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版甲午:从海外史料揭秘中日战争
作者:雪弭
序
一艘“勇敢级”(Daring)驱逐舰就停在我的窗下,只要从电脑前一抬眼,就能看见它那灰色的舰身和英寸的主炮。澳大利亚的“南十字星”国旗,在舰首旗杆上飘扬。
在悉尼上班的每一天,我都会无数次地从楼上俯视这艘军舰以及与它并肩停泊的一艘潜艇。南太平洋湛蓝的海水一漾一漾地,拍打着这些作为海事博物馆展品的退役舰艇。它们也如同家中的宠物那样,不时需要开到外海去遛遛,或到船坞去检修,每逢它们要移动的时候,我都会赶紧下楼,近距离地观察这些“海狼们”的动作,百看不厌。
很难想象,这个宁静而时尚的“情人港”(达令港,Darling Habor),曾经是抗日的第一线:入侵的日本潜艇惊扰了整个悉尼,当妇孺们被转移到蓝山(Blue Mountain)后,男人们便扛着枪炮,构筑了一道又一道的防线,而第一道防线,就设在这美丽的海滨。
在澳大利亚这个远离世界其他地区的孤独大陆上,二战时为防御日本入侵而修建的工事,几乎是唯一能找到的与战争直接有关的遗迹,尽管日本“皇军”的铁蹄一步也没踏上这块国土。
每次当我走过那艘满载时排水量也才3888 吨的驱逐舰,总会想起比它年长一个甲子的定远舰和镇远舰。那两艘威力巨大得令世界侧目的中国主力舰,排水量为7000 吨,主炮口径为12 英寸。如果与它们并列,眼前这艘澳洲军舰,将会显得侏儒一般矮小。但是,曾经威震一方的定远和镇远舰如今又在何处呢?日本人在这个城市依然顽强地展现着他们的巨大影响力,当然不再依靠枪炮,也不依靠人多势众。著名的纪伊国屋书店,就在古老的“维多利亚女王大厦”(QVB)左近开设了澳洲分店,不动声色地向澳洲“输出日本”。这是全澳洲规模最大的书店,除了大量经营英文书外,其日文书品种之多,与日本本土书店相比亦不惶多让,而且还提供完善的订购服务,可以购买日本出版的任何书籍。我就是在那里买到了不少有关中日历史的书籍;而其开辟的中文书销售区,无论是书的品种、品质还是对阅读潮流的把握,唐人街没有一家中文书店可以媲美。在这个宁静的书店之外,川流不息的人群中有大量来自中国的游客,他们兴奋而高调地谈论着,拿着大大小小的购物袋,满脸洋溢着富裕起来后的自豪。他们当然忙得不会跨进这个日本人的书店,也不会去不远处的海事博物馆看看那些舰艇。而报亭里正在热卖的英文报纸,则在使劲地谈论着是否应该允许中国人收购澳洲的矿业。在这个年代,日本是很难取代中国而成为新闻焦点的。
我总是很抗拒别人把我称为历史学者,因为在我看来,“学者”这个词还是很崇高的。在一大群靠历史吃饭的人群中,并没有几个人够格能称为学者,而最多称为职业工作者而已。而历史于我,好在并不是个饭碗,这是我的遗憾,日本现代漫画中的定远舰也是我的幸运。
研究历史便如同登山,登得越高,越是云山雾罩,越是发觉自己的渺小。搜集和研究海外晚清史料十多年了,随着自己的文字得到媒体和朋友们的认可,我越发地感觉自己只是个浅薄的过客而已。这种日益强烈的惶恐感,令我终于发现了一个合适的定位:非职业历史拾荒者。
是的,我无非是个拾荒者,钻在别人草草开采过或不屑于开采的矿井里,捡拾遍地的宝物。这个矿井,就是海外丰富的晚清史料。
我的一位美国收藏同道曾抱怨道:与中国历史有关的考据,经常难以从中文资料中得到更多的信息,因为“中国人只收藏对自己有利的资料”,而很少收藏其他各方尤其是敌对方的资料。的确,客观上中国一向不注重对“蛮夷”的事态分析,主观上则养成了“恨屋及乌”的习惯,但凡是敌人,他们的一切便都是不可信、不可靠的,乃至于他们的文献资料,亦多被视为异端,最多供一个小圈子”内部参考”。我们的历史研究,便是在一个已经设定好的框架内,根据设定好的程序,根据需要对史料进行剪裁。此种剪裁,无论被冠以何种高尚的籍口,亦等同于电视新闻制作中所谓的“客观镜头、主观剪辑”,虽然每一个镜头都的确来自实况,但不同的剪裁和拼接却能让人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在对待历史问题上,我们所表露出来的“选择性健忘症”,丝毫不比日本人逊色。“ 一史两制、一事两制”,我们在史识上和史评上体现出相当强烈的人格分裂和双重标准。“反面人物”身上的“罪恶”行径乃至“卖国”行径,在“正面人物”身上就成了智谋和策略,最多是“多走了几步弯路”、多交了点“学费”而已。这样的人格分裂和双重标准,与日本一方面否认南京大屠杀,另一方面时刻不忘广岛核暴的罹难者,似乎并没有本质的区别。而同样的“选择性健忘症”,日本人更多地是以此欺人,而我们则更多地是以此自欺。仅此而已。
如果要海选“最不被中国人相信的口号”, “中日不再战”或“中日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之类,应当是榜上有名的。但在对日关系上,我们依然会奇怪地坚信:“以德抱怨”的单恋,可以弥和历史的伤痕,缓解现实利益的冲突。一部讲述南京大屠杀的电影,非要自作多情地从“人性”角度去描绘日本士兵的内心挣扎,而甚至忘了展示更有典型意义的杀人竞赛。
来自中国的战争赔款,曾经是日本赖以崛起的资本;而同样来自中国的放弃索赔,也对战后日本的复兴起到了重大的作用。等到我们的发展需要资本的时候,那些本该是战争赔款的日元却转弯抹角地以援助贷款的方式登陆,如此先亏里子、后丢面子的窝心事,难道不比要求日本下跪道歉更值得我们反思吗?中国文化,本不应如此阿Q。孔子当年就对“以德抱怨”嗤之以鼻,质问道:如果“以德抱怨”,那“何以报德”呢?大汉王朝时,出于“安全关切”,多次出兵”侵略”匈奴,著名将领陈汤从前敌给汉元帝发去一份奏折,表示了”宜将剩勇追穷寇”的决心,”以示万里,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这种”虽远必诛”的阳刚精神,后来便逐渐消亡,对待外敌基本就是和亲、怀柔,用子女金帛”赎买”回大国崛起的感觉,且美其名曰”以德抱怨”,聊以自慰。
宽容与和解或许是一种美德,但它有个基本前提:真相与忏悔!
中国人涉及日本的历史记忆,的确充满了太多的悲情,但遗憾的是,日本人被打回老家都已一个甲子,我们却还只沉溺于悲情之中,停留在哭诉的”伤痕文学”阶段,难以自拔、难以深入。一个遭受了过度苦难的民族,如果把精力只是放在控诉上,而不是放在自省和自强上;如果把纪念只是寄托在罹难者身上,而不是寄托在抗争者身上,它在心理上还是一个弱者。
悲痛如果不化作力量,眼泪就是最无用的化妆品。我们今天或许该问问自己:我们是应该让日本正视历史,但如果它就是不正视呢?我们是应该让日本道歉下跪,但如果它就是不道歉不下跪呢?我们是应该反对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但如果他们就是拒绝接受呢?我们除了叫叫嚷嚷,还能干些别的吗?
