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瑞典政治：十大改变职业生涯的错误
版权归作者所有，任何形式转载请联系作者。
作者：瑞典（来自豆瓣）
来源：https://www.douban.com/note/595340083/
原文载自：http://facts.sweden.cn/government/1134/
瑞典的政治生活——即使以其他民主国家的标准来看——也是一个特殊的现象：许多优秀政治家的职业生涯因为一个轻率的用词或一次鲁莽的行为而受到影响。社会责任是必须的。美杜莎新闻社的编辑亚历山大·波利万诺夫（Aleksandr Polivanov）列出了十个可以从中一窥瑞典政治家的失误是如何影响其政治前途的案例。
1. 血液酒精浓度0.2ppm
瑞典的政治家们——即使位高到大臣一级——也不总是带着司机外出。有时，这种习惯会赔上他们的职位和政治生涯。
阿伊达·哈兹亚丽兹（Aida Hadzialich）曾一度被认为是瑞典政坛最受瞩目的新星之一。作为来自波斯尼亚的穆斯林，她和家人在巴尔干战争爆发时离开了南斯拉夫，那年她五岁。
16岁时，哈兹亚丽兹加入了瑞典社会民主工人党的青年组织。自那以来，她一边上学，一边从事政治生涯。19岁时，她已经进入哈尔姆斯塔特市议会。27岁时，她成为了瑞典历史上最年轻的大臣。
哈兹亚丽兹在政府中负责的是高中教育事务（在瑞典，高中被称为“gymnasium”）——但在职不长。她2014年10月接受任命，2016年８月被迫离职：当警察对坐在方向盘后的她进行常规血液检测时，查出其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达到了0.2ppm。
根据哈兹亚丽兹的陈述，她当时从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听完音乐会驱车回马尔默，在去音乐会之前用了晚餐，喝了两杯酒。她相信酒精会在夜间逐渐分解，于是坐上了驾驶座。她完全认罪，并在这件丑闻被媒体曝光之前就辞了职，以便今后仍有可能重返政坛。
就像瑞典全国性报纸《每日新闻》（Dagens Nyheter）指出的，如果警察在丹麦而不是瑞典拦下哈兹亚丽兹，这一行为就不会影响她的政治生涯了――丹麦允许司机的血液酒精浓度低于0.5 ppm。
2. 铁管事件
埃里克·阿勒姆奎斯特（Erik Almqvist）、肯特·埃柯罗特（Kent Ekerot）和克里斯蒂安·维斯特林（Christian Westling）是来自右翼瑞典民主党的政治家，而索伦·伊斯美尔（Soran Ismail）则是库尔德族喜剧演员，在瑞典度过了大半生。2010年，他们在街上偶遇，争吵起来（伊斯美尔这边是两个人——一女一男），这场争吵严重影响了这三位政治家的命运。
那时，瑞典民主党还没能进入议会，但当该党在瑞典议会获得席位、阿勒姆奎斯特成为议员之后，争吵的视频被曝光了。三名政治家都辱骂了伊斯美尔——其中尤其多次使用了“babbe”一词，这是对外来移民的侮辱性俚语。阿勒姆奎斯特还特别强调：“这是我的国家，不是你的。”争吵到最后，三人拿了附近楼里的铁管作为武器，于是瑞典媒体把该事件称为“铁管丑闻”。
这个丑闻的影响是严重的：阿勒姆奎斯特不仅从议会辞职，还退出了政坛，目前住在匈牙利。
3. 纳税奇迹
该事件已经过去30年了，但由于太有启示作用，我们不可能不提。它终结了司法大臣乌维·雷纳（Uwe Rainer）的政治生涯，尽管他并没有正式违反任何法律，可他的道德声誉受损。
正如瑞典《晚报》（Aftonbladet）所发现的，乌维·雷纳利用合法手段将他应交纳的个人所得税降到了最低值。作为社会民主党员，这种行为至少是很奇怪的：这个政党支持高税收，希望将其用于重新分配，使全社会受益。如果雷纳工资低，也许瑞典人会对此视而不见，但是事情发生在雷纳领导整个瑞典邮政的时候——作为最高层管理人员，他的薪水是每年两百多万克朗。在奥洛夫·帕尔梅（Olof Palme）的保护下，雷纳转到了瑞典最高法院任职，但他在那里只工作了九天。媒体继续爆料他在财务方面的丑闻：大家发现，他把钱从瑞典转到了瑞士——尽管还是合法的，可在道德上站不住脚。
4. 败于握手
