，所能或所願負荷的。在缺少知識與思想的負荷能力與口徑規模之下，台灣的勞工研究（不管是勞動過程或是工運個案研究）的「政治化」，其實是「去政治化」，因為缺少歷史的視野，只能簡單地反應部分的現實，進行「反國民黨威權統治」或是「反國民黨統合主義」。而我所說的回到歷史，是指從歷史走到現今瞭解今天的狀況是怎麼來的，而非以現今書寫歷史的「回溯派史學」。
信行語重心長地指出在台灣目前堪稱「勞工研究」的文獻中，「工人（階級）研究」很少見。不知他是否也是看見了目前台灣已有的勞工研究缺少了大的結構知識與歷史視野。我想是的，因為信行指出「工人階級的研究」是很多人都已經看到的將來方向：「我們需要對台灣工人階級的社會、文化、經濟處境等等面向有更廣泛而深入的理解」，才能更深入地分析很多現實的、細部的議題。而我認為「廣泛而深入的理解」不可能是在一種共時性之下的知識操作。但無奈的是，「共時性」的知識慣性或霸權，事實上支配了台灣的學術界。台灣的社會科學知識界比較有同感的是「結構主義的」、「涂爾幹式的」「本懷」。
3 關於書寫策略的一點疑問
台灣的知識界的去歷史化由來已久，表現在社會學這個學門的尤其嚴重。這對台灣勞工研究的既存面貌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特別是在所謂的「勞動過程」的研究上。我相信，信行是看的出這個發展的問題所在。但是在信行的書寫上，卻展現出一種矛盾，他不能同意的或他有所保留的一種知識取向，他卻介紹的最濃最長──而且如果我讀的沒錯的話，那部分本應是檢討勞工研究反映於學位論文的。這個不成比例，再加上信行的忠厚的、保留的書寫，我想很多的年輕讀者可能會得到一個錯誤的印象：以為信行是在表揚這部分的研究。
我必須要說：如果社發所要在知識的地盤上建立關於勞工研究的定義權與評價權，除了棒打落水狗（也就是已成為知識青年不屑一顧的「社會問題研究」）之外，也必須要建立一種不同於主流社會學霸權的勞工研究觀點與路徑。而這個矛盾的釐清是不可避免的。
2014/4/16於東海，正琢磨於太陽花的意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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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陳信行教授的〈從「社會問題研究」到勞工研究：
戰後台灣社會科學視角中的工人階級〉一文的對話 趙剛
謝謝黃德北教授與世新社發所邀請這個被人視為「前」勞工研究者的我，來到這個研討會評論我的朋友陳信行教授的論文。雖然我沒有做與勞工直接有關的經驗研究久矣，但還一直都在斜著眼瞟著這個領域的活動進展，也間接地涉入了一些。2000年我寫了一篇全球化的論文，批評了謝國雄與柯志明兩位教授的「勞工研究」。今年，我寫了一篇論文闡釋探討陳映真先生早期的一篇小說「雲」，而這篇小說是關於台灣70年代的工人與工運的。因此，我因為有這些「實踐」，各位不妨也稱我為勞工研究的「老兵」，我也欣然接受。老兵總是比逃兵要好。
針對陳信行教授（以下稱信行）的這篇論文，首先我要表達的是，這是一篇台灣勞工研究這個領域長期以來所需要的一份對這一領域具有問題意識、政治立場與知識銳利的一份知識地圖，為戰後以來一直到現在的勞工研究做了一高屋建瓴的分析與詮釋。當然，這個地圖目前只是一個大略，也有一些濃淡不均的問題，但假以後續的努力，這份知識地圖會為這一知識領域的過去、現在乃至未來，以及提供這個重要領域的知與行的結合，作出重要貢獻，則是可以高度期待的。
信行的分析策略是，依照西方成規，把勞工研究分為三個交互關連的子部門：「勞動」研究、「工運」研究，以及「工人（階級）」研究。他以這三個範疇來簡介西方的勞工研究，並整理分析台灣這些年來的對應研究領域。他有很多觀察或分析，我是很同意也很佩服的，例如，他對台灣工運研究裡所充斥的被西方（尤其是美國）的社會運動理論（從「資源動員論」到「意義框構理論」）手把著手所寫出的學術文章的批評，就是非常犀利的。他說：『「在庸俗實證主義的影響下，工運研究便成為社會學教科書所謂的「集體行動」而已。』