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与马来亚：离境与革命话语的再生产（魏月萍）

马来亚（Malaya）在地理上是马来西亚（Malaysia）西部马来半岛的旧称。最早关于马来亚的记载，可以追溯到西汉班固的《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日，有都元国。“都元国”就是今天马来半岛东岸克拉海峡一带。如今的马来亚，更多意义指向的是一个政治概念。日本的今富正巳教授曾在自己的马华文学研究中，将马来亚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关系概括为：欲回归本土“求心力”和想归属当地的“远心力”。本文节选自《人间思想》集刊第一辑《新中国与马来亚：离境与革命话语的再生产》一文，作者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魏月萍。图片为1959年马来亚联邦政府陆路旅行海报。
                
                
1.写在前面
在马来西亚，要建立当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和精神主体，常常会面对困难。这个困难在于马来西亚是一个移民社会，我们所面对的是好几种不同的精神传统，可是在不同的精神传统当中，又是处在一种零碎和裂变的状态。谈胡风的问题时，意识到在1949年之后有一个精神传统裂变的问题，这当中有左翼和五四传统文化。其实若追溯中国和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的历史关系，这两种精神传统，同样地延伸到新马两地，甚至在新马本土语境也展现出延续中的裂变情况。
在马来西亚谈建国，由于不一样的历史脉络与意义，衍生出来的问题不尽相同。马来西亚是在经过一个反殖、抗日之后，不断的协商和谈判达到”独立”的结果。在之后的建国进程中，如何处理政治体制、族群权利以及经济资源的分配等，有一个关键词就变得重要──“平等”。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族群的社会，怎样建立一个平等的政治以及社会体制，走向更民主化的发展，我们不断在思考，尤其是如何在建国的历史意义中把握独立的实质意义。
2.在国民与公民之间
同样的词汇，在不同国家的历史，会形成不一样的语言思考方式。譬如常常被提及的有关“人民主体”的问题。在马来西亚的建国进程中，有关“人民主体”这个论述没有很显著地予以表达。知识界或评论界更关注的，是在思考“国民”和“公民”之间的问题。可是国民和公民之间的问题，背后凝聚不一样的情感，回到族群结构脉络里来理解的话，一般我们在谈国民问题时，会发现大部分华人，基本上对“国民”的这个概念不具认同感。
马来西亚建国以后，马来政权和早期的英殖民地政府有过协商，彼此之间分享许多保障双方政经利益的条件。所以在建国以后，以马来人为主的政权，很大部分还是延续殖民地的政经体制。对华人来说，“国民”的概念是以马来族群为主体，这当中有一种不受国家承认的感受。后来，不少知识分子采取的对应方式是：我们不谈国家，我们谈“家国”。究竟是国先于家，还是家先于国，这表现出了大部分华人的认同方式。这些年，马来西亚社会运动的蓬勃，更多的华人试图用一种公民的视角，尝试转化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关系，更贴切来说，是要去改变政府和人民的对待关系，比如说，把政府看成只是一个代理角色。所以建国的问题，在不同的历史脉络下，意涵很不一样。
3.“马来亚”是革命的延续空间
简单谈一下新中国和马来亚的关系，特别是谈“革命离境与革命话语再生产”的一个过程。我一直在思考怎么样才能够更好的理解1949年新中国建立的前后发展，因为我没有一个实质的历史经验，或者是身体感觉，但我想或许可以重新问题化，借此打开不同的视角，所以想要追问的是：1949年这样一个充满饱满意义的起点，对当时的马来亚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不只是把目光放在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如果用更长时段的时间来看的话，我们可以了解从1919年开始到1949年为止，中国和马来亚之间存在着频繁的变动与移动关系，尤其是人的移动，如何改变了两地之间的关联。例如在上世纪20年代开始，有所谓的南来文人和南来作家，他们对马来亚的文学文化和政治的发展，有很多的牵连关系。这里我想指出，最明显的是马来亚的左翼文学。
新中国建立以后，我们看到比较明显的，不仅是中共指导马共思想路线的政治牵连，中国的建国文学也主导着马来亚的华文左翼文学。特别是毛泽东的文艺理论，在新中国建国后不断被确立之后，它也成为马华左翼文学重要的创作理论指导。我们可以认识到，无论是从政治革命思想，抑或马华文艺创作的思想路线，“马来亚”作为一个空间，其实是一个境外的革命延续场。换句话说，马来亚其实也成为毛泽东思想和左翼思想贯彻的延长线。所以说，中国的革命话语和马来亚的革命话语，这里面所联系的反殖、反帝、反封建思想，两者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互动关系。这当中刚好又碰上50年代的这个时间点，那时马来亚有各种不同的思潮或意识形态的竞争，这个空间其实非常有思想张力。
