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康思想研究H2O：强迫症中的缝合
H2O：强迫症中的缝合
Jacques-Alain Miller
译者：李新雨
精神分析的临床并不在于一种纯粹按照症状类型来分类的事实（或病例）收集。更确切地说，它是随着构成精神分析经验的特定主体位置而变化的一种建构装置。此即我们这些分析家与那些主要参考拉康教学的人所达成的一致意见。这种参考超出了简单的引用。由拉康创造的那些符号有着在实在界中的分量，它们决定了现象被登记并秩序化所基于的一个结构。因而，精神分析经验的主体原则，是在把分析的辞说（analytic discourse）这个惯用语包裹起来的一个没有话语（words）的辞说（discourse）中来确定的。分析的辞说的制定假设了主体的某种癔症化（hysterization）。我不想我走得太远而把某种多数人的意见呈现在这里：癔症化为无意识在分析中的制定提供了主体的条件。神经症障碍的整个系列必须在此基础上来说明。因此，为神经症的各种形式建立起癔症化的明确意义，这个任务是我们无法逃避的。
这个问题可以一分为二。第一个问题明确地是临床性的，涉及到所谓的神经症的癔症“核心”（我用这个有点不适当的术语来把我们的临床实践与其它分析流派的临床实践区分开来）。第二个问题则是更加技术性的，涉及到治疗的方向。它针对的是出现在每个治疗中的癔症性的时刻。
强迫症状被当作是为这一普遍疑难提供的入口。它是以强制（Zwang）的现象痕迹为特征的，即，在主体的思维与行为中表现出来的强制与强迫性冲动的现象。虽然弗洛伊德从未说过无意识是像一种语言那样被结构的，但是他暗示出它是像一种方言那样被结构的。假如我们遵循他的指示接受强迫性（obsessionality）是癔症的一种衍生物，那么我们就必须寻找一个公式，来说明从一个变成另一个的转换（transform）。我为当前这篇稿子选择的标题，讽刺的字母缩写H2O，充当着仍然要被发现的这个公式的替身。
在具有开创性的鼠人病例中（《关于一例强迫性神经症个案的笔记》：SE, X, pp. 154-249）——拉康对此称赞有加，他在1969年写道：关于强迫性神经症，我们知道的一切都来自这则文本——弗洛伊德用下面的话区分了癔症与强迫症：
"在癔症中有时常出现的是，在使两种相反倾向得以同时表达的东西上所抵达的某种妥协（compromise）——即，一石二鸟；尽管这两种相反倾向的每一种在这儿（即在强迫性神经症中）都单独得到了满足，一种在先而另一种在后，可是自然会产生一种在对立面之间建立起（常常不顾所有逻辑的）某种逻辑联系的企图"（p. 194）。
弗洛伊德的这则评论表现出一种隐含的形式化：癔症被说成包括了某种妥协，也就是说，在一个东西中表达两个东西的模式。强迫症是在相似的方面来刻画的，但是却被说成是包括了与癔症性妥协形成对比的某种东西，也就是强制，没有妥协的强制，其被强制的本质得自于对立面的暂时展开。这个对立面的串联构成了弗洛伊德的强制的本质，在某种程度上，它不同于癔症性妥协的典型凝缩。这个隐含的形式化可以很好地对应于拉康的一对能指：S1和S2。 然而，这个对子却隐藏了它所包括的第三项，也就是使它们分开的间隔。弗洛伊德的“逻辑联系”似乎指的就是这个间隔的功能。弗洛伊德在别处指派给这两种神经症的两种压抑模式之间的相关对立（一项由健忘症所压抑，另一项代表着两者）便可以在这个基础上来理解。我们在他对癔症的描述中认出了异化的图式，按照拉康的观点，异化存在于对主人能指S1的压抑中。在强迫症中，弗洛伊德说道，这个机制是更加简单的：
“主体剥去了其情感贯注（affective cathexis）的创伤；所以残留在意识中的东西不过是其完全乏味并被判定为不重要的观念内容”（p. 196）。