此外，陳信行對於西方進步學術特別是馬克思主義思潮的熟稔，也使他敏銳地掌握到勞工研究的某些典範性的消長流變，例如從比較具有古典的馬克思主義（我的意思是具有社會整體的、解放的意涵的）的典範（例如Braverman），到葛蘭西的文化霸權典範的（例如Buroway），再到了今天的傅科式的主體分析的勞動研究的一路轉移。信行的描述言簡意賅，切中要領，而且讀的出他有弦外之音。此外，這篇論文也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觀察與提問：為何，在台灣，勞動過程研究、工運個案研究，皆頗不乏人，但關於工人階級的整體的文化、社會、經濟的、歷史的研究卻沒有開展出來？信行不見得在這篇短文中能提出好的答案，但提出這個問題本身就是智慧女神的夜鷹已飛起的徵候了。
下面就幾個我想到的問題，和信行作個同志的交流。
1 「勞工研究」？
首先，我當然能同意，『從「社會問題研究」到勞工研究』是一個進步。在「社會問題」之下，勞工只能被當作社會問題或社會問題的受害者來研究，無法將勞工作為社會與歷史主體來看待，更無法將學術與社會變遷或社會運動聯繫起來。到此，信行的論述都很清楚明白，我也都能同意。但是，接下來呢？這個「勞工研究」是否因此而是一種「比較特殊的」學術分科呢？我難免想，學術界這些年來有「文化研究」、「性別研究」，與「科技與社會研究」…..等，而「勞工研究」是否是另一次的學術地盤的切割活動呢？
我並不是說，這樣的一種地盤切割的活動就必定是不好的，就一定該被質疑的。學術地盤的重組、重新劃界是一直在進行的政治鬥爭，老牌學術地主都不會喜歡這些新學門的出現，而手法則是掩耳盜鈴、拒絕承認。因此有人進行這樣的鬥爭，要在既有的地盤中打開一片新的園地，是好事。但是，這是否是信行所關切的目標，我並不清楚，因為他並沒有就此展開討論。
這裡至少有兩種可能性。其一是信行大致上是以這樣的目標來設想「勞工研究」的。在這個設想裡，勞工研究是一個新興的學術聚集（或學門），其中的參與者大致環繞在勞動過程、勞工運動以及工人（階級）研究上。在這個學門的鄰近有文化研究、科技與社會研究、性別研究、社會學、社會史、文化史、經濟史……等等新舊老少學門或次學門。勞工研究可能比較不安分，但其他學門不安分的也不少。所以，長期而言，大家是在小小的知識越界中，相安無事，各安爾業。
但另一個可能是，「勞工研究」是一個暗喻，是一個縮寫。因為在包含馬克思主義的激進知識傳統中，學科的分類是不幸的，更談不上本質的。真正的知識應該是從真正的問題出發，而後者又是從真正的實踐目標出發，而非從實證化的對象（好比女性、區域、科技，或勞工）出發。因此，所謂的「勞工研究」並非真正的要把勞工切割出來成為一獨立研究對象，而是要以當代資本主義社會，就定義而言，必然重要的一個階級或一類人群，為知識關注的核心借力點。這裡有一個設想：只要是資本主義社會，那麼環繞在工人階級旁的鬥爭力學就必定是複雜而強力的──雖然不見得明顯，是所謂的「鬥爭地帶」(contested terrain)。因此，「勞工研究」就一定既要進於勞工，又要出於勞工。為了勞工的緣故，它不能停留在勞工，它必須出入於那關連於工人階級的各種社會集團、制度與權力部署。簡而言之，勞工研究必然是一種社會與歷史總體性的，或歷史的、結構的研究。因此，它是暗喻、是縮寫。
我認為，在馬克思主義傳統中（當然也包括了信行所高度重視的E.P. Thompson的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傳統──我知道他開過好多次「英國工人階級形成」的課），是不存在著「勞工研究做為勞工研究」這一回事。不知道信行與世新社發所的朋友們如何看待這個問題。我自己是認為，「勞工研究」到底何所指，必須有更明確的這一方面討論。
其實，在信行的論文裡，我是能感受得到信行的因為感受到我上面所說的問題而有的某種曖昧不安的，特別是在他討論Braverman與Burawoy的典範對立時。信行說：「無論如何，在學術領域裡，Braverman的影響相對於Burawoy是少了許多，或許是因為1970年代之後，文化研究逐漸成為西方顯學的因素。」但我期望信行多說一些。而這對於台灣的既存的勞工研究中的「重鎮」（established powers）──勞動過程研究，的意義的釐清有助益。
2 西方的vs. 歷史的