绿党党员亚斯瑞·汉（Yasri Khan）曾被认为是前途无量的年轻政治家，在该党常委会中占有一席之地。2016年4月，他却变成了坏人——汉在接受电视台采访时，拒绝和女记者握手，相反地，根据他的宗教信仰，把手按在了心口处。这一举动在党内外都引起了不满，汉不得不退出绿党。
汉说，他的行为并不是缺乏尊重，更不是性别歧视。“对我而言，人们如何用语言来问好以互相表示尊重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怎么做。”他写道。
他接着说，“有些人（见面时）拥抱，有些人接吻，还有人会互相碰鼻”，但决定用哪种方式来表示亲密的问候取决于当事人，这是他的个人选择。绿党并不认同汉的理由：作为党员，他应该对男性和女性一视同仁。
5. 过热之吻
如果说不少政治家可能会对媒体敬而远之，那么前首相弗里德里克·赖因费尔特（Fredrik Reinfeldt）的国务秘书（助手）乌尔丽卡·申斯特勒姆（Ulrica Schenström）则恰恰相反——她和一个媒体代表的关系过分密切了。
2007年10月底，《晚报》的摄影记者拍到了几张照片，从照片上能清楚地看到瑞典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家之一（《焦点》杂志将她列为瑞典王国的第17号人物）正一边喝酒，一边亲吻TV4频道的政治专栏记者安德斯·皮尔布拉登（Anders Pilbladom）。
无论皮尔布拉登还是申斯特勒姆都否认有亲吻的行为——据两人称，他们只是在交谈；他们之间没有任何亲密关系。然而，某些疑点还是足以构成丑闻。首先，他们是在申斯特勒姆的工作时间见面喝酒的。其次，明显有利益冲突在——作为首相的助理，她知道许多能引起政治观察员兴趣的内幕。第三，这可能是一种以酒为形式的“受赂”行为——在皮尔布拉登买了单之后（据瑞典媒体披露，账单总计945克朗，按照现在的汇率，约相当于人民币700多元）。
根据弗里德里克·赖因费尔特向媒体发表的申明判断，他对失去身边最近的共事者感到忧虑，但也无能为力：否则这一丑闻可能会影响到他的职业生涯。
6. 与保安之争
安娜·谢丁（Anna Sjödin）领导社会民主党的青年联盟，并在社会主义青年国际联盟任职。2006年，她因在“疯马”酒吧的丑闻被迫辞职。
1月29日，她和同事一起到疯马酒吧消遣。凌晨2点左右，保安认为谢丁喝了太多酒，要求她离开，但被她拒绝。于是，她和保安之间爆发了大声争吵。一名叫做巴巴克·亚米（Babak Yamei）的保安据说叫谢丁“妓女”，而她则用种族主义的言论回敬他。接下来发生了什么无从得知，但谢丁收到了四项指控，其中包括“暴力袭击官员”。
检察官要求判谢丁入狱，但法庭最终判决她强制劳动和罚款。谢丁则坚称自己无罪。
7. 三角巧克力案件
上世纪90年代中叶，副首相莫娜·萨林（Mona Sahlin）是瑞典社会民主党党魁的竞争者之一（也很可能成为首相一职的竞争者）——但她的职业生涯中断在了所谓的“三角巧克力事件”上。瑞典《快报》（Expressen）发现萨林将工作银行卡用于私人采购，采购的物品中包括三角巧克力。
萨林称，这些采购是一种预付款的形式，其他党员也会这样做——而且，关于这种卡的使用规则并没有过详细说明。她的新闻秘书补充说，这种卡不是哪里都接受的，所以萨林用它有点像是为了补偿抵消——有些地方需要先垫私人的钱，之后再刷公家的卡来抵消。
在萨林辞职后，一个特别调查证实她并没有犯罪。她再次成为一个值得信赖的党员并当上瑞典社会民主党魁是十年以后的2007年的事情了。但莫娜·萨林没能成为首相。
8. 扮贵宾犬
社会民主党党员扬·W·卡尔森（Jan W. Karlsson）经常上新闻头条——由于他用公款在家开派对，由于他对其他政治家发表的粗俗评论（把美国前总统乔治·W·布什叫做“该死的德克萨斯人”）。2002年，媒体又开始讨论为什么卡尔森领两份工资——作为大臣一份，而另一份——来自欧洲法院。这位政治家作了一次非常意义深远的道歉，以至于交流策略专家保罗·耶布森（Paul Jebsen）把他的行为与贵宾犬的举动相类比：它知道自己错了，想要获得主人的原谅，于是仰面朝天，挥舞爪子。
