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康思想研究高宣扬：拉康及其思想
当代西方人文艺术思潮（上海交通大学公共课）
第三单元：拉康及其思想
上海交通大学 高宣扬
拉康（Jacques Lacan, 1901-1981）是法国杰出的精神分析学家和心理学家，也是当代法国思想界、学术界和文化界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在他个人横跨20世纪四分之三的绝大部分时间内，他不仅创造出震撼学术界的辉煌思想产品和具有重要价值的理论著作，为法国和整个世界的文化宝库增添了丰富的精神遗产，而且，还积极参与了一系列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并在各个历史事件中，总是主动地和尽其所能地扮演了恰如其分的角色。
• 拉康为人类文化事业所做出的杰出贡献，使他在当代法国、以致整个世界的文化史上，占据重要的地位。
• 拉康在整个西方的当代思想史上，常常被称为“20世纪的弗洛伊德”，或者，“法国的弗洛伊德”。但拉康本人并不喜欢把他简单地同弗洛伊德等同起来，也不喜欢别人把他当成“另一个弗洛伊德”，因为他坚信自己已经根本地有别于弗洛伊德；他是一个“超越弗洛伊德”的人。问题在于：“超越弗洛伊德”的人，按照拉康本人的说法，必须是“阅读弗洛伊德的人”。拉康明确地说：为了使精神分析学成为一门科学，最好的办法，就是返回到弗洛伊德的著作，因为作为一门科学的精神分析学，是由弗洛伊德奠定的；而要在新的时代里创造性地发展精神分析学，是绝对绕不过弗洛伊德。
• 拉康之成为拉康，是由于他的生命特质及其创造精神，其核心就是把生活本身当成语言的戏剧般的创作历程。这个语言活剧的主角是拉康本人，他以自己的实际创造行动，借助于语言的内在创造力量及其灵活多变的创作艺术，进行自我创作、自我导演和自我演出；与此同时，拉康又善于使自身的角色复杂化和不断层次化，通过想像、象征和各种媒介，通过语言在这些媒介中的穿透能量及灵活策略，在借助他者的中介化过程中，使自身与他者建立强而有效的具有生产性的紧张关系。
一 拉康思想的生命基础
1901
拉康生于巴黎1901年4月13日出生于法国巴黎第三区的博马歇大街95号。当时，拉康的父母经营酒醋制造和推销业务，生意兴隆，家产富足。当拉康出生时，他的父亲阿尔菲特•查尔士•马里•保尔•拉康（简称阿尔菲特•拉康），由于在酒醋生意方面的成功，赢得了巴黎醋业商界许多同行的拥戴，被选上巴黎醋业商会的代表。
拉康的母亲爱米丽•费力宾•玛丽•波德丽，原是传统的金饰工艺匠的女儿，非常虔诚的天主教徒，为人严肃认真，做事冷静沉着，精明能干，无论在任何时候，都能保持清醒的头脑。拉康的母亲对天主教的虔诚使拉康从小就在宗教教育的浓厚气氛中成长。这也决定了拉康在初中阶段是在天主教的斯坦尼史拉斯中学(Collège Stanislas)度过的。
•拉康。拉康出生后的第二年，他的弟弟雷蒙诞生，接着，在第三年，妹妹玛德莲•马里•艾玛奴尔诞生。到1908年，拉康的小弟弟马克•弗朗斯瓦•马里出世。从此，拉康就作为长子，面对着父母，对自己的弟弟妹妹享有某种特权。据拉康本人后来进行自我分析时所说，他从小形成一种很浓厚的“老大哥”的特权意识；对父母，总是希望他们给于他特别的照顾，对弟弟妹妹却要求他们向他让步。当家里人表现对小弟弟的过分宠爱时，他会愤愤不平而向弟弟妹妹发泄私愤。在这种“长子情结”的驱使下，拉康一再地向父母要求礼物、金钱和其它特殊待遇，经常无理取闹，故意制造事件，以引起别人对他的注意力，有意识地制造“以我为中心”的气氛。据后来拉康自己的自我分析，他的“长子情结”实际上是隐含着更复杂的心理结构，特别潜藏着充当弟弟的“父亲”的情绪，这对后来拉康提出的“父亲的名字”(noms du père)具有决定性影响。
拉康曾在多次的精神分析学讨论会上，列举他祖父的实例，说明他所提出的“父亲的名义”的概念的内涵，强调在父权制社会中，“父亲的名义”对于人的心理结构及其语言能力的影响，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拉康的弟弟马克•弗朗斯瓦•马里曾经写道：拉康的名字中，留有比他爸爸更重要的祖父的名字埃米尔[1]，对于他实施了比他父亲更严格的父权的功效；这对拉康后来发现“父亲的名义”的心理意义，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1902-1907
弗洛伊德在维也纳家中定期组织精神分析学“星期三研讨会”，卡尔·阿伯拉罕(Karl Abraham)、奥托·兰克(Otto Rank)、桑多尔·菲伦基(Sandor Ferenczi)、路德维希·宾斯万格(Ludwig Binswanger)、爱伦斯特·琼斯(Ernest Jones)、鲁安德列阿斯-莎洛美(Lou Andreas-Salomé)及阿尔夫特·阿德勒(Alfred Adler)等人频繁出席。接着，从1906年起，弗洛伊德与荣格通讯。
1910
弗洛伊德的《性学三论》在英语译本在美国出版。同年，国际精神分析学学会(IAP)在德国纽伦堡成立。
1913
弗洛伊德与荣格决裂。
拉康进入斯坦尼史拉斯中学之后，教他哲学和文学的，第一位是庄·加尔维(Jean Calvet, )修士。他的保守的天主教神学观点，使他只是向他的学生灌输他个人所偏爱的哲学家和文学家的思想观点。但他在教学中，持有严谨认真的作风，对学生要求严格，经常逐个地指导学生阅读课外读物，并关心学生们的身体健康。
拉康从庄·加尔维修士那里所学到的，主要是传统的和古典的作品，其中包括笛卡儿、帕斯卡尔、拉辛、博歇和拉封丹等人的著作。所有那些具有强烈叛逆精神的‘现代派’诗人和作家，如波德莱尔、马拉美等人的作品，都被排除掉。对于启蒙思想家，学校也严格把关，不希望学生们得到过多的反宗教思想。
拉康以其超群的天分和卓越的才华，年年名列前茅获得高成绩，赢得学校和同学的尊重和敬佩。这也使他滋长傲慢情绪和自大的性格。他在许多情况下是不会服输的。一种强烈的上进心和不顾一切地追求榜首，使拉康在班级里孤芳自赏；他宁愿孤独，有意识地与一般同学保持一段距离。
1914-1918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期间，拉康的爸爸以后勤供应官的身份参军服役。家里的商业生意全由他妈妈代管。这时，拉康已经十四岁。在他的心灵中，战争的残酷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亲眼看到一批一批的伤病，被抬到暂时改为战时医院的学校庭院里。这一令人辛酸的景象，对他今后选择医学专业的方向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大约从十四岁起，拉康就感受到哲学思维的乐趣，深深地着迷于哲学。在中学时，他通过老师和课本的引导，认识了斯宾诺莎的哲学。从此，拉康花费很多时间阅读、思考和探索哲学理论。在他的寝室的墙上，挂着简述斯宾诺莎的《伦理学》基本内容的图表，使他可以天天凭视觉而同哲学打交道。斯宾诺莎所采用的几何学推理方法，使他感到方法的严谨性对于思维深入运作的重要意义。为了深入理解斯宾诺莎的主要著作《伦理学》的内容，他从头到尾阅读，并对其中较为深奥的部分，作了记号。他试图一步一步地掌握《伦理学》的基本概念、定理和公式，并试图发现各个定理之间的相互关系。当老师讲述斯宾诺莎不畏强暴而坚持真理的时候，他更是由衷地钦佩斯宾诺莎的为人。拉康翻阅了关于斯宾诺莎的有关参考书，更深入了解了这位荷兰哲学家的经历和思想体系。
1918-1919
拉康在十七岁左右，学校来了一位新的哲学教师，名叫庄·巴鲁济。这是一位在哲学方面有很高造诣的老师。庄·巴鲁济在法国哲学界有很高的声望，是赫赫有名的世界级中世纪思想史专家埃建·吉尔松以及著名的科学史家柯以列的亲密朋友。庄·巴鲁济虽然是天主教哲学史专家，但也是一位理性主义者。他有清醒的头脑，在学术研究中，总是谨慎地摆脱天主教神学的观点的影响，使他能够撰写出具有科学价值的宗教学著作。在1886年，他和一些哲学家一起，创建了巴黎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的宗教史和宗教学专业。在这以前，法国还没有专门研究宗教的学术机构。由于庄·巴鲁济等人的创举，法国从此建立了宗教学，脱离教会和神学的直接影响，从科学理论、历史和比较研究的角度，对宗教进行客观的科学研究。
庄·巴鲁济给予拉康很深的影响。他引导年青的拉康了解斯宾诺莎，并由此逐步地深入学习哲学，带领他迈入深奥的真理殿堂。拉康从此经常同他的这位哲学老师一起讨论问题，深受启发，也促进拉康加速思想方面的成熟，使他越来越对文学、艺术、历史以及各种思潮发生强烈的兴趣，从而奠定了拉康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坚实基础。
1919
入巴黎医学院学习。
1920
梅拉尼·克莱因(Melanie Klein, 1882-1960)先后在柏林和伦敦采用新方法对儿童实行精神分析；开启了与弗洛伊德的女儿安娜·弗洛伊德的争论的序幕。
拉康本人已达服兵役的年龄，但由于身体瘦弱而被批准免于从军，直接报名入学于巴黎医学院。
1922
在巴黎，二月，上演了Henri-René Lenormand导演的戏剧《贪吃梦的人》(Le mangeur de rêves)，著名演员乔治·毕多耶夫(Georges Pitoëff)扮演治疗患有神经质疾病的年轻女病人的精神病医生。戏剧展示了医生同其女病人之间的悲剧性爱情，剧本以患者的自杀和对精神分析学的否定而告终。
1923
犹太血统的女学者Eugene Sokolnicka在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向社会工作医生讲授精神分析学。
弗洛伊德接受了癌症治疗手术，同时，弗洛伊德著《自我与原我》正式出版。
1923年及其后，在法国各医学院的课堂上，拉康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听到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理论。由此，拉康初步掌握了弗洛伊德所说的潜意识等基本概念。对于长期受到中学传统思想教育的拉康来说，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似乎为他打开了一扇视野极为广阔的窗户，使他看到了许多用传统眼光所看不到的东西。拉康由此走出少年时代所形成的狭小精神生活圈，使他真正体会到理性主义之外的“天外有天”的令人惊异和振奋的感觉。在弗洛伊德的启发下，拉康决心继续走这条通往传统藩篱之外广阔新领域的探险式创造的道路。于是，他利用课余时间，认真阅读弗洛伊德著作的一些法文译本。但是，当时法国学术界对于弗洛伊德的认识还是非常有限。弗洛伊德的许多著作，还没有翻译成法文。
受到达达主义和精神分析学的影响，在拉康的思想中，逐渐形成一种新的思维模式，力图寻求在表面的秩序背后的荒谬和无序。他认为，越是引而不发和藏而不显的事物，越是值得追求和回味。在拉康所阅读的《文学》杂志中，刊载了一批达达主义作家和艺术家的作品，使他大开眼界。拉康还约见超现实主义的首领人物、作家安德烈·布列东(André Breton, 1896-1966)以及菲利普·苏波(Philippe Soupault, 1897-1990)，同他们交谈请教，使拉康迅速地提升了对于达达主义和精神分析学的认识。
拉康结交了当时法国极端民族主义的右翼分子查尔斯·穆拉(Charles Maurras1858-1952)，并在他的引导下加入了右翼政党：“法兰西行动党”(l’Action française)。
1925
拉康开始阅读尼采并特地写了一份读书笔记，赞颂尼采哲学。在拉康的读书笔记中，他还表现了对德国哲学的关注，对英国哲学则有所保留。
由于逐渐增长的叛逆情绪，拉康开始对宗教产生反感，为此与家人发生争执。
1926
巴黎精神分析学协会于11月成立。拉康在巴黎医学院所属圣安妮医院(Hopital Sainte-Anne)专门从事精神治疗的专业。当时，拉康的精神治疗学老师是Gaëtan Gatian de Clérambault。与此同时，拉康还结识了Henri Ey et Pierre Mâle。
拉康在一位神经病学专科女医生迪奥菲尔·阿拉珠安妮(Theophile Alajouanime)的指导下，对一位患精神极端紧张症(hypertonie)的病人进行医学观察。这对拉康来说是首次临床医学实习。患者是65岁的女病人，因受到严重刺激，得了痴呆症。
拉康本人受到尼采思想的影响，明显地表现了对宗教的反感，而对社会上流行的各种自由主义思想及思潮表现了强烈的兴趣。与此相反，拉康的弟弟于1929年决定加入天主教教团，成为一名修士。
1927
拉康继续在巴黎圣安妮精神病院学习治疗精神病的医学方法。与此同时，他还先后到巴黎地区警察局所属的精神病患者诊疗所进行临床实习，在亨利·鲁舍尔医院学习法医学。
整个20年代，拉康越来越对哲学感兴趣，尤其专注于尼采、雅斯贝尔斯和海德格尔。