第二個問題我想要和信行交流的是，台灣在地的勞工研究與西方的勞工研究之間的關係。在「台灣的勞工研究的出現與發展」這一節中，信行在概略敘述了台灣早期的將勞工當作「人力資源」的「研究」之後，說到90年代以後出現的「勞工研究」。但信行的一句關鍵的話卻值得深入。他說：「我們想要探討的是與上述西方的研究本懷一致的，立基於工人立場的本地研究。」
我能理解信行的「本懷」講的是一種左翼的、進步的勞工研究的「本懷」，站在「工人立場」，或至少關切注意工人的主體性──這一最低門檻。我也能理解，或許信行說的「本懷」也有某種方法論的意涵：勞工研究要有整體的、歷史的視角。但我仍要提出一個問題：在本地的我們的「本懷」，在多大程度上和西方是一致的？又在那個分界點上，我們的本懷是西方既有的關懷目光所無法審視的。簡單說，他們的勞工研究裡的勞工，是在一個民族國家框架底定已至少百年以上的架構下存在與行動著的。他們比較沒有民族主義問題，或那種「排外的」民族主義的性質，和我們今天所面臨的打造民族國家的那種民族主義是很不一樣的。此外，西方的勞工和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關係，不管有多少例外，肯定結構上和包括台灣的、東亞的、第三世界的勞工是不一樣的。這個歷史語境的殊異，是否應是我們探討、理解與評價「勞工研究在台灣」，的一個重要的基點呢？舉一個內在於信行文本的例子。針對許信良張景涵等人所寫的「台灣社會力分析」那一本小冊子，裡頭提到了「勞工適應問題」，以及原農家子弟的現勞工，所帶來的「危險的社會不安因素」……等，信行的理解是：這種文獻是早期討論「勞工」的一種很有代表性的方式。但是，我認為（我不一定對），恰恰這裡的「勞工」並不完全是西方本懷的「勞工」，而必須置放在非常台灣式的省籍動員的政治論述上理解，才能夠掌握住他們的論述的核心意圖。
因此，台灣的勞工天天受制於資本主義的剝削與宰制是事實，但歷史地看，他受限於國共內戰、冷戰、兩岸分斷，以及統獨糾葛、藍綠惡鬥，又何嘗不是天天日日的？要如何不避骯髒地面對台灣勞工階級的這種「歷史真實狀況」，可能是這個「勞工研究在台灣」所不能迴避的罷。而這樣的研究，是需要比較大的知識野心的，可能不是目前的勞動過程研究與工運個案研究的知識格局，所能或所願負荷的。在缺少知識與思想的負荷能力與口徑規模之下，台灣的勞工研究（不管是勞動過程或是工運個案研究）的「政治化」，其實是「去政治化」，因為缺少歷史的視野，只能簡單地反應部分的現實，進行「反國民黨威權統治」或是「反國民黨統合主義」。而我所說的回到歷史，是指從歷史走到現今瞭解今天的狀況是怎麼來的，而非以現今書寫歷史的「回溯派史學」。
信行語重心長地指出在台灣目前堪稱「勞工研究」的文獻中，「工人（階級）研究」很少見。不知他是否也是看見了目前台灣已有的勞工研究缺少了大的結構知識與歷史視野。我想是的，因為信行指出「工人階級的研究」是很多人都已經看到的將來方向：「我們需要對台灣工人階級的社會、文化、經濟處境等等面向有更廣泛而深入的理解」，才能更深入地分析很多現實的、細部的議題。而我認為「廣泛而深入的理解」不可能是在一種共時性之下的知識操作。但無奈的是，「共時性」的知識慣性或霸權，事實上支配了台灣的學術界。台灣的社會科學知識界比較有同感的是「結構主義的」、「涂爾幹式的」「本懷」。
3 關於書寫策略的一點疑問
台灣的知識界的去歷史化由來已久，表現在社會學這個學門的尤其嚴重。這對台灣勞工研究的既存面貌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特別是在所謂的「勞動過程」的研究上。我相信，信行是看的出這個發展的問題所在。但是在信行的書寫上，卻展現出一種矛盾，他不能同意的或他有所保留的一種知識取向，他卻介紹的最濃最長──而且如果我讀的沒錯的話，那部分本應是檢討勞工研究反映於學位論文的。這個不成比例，再加上信行的忠厚的、保留的書寫，我想很多的年輕讀者可能會得到一個錯誤的印象：以為信行是在表揚這部分的研究。
我必須要說：如果社發所要在知識的地盤上建立關於勞工研究的定義權與評價權，除了棒打落水狗（也就是已成為知識青年不屑一顧的「社會問題研究」）之外，也必須要建立一種不同於主流社會學霸權的勞工研究觀點與路徑。而這個矛盾的釐清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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