我们可以通过如下方式来理解这一点：在强迫症中，S1与S2仍然是相反的且显在的，是以产生无意义为代价的（强迫性冲动的现象学时常表现出与强迫性冲动共存的一种荒谬感）。从（弗洛伊德的）这种观点来看，癔症与强迫症都可以被看作是主体内在分割（division）的两种模式：第一，癔症中的一个东西分割成两个东西；第二，由于强迫症中的（源于前者的）分裂而产生的分割。癔症最为纯粹地呈现了分裂的主体。这样的一个主体呈现了其分割。相反，强迫症患者隐藏起这种分割，试图把它抹掉，企图通过“不顾所有逻辑”地把S1和S2钉在一起来废除它。刻板思维在强迫性冲动的现象学中的流行证明了这一点。虽然准仪式的规则并不总是与弗洛伊德在鼠人中提出的那些东西一样有滋味，但是它却是我们的经验与强迫症患者相一致的一个反复出现的特征。
在这个关系中，强迫性冲动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缝合主体的企图。这种缝合可能是像强迫症的特定压抑模式那样出现的。主体被搭救的角色，因而以一种内在对话的形式显现在能指链中。（1）主体对着自己言说而不是对着另一个人，即，作为声音的能指强加在主体上。（2）这个声音与其仍然是严格主观的归因一样是最最令人惊惶的，即，它通常不爆发在实在界中。（3）但是它却通过把言语的粒子插入到掩饰言说者的有意识意图的能指链中而扰乱主体。例如，鼠人发出仪式性的祈祷：“上帝能保护她！”（p. 195）。”不“、否定无法压抑地被唤起。这表现为主体返回在一个显在制作的愿望（Wunsch）的形式中。（4）强迫性冲动变成了怀疑，强制（Zwang）变成了怀疑（Zweifel），如弗洛伊德在鼠人个案中最初观察到的：被迫的”行动宣泄“（passage to the act）以不可说服的怀疑告终。
强迫症因而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对异化的拒绝。拉康的异化逻辑的临床动机在此以其最纯粹的形式出现。拉康将异化定义为一种“被迫选择”，即，被结合的强制（Zwang）与怀疑（Zweifel）。他想说的是，强迫症患者尽管很努力，可人们却无法拥有两种得到它的方式。不是一个就是一个也没有。因而强迫症主体就受到了一种双重异化的折磨（这被拉康分解为“我不在思考着”：我思故我不在，我在故我不思）。
强迫症的缝合特征导致了一种对无意识的拒绝；上述否定言语部分的不自觉现象便证明了这种拒绝。被迫去选择一个或另一个，强迫症患者两个都不想丧失。分析家常常注意到强迫症与保持（retention）的密切关系，是符合肛门性欲（anal eroticism）的相关联的节俭与贪婪的。但是无论多么努力地拒绝它，强迫症患者都无法逃脱这种被迫选择。丧失的必然性以特殊的毒性击中了主体：主体牺牲自己，而不是失去什么东西。在鼠人个案的《附录》（SE, X, pp. 253-318）中，弗洛伊德认识到了这一悖论。以这种形式，病人反复地把关于禁止的陈述说给自己：“我准备牺牲什么，为了让……？”（p. 271）。这不能被更加简洁地表达为主体的缝合要求着享乐（jouissance） 的牺牲。贪婪与节俭悖论性地同时发生，他想要忘掉他维护能指的享乐。这种态度使异化有资格被表示为“我不在思考着”。这意味着，对无意识的拒绝可以被表达为“我在计数”。拉康逐字阅读弗洛伊德的文本时，把“老鼠”（Ratte）这个能指当作是取消了这个能指的享乐：强迫症患者把他的享乐像现金一样记在账上。