悲情之外,我们大多数人还相信另一个神话:正义必胜。我们恰恰忘了:被凌辱与被屠戮,这不是正义;反抗凌辱与屠戮,这才是正义;胜利绝不来自正义,而只来自于实力。外侮只能说明我们无能和软弱,并不能因此而赋予我们”正义”,更不能因此而赐给我们”胜利”。
在国际政治中,真正的普世原则就是”丛林原则”。已经上演和正在上演的所有争斗,无论其是民族之间的冲突还是民族内部的冲突,最后一定会归结到”利益”,区别无非在于为谁的利益和为什么样的利益。而且,所谓的”正义”,弹性很大。甲午战争时期,日军俨然以文明的传播者和中华的解放者自居,对”征服###”充满了”正义感”。
中日历史的研究,如果真要起到资治通鉴的作用,则必须摈弃毫无意义的道义之辩,而还原和探究其最残酷的本质:中日之间的利益争夺和调整。温情脉脉的道德说教,往往容易蒙蔽自己,培养出一大帮宋襄公。
我们对日史观中,最可笑的自作多情,在于非要将日本的兽性归咎到某种”主义”(军国主义或法西斯主义),似乎成千上万的日本”人民”只是误上贼船、被蒙蔽而已。这在”术”的层面上,作为一种公关工具,未尝不可。但若真以为是,则不仅是幼稚的,甚至是危险的。
“主义”固然在塑造着人,但”主义”本身也是人所创造,更是由人在实践的。同一”主义”,在不同的人群手中,会实践出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现实体现来。日本侵华,与其说是军国主义毒害了国民,不如说是其国民性格和利益诉求制造了军国主义。
包括日本在内的大量海外史料,说明”日本人民”从来就不是什么侵略战争的受害者,而是受益者。推动着日本”军国主义”的,就是强大的民意力量,其中包括那些属于”被压迫阶级”的工农。如果非要说”广大日本人民”“也”是受害者,则他们并不受害于侵略或”军国主义”,而只是受害于”不幸战败”而已。
把”主义”当做分析和解决问题的症结,最后就只能在”主义”的高低和好坏上进行无谓的争论。
从日本和中国结下梁子的那一刻起,我们就从来不缺口水抗日的高调之徒,情绪化、非理性,充满激情地追求剧场效果。这种速食”爱国主义”,与需要静下心、沉住气、卧薪尝胆般地” 师夷长技以制夷”相比,成本低、代价小,见效快,但结果是一方面逢日必反,另一方面是对日本的无知,甚至毫无”知”的愿望。历史已经证明,”小日本、大中国”的轻佻心态正是造成”大中国”总是胜不了”小日本”的关键。甲午战争之前,日本的一些热血青年,来到中国从事谍报工作,几乎走遍大江南北,进行艰苦卓绝的实地调查,根据他们的情报编纂而成的《清国通商综览》,出版后居然有2300 多页之巨,比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更深地吃透了中国国情,至今仍是重要的研究文献。他们当然是中华的敌人,但这样的敌人,在值得我们痛恨之外,难道不值得我们尊敬和学习吗?我在海外倾己所有,收藏与晚清历史有关的海外文物,也是力图对这种实证主义、行动主义的一种实践尝试,”爱国”是需要行动的。
历史研究,或者仅仅是尝试对历史现场进行还原,需要的是三要素:史料、史料,还是史料。史料就是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新闻采访”,不同的当事人,不同的角度,这些是接近真相(但永远不可能抵达)的基本条件。
我总觉得,历史研究,必须要具备新闻记者和律师的两种秉性:要像新闻记者那般敏锐,也要像律师那般挑剔和严谨。这是我所从事过的两种职业,我觉得或许正是这两种职业的训练,才能使我从堆积如山的史料中淘出宝贝,也能使我从不迷信任何既定结论或任何权威。在”拾荒者”的定位之外,我总觉得自己还应是个籍着史料、穿越时空回到历史现场采访的记者,多看、多记、多思考,这样的”历史新闻”才可能是有价值的。
人生苦短,而历史却悠长得接近无限大。在历史面前,我们永远是盲人摸象,这是我们无法超越的局限。关键是要有自知之明,要明白自己永远不可能摸到整只象,更不应假装自己有能力看到所谓的全局。这样,当我在自以为历史或许是条毒蛇的时候,就不会对他人认为历史是面战鼓而感觉震惊。
因为,我只是摸到了大象的小尾巴,他却有幸摸到了那伟大的象屁股。这时候,我只能说:不求最大,只求最佳!
雪珥 2009年5月于南洲雪梨北石斋
绝版甲午 第一部分
谁动了李鸿章的奶酪?
1894 年9 月8 日,正当中日两国在朝鲜惨烈激战时,一颗”炸弹”却在紫禁城里引起轩然大波:江南道监察御史张仲炘弹劾正当前敌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罪名是骇人听闻的腐败、通敌。
在这篇《奏陈北洋情事请旨密查并请特派大臣督办天津团练折》中,向以敢言著称的张仲炘,指控李鸿章及其子李经方向日本人出售大米和煤炭,李经方甚至与日本王室攀亲,还在日本开了一家洋行。张仲炘承认这些都是风闻,”始闻之而诧,继而不能无疑,如果属真, 则自无怪乎纵容奸细、售买米煤之种种乖谬矣。”张仲炘说天津日本间谍被破获后,还查出地雷炸药八箱,但李鸿章却在审理后,不仅隐匿不报,而且私放间谍,并给银资行。
这一名上达天听的日本间谍就是石川伍一( 又名义仓告,1866-1894),日本国秋田县人氏,时年28 岁。在甲午战争中被捕的众多日本间谍中,石川伍一的影响力非常大,除了被中国官场作为政争武器外,他还牵涉到著名的高升号事件1894 和重庆号事件,与中日英和中日美两个三角关系都有瓜葛。
石川伍一是甲午战争史中最为著名的日本间谍之一,原因就是他被不少史学家认为是引爆战争的高升号事件的罪魁。
英国商船高升号被中国租用运兵,当时中日并未宣战,该船由英国船员驾驶,且飘扬着英国国旗,却在朝鲜海面被日本军舰打沉,千名中国士兵和欧洲船员罹难,震惊世界。据受雇于日本信义洋行的德国人透露:”有一倭人久住塘沽,此倭人才具甚大,华英德法言语俱能精通,看其与他人言论间……并随时用铅笔注载……爱仁、飞鲸,高升船载若干兵、若干饷、何人护送、赴何口岸,该倭人无不了彻于胸。”这位”才具甚大”的倭人就是石川伍一。
其实,也有研究质疑石川在高升号事件中的作用。有学者认为其实是天津电报局的电报生泄露了高升号的开航时间等情报,但这一说法缺乏直接证据,而且电报生其实并不掌握密码,而电讯本身日军完全可以监听截获,不英国画师所绘日本军舰击沉高升号图4 从海外史料揭秘中日战争绝 版甲午需要收买内奸获得。
另有研究者认为,日本早已决定在海上攻击中国船只了,实际上在随机选择攻击目标,无须等待运输船的具体情报,遭遇战是必然的,但何舰遭遇何船,却是偶然的。时任日本外交大臣的陆奥宗光在发给驻中国兼朝鲜公使大鸟圭介的电令中,表示:”今有施行断然处置之必要。故阁下务须注意,可择一不受世上非难之某种口实,以之开始实际运动。” 并在口讯中明确表示:”促成中日冲突,实为当前急务,为实行此事,可以采取任何手段。” 根据相关史料分析,当时拦截高升号的东乡平八郎,并不知道这是运兵船,至少其并没有一个根据谍报伏击高升号的计划,否则,高升号之前的爱仁与飞鲸两艘同样运兵的商船亦不会平安到达了。