1929
弗洛伊德与美国纽约精神分析学学会会长布里尔(Abraham Arden Brill, 1874-1948)就精神分析中是否采用医学方式而发生争论。
1930
拉康到苏黎世大学所属的布尔格尔兹利精神病治疗所(Clinique du Burghölzli)实习两个月，他的指导老师就是汉斯·迈尔(Hans Wolfgang Maier, 1882-1945)，一位著名的精神分析学家。拉康来到这里，亲身体验到这所具有历史意义的诊疗中心的历史氛围，因为弗洛伊德本人曾经在这里向他的老师布勒尔(Eugene Bleuer, 1857-1939)学习神经解剖学及精神病治疗学。
与此同时，拉康从师于德国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家鲁温斯坦(Rudolph Loewenstein, 1898-1976)。
1931
拉康获得法院精神分析师资格。
1932
拉康获得国家博士学位，其论文为《论偏执狂及其与个性的关系》。在进行博士论文答辩之前，拉康曾经在德国精神分析学家Rudolph Loewenstein的指导下进行精神治疗学的实习，并同时成为了巴黎精神分析学会的成员。
1933
拉康遇见玛丽-路易斯·布朗丹(Marie-Louise Blondin)，后来在1934年，拉康娶她为妻，此后，他们生下大女儿伽罗琳、儿子迪波及小女希碧尔。
开始从事精神分析工作，任精神分析主治医生。
1933-1939
柯杰夫(Alexandre Kojève)在巴黎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主持题为“黑格尔著作导读”的黑格尔研讨会。拉康与雷蒙·阿隆(Raymond Aron)、雷蒙·格诺(Raymond Queneau)、让·依波利特(Jean Hyppolite)、 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与乔治·巴岱(Georges Bataille)等出席听课。
1934
拉康加入巴黎精神分析学学会。
1936
拉康在马里恩巴德(Marienbad)的学术研讨会上发表论文《论镜像阶段》(Le stade du miroir)。这是国际精神分析学学会的第十四次大会(le XIVe Congrès psychanalytique international)，在8月2日至8日，由荣格主持。1936年8月3日下午三点40分，拉康在本届大会的第二场学术会上发表他的论文。后来，他的这篇论文被《国际精神分析学学刊》(The Internatioan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刊登在1937年一月第18卷的第一部分。发表时，论文被列入<The Looking-glass Phase>的栏目。
同年8月至10月，拉康在马里恩巴德-奴阿穆基耶(Marienbad-Noirmoutier)撰写“‘现实原则’之外”(Au-delà du <Principe de réalité>)，并于同年发表在《精神治疗学的演化》(L’Evolution psychiatrique)的“弗洛伊德研究专号”(numéro spécial d’études freudiennes)的第67至86页。
1938
巴黎召开精神分析学学会，受到纳粹的迫害，精神分析学家到英美避难。弗洛伊德从维也纳到伦敦，途径巴黎时与玛丽·波拿巴特公主相遇。
1940
拉康爱上乔治·巴岱的妻子希尔维亚·玛格列(Sylvia Maklès)。其实，乔治·巴岱从1933年起便与他的妻子希尔维亚·玛格列分居，但他们之间一直未办正式离婚手续，以致当希尔维亚·玛格列遇见拉康时，她仍然冠以巴岱之姓。
1941
拉康与希尔维亚·玛格列生下他们的第一位孩子幽迪兹，导致拉康原妻提出离婚，但直到战后才真正完成他们的离婚手续。
在战争期间，拉康不再讲课，但仍然执行他的精神治疗职业。
1944
成为萨特、德波娃、加缪、毕加索及梅洛-庞蒂的朋友，经常在一起讨论哲学和政治问题。
1945
3月，撰写《逻辑时间及预期确定性的肯定》(Le temps logique et l’assertion de certitude anticipée)，发表于《1940至1945年的艺术手册》(Les cahiers d’Art: 1940-1945)。
1948
拉康成为自由职业者。
5月中旬，在布鲁塞尔举行的第21次法语国家精神分析学代表大会上发表《精神分析中的侵凌性》(L’agressivité en psychanalyse)，并接着刊登于当年的《法国精神分析学杂志》(Revue française de psychanalyse)第三期。
1949
7月，在第十六届国际精神分析学苏黎世大会上发表《镜像阶段是‘自我’功能的形成》(Le stade du miroir comme formateur de la fonction du Je)，并接着刊登于当年10至12月出版的《法国精神分析学杂志》第四期上。
1950
拉康开始进行他的“短程精神治疗”(séances courtes)。
1951
拉康的短程治疗法受到批评，拉康从此与其他派别的精神分析学家发生分歧，巴黎精神分析学会隐含分裂的危险。
从这一年起，拉康明显地举起“回到弗洛伊德”(retour à Freud)的口号。在这个口号下，拉康所实行的精神分析，主要依据精神病患者所讲述的话语，并把其话语的前后过程及其周在因素，当成精神分析的主要目标。
1951-1953
拉康在进行他在巴黎圣安医院的精神分析学教学的第一阶段，重点围绕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五讲》，初步提出“象征性/想象性/现实性”三联环交错的概念。
1953
与希尔维亚·玛格列正式结婚，但直到结婚前夕，希尔维亚·玛格列仍然带有其前夫巴岱之姓。
拉康辞去巴黎精神分析学会会长职务，达尼尔·拉加斯(Daniel Lagache)决定退出巴黎精神分析学会，并组织成立大学院校式的法国精神分析学会，著名的精神分析学家弗朗斯瓦斯·朵尔多(Françoise Dolto)与朱丽叶·法维兹-布东尼耶(Juliette Favez-Boutonnier)紧接着跟进。国际精神分析学会决定：在调查清楚之前不承认新的法国精神分析学会。
在罗马宣读“罗马报告”。
拉康明确导入“现实、想象、象征”的三联环交错概念，提出巴洛美纽结模式，从此成为拉康最重要的思想核心之一。
拉康从此也更明确地转向列维-施特劳斯的结构主义，重新解释索绪尔和贾克伯森的结构主义语言学。
1953-1963
拉康在巴黎圣安医院从事精神分析学的教学，同时，他委托他的女婿Jacques-Alain Miller，全权整理拉康在研讨会上的发言和讲话。
1954-1955
拉康的研讨会主题是关于弗洛伊德学说和精神分析技术中的“自我”(Le Moi dans la theorie de Freud et dans la technique de la psychanalyse)的问题。后来，Jacques-Alain Miller把这一部分的拉康讲演录整理成“拉康研讨会第二卷：弗洛伊德学说和精神分析技术中的‘自我’”，于1977年交由巴黎门槛出版社出版。
1955
在拉康农村别墅接见来访的海德格尔。
拉康在乡村别墅接见来访的海德格尔
1955-1956
环绕心理问题(Les psychoses)主持研讨会；拉康在研讨会上强调他的“象征性”和“他者”概念的重要性，并讲述他自己应用这两个概念进行精神治疗的经验。贾克-阿兰·米勒在1981年将本研讨会文献整理成《拉康研讨会第三卷：心理事物》。
1956-1957
主持关于对象关系(la relation d’objet)的研讨会。对象，作为精神分析学所探讨的基本概念，对精神分析学理论的建构是非常重要的；而在精神治疗的医学实践中，它也同样重要。贾克-阿兰·米勒后来在1994年才整理成《拉康研讨会第四卷：对象关系与弗洛伊德的结构》。
1957-1958
主持关于无意识的形成(les formations de l’inconscient)的研讨会，贾克-阿兰·米勒后来整理成《拉康研讨会第五卷：无意识的形成》，于1998年出版。
1958-1959
主持关于欲望及其诠释的研讨会。
1959-1960
主持关于精神分析学的伦理学的研讨会，贾克-阿兰·米勒后来于1986年把讲稿整理成《拉康研讨会第七卷：精神分析学的伦理学》。
1960
精神分析学家昂利·埃(Henri Ey)在圣弗洛朗定·德·博纳瓦尔修道院组织关于无意识的研讨会，一大批新一代精神分析学家，如德勒兹、梅洛-庞蒂及让·依波利特等出席了研讨会，并主要环绕拉康1的无意识概念进行深入的讨论。从此，拉康的无意识定义“无意识被结构化成为语言”，流传在学术界。而且，这场研讨会也标志着法国精神分析学运动进入一个新阶段，人们把“是否拥护拉康思想”定为区分精神分析学队伍的标志。
1960-1961
主持关于转移(le transfert)的研讨会, 贾克-阿兰·米勒后来把它整理成《拉康研讨会第八卷：转移》，于1991年出版。
1961-1962
主持关于身份认同(Identification)的研讨会。
1962-1963
主持关于焦虑(l’angoisse)的研讨会，拉康详尽地讲述他的“对象小 a”的理论，强调“对象小 a”越来越远地偏离主体与能指的关系网络。
1963
在11月20日的研讨会上，拉康提出了“父亲的名字”(Le nom du père)的概念；“名字”(le nom)一词，他当时以用法语名词单数。但是，当时也正是巴黎精神分析学学会(la Société psychanalytique de Paris)与法国精神分析学学会(la Société Française de psychanalyse)发生争执而导致分裂的时候。拉康不得不中断他在研讨会上的演讲，导致这次关于“父亲的名字”主题未能实现详尽论述。随后，当拉康再次获得机会论述“父亲的名字”的时候，他特地就此进行说明，并列出他多年来思考和论述这个主题的时间表，强调这个概念的提出与“焦虑”(l’angoise)的问题密切相关。
1964
主持“精神分析学的四大基本概念”(Les quatres concepts fondamentaux de la psychanalyse)研讨会。贾克·阿兰··米勒后来于1973年把讲稿整理成《拉康研讨会第十一卷：精神分析学四大基本概念》。
创办法国弗洛伊德学院(École freudienne de Paris)，其前身称为法国精神分析学院(École française de psychanalyse)。与此同时，(Daniel Lagache, Jean-Bertrand Pontalis, Didier Anzieu et Jean Laplanche)等人建立他们的“法国精神分析学学会”(Association psychanalytique de France)。
1964-1965
主持关于精神分析学的关键问题的研讨会。
1966
《拉康文集》(Ecrits)由巴黎门槛出版社出版。
赴美国讲学。
1967
赴意大利讲学。
1969
在巴黎第八大学创办精神分析学系。
1970
前往比利时电台主持系列讲座。
1973
《电视访谈录》(Sur la television)由巴黎门槛出版社出版
1974
法国电视台播放拉康访问录
1975
再次赴美讲学
1979
创办“弗洛伊德园地基金”
1980
解散巴黎弗洛伊德学院，改办巴黎弗洛伊德事业学院。
1981
拉康病逝于9月9日。
二 儿童心理的镜像阶段
儿童心理的镜像阶段的假设，是拉康于1936年提出，并经历多年思考和不断完善化之后终于在1960年前后确定下来；足见这套理论的重要性和复杂性。在这期间，拉康实际上面临两个重要论题，即关于“现实、想象与象征性的三联环交错运作模式”及“对象小写 a”，这也就是“他者”、“能指”、“欲望”和“身体”的复杂关系及其在心理活动中的影响。
拉康的镜像理论图示
打叉的大写S表示被分割的主体(le sujet divisé),大写 M表示镜子，大写 A表示“大写的他者”(le grand Autre)，大写 C表示自己的身体(le corps propre)，小写 a表示欲望的对象(l‘objet du désir)，而 i’(a)表示理想的“我”(moi idéal)，大写 S表示无意识的主体(sujet de l‘inconscient)，大写 I表示自我的理想(idéal du moi)
弗洛依德精神分析学特别强调欲望的潜意识基础，把欲望的主要形成动力归结为潜意识的本能冲动(pulsion instinctive)。但拉康却从语言运用的角度深入揭示了欲望的对象及其与主体的关系问题。在拉康那里，欲望的对象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任何欲望并不是主体潜意识的内在要求的结果，而是在与他人的交往中，在语言的社会运用中，受到主体之外的他人的影响和刺激，根据象征符号的运作规则而形成的。