这就是为什么拉康用“你的钱还是你老婆！”和“自由还是死亡！”这样的普遍表达式来说明强迫症提供了异化的一个特别版本。这种选择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强迫症患者通过把这种被迫选择当作“你的钱和你老婆！”，从而具体化了这种不可能性。毕竟，主体的死亡不会改变其账上的余额。另一个世界打开了主体在其中管理其财产的领域，就好像主体已经死了。生命与自由都可以被放弃，但是这个能指却必须留下来。强制与死亡之间的原始绑定得以突显出现。同时，强调落在了强迫症患者的他者（A）身上。他怀疑这个他者，并一直怀疑，好像这个他者不存在一样。拉康早就已经强调过，强迫症患者设法在大他者的位置中应对死亡。谚语说，“死人是感受不到任何痛苦的”。还应该补充说，死人也感受不到任何快乐，这就是为什么强迫症患者的大他者是死亡的。享乐是生命的本性，它让人有资格活着。死人体验不到快乐，但是这并不会防止他们活在我们的记忆中，把他们缩减到能指的地位——活在两种死亡之间。强迫症患者立志于通过实行可能逃脱能指力量的任何动力来达到这种情形。他的憎恨找出了似乎要凌辱他所钟爱地保持的理想的东西，因为它遮蔽了这个不可言说的对象。拉康说，凌辱击中实在界。
我们在临床中遇到的强迫症患者想要让他者的享乐自由。他献身于这一职责。弗洛伊德注意到，情感的保持是强迫症中所特有的。情感的撤回切断了因果关系，关于鼠人他写下了眼花缭乱的一段。原因与结果的关系被切断了。在我们的语言中，原因是对象小a， 结果就是欲望。因果性——作为被连接的能指缝合强迫症主体的结果——是缺位的。弗洛伊德所谓的强迫症中的迷信与全能思维。则是这种缝合的另一结果。哪怕只是异想天开，强迫症患者也不能不认为巧合并非巧合。对他而言，没有什么是意外的，每件事情都符合一种密谋。所谓的迷信或者全能思维利用能指来补偿这个发现，即，原因不是能指，或者说，如果你提出他者中没有能指“引起”（cause）。在思想史中，这个发现是与休谟（Hume）的名字连在一起的。休谟向其惊讶的同代人证明了原因是不能缩减为能指的。这个缺口（gap）激起了一种无限确认的过程。“今天保持的东西可能明天就被宣告为假的”。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在此基础上推演出一种认识论，并用它来使精神分析丧失资格。我们猜想，他受到了其幻想的愚弄。
强迫症主体必须确定一切享乐都得到了说明，一切都必须表示出来。这意味着一切享乐都是死亡性的。在《鼠人》中，一个令人难忘的神圣场景证明这一点。它以各种版本出现在每个强迫性神经症个案中。弗洛伊德报告说这与病人的症状表现是一致的：
”他曾在准备考试时沉浸于他最喜欢的幻想，即他的父亲仍然活着并可能重新出现在任何时候。他惯于把他的工作时间尽可能晚地安排到晚上。他会在零点到凌晨一点之间中断他的工作并打开公寓的前门，就好像他的父亲正站在外面；然后，等他回到屋里，他会脱掉裤子并在镜子前端详他的阴茎“（pp. 205-6）。
《原始个案记录》中的一个简短的补充段落（这是拉康评论这则文本时所不知道的）指出主体有着“某种程度的勃起”（p. 302）。在此背景下，弗洛伊德提到了“可知中的一个空白”。每天晚上的场景都完全简单地意味着对于死亡父亲的享乐的能指的显现。这个场景之所以神圣，是因为它制定了一桩神圣的婚姻：一个男人娶了他的器官。人们可以说这个场景展示了阳具（phallus）的镜子阶段。在此场景中，父亲的名义（le Nom-du-Pere） 被请求进入一个明显神志失常但非精神病的方式中。主体听到有人正在敲门（这个细节被提供在《原始记录》中）。他打开门——父亲没有在那，但是父亲的能指却出现在洞开的门中——并展示了阳具的意义。这个阳具既不效劳于拥有者——病人那时已经放弃了手淫——也不效劳于性伴侣。精神病与强迫性神经症之间的边界得到了清楚地绘制。