石川伍一是秋田县人,幼读私塾,入标榜”兴亚主义”的兴亚学校专攻中文。1884 年18 岁时来华,在海军大尉曾根俊虎带领下精研汉语,随后加入设在汉口的日本间谍机构乐善堂。
他曾受命与另一间谍松田满雄到中国西南地区调查。松田满雄是熊本县人,他后来在战争中充当翻译,战后还参与了盛宣怀大冶铁矿的合作事宜。他们两人的任务,一是调查全川情况,二是了解川南的苗族,三是调查西藏的牧场。他们以成都为中心,足迹遍及全蜀,直达西藏边界,其间历经艰险,遭到当地土著的包围和攻击,并被官府怀疑是奸细甚至曾一度入狱,多亏石川能说流利的汉语而得以逃脱。
他当时设想到西藏经营牧场,为乐善堂筹集经费,甚至希望能仿效三国故事,割据四川,另立一国。石川等人撰写的西南报告,庞然巨册,并附以十分精密的地图,被日本军事当局当作极为珍贵的资料保存。
此后,石川到天津担任日本武官关文炳的助手,到蒙古、西安、洛阳等地刺探军情。在关文炳死后,他又配合其继任者井上敏夫,测量黄海的重要军港及航道的水文,为日后日军入侵提供了重要情报。
在天津期间,他以紫竹林松昌洋行职员的身份为掩护,成功收买了天津军械局的书办刘棻(又称刘树棻、刘五等),获得大量第一手军事情报。石川的暴露,则牵涉到另一外交纠纷重庆号事件。重庆号是一艘英国客轮,往返于天津和上海之间,高升号惨案发生不久,天津当地民众冒充清军搜查并痛殴了搭乘重庆号撤离的日本领事馆人员及其家属,意外地搜获日本间谍泷川具和发给天津领事馆武官的密信,获悉了潜伏日谍石川的动态。日本外交人员及侨民均在开战后撤离天津,只石川伍一及钟崎三郎两人受命潜伏,但因美国领事坚决反对其留在租界内,石川遂搬到刘棻家,而钟崎则转往关外,并在那里被捕。
石川在搬进刘棻家的次日(1894 年8 月4 日)清晨,就被天津城守营拿获,当日,天津海关道盛宣怀即向李鸿章汇报此事。在初审中,石川口风很紧,坚不承认自己的间谍身份。
而受托分别为中日两国护侨的美国,则开始积极干预此案,婉转希望”如遇有日本人改装在内地作奸细者,即将其解交就近海口逐其回国,使之不得与内地华民交接,于中国防泄军机似亦为无碍,且此办法,已足为惩其作奸细之罪”。美国的逾情之请,被中国政府拒绝,总理衙门表示将根据国际公法,处死战时间谍。
石川被捕后第十天(8 月13 日),上海法租界又破获楠内有次郎、福原林平间谍案,两人随即被租界当局送交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庇护。六天后(8月19 日),藤岛武彦、高见武夫在浙江被捕。此三案因美国插手而相互关联,其中最早且危害最大的石川一案,成为关键焦点,关联到另两案的处理思路。美国插手的三个案件,石川的情节并不复杂,却牵扯更深。除了中美关系外,还卷入了朝廷内部的###。反对李鸿章的一派,拼命想利用此事,连章弹片,指责或影射李鸿章等。而李鸿章也确有难言之隐,因泄密的军械局,其总办正是李鸿章外甥张士珩。
张士珩的母亲是李鸿章的长妹。这张士珩其实还算是一位能吏,在他任内,每得一件新式军械,必考辨其形质、度数,穷幽洞微。他一生都在从事军火生产,自己也成了一名军火专家。但因为是李鸿章的外甥,成为李鸿章政敌们的主要突破口之一,仕途上颇有蹉跎。
在沉默了十二天后,李鸿章于8 月15 日向总理衙门正式报告石川一案,但称仍在审讯中。
至此,石川一案已经与前线军情、中美外交及中国内政瓜蔓相连,日本人也知道其已无生望。在华间谍首脑宗方小太郎感叹道:”潜伏于天津之石川清末天津法租界码头,左上建筑为天津海关。终死于豚奴之毒刃,亦不失为一世之快男儿也。足以愧死肉食苟安之惰夫矣。予望其从容就死,示奴辈以神州男儿之真面目。”
石川伍一案件迅速引起光绪皇帝的亲自关注。8 月28 日,军机处转达谕旨,要求李鸿章彻查此案。次日,美国外交机构直接插手,其驻天津领事根据驻华公使田贝指令,发函李鸿章,要求将石川释放回日本,理由是”日本声称此人并非间谍”。
李鸿章命津海关道盛宣怀与美方交涉。盛宣怀在发给美国领事的回函中,对美国的要求进行了有理有据有节的严词驳斥:”本道查《中日修好条规》载明,两国商民,均不准改换衣冠。是两国和好,尚然有此禁例。现在两国失和,忽然改装易服,潜匿民家,四出窥探,其意何居? 况日本领事出口之后,日本人之在中国口岸者,已由贵国兼理。该犯石川尽可安寓租界洋行,何以假冒华人,私至城内居住?……至该犯被获之时,形迹可疑之处,不一而足,其为间谍无疑。……石川一犯自应由中国官密访确情,彻底根究,未便遽行开释。”9 月1 日,光绪皇帝再度就石川一案向李鸿章发出密谕,要求他”严行审讯,如究出探听军情等确据,即行正法……不得稍涉宽纵”。
朝廷坚定了彻查此案的决心,天津的办案取得了明显进展。9 月17 日,李鸿章向总理衙门提交了结案报告:”前获倭人石川伍一,饬县屡讯,供词狡展。须将间隙确证予以死罪,始无碍在倭华民。八月初四日(9 月3 日),饬津海关道盛宣怀严密根究,传到崔姓等,曾在倭武员处服役。人证确凿,即提石川伍一,与已革书吏刘棻质讯,无可狡辩,始均供认:前驻津之倭海军武员井上敏夫等曾嘱石川伍一转托刘棻,私抄中国海军炮兵数清单,给过谢礼。宣战后,倭员回国,留探军情,改装华服,以七月初四日(8 月4 日)潜行至刘棻家藏匿,当日即被军械局会同官弁获住等语。严讯王大,并无知情同谋。初九日(9 月8 日),奉电旨,复审石川伍一等,供均如前。……石川伍一拟按公法,用枪毙击毙;刘棻即行正法。”9 月20 日,石川伍一及刘棻在天津被处决,轰动全国,报章均有报道。《字林沪报》报道称观者如潮,行刑后”但闻一片声叫好不绝”。当日,李鸿章将该案所有案卷包括两人的供词等呈交总理衙门。10 月8 日及27 日,美国干预的另两起日本间谍案的主犯,也分别在南京和杭州被处决。
在甲午战争期间被捕的所有日本间谍中,最先被处决的石川伍一是唯一执行枪决的,其余均被斩首,或许这与李鸿章希望给美国留点面子有关。美国朝野对中国”酷刑逼供”和”残忍处决”日本间谍广泛表示不满。但当时外界谣传石川伍一被处最残酷的凌迟,宗方日记中记载道:”被拘禁于天津之同志石川伍一于九月二十日在天津城西门外被处磔刑,军械局之刘某亦同时被斩首云。不堪痛恨惋惜之至!”与石川相关的高升号事件,折腾十年后以中国赔偿船费而告终;另一重庆号事件,由大沽炮台以二十一响礼炮的最隆重军礼向重庆号道歉而结束;美国国会则因政府在间谍案处理过程中对中国的”过分软弱”,而险些启动弹劾案。
至于御史因此案借题发挥,指控李鸿章腐败通敌一事,在弹章上奏的次日,军机处便拿出了处理意见,除了需对张士珩涉嫌采办军械时以劣充好查证外,其余各项指控,”皆系影响之词,暧昧之事,碍难查办”。 张士珩最后以玩忽防务而被革职。李鸿章后来激烈指责”言官制度最足坏事”:”当此等艰难盘错之际,动辄得咎,当事者本不敢轻言建树,但责任所在,势不能安坐待毙。苦心孤诣,始寻得一条线路,稍有几分希望,千盘百折,甫将集事,言者乃认为得间,则群起而讧之。朝廷以言路所在,有不能不示加容纳。往往半途中梗,势必至于一事不办而后已。大臣皆安位取容,苟求无事,国家前途,宁复有进步之可冀?”