在他的儿童镜像期心理研究中，拉康就已经很明确地指出：人对于自身主体的认识，并不是靠其主观意识的单向成长过程，也不是单靠其内在本能欲望的推动，而是靠他同他者以及与他者同时介入的象征性世界的关系而形成的。人从儿童时期开始，就透过象征性的中介认识自己、主体和对象。人的欲望对象、形成动力及其变化，都是从儿童的镜像阶段就已经确定下来。从那时起，象征性本身就是最有潜力无限展开的“他者”。
人在其成长中所接触到的‘他者’有三种：以象征形式而直接表现出来的各种符号和信号；以特定身份出现的有形体的个人；以占有特定时空结构的物理形体。但所有这些他者，归根究底，都将以象征性的结构展示在人的面前。它作为一种中介，作为第三者，从人的最早心理发展阶段，就以一种‘引导者’的身份，指引人认识自己、进行自我认同，并同他人和整个外在世界发生关系。他者从来都不是单纯以其时空结构的死框架出现在人的面前。
他者在‘会说话的人’的面前，始终都是以象征的性质及结构而活生生地呈现出来的。因此，‘他者’与‘象征’不仅是同时出现在人的面前，而且两者也是同时以象征性的运作规律相互影响、并推动人的整个心理发展过程。拉康说：婴儿期的儿童难以活动，全靠照护，但还是欢快地接纳了他的镜像。这种快乐的接纳，似乎在一种典范的情境里暴露了象征的母体。在此，‘我’突然处于某种原始形式，然后，又透过他者的认同辩证法，‘我’被具体对象化了；语言也普遍性地使‘我’恢复了主体功能。
显然，对于儿童主体性建构的机制，拉康并不满足于弗洛依德关于‘恋母情结’的解释。因此，在拉康的上述关于儿童镜像期的论文中，拉康进一步得出结论说：相对于在镜像中所发现的‘原始的我’，弗洛依德所说的‘里比多’标准化功能只能置于第二位(Ibid.)。拉康认为，最关键的，是‘能指’(le signifiant)的神秘功能。他认为，正是透过‘能指’，儿童才有可能走出他们的模糊的想象捕捉物的范围而进入象征性的世界。拉康认为，‘能指’所发挥的作用是无所不在的(Lacan, J. 1966: 509)。‘能指’是一切表象和观念的前提。弗洛依德曾经不知不觉地区分了儿童的‘语词观念’、‘事物观念’、‘语音观念’以及‘图像观念’，并区分了内生精神心理能量(énergie psychique endogène)和外生精神心理能量(énergie psychique exogène)。
弗洛依德低估了语言符号的能指功能，使他无法说明人的成长过程中的主体性意识与语言运用的关系。拉康却高度重视语言运用在意识发展中的作用，强调‘能指’的出现，在一个人意识成长中的决定性影响，并特别深入分析了‘能指’的自律性主动创造功能。他认为，能指就是一切表象和观念的基础，是人的精神心理能量的主要来源。
人其成长中，透过与他人的来往和言说，使自己认识了世界，也认识了自己。‘能指’在其运作过程中，能够产生出连说话者自己都意想不到的事情：那就是能指在运作中，不仅引出了所指，更重要的，是能指自身也同时进行自我生产，导引出一系列超越主体意识的效果。在这里，最关键的，是话语的应用引入了他者，或者，也可以说，他人在人的言说中进入了主体，使主体发生连主体自己都无法控制的新变化。在这个意义上说，人是被语言所言说，而他者倒成为主体的替身，使主体消失无踪。
具体的论述是在同他人的沟通中发出的，而儿童向他人发出的任何要求，从一开始是靠一系列‘能指’展示开来。所以，儿童的任何要求并不是像弗洛依德所说的那样依据快乐的原则(le principe du plaisir)。由于一切要求都透过言语来作为表达中介，致使言语永远一再地要求其它的东西。所以，在产生和表达要求的过程中，欲求的对象永远都是隶属于能指的永恒换喻的系列中。在这个意义上说，要求本身的提出就必然地包含着欲求的无止尽的不满足状态。
拉康不同于弗洛依德，他在考察人的思想精神生活同整个社会的相互关系时，并不以传统规范和社会秩序的稳定性作为出发点。拉康如实地探讨人的主体性形成过程，尤其深入探索人的语言论述同他的主体性建构的密切关系，使他发现作为人的主体意识基础的潜意识同语言论述之间的内在关系。在他看来，潜意识就是处于‘前论述’阶段的个人语言运用能力的缩影。潜意识表现了未说出论述以前的个人意识的模糊状态及其无自主性。而潜意识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处于意识和前意识之下，作为它们两者的基础；而是在于：潜意识作为一种潜在的语言运用能力，具有引导人进一步走向更复杂的想象世界的潜力，也保证了人在同其所在的世界的接触中能够时时从被动转化为主动，使自己能够获得更大的自由。
在虚无中无限追求和超越自己的欲望
早在他的儿童镜像阶段理论中，拉康就已经清楚地揭示婴儿在镜像前面所发现的‘象征的母体’(la mère symbolique)原来是空洞无物。他说，在镜像中的原始的‘我’，乃是理想的我；它一方面将是二次认同的源泉，另一方面又使自我机制在同社会环境相遇之前成为一种立足于虚构基础上的倒状装置(Lacan, J. 1966)。
儿童的镜像认识，作为人的自我认识及其同一性的原始记录，是观察人的认识及其思想创造活动的奥秘的基础。
首先，儿童在发现自己的镜像时，一方面看到了自己，从而试图由此抓住‘我’；另一方面又发现这种好不容易生平第一次被发现的‘我’，原来只是一种虚假的形象。
第一，‘我’是在同镜子这个外在的‘他者’的相遇中被发现的。没有镜子就不可能使儿童发现自我。所以，镜子这个他者是发现‘我’的中介，又是发现‘我’的关键因素。这说明：人只有在他同世界的他物和社会上他者的接触中，才能发现自己。孤立的人自身是不可能存在的；不但不可能认识周在世界，而且，也不可能认识自己。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孤立的人自身，没有同他人和他者发生关系的人，是等于空无，等于不存在。由此可见，人是从自己的不存在出发而走向存在的。人的存在的基础就是虚无，就是空洞的自我，就是在他者中反射出来的象征物。人是透过同他人和同他者的接触而脱离了虚空状态、走向发现自己的第一步。
第二，当人自身透过他者而发现自己时，却又发现自己所认识的‘我’，原来是不存在的虚幻形象。在镜中的‘我’，虽然可以作为‘我’的自我认识的标准和参照物，但它本身又是只存在于镜中的幻影。这样一来，终于被发现的‘我’，到头来，还不过是不确实的自我对应物罢了。
第三，儿童在意识到自己的镜像竟是一种幻影时，并不因此而沮丧、失望、逃避或失去兴趣，而是激起他的游戏兴趣，并借此而不断地探索其中的奥妙，从中唤起他的新的乐趣，促使他进一步去认识自己和世界，也进一步不断产生他的新欲望，并同时也不断地试图超越它。这样一来，作为欲望对象的镜像，反过来又成为产生新欲望的温床。
第四，这个产生欲望温床的欲望对象，其实是虚无的幻影，是一种象征罢了。所以，人在其生存中所无限追求的欲望，归根到底，也只是一种虚幻的事物；或者，更确切地说，只是一种虚空的象征罢了。人靠象征认识自己，也靠象征不断超越自己和超越世界，还同时靠象征不断欺骗自己和安慰自己。
问题还在于：儿童所遇到的镜像，不只是虚幻，不只是一种幻影，而且，它还是一种对称式的‘倒影’或‘投射光环’。儿童在镜像中所发现的自己，不是真正的自己身体的有形体，而是它的‘倒转的对称物’。这个‘对称’，不只是指它在形象方面是对称的，而且，还意味着它在实际生活和活动能力方面也是正相对立的：真正的我，是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生命体；而在镜像中的‘我’，是没有血肉的、毫无生命的幻影。凡在镜像中呈现的状态，正好是现实中的‘我’的对称物；人永远无法看到自己的真实的面目。这意味着：人要靠他的无生命的‘镜像化的虚假躯壳’来生存和讨生活。
当一个人尚未有能力把握自己的镜像以前，也就是说，当他尚未有能力依据颠倒式的自身幻影来认识自己和整个世界以前，他只能处于一种‘不成熟’的阶段。换句话说，人只有不断地透过与镜像中虚幻的倒影打交道，才能学会真正的生活本领。因此，这种生活本领实际上就是欺骗和颠倒事实的本领，一种掩盖事实真相的本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拉康说，“镜像似乎是可见世界的入口”。人的一生，就是同这种虚空的镜像打交道的过程。
镜像中的那个‘我’既然是空洞的和虚幻的，又为什么还要成为人们无止尽追求和关心的对象呢？当人们感到欠缺时，他总是要对着镜像做一个比较，从中发现自己的缺欠，从中发现自己所要的东西。所以，那空洞的镜像也是欲望的发动机。严格地说，它既是欲望的对象，又是欲望的动力基础。它归根究底就是与人的无止尽的欲望密切相关。
镜像实际上就是象征性的副本，就是一种表示自身身份和隐藏整个神秘的世界的象征物。如前所述，镜像根本不是实际的‘我’。镜像虽然不是实际的‘我’，它却实实在在地是由于真实的‘我’而投射出来的。所以，镜像的象征性一方面表示它作为象征本身的空无性，另一方面又表示它所象征的那个真实的‘我’的空无性，同时还表示空无的象征是密切地同现实的世界、现实的自身联系在一起。但是，不管是什么样的空无性，它又确确实实是事物本身。空无也是事物。空无是确实的存在。这正是一切象征的特性。
作为虚无的象征，由于它是虚无的，它更加可以成为一切欲望的对象和源泉。拉康为此将‘阳具’(phallus)比喻成这样的欲望对象和源泉。在人的生活中，阳具就是这样的一种纯象征物，它以其虚无的象征状态，可以激起各种各样的欲望。他说：“阳具是最具优势和具有优先地位的‘能指’；凡是它出现的地方，言说就自然地同欲望的降临联系在一起”(Lacan, J. 1966: 692)。阳具作为纯粹的差异(le phallus comme différence pure)，从其整体上，指谓着‘所指’的所有效果；也就是说，它作为能指而以其本身的出现，成为了一切所指的效果的前提条件。由此可见，阳具成为了消除掉欲望对象和消除需求的能指的‘原型’(le phallus est l’archétype du signifiant comme annulation de l’objet du besoin et de la demande)，也成为欲望的象征性虚无的‘认同’或‘核准’。凡是阳具出现的地方，就会自动地产生欲望和欲求；它本身就是欲望的对象和源泉，也是欲望的动力基础。阳具的这种神秘功能，不是来自别的任何地方，而是恰恰来自它本身的纯粹象征性！人对于虚无的追求和欲求，人的欲望的虚无性，其最终根源和基础，就是来自阳具在人的生活中的出现和存在。
对于人来说，他的悲剧就在于：他要透过其自身的幻影，即其虚无化的自身，才能发现自己！人就是这样一种奇怪的动物：他有他自己的尊严，他需要有一种能使自己感到自尊的尊严和人格，但他不能靠他自己，不能靠他本身的力量，而是必须靠与他相遭遇的他者，靠在他之外的第三者，靠一个中介，并把自己的真实形象在那个中介中转化成虚幻的假相，才能最终使自己认识自己，使自己能够与他人、他者和整个世界打交道，从此实现他的一切梦想和理想，着手实现他的一切计划。正如拉康所说：从此以后，人要把自己的命运同那个虚假的幻影连成一体(Lacan, J. 1966)。
人的这种生存悲剧性，表面看来给予人的存在带来许多麻烦或困扰。但它在实际上又是为人的更大自由开辟新的前景的基础条件。人是一个以追求和不断扩大其自由领域为其生存基本条件的生命体。人的这种特点，虽然还有它的其它原因，但上述‘自我’和‘欲望对象’的虚妄性本身，也是形成人追求无限自由的真正动力。不仅如此，而且，这还是扩大自由的可能性的基础。唯有在缺乏和虚无中，自由才是无限可能的。所以，不但是欲望的无限性和自我的虚假性，而且，人的死亡幻影，作为时时缠扰着人的生存的象征物，也是无限追求和扩大自由的基本条件。
拉康集中研究了存在、死亡、欲望和思想创造活动的相互关系，使后人更清楚地洞察到人类思想创造活动的无限广阔可能性。人的欲望对象的虚妄性给予人类文化创造活动带来无以伦比的积极意义。首先，正如拉康所指出的，它为人的精神和思想创造活动提供无限的动力。从亚里士多德以来，人就被定义为‘无止尽地惊奇的动物’。‘惊奇’就是好奇，就是对于超越的无限渴望，就是对于现实的无限否定，并在否定中不断地实现对于现实的改造。正因为如此，人才有可能成为哲学的创造者，成为具有自我创造和自我毁灭能力的生物。人的自我创造和自我毁灭是同时进行的两面：两者是互相牵制和互相补充的，是互为条件。人不能幻想不完成自我毁灭就可以完成自我创造；反之亦然。关键在于如何调整两者的关系，并在其相互调整中实现人的理想的目标。拉康指出：人的上述特性，使人的认识活动具有某种‘妄想狂’的特征。这种所谓‘妄想狂’，虽然可以归属于‘精神异常’，但它归根到底是最正常的创造活动的典范。拉康认为，人在其自然现实中的有机体的‘匮乏’，是人的无限创造及其无限地产生‘妄想’的实际基础(Lacan, J. 1966)。有了这一切，人才成为创造性的生命体。