许多南来的作家和文人，他们在马来亚旅居一段时间之后，对这块土地有着较深的认同，便产生较明显的“马来亚意识”。这样的意识，曾经在马华左翼文学论争中产生效应。当时的争论是，马华左翼文学究竟是要以中国的革命文学，还是由马来亚本地化左翼的文学来推动？所以我们看到中国革命和马来亚革命是紧密联系的。而恰恰好在50年代的时候，因为有马来亚化的问题，它又必须要回到马来亚的在地脉络，去理解中国革命在马来亚这个空间的变化，甚至要调整理解的视角。所以像刚才提到中国革命文学和马来亚本地左翼文学之间的竞争关系，更具体化的说，针对写作方法和题材的争论，应该以中国还是马来亚为主，我觉得必须回去处理的，不只是文学史的问题，还有要梳理复杂的历史问题。例如，50年代的马华左翼文学如何再定位？初步的理解是，这个再定位，指的并不是简单的延续中国革命文学的传统，相反的，正是不少的文学史研究者，把它看成是马华文学和中国文学分家的一个重要的分水岭。
4.革命语言的在地化
中国革命文学和马华左翼文学的话语竞争，发生的时间场是在1947年，所以我们可以回到1947年历史现场来考察。尤其是，我认为这里头蕴涵革命语言在地化的过程。当时在马来亚掀起一场重要的文学论战，主导者是左翼／马共作家周容，他有一个笔名叫金枝芒。当时他提出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说文艺是要表现“此时此地”，他批评说，如果“手执报纸，眼望天外”的话，其实是侨民文艺。他也批评当时一些南来作家，说他们还是以中国为主体，不去关心当地的社会，甚至用了调侃方式说他们是逃难作家、侨民作家。不过，当时也出现了反对周容的声音─胡愈之。当时胡愈之被中共指派到马来亚以后，主持了一个《风下》周刊，胡愈之在周刊里回应周容时说，他认为马华文艺的独特性不能离开“中国化”，因为国家文艺的独特性是表现在“民族形式”，把马来亚视为中国文艺的“海外版”。郭沫若当时也发表意见，他认为不要把马华文学分成“马华文艺”和“侨民文艺”，这样会把马来亚的革命和中国的革命机械性的分割。所以说，1947年的文学论战，让我们了解中国革命文学跟马华文学话语之间的竞争。
在这之后的1948年，是马来亚历史的转折点。其中有两个部分。第一，我们看到在政权上，在1948年2月，英国和马来人达成协议组成马来亚联合邦的新宪政，这个新宪政是英政府有意要分割新加坡和马来亚两地。当时英政府已经准备让这个马来亚逐渐走向自治。第二个部分是在1948年6月的时候，英军政府宣布了一个紧急法令，在这法令下把马共宣判为非法组织，可以不经审讯逮捕。本来马共在马来亚的历史地位里，在抗日上有非常巨大的贡献，可是我们今天在谈马共历史定位的时候，有关他们在建国史是否具有贡献时，会遇到非常多的争议。
马共被宣布为非法组织以后，就开始走入森林开始游击战，一直到1989年12月，签署了和平协议才结束抗争。为什么要说这一段呢？因为在1948年，我们看到有一个反差的现象，如果把它和新中国的建立关联的话，会发现当毛泽东在中国节节胜利，最后取得新政权的时候，马来亚的共产党和革命文学其实正面对溃散的局面。当时左翼作家当中，有一部份是马共作家，他们办了很多份的刊物，像《民声报》、《战友报》、《南侨日报》等，但在1948年以后，他们失去重要的“战场”，不只是政治抗争的阵地，也包括重要的文化阵地。在50年代以后，这些报纸没有了，刚才所提到马共作家周容，也已经转入森林，但他们在森林里还是不断有创作，甚至从事大量的翻译。周容走入森林后，还编了一个马共文学杂志《十年》。马共文学杂志依循的依然是左翼革命文学。在这文学杂志中，他们回应了先前1947年，有关应该要依循中国的革命文学，还是此时此地的精神的争论，他们采取的回应方式是─履行“双重任务”。双重任务当然是一种比较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你要关注当地的马来亚，但不能抛弃协助中国人民的解放运动的意识。
1950年代马共走入森林后，马华左翼政治革命的话语，开始由本地人来承担。第一个就是我们看到，在新加坡高扬毛泽东思想统战的政治工作者林清祥，他后来也成为李光耀最头痛的反对者。另外一个，是延续我们讲的左翼文学话语这个部分，体现在马华文学批评家方修的文艺思想。其实当时的马来亚，不仅是有延续的左翼革命文学，另外也出现了反共的文学杂志，叫做《蕉风》和《学生周报》。《学生周报》的前身是1952年在香港办的《中国学生周报》，它在1958年迁至吉隆坡出版。《蕉风》则是一份标榜“纯文学”以及以马来亚为主的文学杂志，它后来也形成马来西亚现代派的阵地。所以我们发现前面谈的延续中共的革命文学、反共的文学，其实和独立建国后所形成的现代派和现实派有着密切的关联，都是十分值得继续探讨的。
我最后想提出的问题是：新中国的建立，其实强化了中国境外的革命论述，但面对不同的在地历史脉络，革命话语必须要有所调整，“此时此地”的提倡，除了受到马来亚意识的激发外，也有意要拉拢更多的本地文人。从这里我们可思考，我们看待新中国和马来亚之间的关系，它其实是处于一种在离境与回返的状态，因为有些人不只是到马来亚，之后他们也回返中国。在这种来来回回的关系当中，怎么样去看待革命话语的连动关系，又或反过来思考，马来亚的这一种革命运动以及革命话语的再生产，对新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