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粒种子，大千世界。
稍微梳理了一下比较文学对自己本科阶段的启蒙，倒真是发自肺腑。
我还记得陈跃红老师在课上用叶维廉的一个比方：青蛙对鱼讲陆地世界上的汽车有四个轮子，于是鱼想象成四个圆的鳍……所以必须要跳出思维定势，而关键在于进行比较……做至少能够两栖的学术青蛙……我总是忍不住回忆那段时光，因为一粒种子大千世界，后来的学业之路是那时酝酿的。我很羡慕90年代初，陈老师谈的去香港科技大参加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大会的感受。
我常常缩在比较文学研究生的班上的后面角落里听课，我知道蒯轶平、俞国强、张洪波、张辉、宋伟杰和后来的李华川等很多人（这些人有些日后都转行了），但乐黛云老师不认识我，因为我躲在后面，只是很羡慕地听着，不敢上前。研究生的课上在讨论“西马”，分析宇文所安所解析的中国古代文论，当时在电影学院的戴锦华老师也来北大开课。我也听到了佛克马、刘康、张隆溪、杜维明等的讲座。（那时他们还年轻哟。）这一切，让我兴奋，让我迷恋，觉得为我树立了学者魅力生活的榜样和梦……曾觉得比较文学是整个文学研究的“外事处”。青春时代的我， 是北大比较文学研究所的崇拜者，也去英文系旁听当时王宁老师的后现代文化课程。（尽管英文系学生还没有我这个中文系旁听生感兴趣。）所以内心深处，我认为我是“根正苗红”的，汲取了比较所的大量的正宗营养。那也是比较文学的黄金时代，思想活跃，不像今天那样条块分割，学科壁垒森严。
但在邓小平南巡后的环境下，我意志不坚定，想工作当白领挣钱。等我工作后，签的是8年的霸王合同，断了我继续考研的路，因为赔不起巨额违约金。于是就动了出国学习的决心。
我当时对“文艺学”为何物还不甚了然，今天在这个行当里也没有什么归属感，因为里面没有我的老师，也没有本科时做的比较文学梦。（当时的梦想是成为比较文学学者，住在燕南园的古老的小洋楼里……我承认，这当然是很幼稚可笑的……）
现在想来，20年来现当代、文艺学、文学人类学的新话语，都是在80年代北京、上海与海外互动的比较文学的大窝里孵化出来的。“一粒种子，大千世界”。我这一路折腾，总根子就在北大比较文学研究所的熏陶罢，虽然我那时是很幼稚的。
中国比较文学，是乐黛云老师在80年代初，整合和盘活文革后存活的国学、西学、哲学大师资源，和海外、港台资源（特别是伯克利加大，她在那里扎扎实实地访问），孵出的一窝珍贵的蛋，这些蛋，分别成就了日后各种的文艺学、文化人类学、诗学，电影研究、女性主义研究，和文化研究等。日后打着各路旗帜的英雄，当年都是在比较文学的卵翼之下，羽翼未丰的雏鸟——只要看看1986年出的中国比较文学年鉴，就一目了然了。
（但今天，都要“大国价值观输出”了，各个行当里外语好的人有的是，经费也很足，可以直接去“对话”了，所以比较文学就不新鲜了，变成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旮旯儿，不再是香饽饽。各个学校的这个小庙，都得自谋生路去罢。比较文学当年的红火，在“大国价值观输出”的时代，反成为了一种疮疤式“耻辱”——钱钟书说什么“东学西学，道术未裂，南海北海，心理攸同”，今天听起来很没面子。。。。。。今天GDP很牛了，我们要输出价值，讲差异性了，中国特色、中国经验，就是要与西学的道术“裂”，才时髦。。。所以，比较文学如何见风使舵，是个关键问题。）
Dun Wang/ 王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