拉康又说，“镜像期是一出戏剧，它的内在驱力猛然由匮乏转向期待，这就为沉迷于空间认同诱惑的主体产生了一系列幻觉，…”。如果说这一切构成了人的创造活动的思想动力的话，那么，在睡梦中，它又可以转换成为不连贯的‘碎片化的身体’的形式，以各种毫无逻辑的肢体形式出现在梦幻中。这是人的创造能量的剩余力量的发挥和升华，也是人的正常创造活动的补充和必要的自我慰藉。不管是想象中，还是梦幻中，身体的匮乏和碎片化，都验证了这样一条真理：人是在虚无中进行自我创造的动物。整个镜像期的出现和完成，都意味着：“透过对于他者的欲望，它将全部人类知识转化为中介；又透过他者的合作，它在一个抽象的对等物中组构它的对象，并将‘我’转化为一部这样的机器：对它而言，每一次本能驱动都构成一次危险，…”。
三 巴洛美纽结
（一）破除精神分析学的神话
在拉康以前，精神分析学往往被当成是揭示人类心灵深处的奥秘的一门学问；而且，它研究的，并不只是一般心灵，而是最难以理解的精神错乱的内在根源，是某种不可见的神秘病灶。所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仍然被其专家们视为专业性很强而常人不可轻易掌握的玄妙学问。与此同时，精神分析学长期以来也被当成是精神分析学师的“主体性”的展现，似乎成为精神分析学师主体摆布精神病患者的命运的“魔术表演”。
（二）语言和心理活动及其分析工作的悖论
拉康揭开了精神分析学的神秘面纱，把它直接地与话语、特别是患者的话语连接在一起。因此，精神分析的主要工作，就是集中地针对精神病患者所说出的话语，进行一系列的“解码”活动。这就带动了法国哲学界及人文社会科学界对语言及其话语形式的全面探讨，使精神分析学成为揭示语言创造力及其游戏规则的有效理论武器。
但另一方面，也正是由于拉康强调语言话语的重要性，使他又把语言及人的心理活动的神秘一面发挥到淋漓尽致的程度，而且，由此而把语言活动及其效果再次引入更神秘的境界。这是拉康思想的悖论及其深刻性。
拉康的创造性发现，使语言的结构直接地与主体的无意识的欲望联系在一起。但是，这还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语词、话语、文字或文本，不但是主体的，而且在更多的情况下，还是他者的。而且，在这里，不管是主体，还是他者，都随时可以改变，即随时可以转换其身份，以致使主体也好，他者也好，都不是传统论述中所一贯加以确定化的统一体和同一体。拉康指出：能指这个链条本身，“由于我们已经把它理解成非中心化的因素，即把它从原来固定在一定地方的位置中解脱出来而置于无中心的位置上(la place excentrique)，那么，如果我们尊重弗洛伊德的话，我们应该把它置于无意识的主体位置上”。
（三）主体的非中心化
拉康发展了弗洛伊德无意识理论，使无意识和语言都不再局限于传统精神分析学所确定的主体网络中，而是置于“非中心的位置”；也就是说， “无意识的主体”是可以随无意识和语言的飘动而游动于无中心的网络中。为此，拉康称主体为“被切割的主体” ( la coupure du sujet)。
拉康很明确地认为：人的欲望归根结底是与语言有关的。人所说出来的语言，不但包含着深在心底的欲望，而且，它还同欲望本身的动向、内容及其实施程度密切相关。欲望的语言性，也决定了它的“他者性”，因为语言是在与他者的交错互动中发生作用的。这样一来，揭示欲望的性质及其奥秘，也不可避免地同揭示语言的性质密切相关。
（四）以语言为核心的象征游戏
当拉康注视人的精神活动的时候，他首先关注的，不是抽象的和内在的精神或思想本身，而是作为精神和思想的通道、中介和表达形式的语言。对他来说，语言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使精神和思想得以具体化和现实化，而且还在于它表现了人的精神和思想的社会性，使精神和思想的真正奥秘得以揭示出来，还原了人作为社会动物和作为语言动物的真正本质。拉康把人当成在社会关系和交往中存在的思想生命体，而人却只能通过语言和象征的中介，才能以社会文化的创造者和享用者的身份，在社会及其历史中延续下来。
（五）现实、象征性与想象力的三联环交错纽结(le triade de RSI)
拉康认为，通过镜像阶段的认识活动，主体具备着某种识别能力，意识到主体本身在与外在世界的接触中所认识到的形象，无非就是客观对象的一种变形。拉康认为，这是主体的一种想象中的变形。然而，这并不是主体的任意想象产物，而是主体借助于呈现在主体面前的客体，即借助于‘现实’本身的因素，又通过主体本身所具备的象征能力而想象出来的客体变形。拉康从这里引伸出关于个性和人格的想象、象征和现实的三层次结构的学说。
这个图形显示了“自我”(le moi)与他者的关系中的异化:(1) S表示弗洛伊德所指的Es，即无意识的主体，它是处于难以言喻和愚蠢地位的主体，是限于语言陷阱并对语言无知的主体。(2) a‘表示“小他者”(petit autre)，它是可与“自我”相重叠的“另一个自我”、并由此而使主体显现出来(un autre moi superposable au moi dans lequel se voit le sujet)。(3) a表示“自我”，并由此显示主体，“自我”也因此自信这个“自我”就是他自己。显然，这是一种异化，一种想象中的理解，一种杜撰出来的“身份”。(4) A 指“大他者”(Grand Autre)，指的是他人眼光中所看到、并被象征化的“主体”(symbolise relativement à un sujet ce qui est perçu d'autrui)；但它又不是“自身”(le soi)。只有这样，它才能一方面被思考和被反思出来，另一方面又未能真正显示其自身。
拉康把自己的“他者”概念与弗洛伊德相区分，强调实际生活的“欲望”中所掩饰的“他者”。拉康使用新的“他者”概念，借此表明：他者是“能指”之处所(le lieu du signifiant)，它无非是面对另一个能指所显示的主体。拉康由此指出：“一个能指，就是对其他能指而言的主体”(un signifiant est ce qui représente un sujet pour un autre signifiant)。因此，“他者”并非单纯是通过他者的主体化，而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象征性结构，是言语和话语能够发生作用的关键领域，“主体是以相反的形式从他者那里接受他自身的信息”(Le sujet reçoit de l'Autre son propre message sous une forme inversée)。
在《第廿二次研讨会文集：论“现实、象征和想象”（R S I）》(Le Séminaire XXII: R S I, 1974-1975)中，拉康指出：人所生活的世界是由“现实、象征和想象”所扭结而成的。“现实、象征和想象”三大因素，各自成双地相互扭结成交错的轴线(trois ronds de ficelle)。他以天主教十六世纪圣人查里斯．巴洛美(Saint Charles Barromée, 1538-1584)命名由这三大轴线所组成的扭结，称之为“巴洛美扭结”(le noeud barroméen)。
在组成人格的三大轴线中，想象的部分是一种由镜像阶段所产生出来的混杂统一体，它是主体在镜像阶段所记录下来的有关外在世界的复杂图像，其中包括有意识的、无意识的、知道的以及想象到的各种成份。在这个意义上说，外在世界是主体的一种想象图像，只是它并非一种单一成份的任意编造出来的图像，而是必须对这个图像的成份进行深入的分析，发现其中各种不同成份，并指明其性质和运作机制。也就是说，必须将主体想象中的外在世界图像同主体的象征能力以及现实本身的结构结合在一起加以探讨。
象征的世界当然由某种多样的符号所构成的。不论产生符号还是运用符号，都是人的特殊能力，也是人进行各种心灵思想创造活动的动力和基础，又是人同外在世界打交道、并对外在世界进行改造的中介因素。象征把人的能力、内在世界以及实际活动同外在世界联系在一起，并使人对于自己所面对的外在世界不处于纯粹被动消极的地位，而是反过来采取具有主体性的积极主动态度，以其本身所固有的象征能力，将外在世界所提供的各种有利于自身的因素加以改造，使之变为有利于主体、或适应于主体创造精神的因素。象征对于人发挥其主体性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而且象征也是人同外在世界打交道、并使之改造成有利于人的世界的不可缺少的中介力量。这就是说，没有象征能力，不仅人的思想创造精神无法发挥和运作，而且，人也无从对付极端复杂的外在世界，更无从改变外在世界对于人的摆布。
想象的世界同象征的世界相结合就是现实的世界，就是具有主体性的人所面对的外在现实世界。人所面对的世界永远都不是客观中立的外在因素组合体，而是同人的主观能力及其欲愿和实际活动紧密相关的。外在世界在人的主体性真正地树立起来以前，只是一种‘未知数’。在人面前的外在世界，其性质及其实际意义，端看人的想象和象征能力如何对待。
在《研讨会第廿二论文集》(Séminaire, livre XXII: RSI. 1974-1975)中指出：象征论不只是语言学的结构的二重化及其复杂化的层面的产物，而且象征结构也构成了「秩序」本身。作为语言结构和秩序本身的象征结构，决定了整个社会和文化结构的象征性，同时也决定了自我心里特质的象征性结构，还决定了个人与社会之间、历史和现实之间、物质和精神之间的复杂关系。
对当代法国思想的影响
拉康生活的年代，对他的思想的创建是得天独厚：首先，他出生在1901年，使他成为20世纪法国思想家中最年长的一位：福柯的老师冈贵连(Georges Canguilhem)生于1904年，萨特和雷蒙·阿隆1905年，列维纳斯1906年，让·伊波利特和布朗索1907年，列维-施特劳斯、梅洛-庞帝和西蒙·德波娃1908年，西蒙娜·薇依1909年，生物学家贾克·莫诺(Jacques Monot)1910年，保尔·利科和卡缪1913年，罗朗·巴特1915年，阿尔图塞1918年…。天时地利，拉康成为了连接19世纪和20世纪的关键思想家。拉康20至40岁，即1920年代至40年代期间，是他建构自己的思想的青壮年时代，又恰好生活在法国思想发生剧变的时期：柏格森主义、知识哲学、弗洛伊德主义、超现实主义、语言学的“布拉格-巴黎学派”的结构主义、乔治·巴岱耶的新尼采主义、科杰夫对黑格尔思想的新估价、文学艺术以及自然科学思想的新转变…，所有这些，为拉康“重新阅读弗洛伊德”以及由此创建“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提供良好的思想理论条件。
我们看到：拉康的思想，孕育在20世纪20年代，形成在30年代，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至50年代中期进入成熟时期，使他有可能从1953年起，连续主持他的独具特色的精神分析学研讨会，并以此为基础逐渐形成他的学派。
他的思想又在60年代经历1968年学生运动的冲击和检验：人们说，精神分析学是1968年学生运动的“酵母”(ferment du movement étudiant de mai 1968[2])。
在70年代的关键时刻，拉康又与正在激烈变动中的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相遭遇，同语言符号论的新思潮以及各种艺术理论发生激烈碰撞，使拉康的思想体系本身的发展，自然而然地变成了法国20世纪思想史的一个缩影。
综上所述，拉康本人的生命成长及其思想形成发展历程，在时间和空间的交错复杂结构中，与法国20世纪的思想和文化的整个历史运动相互渗透和相互影响，使拉康无可争议地占据了关键的历史地位，成为我们分析法国20世纪思想的焦点人物。从1920年代以后出生的法国当代哲学家，福柯(1926-1984)、德勒兹(1925-1995)、德里达(1930-2004)、利欧塔(1924-1998)…都或多或少受到拉康的影响。
第三单元：拉康及其思想
上海交通大学 高宣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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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康（Jacques Lacan, 1901-1981）是法国杰出的精神分析学家和心理学家，也是当代法国思想界、学术界和文化界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在他个人横跨20世纪四分之三的绝大部分时间内，他不仅创造出震撼学术界的辉煌思想产品和具有重要价值的理论著作，为法国和整个世界的文化宝库增添了丰富的精神遗产，而且，还积极参与了一系列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并在各个历史事件中，总是主动地和尽其所能地扮演了恰如其分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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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康为人类文化事业所做出的杰出贡献，使他在当代法国、以致整个世界的文化史上，占据重要的地位。