石川伍一若知晓他的案件居然引发如此剧烈反响,不知会做何感想?
“钓鱼”密码
日本外务省的”周到服务”,显然令中国驻日公使汪凤藻有点意外:他拿到手的那份长长的文件,居然已经一反常态地翻译成了中文。
这是1894 年6 月22 日,为了从朝鲜共同撤军的事宜,双方已经来回折冲了近20 天。日本政府不仅不撤退军队,反而决定增兵。汪凤藻手上拿的,就是这一”决不撤军”的照会,甲午战争史上著名的”第一次绝交书”。
被谈判搞得焦头烂额的汪凤藻,显然无暇多考虑这一反常的”周到服务”,朝鲜那边,日本军队无论在人数还是装备上都占尽优势,北京的总理衙门和天津的北洋大臣李鸿章,都在焦急地等待着日本方面的消息呢。
汪凤藻将”绝交书”交给了译电员,用密码电报赶紧拍发。这次可以比以往效率高多了,毕竟省下了一道从日文翻译成中文的程序。当时还没有无线电报,密电都是各自译成密码后交电报局拍发,各国皆然。当中国使馆的工作人员将密码电报送交电报局时,日本照例抄录了一份副本。但这一次,日本人再也不用为破译密码伤脑筋了,他们拿出了自己写的中文版的”绝交书”,略加比对,中国使馆的密电便显出了原型。
日本政府只不过主动花了点日语翻译成中文的功夫,中国使馆就主动将密电码全盘交出。主持”绝交书”中文翻译和密电破译的,正是日本外务省的中田敬义,因此功劳,他后来官居外务省政务局长。
日本人获得了密码,汪凤藻自6 月6 日至8 月4 日的全部54件往返密电均被破译。日本人不动声色,从此不仅掌握了中国使馆与国内的全部通讯,而且,还从中截获了大量军事情报。而清廷却毫无觉察,整个战争中一直未改密码, 以致在马关谈判期间清廷与李鸿章的往来密电件也被全部破译。
甲午战争中,中日两国海军实力相差无几,但日本舰队总是能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集结优势兵力,除了陆上的情报人员之外,应该也与此密码的泄露有相当关系。
直到1938 年中田敬义本人披露此消息之前,中国方面对此都懵然无知。而中田敬义揭秘时,大清国早已灭亡了27 年, 日军的铁蹄也几乎踏遍了大半个中国。具体负责破译的电信课长佐藤爱麿后作为日本全权代表出席1907 年6 月的第二次海牙万国和平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 鉴于日本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的偷袭行为,全面修改了国际法。佐藤爱麿此后又担任过驻美大使。其子佐藤尚武担任过日本外务大臣及二战中末期任日本驻苏联大使,苏军挥师攻入中国东北,他是第一个得到消息的日本人,未知他在这样的晴天霹雳下,是否还有心情回味父亲破译中国密码的昔日荣光?
百多年来,多如过江之鲫的甲午战争研究者,对此细节多未重视,而美国人却似乎受到了启发。这一用”钓鱼”手段破解密码的方式,后来被美军原样用回到日本头上。当时,美军从日军一系列电报中,发现十分频繁出现的”AF”代码,估计应该是指中途岛。为了进一步查实,美军便用浅显的英语拍了一份作为诱饵的无线电报,报告中途岛上的淡水设备发生故障。果然,不久以后美军截获的一份日军密码电报声称:AF可能缺少淡水。自此,美军便对日军动向了如指掌,太平洋战局大为改观。
上海”间谍门”夹伤美国总统
1894年12月1日,美国著名杂志《哈泼斯周刊》(Harper's Weekly)发表记者拉尔夫(Julian Ralph) 的长篇报道《美国在华的袖手旁观》(American Help lessness in China),引起了美国社会的巨大震动,《纽约时报》等主流报纸也纷纷转载。
这篇文章尖锐地攻击了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软弱, 起因就是美国政府居然将跑入美国驻上海领事馆寻求避难的两名日本间谍交给了中国当局。
文章详细地描写了这两名日本间谍被移交给中国政府后受到的”非人折磨”:中国人将这两名日本青年带到南京,在那里他们遭受了2 天--有的说是3 天的酷刑。他们让日本人跪在铁链上,用木条穿腿,人还站压到木条上。日本人的指甲盖也被生生拔除。他们在日本人的手腕上绑上铁链,再拿烧开的水不断浇在铁链上,直到铁链嵌进了骨头。他们钳压日本人的舌头。他们将日本人身上最敏感的部位捏碎。在种种生不如死的折磨中,刽子手的剑倒成了最痛快的一种。
文章指责,软弱的美国政府,正是造成这两名日本青年被中国”杀害”的帮凶。
在野的美国共和党如获至宝,抓住这一事件,对克里夫兰总统的民主党政府发起了猛烈攻击。共和党领袖西奥多• 罗斯福(后来的美国总统)鼓动议员们发起弹劾。共和党参议员洛奇(Henry Cabot Lodge) 随即要求美国国务卿葛礼山(Gresham)公开所有相关文件,被后者拒绝,支持政府的参议员们开始站出来护驾,议会内爆发激烈斗争。
引起华盛顿巨大政治风波的这一事件,在美国历史上被称为”上海间谍事件”,或者”上海间谍丑闻”。这两名成为中、美、日三国外交关注焦点的日本人,一名叫楠内有次郎(Kusunchi,1865-1894),一名叫福原林平(Fukuhara,1868-1894)。
楠内有次郎的家乡是以陶器闻名的九州佐贺县,他原姓青木,过继给楠内家为嗣,遂移居到鹿儿岛。因视力不合格,在报考陆军军校时没通过体检。这和”三崎”中藤崎秀(也是鹿儿岛人氏)报考军校未果相似。楠内随后到东京专门学校(后来的早稻田大学)改学法律、英语。1890 年,受荒尾精鼓动,他前往上海就读于日清贸易研究所,学习间谍技术。毕业后他加入了上海日清商品陈列所,回到日本,在九州、中国(日本地名)、大阪等地调查海产品。1894 年,他陪同横滨贸易新闻社社长,到中国内地调查了数月,因病留在上海直到战争爆发。在此期间,他开始实际从事间谍活动。
福原林平是冈山县人,就读于历史悠久的藩校闲谷黉。在黉长(校长)、著名维新人物西毅一教诲下,年轻的福原慨然以国士自许。他第一次报考上”上海间谍丑闻”给当时的美国总统克利夫兰带来了一场政治风波谍战甲午13 日本间谍潜伏记第一部分海日清贸易研究所未中,竟径直找到负责人荒尾精,慷慨陈词,感动了荒尾精,被破格录取。毕业后,他回到了日本,在冈山县名刹国清寺随海晏法师参禅。1893 年11 月,他与同学高见武夫一道回到上海,临行前,海晏法师还各赠送他们一把宝刀。