对死亡的他者展示男子气的勋章出现于每个强迫性神经症的个案。它显示出享乐（“你的钱！”）和死亡（“你老婆”）在强迫症中的典型联系。它还表明，虽然强迫症患者可以与死亡成为朋友，但是他却有着爱情的烦恼——不是因为他无法给予他所拥有的东西，而是因为给予他所没有的东西对他来说是一个问题。
强迫性神经症大厦中的楔石，是自我理想与大他者的混淆。这引发了导致鼠人与弗洛伊德进入分析的决定性时刻。是什么鞭策了这一步？这重复了一个进退两难的窘境，他在其中撞见了他的父亲。这个主体欠了某人的钱，而一个缺口出现在这个能指中。钱为什么扮演了这个角色？债务的存在被一个人物揭示了出来，这在分析家那里作为 “残酷的上校”而闻名。他代表着理想（I）与他者（A）的分离。这个分离确实发生于主体想象他的父亲在一个非常基础的情形中。上校的残酷引发了病人的强迫性出神，这是弗洛伊德在分析开始时发现的。
强迫症主体进入分析时的戏剧性，常常是由于与一个他者的相遇，和死亡的父亲不同，这个他者没有放弃他的快乐。病人的表情惊异地反映出那个不守规矩的他者的享乐。这个他者并不满足于对一个阳具的卖弄，他拿走了他的快乐，而且故意这么做。当然，强迫症主体将会牺牲他自己——这本来就是他的位置——但只在没有人受益于此的情况下。只要活着的他者没有对此的好处，阉割就不是麻烦。拉康宣称的对神经症患者而言的事情在强迫症患者身上尤其是真的。他不想把他阉割献给他者的享乐。当鼠人有一天去祭拜父亲的坟墓时，一个没有完全死掉的他者的侵入预示给他：鼠人认为他见到了一只被追打的老鼠。这个妄想是在上校的故事之后返回的：在他面前被弄坏的地面就好像下面有一个老鼠似的。这只老鼠无法得到解决。它所代表的享乐在能指下面是违法的。
正是这个转移的出神时常促使强迫症患者去寻求治疗；它决定了他们寻找一个能够化身为假设知道的主体（S.s.S）的小他者。但是除非这个小他者变成大他者，否则假设知道的主体就无法运作。强迫性神经症中的大他者是一个——计数的大他者。这个大他者必须联系于对象a。决定性因素是与好像残酷的上校那样沉湎于其快乐的某个人的相遇。因为强迫症只是假设知道的主体的被缝合起来的意义，与大他者的享乐的相遇拆开了主体的缝合。然而正是因为大他者的享乐具有这一效果，享乐的发现才获得了由于把享乐认同于大他者的位置而产生的一个准偏执狂的样子。
转移的决定性时刻要么是由一个女人顽皮的快乐，要么是由一个主人的享乐所鞭策，今后研究这样的个案将是非常有趣的。癔症的核心及多产时刻是什么，这一双重问题可以在此基础上来着手。
（来自这篇文章介绍后面的讨论）：
大他者与自我理想（即，大他者与”一“）的结合，分别打破了作为结果的如此扰乱强迫症主体的那个不守规矩的享乐的侵入。这个破裂只出现一次吗？假设知道的主体迁移或至少减轻了强迫症状（弗洛伊德以为他的病人在11个月后就恢复了）。只要主体解释了他自己，这个可能性就闭塞了。从“上帝能保护她！”到“上帝不能保护！”的过渡有着一个解释的价值，并且像这样被表现在能指链中。当主体被一个真的大他者所支持时，强制就得到了缓和。主体“描述”出一部分的症状，这就引起痛苦的减轻。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分析的辞说给它本身分派了某种享乐。这将会增加强迫症患者的自我牺牲倾向，即，他表示其整个享乐的趋向。a/S1的分离在那时是极其重要的。无论如何，分析家的位置都是决定性的。分析把病人从烦恼的症状中解救出来，这个事实推进了牺牲的意义。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有些作者会错误地把强迫症联系于受虐狂的原因所在。