“göra en hel pudel”这一表述（字面意思是，“扮成一条完完全全的贵宾犬”）不仅在瑞典适用于所有官方道歉，也传到了如英语等其他语言中——在英国，首先使用它的是《金融时报》。继“hel pudel”之后，又有了“halv pudel”（“半条贵宾犬”）的说法——这是指道歉不够彻底和真诚。想要知道这种表述的普及度，看一下瑞典语维基百科上贵宾犬这一词条用了多少文字来对其进行阐述就知道了。
顺便说一句，与瑞典传统相反，卡尔森的两个职位都保住了。他的道歉是完完全全的“hel”，而不是“halv pudel”。
9. 停车不当
前述政要都在国家一级，而各地区级的政治家也需谨言慎行。例如在哥德堡，人民党（自由派）代表里坦德·埃里克（Litander Eric）被迫从市议会辞职就是因为他没有交共计1.8万克朗的47项停车罚款。所有罚款都记录在里坦德的公车上。
这名人民党党员完全认罪，付了罚金。而且，他还在当地报纸《哥德堡邮报》（Göteborgs-Posten）上撰文悔罪，向市民致歉。但他也禁不住指出，在瑞典第二大城市停车是个问题——要么找不到车位，找到的又贵得惊人。
“在这种情况下，我和我邻居的选择是：要么就像那么多人一样，每个月就拿几次罚单，要么每个月付一千到一千五百克朗，租个私人车库，要么就寄希望于在市政停车场里争取到个位子，而且是个长期的位子。”这位官员写道。也许，从经济的角度出发，他做了正确的选择；但从职业发展的角度看——绝对不正确。
10. 桃色交易
作为一名享誉世界的杰出金融家和政治家，斯文·奥托·利托林（Sven Otto Littorin）的经历丰富多彩。上世纪90年代初，他把瑞典银行从危机中拯救出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继而又推荐如法炮制地从2008年金融危机中脱身），然后投身政坛，加入温和党，2006年成为政府的就业大臣。他在最后这个职位上一直工作到2010年卷入性丑闻。
《晚报》找到了一名声称为了钱和斯文·奥托·利托林睡觉的妇女。在刊登的报道中，这名妇女讲述了他如何找到她、在哪里约会、付给她多少钱等细节。当编辑要利托林对此发表评论时，他却因为“私人原因”辞了职。
“我的孩子们比工作对我来说更重要。”他解释道。他正在与妻子办离婚手续：俩人在讨论，孩子们该跟谁一起生活。
作者：瑞典（来自豆瓣）
来源：https://www.douban.com/note/595340083/
原文载自：http://facts.sweden.cn/government/1134/
瑞典的政治生活——即使以其他民主国家的标准来看——也是一个特殊的现象：许多优秀政治家的职业生涯因为一个轻率的用词或一次鲁莽的行为而受到影响。社会责任是必须的。美杜莎新闻社的编辑亚历山大·波利万诺夫（Aleksandr Polivanov）列出了十个可以从中一窥瑞典政治家的失误是如何影响其政治前途的案例。
1. 血液酒精浓度0.2ppm
瑞典的政治家们——即使位高到大臣一级——也不总是带着司机外出。有时，这种习惯会赔上他们的职位和政治生涯。
阿伊达·哈兹亚丽兹（Aida Hadzialich）曾一度被认为是瑞典政坛最受瞩目的新星之一。作为来自波斯尼亚的穆斯林，她和家人在巴尔干战争爆发时离开了南斯拉夫，那年她五岁。
16岁时，哈兹亚丽兹加入了瑞典社会民主工人党的青年组织。自那以来，她一边上学，一边从事政治生涯。19岁时，她已经进入哈尔姆斯塔特市议会。27岁时，她成为了瑞典历史上最年轻的大臣。
哈兹亚丽兹在政府中负责的是高中教育事务（在瑞典，高中被称为“gymnasium”）——但在职不长。她2014年10月接受任命，2016年８月被迫离职：当警察对坐在方向盘后的她进行常规血液检测时，查出其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达到了0.2ppm。
根据哈兹亚丽兹的陈述，她当时从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听完音乐会驱车回马尔默，在去音乐会之前用了晚餐，喝了两杯酒。她相信酒精会在夜间逐渐分解，于是坐上了驾驶座。她完全认罪，并在这件丑闻被媒体曝光之前就辞了职，以便今后仍有可能重返政坛。
就像瑞典全国性报纸《每日新闻》（Dagens Nyheter）指出的，如果警察在丹麦而不是瑞典拦下哈兹亚丽兹，这一行为就不会影响她的政治生涯了――丹麦允许司机的血液酒精浓度低于0.5 ppm。