战争爆发后,楠内、福原两人都在上海潜伏下来,以商人名义从事间谍工作。随即奉命到满洲内地侦察军情。预定的计划是,先乘船到营口,经辽阳抵奉天,再去辽阳,返回奉天后将情报以电报发到上海,然后再前往凤凰城,将沿途所见军情随时报告;之后向鸭绿江行进,调查入朝清军数量及沿途军情,提供给已经在朝鲜境内的日本第一军,然后为该军带路。布置这一任务的日本武官根津一也坦陈,这一任务实在很艰难。
但是, 人算不如天算, 他们原定的8 月11 日的班船被取消,下一班要到14 日才能开行。考虑到两人同时从日清商品陈列所出发会引起怀疑,遂决定假冒湖北商人住到法租界的同福客栈去。福原先在12 日搬进客栈,楠内则于13 日搬进,另一刚从满洲回到上海、准备与他们同行的间谍景山则住进了全安客栈,三人装作互不认识。
8 月14 日半夜, 楠内、福原两人在同福客栈被上海道台衙门的差弁抓获,随身搜出关东地图和清军军官名录等,但因人犯是在法国租界内抓获, 只能交法国巡捕房, 而法国方面则干脆将两人交给了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因此惹出件轰动界的惊天大案。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美国受中日两国委托,担负起”调停人”(Good Office)的角色,为两国在对方国家中照顾侨民及利益。根据”调停人”原则,法租界当局将日本人交由美国外交官处理,倒也还在理上。
两名日本间谍向美国总领事佐尼干(Jernigan)宣称受到中国政府诬告,并要求获得庇护。佐尼干很快批准了日本人的要求,并拒绝了中国政府的引渡要求。
清廷也不示弱,立即在北京向美国驻华临时公使小田贝(Jenior Denby)提出严正交涉,小田贝的父亲老田贝是驻华公使,此时回国休养,由其子代办。同时,总理衙门指示中国驻美公使杨儒,立即向美国国务院进行交涉。
时任美国国务卿葛礼山是律师出身,一切行为讲究法治和条理。他闻报大惊,立即指示小田贝,美国外交机构没有权利庇护任何被中国政府指控有罪的日本人。
小田贝对此表示不同意见,认为既然美国充当了”调停人”,则在华日本人自然获得美国在华享受的治外法权,两名日本间谍不应被引渡给中国,而应接受领事裁判。两人为此发生激烈争论,电文往来十分频繁。
在法理上难以说服葛礼山后,小田贝又诉诸道义,认为如果接受中国的引渡要求,则两名日本人必然会被中国刑讯折磨并最终残酷处决。
葛礼山不为所动,在他的强硬命令下,小田贝只好下令佐尼干,于9 月3 日下午5 点在大东门外将日本间谍移交给上海道台(根据宗方当天日记)。但同时,葛礼山与杨儒在华盛顿达成君子协议,中国政府承诺给日本间谍公正的审判,并在老田贝返回北京任上之前,不作出任何终审判决。
两名日本间谍被移交给中方后,中国十分重视,两江总督刘坤一亲自下令将人犯押到南京审讯。同时,在天津和浙江也先后破获了石川伍一案、藤岛武彦、高见武夫间谍案,都受到美国领事的强烈干预,美国军舰甚至应美国驻宁波领事福乐(Fowler)之要求而前往示威。
美国国务院明确了美国处理此类事务中的界限后,天津和浙江的间谍案也很快审理完毕。随后,这五名日本间谍分别在南京、天津、杭州被斩首处决,但并未事先通知美国方面。宗方小太郎在10 月10 日的日记中记载道:”研究所之学生楠内友次郎、福原林平亦自上海槛送至南京,上月二十四日被处斩首云。嗟,痛哉!”小田贝对其上司的指令耿耿于怀,继续写信与葛礼山辩论法律问题,尤其是指出在上海有着十分复杂的、相互纠缠的中西审判体系,完全不必将日本人引渡给中国,他认为葛礼山向中国政府妥协的举动,将会破坏西方人在中国享有的治外法权,导致中国本土审判权的复归。这其实正是问题的本质,在华的西方人社会普遍对葛礼山感到不满,正是认为美国政府此举大长了华人的威风,大伤了洋人的面子。
同样被葛礼山激怒的还有驻宁波领事福乐,他是一名著名的扩张主义者,他将这些事件通报给了马萨诸塞州的联邦参议员洛奇,后者随即在国会对葛礼山的政策进行了猛烈攻击。在议员的鼓动下,美国报章开始连篇累牍报道上海间谍事件,攻击葛礼山和现政府,认为是美国政府的冷血和愚蠢葬送了两名日本青年的生命。其中,《哈泼斯周刊》的报道因直接采访了佐尼干,成为最有影响力的文章。《纽约世界报》(NewYork World)甚至公开质问”葛礼山脑子是否正常”,认为”一个正常的领导人不会这么做的”。亲政府的报刊则在葛礼山协调下,展开了微弱的还击,为政府的行为辩护。
上海间谍事件演变为美国国内###,国务卿葛礼山严厉指责了小田贝和佐尼干。小田贝和佐尼干见到事件已经危及到现政府的稳定,随即改变口径,承认了这两名日本人从事间谍活动证据确凿。在亲政府的议员帮助下,葛礼山最终抵抗住了国会中反对派的猛烈攻击。
葛礼山指责中国公使杨儒没有遵守双方约定,中国政府擅自处决了两名日本人,杨儒一开始还推说中国政府不可能实施处决,随后则辩护说,他从未向葛礼山承诺过不处决日本人,是葛礼山误解了他的意思。
有意思的是,在这场间谍风波中,日本的外交机构并没有在前台大肆活动,而日本外交文件显示,他们在认真研究相关法律后,也认为美国政府的确没有权利干预中国对日本间谍的审判和处置。这成为美国支持民主党的报刊为政府辩护的重要理由。
心力交瘁的葛礼山随后猝死在办公室内,成为少数殉职在工作岗位上的美国政治家之一。
《哈泼斯周刊》对两名日本人的”勇敢”表示了敬意,报道说他们宣称:”你们可以杀我,但我的天皇会以我为荣”,报道认为这”更能体现日本人的精神”。楠内曾在家书中道:”今日之事,乃国家安危之关键,皇运隆盛之所系。苟帝国臣民临事而偷安,异日之事不可问矣。”拳拳之心溢于言表。而福原曾在乘船侦察长江时作了六十多首七律汉诗,其中有云:”欲试长江万里游,飘然来投月明舟。把杯堪笑人间事,越水吴山使我愁”, 颇有豪情。据日本史料记载,谍战甲午17 日本间谍潜伏记第一部分他的未婚恋人山本幸子,读到了他写给她的另一首七律:”卿在瀛洲北海天,余游万里蜀吴川。此江月营此真影,写出往时奇遇缘”,大泪滂沱,立誓终身不嫁,致力女子教育。