Jacques-Alain Miller
译者：李新雨
精神分析的临床并不在于一种纯粹按照症状类型来分类的事实（或病例）收集。更确切地说，它是随着构成精神分析经验的特定主体位置而变化的一种建构装置。此即我们这些分析家与那些主要参考拉康教学的人所达成的一致意见。这种参考超出了简单的引用。由拉康创造的那些符号有着在实在界中的分量，它们决定了现象被登记并秩序化所基于的一个结构。因而，精神分析经验的主体原则，是在把分析的辞说（analytic discourse）这个惯用语包裹起来的一个没有话语（words）的辞说（discourse）中来确定的。分析的辞说的制定假设了主体的某种癔症化（hysterization）。我不想我走得太远而把某种多数人的意见呈现在这里：癔症化为无意识在分析中的制定提供了主体的条件。神经症障碍的整个系列必须在此基础上来说明。因此，为神经症的各种形式建立起癔症化的明确意义，这个任务是我们无法逃避的。
这个问题可以一分为二。第一个问题明确地是临床性的，涉及到所谓的神经症的癔症“核心”（我用这个有点不适当的术语来把我们的临床实践与其它分析流派的临床实践区分开来）。第二个问题则是更加技术性的，涉及到治疗的方向。它针对的是出现在每个治疗中的癔症性的时刻。
强迫症状被当作是为这一普遍疑难提供的入口。它是以强制（Zwang）的现象痕迹为特征的，即，在主体的思维与行为中表现出来的强制与强迫性冲动的现象。虽然弗洛伊德从未说过无意识是像一种语言那样被结构的，但是他暗示出它是像一种方言那样被结构的。假如我们遵循他的指示接受强迫性（obsessionality）是癔症的一种衍生物，那么我们就必须寻找一个公式，来说明从一个变成另一个的转换（transform）。我为当前这篇稿子选择的标题，讽刺的字母缩写H2O，充当着仍然要被发现的这个公式的替身。
在具有开创性的鼠人病例中（《关于一例强迫性神经症个案的笔记》：SE, X, pp. 154-249）——拉康对此称赞有加，他在1969年写道：关于强迫性神经症，我们知道的一切都来自这则文本——弗洛伊德用下面的话区分了癔症与强迫症：
"在癔症中有时常出现的是，在使两种相反倾向得以同时表达的东西上所抵达的某种妥协（compromise）——即，一石二鸟；尽管这两种相反倾向的每一种在这儿（即在强迫性神经症中）都单独得到了满足，一种在先而另一种在后，可是自然会产生一种在对立面之间建立起（常常不顾所有逻辑的）某种逻辑联系的企图"（p. 194）。
弗洛伊德的这则评论表现出一种隐含的形式化：癔症被说成包括了某种妥协，也就是说，在一个东西中表达两个东西的模式。强迫症是在相似的方面来刻画的，但是却被说成是包括了与癔症性妥协形成对比的某种东西，也就是强制，没有妥协的强制，其被强制的本质得自于对立面的暂时展开。这个对立面的串联构成了弗洛伊德的强制的本质，在某种程度上，它不同于癔症性妥协的典型凝缩。这个隐含的形式化可以很好地对应于拉康的一对能指：S1和S2。 然而，这个对子却隐藏了它所包括的第三项，也就是使它们分开的间隔。弗洛伊德的“逻辑联系”似乎指的就是这个间隔的功能。弗洛伊德在别处指派给这两种神经症的两种压抑模式之间的相关对立（一项由健忘症所压抑，另一项代表着两者）便可以在这个基础上来理解。我们在他对癔症的描述中认出了异化的图式，按照拉康的观点，异化存在于对主人能指S1的压抑中。在强迫症中，弗洛伊德说道，这个机制是更加简单的：
“主体剥去了其情感贯注（affective cathexis）的创伤；所以残留在意识中的东西不过是其完全乏味并被判定为不重要的观念内容”（p. 196）。