• 拉康在整个西方的当代思想史上，常常被称为“20世纪的弗洛伊德”，或者，“法国的弗洛伊德”。但拉康本人并不喜欢把他简单地同弗洛伊德等同起来，也不喜欢别人把他当成“另一个弗洛伊德”，因为他坚信自己已经根本地有别于弗洛伊德；他是一个“超越弗洛伊德”的人。问题在于：“超越弗洛伊德”的人，按照拉康本人的说法，必须是“阅读弗洛伊德的人”。拉康明确地说：为了使精神分析学成为一门科学，最好的办法，就是返回到弗洛伊德的著作，因为作为一门科学的精神分析学，是由弗洛伊德奠定的；而要在新的时代里创造性地发展精神分析学，是绝对绕不过弗洛伊德。
• 拉康之成为拉康，是由于他的生命特质及其创造精神，其核心就是把生活本身当成语言的戏剧般的创作历程。这个语言活剧的主角是拉康本人，他以自己的实际创造行动，借助于语言的内在创造力量及其灵活多变的创作艺术，进行自我创作、自我导演和自我演出；与此同时，拉康又善于使自身的角色复杂化和不断层次化，通过想像、象征和各种媒介，通过语言在这些媒介中的穿透能量及灵活策略，在借助他者的中介化过程中，使自身与他者建立强而有效的具有生产性的紧张关系。
一 拉康思想的生命基础
1901
拉康生于巴黎1901年4月13日出生于法国巴黎第三区的博马歇大街95号。当时，拉康的父母经营酒醋制造和推销业务，生意兴隆，家产富足。当拉康出生时，他的父亲阿尔菲特•查尔士•马里•保尔•拉康（简称阿尔菲特•拉康），由于在酒醋生意方面的成功，赢得了巴黎醋业商界许多同行的拥戴，被选上巴黎醋业商会的代表。
拉康的母亲爱米丽•费力宾•玛丽•波德丽，原是传统的金饰工艺匠的女儿，非常虔诚的天主教徒，为人严肃认真，做事冷静沉着，精明能干，无论在任何时候，都能保持清醒的头脑。拉康的母亲对天主教的虔诚使拉康从小就在宗教教育的浓厚气氛中成长。这也决定了拉康在初中阶段是在天主教的斯坦尼史拉斯中学(Collège Stanislas)度过的。
•拉康。拉康出生后的第二年，他的弟弟雷蒙诞生，接着，在第三年，妹妹玛德莲•马里•艾玛奴尔诞生。到1908年，拉康的小弟弟马克•弗朗斯瓦•马里出世。从此，拉康就作为长子，面对着父母，对自己的弟弟妹妹享有某种特权。据拉康本人后来进行自我分析时所说，他从小形成一种很浓厚的“老大哥”的特权意识；对父母，总是希望他们给于他特别的照顾，对弟弟妹妹却要求他们向他让步。当家里人表现对小弟弟的过分宠爱时，他会愤愤不平而向弟弟妹妹发泄私愤。在这种“长子情结”的驱使下，拉康一再地向父母要求礼物、金钱和其它特殊待遇，经常无理取闹，故意制造事件，以引起别人对他的注意力，有意识地制造“以我为中心”的气氛。据后来拉康自己的自我分析，他的“长子情结”实际上是隐含着更复杂的心理结构，特别潜藏着充当弟弟的“父亲”的情绪，这对后来拉康提出的“父亲的名字”(noms du père)具有决定性影响。
拉康曾在多次的精神分析学讨论会上，列举他祖父的实例，说明他所提出的“父亲的名义”的概念的内涵，强调在父权制社会中，“父亲的名义”对于人的心理结构及其语言能力的影响，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拉康的弟弟马克•弗朗斯瓦•马里曾经写道：拉康的名字中，留有比他爸爸更重要的祖父的名字埃米尔[1]，对于他实施了比他父亲更严格的父权的功效；这对拉康后来发现“父亲的名义”的心理意义，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1902-1907
弗洛伊德在维也纳家中定期组织精神分析学“星期三研讨会”，卡尔·阿伯拉罕(Karl Abraham)、奥托·兰克(Otto Rank)、桑多尔·菲伦基(Sandor Ferenczi)、路德维希·宾斯万格(Ludwig Binswanger)、爱伦斯特·琼斯(Ernest Jones)、鲁安德列阿斯-莎洛美(Lou Andreas-Salomé)及阿尔夫特·阿德勒(Alfred Adler)等人频繁出席。接着，从1906年起，弗洛伊德与荣格通讯。
1910
弗洛伊德的《性学三论》在英语译本在美国出版。同年，国际精神分析学学会(IAP)在德国纽伦堡成立。
1913
弗洛伊德与荣格决裂。
拉康进入斯坦尼史拉斯中学之后，教他哲学和文学的，第一位是庄·加尔维(Jean Calvet, )修士。他的保守的天主教神学观点，使他只是向他的学生灌输他个人所偏爱的哲学家和文学家的思想观点。但他在教学中，持有严谨认真的作风，对学生要求严格，经常逐个地指导学生阅读课外读物，并关心学生们的身体健康。
拉康从庄·加尔维修士那里所学到的，主要是传统的和古典的作品，其中包括笛卡儿、帕斯卡尔、拉辛、博歇和拉封丹等人的著作。所有那些具有强烈叛逆精神的‘现代派’诗人和作家，如波德莱尔、马拉美等人的作品，都被排除掉。对于启蒙思想家，学校也严格把关，不希望学生们得到过多的反宗教思想。
拉康以其超群的天分和卓越的才华，年年名列前茅获得高成绩，赢得学校和同学的尊重和敬佩。这也使他滋长傲慢情绪和自大的性格。他在许多情况下是不会服输的。一种强烈的上进心和不顾一切地追求榜首，使拉康在班级里孤芳自赏；他宁愿孤独，有意识地与一般同学保持一段距离。
1914-1918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期间，拉康的爸爸以后勤供应官的身份参军服役。家里的商业生意全由他妈妈代管。这时，拉康已经十四岁。在他的心灵中，战争的残酷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亲眼看到一批一批的伤病，被抬到暂时改为战时医院的学校庭院里。这一令人辛酸的景象，对他今后选择医学专业的方向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大约从十四岁起，拉康就感受到哲学思维的乐趣，深深地着迷于哲学。在中学时，他通过老师和课本的引导，认识了斯宾诺莎的哲学。从此，拉康花费很多时间阅读、思考和探索哲学理论。在他的寝室的墙上，挂着简述斯宾诺莎的《伦理学》基本内容的图表，使他可以天天凭视觉而同哲学打交道。斯宾诺莎所采用的几何学推理方法，使他感到方法的严谨性对于思维深入运作的重要意义。为了深入理解斯宾诺莎的主要著作《伦理学》的内容，他从头到尾阅读，并对其中较为深奥的部分，作了记号。他试图一步一步地掌握《伦理学》的基本概念、定理和公式，并试图发现各个定理之间的相互关系。当老师讲述斯宾诺莎不畏强暴而坚持真理的时候，他更是由衷地钦佩斯宾诺莎的为人。拉康翻阅了关于斯宾诺莎的有关参考书，更深入了解了这位荷兰哲学家的经历和思想体系。
1918-1919
拉康在十七岁左右，学校来了一位新的哲学教师，名叫庄·巴鲁济。这是一位在哲学方面有很高造诣的老师。庄·巴鲁济在法国哲学界有很高的声望，是赫赫有名的世界级中世纪思想史专家埃建·吉尔松以及著名的科学史家柯以列的亲密朋友。庄·巴鲁济虽然是天主教哲学史专家，但也是一位理性主义者。他有清醒的头脑，在学术研究中，总是谨慎地摆脱天主教神学的观点的影响，使他能够撰写出具有科学价值的宗教学著作。在1886年，他和一些哲学家一起，创建了巴黎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的宗教史和宗教学专业。在这以前，法国还没有专门研究宗教的学术机构。由于庄·巴鲁济等人的创举，法国从此建立了宗教学，脱离教会和神学的直接影响，从科学理论、历史和比较研究的角度，对宗教进行客观的科学研究。
庄·巴鲁济给予拉康很深的影响。他引导年青的拉康了解斯宾诺莎，并由此逐步地深入学习哲学，带领他迈入深奥的真理殿堂。拉康从此经常同他的这位哲学老师一起讨论问题，深受启发，也促进拉康加速思想方面的成熟，使他越来越对文学、艺术、历史以及各种思潮发生强烈的兴趣，从而奠定了拉康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坚实基础。
1919
入巴黎医学院学习。
1920
梅拉尼·克莱因(Melanie Klein, 1882-1960)先后在柏林和伦敦采用新方法对儿童实行精神分析；开启了与弗洛伊德的女儿安娜·弗洛伊德的争论的序幕。
拉康本人已达服兵役的年龄，但由于身体瘦弱而被批准免于从军，直接报名入学于巴黎医学院。
1922
在巴黎，二月，上演了Henri-René Lenormand导演的戏剧《贪吃梦的人》(Le mangeur de rêves)，著名演员乔治·毕多耶夫(Georges Pitoëff)扮演治疗患有神经质疾病的年轻女病人的精神病医生。戏剧展示了医生同其女病人之间的悲剧性爱情，剧本以患者的自杀和对精神分析学的否定而告终。
1923
犹太血统的女学者Eugene Sokolnicka在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向社会工作医生讲授精神分析学。
弗洛伊德接受了癌症治疗手术，同时，弗洛伊德著《自我与原我》正式出版。
1923年及其后，在法国各医学院的课堂上，拉康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听到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理论。由此，拉康初步掌握了弗洛伊德所说的潜意识等基本概念。对于长期受到中学传统思想教育的拉康来说，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似乎为他打开了一扇视野极为广阔的窗户，使他看到了许多用传统眼光所看不到的东西。拉康由此走出少年时代所形成的狭小精神生活圈，使他真正体会到理性主义之外的“天外有天”的令人惊异和振奋的感觉。在弗洛伊德的启发下，拉康决心继续走这条通往传统藩篱之外广阔新领域的探险式创造的道路。于是，他利用课余时间，认真阅读弗洛伊德著作的一些法文译本。但是，当时法国学术界对于弗洛伊德的认识还是非常有限。弗洛伊德的许多著作，还没有翻译成法文。
受到达达主义和精神分析学的影响，在拉康的思想中，逐渐形成一种新的思维模式，力图寻求在表面的秩序背后的荒谬和无序。他认为，越是引而不发和藏而不显的事物，越是值得追求和回味。在拉康所阅读的《文学》杂志中，刊载了一批达达主义作家和艺术家的作品，使他大开眼界。拉康还约见超现实主义的首领人物、作家安德烈·布列东(André Breton, 1896-1966)以及菲利普·苏波(Philippe Soupault, 1897-1990)，同他们交谈请教，使拉康迅速地提升了对于达达主义和精神分析学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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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康结交了当时法国极端民族主义的右翼分子查尔斯·穆拉(Charles Maurras1858-1952)，并在他的引导下加入了右翼政党：“法兰西行动党”(l’Action française)。
1925
拉康开始阅读尼采并特地写了一份读书笔记，赞颂尼采哲学。在拉康的读书笔记中，他还表现了对德国哲学的关注，对英国哲学则有所保留。
由于逐渐增长的叛逆情绪，拉康开始对宗教产生反感，为此与家人发生争执。
1926
巴黎精神分析学协会于11月成立。拉康在巴黎医学院所属圣安妮医院(Hopital Sainte-Anne)专门从事精神治疗的专业。当时，拉康的精神治疗学老师是Gaëtan Gatian de Clérambault。与此同时，拉康还结识了Henri Ey et Pierre Mâle。
拉康在一位神经病学专科女医生迪奥菲尔·阿拉珠安妮(Theophile Alajouanime)的指导下，对一位患精神极端紧张症(hypertonie)的病人进行医学观察。这对拉康来说是首次临床医学实习。患者是65岁的女病人，因受到严重刺激，得了痴呆症。
拉康本人受到尼采思想的影响，明显地表现了对宗教的反感，而对社会上流行的各种自由主义思想及思潮表现了强烈的兴趣。与此相反，拉康的弟弟于1929年决定加入天主教教团，成为一名修士。
1927
拉康继续在巴黎圣安妮精神病院学习治疗精神病的医学方法。与此同时，他还先后到巴黎地区警察局所属的精神病患者诊疗所进行临床实习，在亨利·鲁舍尔医院学习法医学。
整个20年代，拉康越来越对哲学感兴趣，尤其专注于尼采、雅斯贝尔斯和海德格尔。
1929
弗洛伊德与美国纽约精神分析学学会会长布里尔(Abraham Arden Brill, 1874-1948)就精神分析中是否采用医学方式而发生争论。
1930
拉康到苏黎世大学所属的布尔格尔兹利精神病治疗所(Clinique du Burghölzli)实习两个月，他的指导老师就是汉斯·迈尔(Hans Wolfgang Maier, 1882-1945)，一位著名的精神分析学家。拉康来到这里，亲身体验到这所具有历史意义的诊疗中心的历史氛围，因为弗洛伊德本人曾经在这里向他的老师布勒尔(Eugene Bleuer, 1857-1939)学习神经解剖学及精神病治疗学。