这一轰动美国的上海间谍事件,不仅谱写了中、日、美之间的”三国演义”,更引爆美国内部###。美国国务院与其派驻在中国的使节之间所爆发的激烈分歧,也体现了当时美国外交政策的大纷争。抱持扩张主义的驻华使节们希望利用此事,在东亚为美国攫取更大的利益空间。而美国国会的强力介入,则不仅有政见上的分歧,更有现实###的需要。上海间谍门事件成为美国内政、外交的焦点问题,轰动一时,在大量的报道中,中国野蛮、落后、背信的形象被进一步宣扬,为日后的大规模排华运动积累了相当的民意基础。甲午战争是刚刚走出内战的美国第一次介入国际事务,是其主动”睁眼看世界”和”伸手管世界”的开始。上海间谍门事件则是美国理想主义的最后一次献演,从此美国东亚政策被彻底修改,不干预主义让位于炮舰政策,跟在狮子后面拣骨头吃的”豺狼外交”(Jackal Diplomacy)被放弃,美国越来越深地开始主动卷入东亚事务。
上海间谍门事件也是满清最后一次得到西方大国的平等对待,此后,甲午战争彻底暴露了满清的虚弱,世界上再也没有一个强国给予中国平等待遇,如何瓜分中国成为东亚国际政治主流。
绝版甲午 第二部分
和尚也疯狂
1894 年8月19日,浑浊的东海洋面上,一艘从镇海开往普陀山的客船武宁轮正在鼓棹前进。这天正好是佛教中元节(鬼节),普陀山上要举办盂兰盆###。来自全国各大寺庙的僧人们云集普陀,武宁轮几乎成了和尚的专轮。
旅途寂寥,又是难得的同道大聚会,僧人们在船上相互倾谈交游,十分热闹。但当中一位眉清目秀的年轻僧人,似乎与众人格格不入。他那剃得趣青的头皮上,并没有中国和尚独有的戒疤,而且举止相当古怪。不少人和他去搭腔,发现他似乎对教义不感兴趣,或对交游不感兴趣。但和尚们执著,不断地去”骚扰”他,终于把他惹毛了,痛斥一番。周围的僧人们大吃一惊:原来,他说的是一口日本话!
此时,包括浙江在内的沿海一带正在大抓日本奸细,几乎人人都已经晓得日本兵舰将大清国租来运兵的英国商船高升号击沉,死了上千名士兵。出家人再与世无争,毕竟也还有国家概念,众人便将这位说日本话的年轻僧人控制住了。
船将到普陀,清军水师的元凯兵轮前来例行检查,元凯号的大副、把总贝名润登上了武宁号。这位说日本话的和尚,用并不流利的官话,自称是广西人,然后又说是贵州人。贝名润见他言语支离,而且没有随身行李,就进行了搜身,查得墨盒纸笔、普陀山僧人名单、怀表及洋银22 元,形迹十分可疑,遂将其逮捕,带到兵轮上看管了起来。
大清的和尚们一点都没搞错,这位正是日本间谍藤岛武彦,假冒和尚要谍战甲午19 日本间谍潜伏记第一部分到普陀上与另一位日本间谍高见武夫接头。那位高见武夫在普陀山的法雨寺以参禅为名已经潜伏半年多了。
一起和尚间谍案掀开了帷幕。
藤岛武彦出生于日本鹿儿岛人一个藩士家庭,顺应当时日本潮流,考入东京陆军士官学校,虽体现出了”胆气绝伦”的一面,但因数学、英语成绩很差,学业堪忧,后经前辈指点,决意到中国大陆发展。
1888 年,藤岛19 岁,就加入汉口乐善堂,随即被派往西北考察。藤岛的任务是配合另一重要间谍浦敬一,图谋劝说新疆巡抚刘锦棠联日抗俄,甚至希望能进入刘的幕僚长期潜伏。
湘军名将刘锦棠(1844-1894),早年随同叔父刘松山镇压太平军和捻军,军功卓著。1870 年,刘松山在镇压回部叛乱中阵亡,经左宗棠推荐,遗部由年仅26 岁的刘锦棠接手。1875 年,左宗棠西征新疆,刘锦棠担任统领,总理行营营务,运筹帷幄,被叛匪惊为”飞将军”。1878 年左宗棠奉诏还京时,刘锦棠署理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直到新疆建省,于1884 年被朝廷简派为第一任新疆巡抚,其地位不仅是封疆大吏,更是对俄外交的关键人物。作为在华最大的谍报机构,汉口乐善堂对此次西北行动极为重视,堂长荒尾精专派”学养有素、识见卓越”的”平户三杰”之一浦敬一主持。乐善堂行动计划十分周密:藤岛武彦携搭档大屋半一郎先行,随身带价值1000 余元的书籍和杂货,到兰州先安顿下来开设店铺,以回收的货款作为浦敬一进入新疆的费用。
哪知刚出汉口不远,藤岛就遭到了水匪打劫。令水匪惊奇的是,这位自称来自福建的年轻书商,看到劫匪却不慌乱,从容对答。他对劫匪的头目赵某道:”观公状貌,当系一方豪杰,何以不掠富豪,而劫余小商人耶?余殊为可惜。”根据日本的传记材料介绍,藤岛是位眉目秀丽的美青年,姿容宛如美女。面对这位”小帅哥”,赵老大倒也爽快,讲了一通官逼民反、无奈落草之类的套话,两人谈得十分投机,赵老大便将其释放。而这位少年书商居然给他一份大礼:一支崭新的手枪。喜出望外的赵老大表示,将传令沿江数千徒众,对该书商不得为难,并妥加保护。
但藤岛在和水匪赵某分手之后,赵某却被官府抓获,羁押在襄阳大牢中。藤岛得知消息,星夜兼程前往救援,但到达襄阳后,赵某已被枭首。藤岛便乘官府疏忽,将赵某的首级盗回。看守们一路追赶藤岛到汉水边,藤岛无奈,便将赵某的首级绑在腰间,纵身跃水,游泳逃逸,终因体力不支,而在登岸后人事不省。他醒过来后,便在岸边将赵某的首级掩埋,再通知赵的手下前去挖掘。藤岛此举令赵某的手下感激涕零,民国时期撰写《日本侵华之间谍史》一书的钟鹤鸣,因此感慨道:”浪人怀柔赵某部下也如此,其用心不可谓不深矣。”在乐善堂作为侦察重点的六类中国人中:君子、豪杰、豪族、长者、侠客、富者,赵某正符合其中的”豪杰”的类别,是日本间谍的重要”统战对象”。因此,尽管可能耽误西北侦察大事,藤岛武彦还是不惜时日前往营救赵某。藤岛中途遇寇和营救寇首,毕竟耽误了时间,浦敬一等在兰州苦候30 天,不见踪迹,盘缠用尽,只好放弃此次新疆之行。次年,不甘失利的乐善堂,再度派出浦敬一和藤岛武彦两人化装成华商西行,先由水路沿汉水北上,再弃水登陆,翻越终南山,到达西安。两人从1889 年3 月末离开汉口,5 月初方到达西安。在西安盘亘一个月,将所携带的书籍、杂货售出以作为盘缠,又辗转三个月后方于9 月份到达兰州。但盘缠用尽,只好分手。藤岛武彦分得18 两白银,返回汉口;浦敬一则带着剩余的50 多两,独自入疆,并从此失踪,成为日本间谍史的一大悬案。
弱冠之年的藤岛武彦,至此已两次膺任西北考察重任,可见乐善堂对这一位最年轻间谍的器重和栽培。
除了与水匪的遭遇外,在日本史料中,藤岛还有另外两次奇遇。
一次是在河南,他看到当地壮汉恃强凌弱,便出手相救,夺过棍棒将那家伙教训了一通,乡民们十分感激,称呼其为”少年豪杰”。