我们可以通过如下方式来理解这一点：在强迫症中，S1与S2仍然是相反的且显在的，是以产生无意义为代价的（强迫性冲动的现象学时常表现出与强迫性冲动共存的一种荒谬感）。从（弗洛伊德的）这种观点来看，癔症与强迫症都可以被看作是主体内在分割（division）的两种模式：第一，癔症中的一个东西分割成两个东西；第二，由于强迫症中的（源于前者的）分裂而产生的分割。癔症最为纯粹地呈现了分裂的主体。这样的一个主体呈现了其分割。相反，强迫症患者隐藏起这种分割，试图把它抹掉，企图通过“不顾所有逻辑”地把S1和S2钉在一起来废除它。刻板思维在强迫性冲动的现象学中的流行证明了这一点。虽然准仪式的规则并不总是与弗洛伊德在鼠人中提出的那些东西一样有滋味，但是它却是我们的经验与强迫症患者相一致的一个反复出现的特征。
在这个关系中，强迫性冲动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缝合主体的企图。这种缝合可能是像强迫症的特定压抑模式那样出现的。主体被搭救的角色，因而以一种内在对话的形式显现在能指链中。（1）主体对着自己言说而不是对着另一个人，即，作为声音的能指强加在主体上。（2）这个声音与其仍然是严格主观的归因一样是最最令人惊惶的，即，它通常不爆发在实在界中。（3）但是它却通过把言语的粒子插入到掩饰言说者的有意识意图的能指链中而扰乱主体。例如，鼠人发出仪式性的祈祷：“上帝能保护她！”（p. 195）。”不“、否定无法压抑地被唤起。这表现为主体返回在一个显在制作的愿望（Wunsch）的形式中。（4）强迫性冲动变成了怀疑，强制（Zwang）变成了怀疑（Zweifel），如弗洛伊德在鼠人个案中最初观察到的：被迫的”行动宣泄“（passage to the act）以不可说服的怀疑告终。
强迫症因而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对异化的拒绝。拉康的异化逻辑的临床动机在此以其最纯粹的形式出现。拉康将异化定义为一种“被迫选择”，即，被结合的强制（Zwang）与怀疑（Zweifel）。他想说的是，强迫症患者尽管很努力，可人们却无法拥有两种得到它的方式。不是一个就是一个也没有。因而强迫症主体就受到了一种双重异化的折磨（这被拉康分解为“我不在思考着”：我思故我不在，我在故我不思）。
强迫症的缝合特征导致了一种对无意识的拒绝；上述否定言语部分的不自觉现象便证明了这种拒绝。被迫去选择一个或另一个，强迫症患者两个都不想丧失。分析家常常注意到强迫症与保持（retention）的密切关系，是符合肛门性欲（anal eroticism）的相关联的节俭与贪婪的。但是无论多么努力地拒绝它，强迫症患者都无法逃脱这种被迫选择。丧失的必然性以特殊的毒性击中了主体：主体牺牲自己，而不是失去什么东西。在鼠人个案的《附录》（SE, X, pp. 253-318）中，弗洛伊德认识到了这一悖论。以这种形式，病人反复地把关于禁止的陈述说给自己：“我准备牺牲什么，为了让……？”（p. 271）。这不能被更加简洁地表达为主体的缝合要求着享乐（jouissance） 的牺牲。贪婪与节俭悖论性地同时发生，他想要忘掉他维护能指的享乐。这种态度使异化有资格被表示为“我不在思考着”。这意味着，对无意识的拒绝可以被表达为“我在计数”。拉康逐字阅读弗洛伊德的文本时，把“老鼠”（Ratte）这个能指当作是取消了这个能指的享乐：强迫症患者把他的享乐像现金一样记在账上。