与此同时，拉康从师于德国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家鲁温斯坦(Rudolph Loewenstein, 1898-1976)。
1931
拉康获得法院精神分析师资格。
1932
拉康获得国家博士学位，其论文为《论偏执狂及其与个性的关系》。在进行博士论文答辩之前，拉康曾经在德国精神分析学家Rudolph Loewenstein的指导下进行精神治疗学的实习，并同时成为了巴黎精神分析学会的成员。
1933
拉康遇见玛丽-路易斯·布朗丹(Marie-Louise Blondin)，后来在1934年，拉康娶她为妻，此后，他们生下大女儿伽罗琳、儿子迪波及小女希碧尔。
开始从事精神分析工作，任精神分析主治医生。
1933-1939
柯杰夫(Alexandre Kojève)在巴黎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主持题为“黑格尔著作导读”的黑格尔研讨会。拉康与雷蒙·阿隆(Raymond Aron)、雷蒙·格诺(Raymond Queneau)、让·依波利特(Jean Hyppolite)、 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与乔治·巴岱(Georges Bataille)等出席听课。
1934
拉康加入巴黎精神分析学学会。
1936
拉康在马里恩巴德(Marienbad)的学术研讨会上发表论文《论镜像阶段》(Le stade du miroir)。这是国际精神分析学学会的第十四次大会(le XIVe Congrès psychanalytique international)，在8月2日至8日，由荣格主持。1936年8月3日下午三点40分，拉康在本届大会的第二场学术会上发表他的论文。后来，他的这篇论文被《国际精神分析学学刊》(The Internatioan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刊登在1937年一月第18卷的第一部分。发表时，论文被列入<The Looking-glass Phase>的栏目。
同年8月至10月，拉康在马里恩巴德-奴阿穆基耶(Marienbad-Noirmoutier)撰写“‘现实原则’之外”(Au-delà du <Principe de réalité>)，并于同年发表在《精神治疗学的演化》(L’Evolution psychiatrique)的“弗洛伊德研究专号”(numéro spécial d’études freudiennes)的第67至86页。
1938
巴黎召开精神分析学学会，受到纳粹的迫害，精神分析学家到英美避难。弗洛伊德从维也纳到伦敦，途径巴黎时与玛丽·波拿巴特公主相遇。
1940
拉康爱上乔治·巴岱的妻子希尔维亚·玛格列(Sylvia Maklès)。其实，乔治·巴岱从1933年起便与他的妻子希尔维亚·玛格列分居，但他们之间一直未办正式离婚手续，以致当希尔维亚·玛格列遇见拉康时，她仍然冠以巴岱之姓。
1941
拉康与希尔维亚·玛格列生下他们的第一位孩子幽迪兹，导致拉康原妻提出离婚，但直到战后才真正完成他们的离婚手续。
在战争期间，拉康不再讲课，但仍然执行他的精神治疗职业。
1944
成为萨特、德波娃、加缪、毕加索及梅洛-庞蒂的朋友，经常在一起讨论哲学和政治问题。
1945
3月，撰写《逻辑时间及预期确定性的肯定》(Le temps logique et l’assertion de certitude anticipée)，发表于《1940至1945年的艺术手册》(Les cahiers d’Art: 1940-1945)。
1948
拉康成为自由职业者。
5月中旬，在布鲁塞尔举行的第21次法语国家精神分析学代表大会上发表《精神分析中的侵凌性》(L’agressivité en psychanalyse)，并接着刊登于当年的《法国精神分析学杂志》(Revue française de psychanalyse)第三期。
1949
7月，在第十六届国际精神分析学苏黎世大会上发表《镜像阶段是‘自我’功能的形成》(Le stade du miroir comme formateur de la fonction du Je)，并接着刊登于当年10至12月出版的《法国精神分析学杂志》第四期上。
1950
拉康开始进行他的“短程精神治疗”(séances courtes)。
1951
拉康的短程治疗法受到批评，拉康从此与其他派别的精神分析学家发生分歧，巴黎精神分析学会隐含分裂的危险。
从这一年起，拉康明显地举起“回到弗洛伊德”(retour à Freud)的口号。在这个口号下，拉康所实行的精神分析，主要依据精神病患者所讲述的话语，并把其话语的前后过程及其周在因素，当成精神分析的主要目标。
1951-1953
拉康在进行他在巴黎圣安医院的精神分析学教学的第一阶段，重点围绕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五讲》，初步提出“象征性/想象性/现实性”三联环交错的概念。
1953
与希尔维亚·玛格列正式结婚，但直到结婚前夕，希尔维亚·玛格列仍然带有其前夫巴岱之姓。
拉康辞去巴黎精神分析学会会长职务，达尼尔·拉加斯(Daniel Lagache)决定退出巴黎精神分析学会，并组织成立大学院校式的法国精神分析学会，著名的精神分析学家弗朗斯瓦斯·朵尔多(Françoise Dolto)与朱丽叶·法维兹-布东尼耶(Juliette Favez-Boutonnier)紧接着跟进。国际精神分析学会决定：在调查清楚之前不承认新的法国精神分析学会。
在罗马宣读“罗马报告”。
拉康明确导入“现实、想象、象征”的三联环交错概念，提出巴洛美纽结模式，从此成为拉康最重要的思想核心之一。
拉康从此也更明确地转向列维-施特劳斯的结构主义，重新解释索绪尔和贾克伯森的结构主义语言学。
1953-1963
拉康在巴黎圣安医院从事精神分析学的教学，同时，他委托他的女婿Jacques-Alain Miller，全权整理拉康在研讨会上的发言和讲话。
1954-1955
拉康的研讨会主题是关于弗洛伊德学说和精神分析技术中的“自我”(Le Moi dans la theorie de Freud et dans la technique de la psychanalyse)的问题。后来，Jacques-Alain Miller把这一部分的拉康讲演录整理成“拉康研讨会第二卷：弗洛伊德学说和精神分析技术中的‘自我’”，于1977年交由巴黎门槛出版社出版。
1955
在拉康农村别墅接见来访的海德格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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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康在乡村别墅接见来访的海德格尔
1955-1956
环绕心理问题(Les psychoses)主持研讨会；拉康在研讨会上强调他的“象征性”和“他者”概念的重要性，并讲述他自己应用这两个概念进行精神治疗的经验。贾克-阿兰·米勒在1981年将本研讨会文献整理成《拉康研讨会第三卷：心理事物》。
1956-1957
主持关于对象关系(la relation d’objet)的研讨会。对象，作为精神分析学所探讨的基本概念，对精神分析学理论的建构是非常重要的；而在精神治疗的医学实践中，它也同样重要。贾克-阿兰·米勒后来在1994年才整理成《拉康研讨会第四卷：对象关系与弗洛伊德的结构》。
1957-1958
主持关于无意识的形成(les formations de l’inconscient)的研讨会，贾克-阿兰·米勒后来整理成《拉康研讨会第五卷：无意识的形成》，于1998年出版。
1958-1959
主持关于欲望及其诠释的研讨会。
1959-1960
主持关于精神分析学的伦理学的研讨会，贾克-阿兰·米勒后来于1986年把讲稿整理成《拉康研讨会第七卷：精神分析学的伦理学》。
1960
精神分析学家昂利·埃(Henri Ey)在圣弗洛朗定·德·博纳瓦尔修道院组织关于无意识的研讨会，一大批新一代精神分析学家，如德勒兹、梅洛-庞蒂及让·依波利特等出席了研讨会，并主要环绕拉康1的无意识概念进行深入的讨论。从此，拉康的无意识定义“无意识被结构化成为语言”，流传在学术界。而且，这场研讨会也标志着法国精神分析学运动进入一个新阶段，人们把“是否拥护拉康思想”定为区分精神分析学队伍的标志。
1960-1961
主持关于转移(le transfert)的研讨会, 贾克-阿兰·米勒后来把它整理成《拉康研讨会第八卷：转移》，于1991年出版。
1961-1962
主持关于身份认同(Identification)的研讨会。
1962-1963
主持关于焦虑(l’angoisse)的研讨会，拉康详尽地讲述他的“对象小 a”的理论，强调“对象小 a”越来越远地偏离主体与能指的关系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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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
在11月20日的研讨会上，拉康提出了“父亲的名字”(Le nom du père)的概念；“名字”(le nom)一词，他当时以用法语名词单数。但是，当时也正是巴黎精神分析学学会(la Société psychanalytique de Paris)与法国精神分析学学会(la Société Française de psychanalyse)发生争执而导致分裂的时候。拉康不得不中断他在研讨会上的演讲，导致这次关于“父亲的名字”主题未能实现详尽论述。随后，当拉康再次获得机会论述“父亲的名字”的时候，他特地就此进行说明，并列出他多年来思考和论述这个主题的时间表，强调这个概念的提出与“焦虑”(l’angoise)的问题密切相关。
1964
主持“精神分析学的四大基本概念”(Les quatres concepts fondamentaux de la psychanalyse)研讨会。贾克·阿兰··米勒后来于1973年把讲稿整理成《拉康研讨会第十一卷：精神分析学四大基本概念》。
创办法国弗洛伊德学院(École freudienne de Paris)，其前身称为法国精神分析学院(École française de psychanalyse)。与此同时，(Daniel Lagache, Jean-Bertrand Pontalis, Didier Anzieu et Jean Laplanche)等人建立他们的“法国精神分析学学会”(Association psychanalytique de France)。
1964-1965
主持关于精神分析学的关键问题的研讨会。
1966
《拉康文集》(Ecrits)由巴黎门槛出版社出版。
赴美国讲学。
1967
赴意大利讲学。
1969
在巴黎第八大学创办精神分析学系。
1970
前往比利时电台主持系列讲座。
1973
《电视访谈录》(Sur la television)由巴黎门槛出版社出版
1974
法国电视台播放拉康访问录
1975
再次赴美讲学
1979
创办“弗洛伊德园地基金”
1980
解散巴黎弗洛伊德学院，改办巴黎弗洛伊德事业学院。
1981
拉康病逝于9月9日。
二 儿童心理的镜像阶段
儿童心理的镜像阶段的假设，是拉康于1936年提出，并经历多年思考和不断完善化之后终于在1960年前后确定下来；足见这套理论的重要性和复杂性。在这期间，拉康实际上面临两个重要论题，即关于“现实、想象与象征性的三联环交错运作模式”及“对象小写 a”，这也就是“他者”、“能指”、“欲望”和“身体”的复杂关系及其在心理活动中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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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康的镜像理论图示
打叉的大写S表示被分割的主体(le sujet divisé),大写 M表示镜子，大写 A表示“大写的他者”(le grand Autre)，大写 C表示自己的身体(le corps propre)，小写 a表示欲望的对象(l‘objet du désir)，而 i’(a)表示理想的“我”(moi idéal)，大写 S表示无意识的主体(sujet de l‘inconscient)，大写 I表示自我的理想(idéal du moi)