还有一次在江西庐山,他在山中迷路,见到有三人正在升火煮粥,便过去烤火,并要了粥喝。此三人其实是山贼,见一个眉清目秀的小伙子从山里出来,还以为是妖怪现身呢。藤岛吃完后便睡。山贼们发现了他带的大笔盘缠,便起了歹意,想盗走。哪知藤岛忽然睁开眼睛,大吼一声,并拔出了短刀,吓得三名山贼反落荒而逃。三人下山后,就报告官府说山上有细作,官府派人前来抓捕,与藤岛发生激烈搏斗。
藤岛的短刀误伤了自己的右前额,血流如注,终于被捕。在狱中,藤岛坚称自己是琉球人,居住在福建,出来旅行而已,但还是被判处了斩刑。在处决之前,山贼中有一人在行劫时被抓,坐实了他们是”诬告”,藤岛终被释放。这是滕岛间谍生涯中最为凶险的一次遭遇。
西北之行失败后,1890 年,荒尾精、宗方小太郎等主要间谍在上海筹办另一家谍报机构日清贸易研究所。因办所经费困难,藤岛武彦遂返回大阪,从家乡鹿儿岛筹集了资本,兴办起了纸草制造所,以所得利润贴补日清贸易研究所。当时,日本谍报多靠私人赞助的浪人组织完成,官方的财政支持并不很多,全靠民间的”爱国热情”维持。
1894 年中日开战后,藤岛武彦乘德国客轮再渡上海。此时,由日本参谋总部所派的谍报军官、”中国通”根津一主持。根津一派出大批间谍前往辽东,策应日军登陆。8 月中旬,藤岛武彦亦被派往东北,为日本第一军先遣队担任向导。但藤岛在返回日本时已剪去发辫,很难再伪装成中国人。踌躇之下,根津一决定干脆让藤岛伪装成和尚,先到普陀山会合另一潜伏于法雨寺的间谍高见武夫。
高见武夫是日本冈山县人,日本黑龙会所编的传记资料里说他”平生寡言沉默,手不释卷”。他曾在闲谷黉就读,和福原林平是同学兼好友。1890年在东京的哲学馆(东洋大学前身)学习宗教哲学,随后在镰仓圆觉寺学习禅学。
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圆觉寺见到了荒尾精。两人交谈之下,相见恨晚,高见自己的记载说,两人在夜晚且饮且谈,常至深夜。潜藏在高见武夫内心深处的”东亚经纶”雄心被激发出来,他便接受了荒尾精邀请,与福原林平一起前来中国。出发前,两人前去冈山县的另一名刹国清寺,拜见住持海晏法师。这位日本高僧不仅佛学修养高,似乎也很爱国,他给他们出具了前往普陀山寺庙的介绍信后,发现了他们行李中的日本刀,就说:”你们的刀太钝了,为了给你们壮行,我送你们一把宝刀,陆上可斩犀牛,水中可屠蛟龙。”不杀生的和尚,却向间谍赠送杀生利器,这也算是日本佛界的奇怪现象。高见被杀后,日本有人吊之曰:”自重元人三尺剑,电光影里斩春风”,说的就是这把可屠蛟龙的宝刀。
1893 年11 月两人到达上海。半年之后,高见受命前往普陀法雨寺,名为坐禅,实际上是潜伏待机。
藤岛削发后,搭乘8 月16 日的渡轮,从上海前往普陀山。19 日,在镇海换乘武宁轮(又称江天商轮)。未想到,却因船上和尚太多,而露出了马脚被捕。
藤岛被捕后,只承认自己是日本大阪铁商,到普陀山是为了找到高见约其一同回国。问他:”既称铁商,何以故扮僧人?”答道:”现因中倭开仗,来往不便,故由上海削发来镇(镇海)”。
正好此时法雨寺的方丈化闻亦在镇海,他证实寺内确有个日本僧人高见,是今年正月里才来的。官府遂派船将高见押到镇海,将他混杂在众僧人中,令藤岛辨认。
高见与藤岛从未谋面,混于众僧之中,藤岛哪里能辩。按宁绍台道吴引孙在报告中的说法,藤岛”相视良久,茫然莫识” 。因此,吴引孙认为:”藤岛改扮僧装,行踪甚为诡秘;供词亦极闪烁,难保非图混入内地窥探军情。尤恐有华人作奸,亟应彻底根究;以期水落石出。”随即令候补通判梅振宗、鄞县知县杨文斌会同审讯,随后吴引孙也亲自审问,但藤岛供词依旧。
吴引孙无奈,对藤岛用上了大刑。藤岛熬刑不过,” 于无可分辨之时,始据供称系上海日本大越领事遣其来甬。并称前往普陀,因恐路上有人盘问,故先落发”。再问他是否刺探军情,以及同伙等,则咬牙忍受酷刑,绝不招供。藤岛在供词中说:”有一个姓福的东洋人,住在上海跑马场开杂货店,与高见是好朋友;他因有病回国了。六月二十七日。小的由大阪动身,…… 七月初四日到上海;会见那前在汉口领事处写字的速水一孔,是小的朋友。十一日,带领小的去见驻上海日本领事大越大人。那大越当与小的盘费英洋二十元,嘱令小的到普陀山邀高见和尚同到上海,可与小的一同回国。并没别言交代,也没应许赏官赏财的事。十二日,大越就同速水一孔回国了。小的又受姓福的朋友所托,代向高见说他有病在家的话。因想日本人到中国来不便,故于十七日剃落头发,不为识破日本人了。况且小的会讲中国话;普陀地方东洋人又不到的,所以小的扮做和尚;趁搭轮船要到普陀去的。小的是有家私兼开店业,汉口、上海认得小的的人俱多……今蒙研讯。小的实受领事所托, 去到普陀接高见,并没做奸细,探听炮台洋面消息事。求宽恩是了。”吴引孙密令定海厅同知赵惟嵛前往普陀山再次勘察,并未发现除高见之外的其它日本间谍踪迹。再三提审藤岛和高见两人,口供如前,没有实质进展。便将藤岛送押到鄞县大牢,高见则交给城内的天宁寺,由普陀山下院僧人看管,并要求僧人们将可能前来探望的任何日本人一同拿获。同时,通过浙江巡抚廖寿丰向总理衙门提交了报告。藤岛一案,因查无实据,只好暂时搁置下来。
就在藤岛被捕的前两天,上海也破获了日本间谍案,在中国政府要求下,两名日本间谍楠内有次郎和福原林平在法租界内被中国差弁抓获,但法国人坚持将他们送往美国驻上海总领事看管。中日开战后,双方均邀请美国代为照管在对方国家内的财物和人员。
9 月下旬,上海谍案的两名间谍供认不讳,坐实了藤岛与高见的间谍身份。藤岛也即招认,其得到日本总领事大越的密令,并领取了密码,计划会合高见后,一道测绘中国地形,窥探军情。
案情查清后,根据大清律,”境外奸细入境内探听军情者,不分首从皆斩”。10 月27 日,根据电旨,浙江巡抚饬将藤岛、高见两犯押赴杭州清波门外执行斩首。藤岛时年25 岁,高见27 岁。
高见被处刑这日,狱卒假称要释放他,等槛车来到清波门外刑场,知道自己已无可免,便向监刑官索要了笔墨,写下了绝命诗:此岁此时吾事止,男儿不复说行藏。
盖天盖地无端恨,付与断头机上雪。
而中国的官方文件中,则记载了藤岛在供词中的结语:”我说间谍也是敌国忠臣,这有何妨。”两年后,1896 年6 月,在甲午战争中大获全胜的日本,派员前往杭州,起出了两人的尸骸带回日本。
1938 年,钟鹤鸣在其《日本侵华之间谍史》一书中,感慨道:”我人对彼辈(指日本间谍)之用心,固宜深恶痛绝,但若辈之不惧艰险,为祖国作侵略先锋的行动,以与国人早期之仅事口头呼号,不曾在实际上用功夫以救祖国危亡者相较,国人思之,能无汗颜?!”