2. 铁管事件
埃里克·阿勒姆奎斯特（Erik Almqvist）、肯特·埃柯罗特（Kent Ekerot）和克里斯蒂安·维斯特林（Christian Westling）是来自右翼瑞典民主党的政治家，而索伦·伊斯美尔（Soran Ismail）则是库尔德族喜剧演员，在瑞典度过了大半生。2010年，他们在街上偶遇，争吵起来（伊斯美尔这边是两个人——一女一男），这场争吵严重影响了这三位政治家的命运。
那时，瑞典民主党还没能进入议会，但当该党在瑞典议会获得席位、阿勒姆奎斯特成为议员之后，争吵的视频被曝光了。三名政治家都辱骂了伊斯美尔——其中尤其多次使用了“babbe”一词，这是对外来移民的侮辱性俚语。阿勒姆奎斯特还特别强调：“这是我的国家，不是你的。”争吵到最后，三人拿了附近楼里的铁管作为武器，于是瑞典媒体把该事件称为“铁管丑闻”。
这个丑闻的影响是严重的：阿勒姆奎斯特不仅从议会辞职，还退出了政坛，目前住在匈牙利。
3. 纳税奇迹
该事件已经过去30年了，但由于太有启示作用，我们不可能不提。它终结了司法大臣乌维·雷纳（Uwe Rainer）的政治生涯，尽管他并没有正式违反任何法律，可他的道德声誉受损。
正如瑞典《晚报》（Aftonbladet）所发现的，乌维·雷纳利用合法手段将他应交纳的个人所得税降到了最低值。作为社会民主党员，这种行为至少是很奇怪的：这个政党支持高税收，希望将其用于重新分配，使全社会受益。如果雷纳工资低，也许瑞典人会对此视而不见，但是事情发生在雷纳领导整个瑞典邮政的时候——作为最高层管理人员，他的薪水是每年两百多万克朗。在奥洛夫·帕尔梅（Olof Palme）的保护下，雷纳转到了瑞典最高法院任职，但他在那里只工作了九天。媒体继续爆料他在财务方面的丑闻：大家发现，他把钱从瑞典转到了瑞士——尽管还是合法的，可在道德上站不住脚。
4. 败于握手
绿党党员亚斯瑞·汉（Yasri Khan）曾被认为是前途无量的年轻政治家，在该党常委会中占有一席之地。2016年4月，他却变成了坏人——汉在接受电视台采访时，拒绝和女记者握手，相反地，根据他的宗教信仰，把手按在了心口处。这一举动在党内外都引起了不满，汉不得不退出绿党。
汉说，他的行为并不是缺乏尊重，更不是性别歧视。“对我而言，人们如何用语言来问好以互相表示尊重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怎么做。”他写道。
他接着说，“有些人（见面时）拥抱，有些人接吻，还有人会互相碰鼻”，但决定用哪种方式来表示亲密的问候取决于当事人，这是他的个人选择。绿党并不认同汉的理由：作为党员，他应该对男性和女性一视同仁。
5. 过热之吻
如果说不少政治家可能会对媒体敬而远之，那么前首相弗里德里克·赖因费尔特（Fredrik Reinfeldt）的国务秘书（助手）乌尔丽卡·申斯特勒姆（Ulrica Schenström）则恰恰相反——她和一个媒体代表的关系过分密切了。
2007年10月底，《晚报》的摄影记者拍到了几张照片，从照片上能清楚地看到瑞典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家之一（《焦点》杂志将她列为瑞典王国的第17号人物）正一边喝酒，一边亲吻TV4频道的政治专栏记者安德斯·皮尔布拉登（Anders Pilbladom）。
无论皮尔布拉登还是申斯特勒姆都否认有亲吻的行为——据两人称，他们只是在交谈；他们之间没有任何亲密关系。然而，某些疑点还是足以构成丑闻。首先，他们是在申斯特勒姆的工作时间见面喝酒的。其次，明显有利益冲突在——作为首相的助理，她知道许多能引起政治观察员兴趣的内幕。第三，这可能是一种以酒为形式的“受赂”行为——在皮尔布拉登买了单之后（据瑞典媒体披露，账单总计945克朗，按照现在的汇率，约相当于人民币700多元）。
根据弗里德里克·赖因费尔特向媒体发表的申明判断，他对失去身边最近的共事者感到忧虑，但也无能为力：否则这一丑闻可能会影响到他的职业生涯。
6. 与保安之争
安娜·谢丁（Anna Sjödin）领导社会民主党的青年联盟，并在社会主义青年国际联盟任职。2006年，她因在“疯马”酒吧的丑闻被迫辞职。