这就是为什么拉康用“你的钱还是你老婆！”和“自由还是死亡！”这样的普遍表达式来说明强迫症提供了异化的一个特别版本。这种选择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强迫症患者通过把这种被迫选择当作“你的钱和你老婆！”，从而具体化了这种不可能性。毕竟，主体的死亡不会改变其账上的余额。另一个世界打开了主体在其中管理其财产的领域，就好像主体已经死了。生命与自由都可以被放弃，但是这个能指却必须留下来。强制与死亡之间的原始绑定得以突显出现。同时，强调落在了强迫症患者的他者（A）身上。他怀疑这个他者，并一直怀疑，好像这个他者不存在一样。拉康早就已经强调过，强迫症患者设法在大他者的位置中应对死亡。谚语说，“死人是感受不到任何痛苦的”。还应该补充说，死人也感受不到任何快乐，这就是为什么强迫症患者的大他者是死亡的。享乐是生命的本性，它让人有资格活着。死人体验不到快乐，但是这并不会防止他们活在我们的记忆中，把他们缩减到能指的地位——活在两种死亡之间。强迫症患者立志于通过实行可能逃脱能指力量的任何动力来达到这种情形。他的憎恨找出了似乎要凌辱他所钟爱地保持的理想的东西，因为它遮蔽了这个不可言说的对象。拉康说，凌辱击中实在界。
我们在临床中遇到的强迫症患者想要让他者的享乐自由。他献身于这一职责。弗洛伊德注意到，情感的保持是强迫症中所特有的。情感的撤回切断了因果关系，关于鼠人他写下了眼花缭乱的一段。原因与结果的关系被切断了。在我们的语言中，原因是对象小a， 结果就是欲望。因果性——作为被连接的能指缝合强迫症主体的结果——是缺位的。弗洛伊德所谓的强迫症中的迷信与全能思维。则是这种缝合的另一结果。哪怕只是异想天开，强迫症患者也不能不认为巧合并非巧合。对他而言，没有什么是意外的，每件事情都符合一种密谋。所谓的迷信或者全能思维利用能指来补偿这个发现，即，原因不是能指，或者说，如果你提出他者中没有能指“引起”（cause）。在思想史中，这个发现是与休谟（Hume）的名字连在一起的。休谟向其惊讶的同代人证明了原因是不能缩减为能指的。这个缺口（gap）激起了一种无限确认的过程。“今天保持的东西可能明天就被宣告为假的”。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在此基础上推演出一种认识论，并用它来使精神分析丧失资格。我们猜想，他受到了其幻想的愚弄。
强迫症主体必须确定一切享乐都得到了说明，一切都必须表示出来。这意味着一切享乐都是死亡性的。在《鼠人》中，一个令人难忘的神圣场景证明这一点。它以各种版本出现在每个强迫性神经症个案中。弗洛伊德报告说这与病人的症状表现是一致的：
”他曾在准备考试时沉浸于他最喜欢的幻想，即他的父亲仍然活着并可能重新出现在任何时候。他惯于把他的工作时间尽可能晚地安排到晚上。他会在零点到凌晨一点之间中断他的工作并打开公寓的前门，就好像他的父亲正站在外面；然后，等他回到屋里，他会脱掉裤子并在镜子前端详他的阴茎“（pp. 205-6）。
《原始个案记录》中的一个简短的补充段落（这是拉康评论这则文本时所不知道的）指出主体有着“某种程度的勃起”（p. 302）。在此背景下，弗洛伊德提到了“可知中的一个空白”。每天晚上的场景都完全简单地意味着对于死亡父亲的享乐的能指的显现。这个场景之所以神圣，是因为它制定了一桩神圣的婚姻：一个男人娶了他的器官。人们可以说这个场景展示了阳具（phallus）的镜子阶段。在此场景中，父亲的名义（le Nom-du-Pere） 被请求进入一个明显神志失常但非精神病的方式中。主体听到有人正在敲门（这个细节被提供在《原始记录》中）。他打开门——父亲没有在那，但是父亲的能指却出现在洞开的门中——并展示了阳具的意义。这个阳具既不效劳于拥有者——病人那时已经放弃了手淫——也不效劳于性伴侣。精神病与强迫性神经症之间的边界得到了清楚地绘制。
对死亡的他者展示男子气的勋章出现于每个强迫性神经症的个案。它显示出享乐（“你的钱！”）和死亡（“你老婆”）在强迫症中的典型联系。它还表明，虽然强迫症患者可以与死亡成为朋友，但是他却有着爱情的烦恼——不是因为他无法给予他所拥有的东西，而是因为给予他所没有的东西对他来说是一个问题。