弗洛依德精神分析学特别强调欲望的潜意识基础，把欲望的主要形成动力归结为潜意识的本能冲动(pulsion instinctive)。但拉康却从语言运用的角度深入揭示了欲望的对象及其与主体的关系问题。在拉康那里，欲望的对象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任何欲望并不是主体潜意识的内在要求的结果，而是在与他人的交往中，在语言的社会运用中，受到主体之外的他人的影响和刺激，根据象征符号的运作规则而形成的。
在他的儿童镜像期心理研究中，拉康就已经很明确地指出：人对于自身主体的认识，并不是靠其主观意识的单向成长过程，也不是单靠其内在本能欲望的推动，而是靠他同他者以及与他者同时介入的象征性世界的关系而形成的。人从儿童时期开始，就透过象征性的中介认识自己、主体和对象。人的欲望对象、形成动力及其变化，都是从儿童的镜像阶段就已经确定下来。从那时起，象征性本身就是最有潜力无限展开的“他者”。
人在其成长中所接触到的‘他者’有三种：以象征形式而直接表现出来的各种符号和信号；以特定身份出现的有形体的个人；以占有特定时空结构的物理形体。但所有这些他者，归根究底，都将以象征性的结构展示在人的面前。它作为一种中介，作为第三者，从人的最早心理发展阶段，就以一种‘引导者’的身份，指引人认识自己、进行自我认同，并同他人和整个外在世界发生关系。他者从来都不是单纯以其时空结构的死框架出现在人的面前。
他者在‘会说话的人’的面前，始终都是以象征的性质及结构而活生生地呈现出来的。因此，‘他者’与‘象征’不仅是同时出现在人的面前，而且两者也是同时以象征性的运作规律相互影响、并推动人的整个心理发展过程。拉康说：婴儿期的儿童难以活动，全靠照护，但还是欢快地接纳了他的镜像。这种快乐的接纳，似乎在一种典范的情境里暴露了象征的母体。在此，‘我’突然处于某种原始形式，然后，又透过他者的认同辩证法，‘我’被具体对象化了；语言也普遍性地使‘我’恢复了主体功能。
显然，对于儿童主体性建构的机制，拉康并不满足于弗洛依德关于‘恋母情结’的解释。因此，在拉康的上述关于儿童镜像期的论文中，拉康进一步得出结论说：相对于在镜像中所发现的‘原始的我’，弗洛依德所说的‘里比多’标准化功能只能置于第二位(Ibid.)。拉康认为，最关键的，是‘能指’(le signifiant)的神秘功能。他认为，正是透过‘能指’，儿童才有可能走出他们的模糊的想象捕捉物的范围而进入象征性的世界。拉康认为，‘能指’所发挥的作用是无所不在的(Lacan, J. 1966: 509)。‘能指’是一切表象和观念的前提。弗洛依德曾经不知不觉地区分了儿童的‘语词观念’、‘事物观念’、‘语音观念’以及‘图像观念’，并区分了内生精神心理能量(énergie psychique endogène)和外生精神心理能量(énergie psychique exogène)。
弗洛依德低估了语言符号的能指功能，使他无法说明人的成长过程中的主体性意识与语言运用的关系。拉康却高度重视语言运用在意识发展中的作用，强调‘能指’的出现，在一个人意识成长中的决定性影响，并特别深入分析了‘能指’的自律性主动创造功能。他认为，能指就是一切表象和观念的基础，是人的精神心理能量的主要来源。
人其成长中，透过与他人的来往和言说，使自己认识了世界，也认识了自己。‘能指’在其运作过程中，能够产生出连说话者自己都意想不到的事情：那就是能指在运作中，不仅引出了所指，更重要的，是能指自身也同时进行自我生产，导引出一系列超越主体意识的效果。在这里，最关键的，是话语的应用引入了他者，或者，也可以说，他人在人的言说中进入了主体，使主体发生连主体自己都无法控制的新变化。在这个意义上说，人是被语言所言说，而他者倒成为主体的替身，使主体消失无踪。
具体的论述是在同他人的沟通中发出的，而儿童向他人发出的任何要求，从一开始是靠一系列‘能指’展示开来。所以，儿童的任何要求并不是像弗洛依德所说的那样依据快乐的原则(le principe du plaisir)。由于一切要求都透过言语来作为表达中介，致使言语永远一再地要求其它的东西。所以，在产生和表达要求的过程中，欲求的对象永远都是隶属于能指的永恒换喻的系列中。在这个意义上说，要求本身的提出就必然地包含着欲求的无止尽的不满足状态。
拉康不同于弗洛依德，他在考察人的思想精神生活同整个社会的相互关系时，并不以传统规范和社会秩序的稳定性作为出发点。拉康如实地探讨人的主体性形成过程，尤其深入探索人的语言论述同他的主体性建构的密切关系，使他发现作为人的主体意识基础的潜意识同语言论述之间的内在关系。在他看来，潜意识就是处于‘前论述’阶段的个人语言运用能力的缩影。潜意识表现了未说出论述以前的个人意识的模糊状态及其无自主性。而潜意识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处于意识和前意识之下，作为它们两者的基础；而是在于：潜意识作为一种潜在的语言运用能力，具有引导人进一步走向更复杂的想象世界的潜力，也保证了人在同其所在的世界的接触中能够时时从被动转化为主动，使自己能够获得更大的自由。
在虚无中无限追求和超越自己的欲望
早在他的儿童镜像阶段理论中，拉康就已经清楚地揭示婴儿在镜像前面所发现的‘象征的母体’(la mère symbolique)原来是空洞无物。他说，在镜像中的原始的‘我’，乃是理想的我；它一方面将是二次认同的源泉，另一方面又使自我机制在同社会环境相遇之前成为一种立足于虚构基础上的倒状装置(Lacan, J. 1966)。
儿童的镜像认识，作为人的自我认识及其同一性的原始记录，是观察人的认识及其思想创造活动的奥秘的基础。
首先，儿童在发现自己的镜像时，一方面看到了自己，从而试图由此抓住‘我’；另一方面又发现这种好不容易生平第一次被发现的‘我’，原来只是一种虚假的形象。
第一，‘我’是在同镜子这个外在的‘他者’的相遇中被发现的。没有镜子就不可能使儿童发现自我。所以，镜子这个他者是发现‘我’的中介，又是发现‘我’的关键因素。这说明：人只有在他同世界的他物和社会上他者的接触中，才能发现自己。孤立的人自身是不可能存在的；不但不可能认识周在世界，而且，也不可能认识自己。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孤立的人自身，没有同他人和他者发生关系的人，是等于空无，等于不存在。由此可见，人是从自己的不存在出发而走向存在的。人的存在的基础就是虚无，就是空洞的自我，就是在他者中反射出来的象征物。人是透过同他人和同他者的接触而脱离了虚空状态、走向发现自己的第一步。
第二，当人自身透过他者而发现自己时，却又发现自己所认识的‘我’，原来是不存在的虚幻形象。在镜中的‘我’，虽然可以作为‘我’的自我认识的标准和参照物，但它本身又是只存在于镜中的幻影。这样一来，终于被发现的‘我’，到头来，还不过是不确实的自我对应物罢了。
第三，儿童在意识到自己的镜像竟是一种幻影时，并不因此而沮丧、失望、逃避或失去兴趣，而是激起他的游戏兴趣，并借此而不断地探索其中的奥妙，从中唤起他的新的乐趣，促使他进一步去认识自己和世界，也进一步不断产生他的新欲望，并同时也不断地试图超越它。这样一来，作为欲望对象的镜像，反过来又成为产生新欲望的温床。
第四，这个产生欲望温床的欲望对象，其实是虚无的幻影，是一种象征罢了。所以，人在其生存中所无限追求的欲望，归根到底，也只是一种虚幻的事物；或者，更确切地说，只是一种虚空的象征罢了。人靠象征认识自己，也靠象征不断超越自己和超越世界，还同时靠象征不断欺骗自己和安慰自己。
问题还在于：儿童所遇到的镜像，不只是虚幻，不只是一种幻影，而且，它还是一种对称式的‘倒影’或‘投射光环’。儿童在镜像中所发现的自己，不是真正的自己身体的有形体，而是它的‘倒转的对称物’。这个‘对称’，不只是指它在形象方面是对称的，而且，还意味着它在实际生活和活动能力方面也是正相对立的：真正的我，是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生命体；而在镜像中的‘我’，是没有血肉的、毫无生命的幻影。凡在镜像中呈现的状态，正好是现实中的‘我’的对称物；人永远无法看到自己的真实的面目。这意味着：人要靠他的无生命的‘镜像化的虚假躯壳’来生存和讨生活。
当一个人尚未有能力把握自己的镜像以前，也就是说，当他尚未有能力依据颠倒式的自身幻影来认识自己和整个世界以前，他只能处于一种‘不成熟’的阶段。换句话说，人只有不断地透过与镜像中虚幻的倒影打交道，才能学会真正的生活本领。因此，这种生活本领实际上就是欺骗和颠倒事实的本领，一种掩盖事实真相的本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拉康说，“镜像似乎是可见世界的入口”。人的一生，就是同这种虚空的镜像打交道的过程。
镜像中的那个‘我’既然是空洞的和虚幻的，又为什么还要成为人们无止尽追求和关心的对象呢？当人们感到欠缺时，他总是要对着镜像做一个比较，从中发现自己的缺欠，从中发现自己所要的东西。所以，那空洞的镜像也是欲望的发动机。严格地说，它既是欲望的对象，又是欲望的动力基础。它归根究底就是与人的无止尽的欲望密切相关。
镜像实际上就是象征性的副本，就是一种表示自身身份和隐藏整个神秘的世界的象征物。如前所述，镜像根本不是实际的‘我’。镜像虽然不是实际的‘我’，它却实实在在地是由于真实的‘我’而投射出来的。所以，镜像的象征性一方面表示它作为象征本身的空无性，另一方面又表示它所象征的那个真实的‘我’的空无性，同时还表示空无的象征是密切地同现实的世界、现实的自身联系在一起。但是，不管是什么样的空无性，它又确确实实是事物本身。空无也是事物。空无是确实的存在。这正是一切象征的特性。
作为虚无的象征，由于它是虚无的，它更加可以成为一切欲望的对象和源泉。拉康为此将‘阳具’(phallus)比喻成这样的欲望对象和源泉。在人的生活中，阳具就是这样的一种纯象征物，它以其虚无的象征状态，可以激起各种各样的欲望。他说：“阳具是最具优势和具有优先地位的‘能指’；凡是它出现的地方，言说就自然地同欲望的降临联系在一起”(Lacan, J. 1966: 692)。阳具作为纯粹的差异(le phallus comme différence pure)，从其整体上，指谓着‘所指’的所有效果；也就是说，它作为能指而以其本身的出现，成为了一切所指的效果的前提条件。由此可见，阳具成为了消除掉欲望对象和消除需求的能指的‘原型’(le phallus est l’archétype du signifiant comme annulation de l’objet du besoin et de la demande)，也成为欲望的象征性虚无的‘认同’或‘核准’。凡是阳具出现的地方，就会自动地产生欲望和欲求；它本身就是欲望的对象和源泉，也是欲望的动力基础。阳具的这种神秘功能，不是来自别的任何地方，而是恰恰来自它本身的纯粹象征性！人对于虚无的追求和欲求，人的欲望的虚无性，其最终根源和基础，就是来自阳具在人的生活中的出现和存在。
对于人来说，他的悲剧就在于：他要透过其自身的幻影，即其虚无化的自身，才能发现自己！人就是这样一种奇怪的动物：他有他自己的尊严，他需要有一种能使自己感到自尊的尊严和人格，但他不能靠他自己，不能靠他本身的力量，而是必须靠与他相遭遇的他者，靠在他之外的第三者，靠一个中介，并把自己的真实形象在那个中介中转化成虚幻的假相，才能最终使自己认识自己，使自己能够与他人、他者和整个世界打交道，从此实现他的一切梦想和理想，着手实现他的一切计划。正如拉康所说：从此以后，人要把自己的命运同那个虚假的幻影连成一体(Lacan, J. 1966)。
人的这种生存悲剧性，表面看来给予人的存在带来许多麻烦或困扰。但它在实际上又是为人的更大自由开辟新的前景的基础条件。人是一个以追求和不断扩大其自由领域为其生存基本条件的生命体。人的这种特点，虽然还有它的其它原因，但上述‘自我’和‘欲望对象’的虚妄性本身，也是形成人追求无限自由的真正动力。不仅如此，而且，这还是扩大自由的可能性的基础。唯有在缺乏和虚无中，自由才是无限可能的。所以，不但是欲望的无限性和自我的虚假性，而且，人的死亡幻影，作为时时缠扰着人的生存的象征物，也是无限追求和扩大自由的基本条件。
拉康集中研究了存在、死亡、欲望和思想创造活动的相互关系，使后人更清楚地洞察到人类思想创造活动的无限广阔可能性。人的欲望对象的虚妄性给予人类文化创造活动带来无以伦比的积极意义。首先，正如拉康所指出的，它为人的精神和思想创造活动提供无限的动力。从亚里士多德以来，人就被定义为‘无止尽地惊奇的动物’。‘惊奇’就是好奇，就是对于超越的无限渴望，就是对于现实的无限否定，并在否定中不断地实现对于现实的改造。正因为如此，人才有可能成为哲学的创造者，成为具有自我创造和自我毁灭能力的生物。人的自我创造和自我毁灭是同时进行的两面：两者是互相牵制和互相补充的，是互为条件。人不能幻想不完成自我毁灭就可以完成自我创造；反之亦然。关键在于如何调整两者的关系，并在其相互调整中实现人的理想的目标。拉康指出：人的上述特性，使人的认识活动具有某种‘妄想狂’的特征。这种所谓‘妄想狂’，虽然可以归属于‘精神异常’，但它归根到底是最正常的创造活动的典范。拉康认为，人在其自然现实中的有机体的‘匮乏’，是人的无限创造及其无限地产生‘妄想’的实际基础(Lacan, J. 1966)。有了这一切，人才成为创造性的生命体。