1月29日，她和同事一起到疯马酒吧消遣。凌晨2点左右，保安认为谢丁喝了太多酒，要求她离开，但被她拒绝。于是，她和保安之间爆发了大声争吵。一名叫做巴巴克·亚米（Babak Yamei）的保安据说叫谢丁“妓女”，而她则用种族主义的言论回敬他。接下来发生了什么无从得知，但谢丁收到了四项指控，其中包括“暴力袭击官员”。
检察官要求判谢丁入狱，但法庭最终判决她强制劳动和罚款。谢丁则坚称自己无罪。
7. 三角巧克力案件
上世纪90年代中叶，副首相莫娜·萨林（Mona Sahlin）是瑞典社会民主党党魁的竞争者之一（也很可能成为首相一职的竞争者）——但她的职业生涯中断在了所谓的“三角巧克力事件”上。瑞典《快报》（Expressen）发现萨林将工作银行卡用于私人采购，采购的物品中包括三角巧克力。
萨林称，这些采购是一种预付款的形式，其他党员也会这样做——而且，关于这种卡的使用规则并没有过详细说明。她的新闻秘书补充说，这种卡不是哪里都接受的，所以萨林用它有点像是为了补偿抵消——有些地方需要先垫私人的钱，之后再刷公家的卡来抵消。
在萨林辞职后，一个特别调查证实她并没有犯罪。她再次成为一个值得信赖的党员并当上瑞典社会民主党魁是十年以后的2007年的事情了。但莫娜·萨林没能成为首相。
8. 扮贵宾犬
社会民主党党员扬·W·卡尔森（Jan W. Karlsson）经常上新闻头条——由于他用公款在家开派对，由于他对其他政治家发表的粗俗评论（把美国前总统乔治·W·布什叫做“该死的德克萨斯人”）。2002年，媒体又开始讨论为什么卡尔森领两份工资——作为大臣一份，而另一份——来自欧洲法院。这位政治家作了一次非常意义深远的道歉，以至于交流策略专家保罗·耶布森（Paul Jebsen）把他的行为与贵宾犬的举动相类比：它知道自己错了，想要获得主人的原谅，于是仰面朝天，挥舞爪子。
“göra en hel pudel”这一表述（字面意思是，“扮成一条完完全全的贵宾犬”）不仅在瑞典适用于所有官方道歉，也传到了如英语等其他语言中——在英国，首先使用它的是《金融时报》。继“hel pudel”之后，又有了“halv pudel”（“半条贵宾犬”）的说法——这是指道歉不够彻底和真诚。想要知道这种表述的普及度，看一下瑞典语维基百科上贵宾犬这一词条用了多少文字来对其进行阐述就知道了。
顺便说一句，与瑞典传统相反，卡尔森的两个职位都保住了。他的道歉是完完全全的“hel”，而不是“halv pudel”。
9. 停车不当
前述政要都在国家一级，而各地区级的政治家也需谨言慎行。例如在哥德堡，人民党（自由派）代表里坦德·埃里克（Litander Eric）被迫从市议会辞职就是因为他没有交共计1.8万克朗的47项停车罚款。所有罚款都记录在里坦德的公车上。
这名人民党党员完全认罪，付了罚金。而且，他还在当地报纸《哥德堡邮报》（Göteborgs-Posten）上撰文悔罪，向市民致歉。但他也禁不住指出，在瑞典第二大城市停车是个问题——要么找不到车位，找到的又贵得惊人。
“在这种情况下，我和我邻居的选择是：要么就像那么多人一样，每个月就拿几次罚单，要么每个月付一千到一千五百克朗，租个私人车库，要么就寄希望于在市政停车场里争取到个位子，而且是个长期的位子。”这位官员写道。也许，从经济的角度出发，他做了正确的选择；但从职业发展的角度看——绝对不正确。
10. 桃色交易
作为一名享誉世界的杰出金融家和政治家，斯文·奥托·利托林（Sven Otto Littorin）的经历丰富多彩。上世纪90年代初，他把瑞典银行从危机中拯救出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继而又推荐如法炮制地从2008年金融危机中脱身），然后投身政坛，加入温和党，2006年成为政府的就业大臣。他在最后这个职位上一直工作到2010年卷入性丑闻。
《晚报》找到了一名声称为了钱和斯文·奥托·利托林睡觉的妇女。在刊登的报道中，这名妇女讲述了他如何找到她、在哪里约会、付给她多少钱等细节。当编辑要利托林对此发表评论时，他却因为“私人原因”辞了职。
“我的孩子们比工作对我来说更重要。”他解释道。他正在与妻子办离婚手续：俩人在讨论，孩子们该跟谁一起生活。
> 我来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