强迫性神经症大厦中的楔石，是自我理想与大他者的混淆。这引发了导致鼠人与弗洛伊德进入分析的决定性时刻。是什么鞭策了这一步？这重复了一个进退两难的窘境，他在其中撞见了他的父亲。这个主体欠了某人的钱，而一个缺口出现在这个能指中。钱为什么扮演了这个角色？债务的存在被一个人物揭示了出来，这在分析家那里作为 “残酷的上校”而闻名。他代表着理想（I）与他者（A）的分离。这个分离确实发生于主体想象他的父亲在一个非常基础的情形中。上校的残酷引发了病人的强迫性出神，这是弗洛伊德在分析开始时发现的。
强迫症主体进入分析时的戏剧性，常常是由于与一个他者的相遇，和死亡的父亲不同，这个他者没有放弃他的快乐。病人的表情惊异地反映出那个不守规矩的他者的享乐。这个他者并不满足于对一个阳具的卖弄，他拿走了他的快乐，而且故意这么做。当然，强迫症主体将会牺牲他自己——这本来就是他的位置——但只在没有人受益于此的情况下。只要活着的他者没有对此的好处，阉割就不是麻烦。拉康宣称的对神经症患者而言的事情在强迫症患者身上尤其是真的。他不想把他阉割献给他者的享乐。当鼠人有一天去祭拜父亲的坟墓时，一个没有完全死掉的他者的侵入预示给他：鼠人认为他见到了一只被追打的老鼠。这个妄想是在上校的故事之后返回的：在他面前被弄坏的地面就好像下面有一个老鼠似的。这只老鼠无法得到解决。它所代表的享乐在能指下面是违法的。
正是这个转移的出神时常促使强迫症患者去寻求治疗；它决定了他们寻找一个能够化身为假设知道的主体（S.s.S）的小他者。但是除非这个小他者变成大他者，否则假设知道的主体就无法运作。强迫性神经症中的大他者是一个——计数的大他者。这个大他者必须联系于对象a。决定性因素是与好像残酷的上校那样沉湎于其快乐的某个人的相遇。因为强迫症只是假设知道的主体的被缝合起来的意义，与大他者的享乐的相遇拆开了主体的缝合。然而正是因为大他者的享乐具有这一效果，享乐的发现才获得了由于把享乐认同于大他者的位置而产生的一个准偏执狂的样子。
转移的决定性时刻要么是由一个女人顽皮的快乐，要么是由一个主人的享乐所鞭策，今后研究这样的个案将是非常有趣的。癔症的核心及多产时刻是什么，这一双重问题可以在此基础上来着手。
（来自这篇文章介绍后面的讨论）：
大他者与自我理想（即，大他者与”一“）的结合，分别打破了作为结果的如此扰乱强迫症主体的那个不守规矩的享乐的侵入。这个破裂只出现一次吗？假设知道的主体迁移或至少减轻了强迫症状（弗洛伊德以为他的病人在11个月后就恢复了）。只要主体解释了他自己，这个可能性就闭塞了。从“上帝能保护她！”到“上帝不能保护！”的过渡有着一个解释的价值，并且像这样被表现在能指链中。当主体被一个真的大他者所支持时，强制就得到了缓和。主体“描述”出一部分的症状，这就引起痛苦的减轻。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分析的辞说给它本身分派了某种享乐。这将会增加强迫症患者的自我牺牲倾向，即，他表示其整个享乐的趋向。a/S1的分离在那时是极其重要的。无论如何，分析家的位置都是决定性的。分析把病人从烦恼的症状中解救出来，这个事实推进了牺牲的意义。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有些作者会错误地把强迫症联系于受虐狂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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