拉康又说，“镜像期是一出戏剧，它的内在驱力猛然由匮乏转向期待，这就为沉迷于空间认同诱惑的主体产生了一系列幻觉，…”。如果说这一切构成了人的创造活动的思想动力的话，那么，在睡梦中，它又可以转换成为不连贯的‘碎片化的身体’的形式，以各种毫无逻辑的肢体形式出现在梦幻中。这是人的创造能量的剩余力量的发挥和升华，也是人的正常创造活动的补充和必要的自我慰藉。不管是想象中，还是梦幻中，身体的匮乏和碎片化，都验证了这样一条真理：人是在虚无中进行自我创造的动物。整个镜像期的出现和完成，都意味着：“透过对于他者的欲望，它将全部人类知识转化为中介；又透过他者的合作，它在一个抽象的对等物中组构它的对象，并将‘我’转化为一部这样的机器：对它而言，每一次本能驱动都构成一次危险，…”。
三 巴洛美纽结
（一）破除精神分析学的神话
在拉康以前，精神分析学往往被当成是揭示人类心灵深处的奥秘的一门学问；而且，它研究的，并不只是一般心灵，而是最难以理解的精神错乱的内在根源，是某种不可见的神秘病灶。所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仍然被其专家们视为专业性很强而常人不可轻易掌握的玄妙学问。与此同时，精神分析学长期以来也被当成是精神分析学师的“主体性”的展现，似乎成为精神分析学师主体摆布精神病患者的命运的“魔术表演”。
（二）语言和心理活动及其分析工作的悖论
拉康揭开了精神分析学的神秘面纱，把它直接地与话语、特别是患者的话语连接在一起。因此，精神分析的主要工作，就是集中地针对精神病患者所说出的话语，进行一系列的“解码”活动。这就带动了法国哲学界及人文社会科学界对语言及其话语形式的全面探讨，使精神分析学成为揭示语言创造力及其游戏规则的有效理论武器。
但另一方面，也正是由于拉康强调语言话语的重要性，使他又把语言及人的心理活动的神秘一面发挥到淋漓尽致的程度，而且，由此而把语言活动及其效果再次引入更神秘的境界。这是拉康思想的悖论及其深刻性。
拉康的创造性发现，使语言的结构直接地与主体的无意识的欲望联系在一起。但是，这还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语词、话语、文字或文本，不但是主体的，而且在更多的情况下，还是他者的。而且，在这里，不管是主体，还是他者，都随时可以改变，即随时可以转换其身份，以致使主体也好，他者也好，都不是传统论述中所一贯加以确定化的统一体和同一体。拉康指出：能指这个链条本身，“由于我们已经把它理解成非中心化的因素，即把它从原来固定在一定地方的位置中解脱出来而置于无中心的位置上(la place excentrique)，那么，如果我们尊重弗洛伊德的话，我们应该把它置于无意识的主体位置上”。
（三）主体的非中心化
拉康发展了弗洛伊德无意识理论，使无意识和语言都不再局限于传统精神分析学所确定的主体网络中，而是置于“非中心的位置”；也就是说， “无意识的主体”是可以随无意识和语言的飘动而游动于无中心的网络中。为此，拉康称主体为“被切割的主体” ( la coupure du sujet)。
拉康很明确地认为：人的欲望归根结底是与语言有关的。人所说出来的语言，不但包含着深在心底的欲望，而且，它还同欲望本身的动向、内容及其实施程度密切相关。欲望的语言性，也决定了它的“他者性”，因为语言是在与他者的交错互动中发生作用的。这样一来，揭示欲望的性质及其奥秘，也不可避免地同揭示语言的性质密切相关。
（四）以语言为核心的象征游戏
当拉康注视人的精神活动的时候，他首先关注的，不是抽象的和内在的精神或思想本身，而是作为精神和思想的通道、中介和表达形式的语言。对他来说，语言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使精神和思想得以具体化和现实化，而且还在于它表现了人的精神和思想的社会性，使精神和思想的真正奥秘得以揭示出来，还原了人作为社会动物和作为语言动物的真正本质。拉康把人当成在社会关系和交往中存在的思想生命体，而人却只能通过语言和象征的中介，才能以社会文化的创造者和享用者的身份，在社会及其历史中延续下来。
（五）现实、象征性与想象力的三联环交错纽结(le triade de RSI)
拉康认为，通过镜像阶段的认识活动，主体具备着某种识别能力，意识到主体本身在与外在世界的接触中所认识到的形象，无非就是客观对象的一种变形。拉康认为，这是主体的一种想象中的变形。然而，这并不是主体的任意想象产物，而是主体借助于呈现在主体面前的客体，即借助于‘现实’本身的因素，又通过主体本身所具备的象征能力而想象出来的客体变形。拉康从这里引伸出关于个性和人格的想象、象征和现实的三层次结构的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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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图形显示了“自我”(le moi)与他者的关系中的异化:(1) S表示弗洛伊德所指的Es，即无意识的主体，它是处于难以言喻和愚蠢地位的主体，是限于语言陷阱并对语言无知的主体。(2) a‘表示“小他者”(petit autre)，它是可与“自我”相重叠的“另一个自我”、并由此而使主体显现出来(un autre moi superposable au moi dans lequel se voit le sujet)。(3) a表示“自我”，并由此显示主体，“自我”也因此自信这个“自我”就是他自己。显然，这是一种异化，一种想象中的理解，一种杜撰出来的“身份”。(4) A 指“大他者”(Grand Autre)，指的是他人眼光中所看到、并被象征化的“主体”(symbolise relativement à un sujet ce qui est perçu d'autrui)；但它又不是“自身”(le soi)。只有这样，它才能一方面被思考和被反思出来，另一方面又未能真正显示其自身。
拉康把自己的“他者”概念与弗洛伊德相区分，强调实际生活的“欲望”中所掩饰的“他者”。拉康使用新的“他者”概念，借此表明：他者是“能指”之处所(le lieu du signifiant)，它无非是面对另一个能指所显示的主体。拉康由此指出：“一个能指，就是对其他能指而言的主体”(un signifiant est ce qui représente un sujet pour un autre signifiant)。因此，“他者”并非单纯是通过他者的主体化，而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象征性结构，是言语和话语能够发生作用的关键领域，“主体是以相反的形式从他者那里接受他自身的信息”(Le sujet reçoit de l'Autre son propre message sous une forme inversée)。
在《第廿二次研讨会文集：论“现实、象征和想象”（R S I）》(Le Séminaire XXII: R S I, 1974-1975)中，拉康指出：人所生活的世界是由“现实、象征和想象”所扭结而成的。“现实、象征和想象”三大因素，各自成双地相互扭结成交错的轴线(trois ronds de ficelle)。他以天主教十六世纪圣人查里斯．巴洛美(Saint Charles Barromée, 1538-1584)命名由这三大轴线所组成的扭结，称之为“巴洛美扭结”(le noeud barromé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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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组成人格的三大轴线中，想象的部分是一种由镜像阶段所产生出来的混杂统一体，它是主体在镜像阶段所记录下来的有关外在世界的复杂图像，其中包括有意识的、无意识的、知道的以及想象到的各种成份。在这个意义上说，外在世界是主体的一种想象图像，只是它并非一种单一成份的任意编造出来的图像，而是必须对这个图像的成份进行深入的分析，发现其中各种不同成份，并指明其性质和运作机制。也就是说，必须将主体想象中的外在世界图像同主体的象征能力以及现实本身的结构结合在一起加以探讨。
象征的世界当然由某种多样的符号所构成的。不论产生符号还是运用符号，都是人的特殊能力，也是人进行各种心灵思想创造活动的动力和基础，又是人同外在世界打交道、并对外在世界进行改造的中介因素。象征把人的能力、内在世界以及实际活动同外在世界联系在一起，并使人对于自己所面对的外在世界不处于纯粹被动消极的地位，而是反过来采取具有主体性的积极主动态度，以其本身所固有的象征能力，将外在世界所提供的各种有利于自身的因素加以改造，使之变为有利于主体、或适应于主体创造精神的因素。象征对于人发挥其主体性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而且象征也是人同外在世界打交道、并使之改造成有利于人的世界的不可缺少的中介力量。这就是说，没有象征能力，不仅人的思想创造精神无法发挥和运作，而且，人也无从对付极端复杂的外在世界，更无从改变外在世界对于人的摆布。
想象的世界同象征的世界相结合就是现实的世界，就是具有主体性的人所面对的外在现实世界。人所面对的世界永远都不是客观中立的外在因素组合体，而是同人的主观能力及其欲愿和实际活动紧密相关的。外在世界在人的主体性真正地树立起来以前，只是一种‘未知数’。在人面前的外在世界，其性质及其实际意义，端看人的想象和象征能力如何对待。
在《研讨会第廿二论文集》(Séminaire, livre XXII: RSI. 1974-1975)中指出：象征论不只是语言学的结构的二重化及其复杂化的层面的产物，而且象征结构也构成了「秩序」本身。作为语言结构和秩序本身的象征结构，决定了整个社会和文化结构的象征性，同时也决定了自我心里特质的象征性结构，还决定了个人与社会之间、历史和现实之间、物质和精神之间的复杂关系。
对当代法国思想的影响
拉康生活的年代，对他的思想的创建是得天独厚：首先，他出生在1901年，使他成为20世纪法国思想家中最年长的一位：福柯的老师冈贵连(Georges Canguilhem)生于1904年，萨特和雷蒙·阿隆1905年，列维纳斯1906年，让·伊波利特和布朗索1907年，列维-施特劳斯、梅洛-庞帝和西蒙·德波娃1908年，西蒙娜·薇依1909年，生物学家贾克·莫诺(Jacques Monot)1910年，保尔·利科和卡缪1913年，罗朗·巴特1915年，阿尔图塞1918年…。天时地利，拉康成为了连接19世纪和20世纪的关键思想家。拉康20至40岁，即1920年代至40年代期间，是他建构自己的思想的青壮年时代，又恰好生活在法国思想发生剧变的时期：柏格森主义、知识哲学、弗洛伊德主义、超现实主义、语言学的“布拉格-巴黎学派”的结构主义、乔治·巴岱耶的新尼采主义、科杰夫对黑格尔思想的新估价、文学艺术以及自然科学思想的新转变…，所有这些，为拉康“重新阅读弗洛伊德”以及由此创建“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提供良好的思想理论条件。
我们看到：拉康的思想，孕育在20世纪20年代，形成在30年代，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至50年代中期进入成熟时期，使他有可能从1953年起，连续主持他的独具特色的精神分析学研讨会，并以此为基础逐渐形成他的学派。
他的思想又在60年代经历1968年学生运动的冲击和检验：人们说，精神分析学是1968年学生运动的“酵母”(ferment du movement étudiant de mai 1968[2])。
在70年代的关键时刻，拉康又与正在激烈变动中的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相遭遇，同语言符号论的新思潮以及各种艺术理论发生激烈碰撞，使拉康的思想体系本身的发展，自然而然地变成了法国20世纪思想史的一个缩影。
综上所述，拉康本人的生命成长及其思想形成发展历程，在时间和空间的交错复杂结构中，与法国20世纪的思想和文化的整个历史运动相互渗透和相互影响，使拉康无可争议地占据了关键的历史地位，成为我们分析法国20世纪思想的焦点人物。从1920年代以后出生的法国当代哲学家，福柯(1926-1984)、德勒兹(1925-1995)、德里达(1930-2004)、利欧塔(1924-1998)…都或多或少受到拉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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