乱世孽缘:间谍与农夫
一个日本间谍,化装成中国人,在东北刺探军事情报,饥寒交迫中却蒙一家中国人相救。日后日本军队攻占了该地区,在残酷的大屠杀中,该间谍”知恩图报”,令日军保护该户中国人,并将该户少年送到日本留学。这就是日本人津津乐道的”中日亲善”故事。
这个故事的主角叫向野坚一(1868-1931),日本著名的军事间谍,在甲午战争中立下大功。
向野坚一是福冈县人,曾就读于明善义墅和县立修猷馆,1890 年来华,受训于间谍机构上海日清贸易研究所,时年22 岁。1893 年毕业后,他先奉命在长江沿岸调查。甲午战争爆发后,他与日清贸易研究所的大多数间谍一道,随日本侨民撤回长崎,随后被派到大本营所在地广岛。
向野等十余名在上海受训的日本间谍,早在四年前就开始蓄养长辫,认为这”对于研究中国事情有很大好处”。到甲午战争爆发的时候,他们的辫子已经长达一尺二寸多,再加上流利的中国话,足以乔装进入中国。
日本大本营对这群”中国通”十分看重,在宣战的当天(1894 年8 月1日),参谋本部特别召见了向野坚一与藤崎秀、山崎羔山郎、钟崎三郎、大熊鹏、猪田正吉等六人,勉励他们”为君国尽最大努力”,日本参谋总长有栖川宫亲王为他们亲自训话。六人还得以拜谒明治天皇,这令他们”铭感至深”,觉得”沐浴着无尚的荣光,立誓舍身报国,粉身碎骨在所不辞”。
这六人随后编为”特别任务班”,准备执行渗透侦察任务。10 月16 日,他们随日军第一师团从广岛出发,前往中国前线,仓促之间还穿着西服。10月19 日,舰队停靠仁川港口。当晚,日本军舰高千穗号前往旅顺侦察,在花园口近海海面捕获了四名中国渔夫,把他们的衣服强剥下来,作为间谍们的乔装用具。10 月22 日夜,”特别任务班”受到第二军司令官大山岩亲自接见,随即接受了任务。各人分得马蹄银一块,约有三十两,作为旅费,由军舰上的水兵帮助切成了小块银两。向野负责侦察普兰店、复州一带的清军设防情况。
次日,舰队离开朝鲜前往中国,第一师团足有二十只运输船,并有十六艘军舰护航,向野在日记中为此”日本开国以来最大的远征”欢呼:”呜呼!日本帝国之海陆军竟进出到北方,可谓强盛,足以压倒欧洲,成为无与伦比的东洋强国,旭日军旗也为之更加辉煌灿烂。”10 月24 日,日本第一师团在无兵设防的花园口顺利登陆,”特别任务班”便开始行动。在出发前,几位间谍互相议论此行凶多吉少,不知谁会先死,为便于认尸,遂相约将中国布袜子的袜带只系上两条,以此为凭。果然,六人中只有向野一人生还。第一师团长山地元治中将亲自接见”特别任务班”,勉励他们:”把生命奉献给国家,义勇奉公” 。师团参谋长大寺安纯大佐”洒泪”下达出发命令。
为免引起中国人怀疑,他们故意错开时间,最早的午后一点出发,向野殿后,傍晚五点多才出发。
向野穿着中国服装,背着中国式的”钱褡子”,长约三尺,宽约七八寸,两头放东西,中间折起后扛在肩上。三十多两碎银则用布包着,揣在腰里。他出发前日军第一联队已经开拔,结果他被日军当做当地人抓了夫役,扛着重物,走了一里多地后,见周边没有其他中国人,他才向日军说明真实身份,被放了出来。
次日凌晨,他从碧流河上游徒涉过河,事后证明,这是他第一次逃脱死神之手。因中国军方加强了谍报防范,乘坐渡船过河必须出示红色通行证,从下游过河的另三位间谍便因此落网被杀。
过河后,向野坚一在王家屯被当地百姓当做日本派来做间谍的朝鲜人而被捕,当时他的靴中藏有绘制的军事地图,为了消灭证据,在押往貔子窝清军兵营途中,他故意踩泥水行走,将靴中的地图弄湿踏烂。他向押解的百姓诡称是福建福州人,以解释其古怪的口音。他说:”我实在是福建福州人,家中有父母双亲,如今蒙冤被捕,如我回不去,我父母亲会饿死的。你们如可怜我的实情,肯释放我,我死也不忘大老爷的恩德。”边说边哭,还跪下来不住磕头。然后,他把腰里的一块碎银递给押解者,说绑得太紧了,手都疼了,希望能松一松。被松绑后,他就趁天黑跳崖逃脱,以北斗星为准,向西拼命逃窜。邻近村庄的百姓都出来围堵,他终于逃离追捕后,找个僻静地方磨断了绳子,继续前往复州城侦查。
途中,在中国淳朴百姓的多次热心帮助下,向野才得以解决吃饭问题,但帽子、夹袄等均已失落,在加上大雨和冰雹,晚上露宿”倍感寒风彻骨”。10 月28 日,他到达复州城,城内驻军已经被调往金州。侦察完复州后,他在前往普兰店途中迷路,露宿于黄旗大屯龙王庙门口,在此便发生了后来被他浓墨重彩渲染的”中日亲善故事”。
当夜天冷,屯中有一村民姜德纯主动邀请向野至家。姜家老父姜士采为村中私塾先生,谎称自己是福建人李宝林的向野便和他笔谈《论语》、《诗经》,甚为投机。
笔谈中,向野坚一还了解了更多的当地军情,比如复州驻军四五百人已经开到金州去,盖平的清军也要望金州集结等。姜家烧热了炕后,向野坚一终于睡了开始侦察以来的第一个好觉。他在日记中写到:”此夜,上天怜此哀民,使我得以避朔风之寒苦,真是厚承皇天之恩!想到此,不觉潸然泪下。”次日清晨,主人拿出玉米粥、黑豆豆酱和猪肉小菜招待他,又送了两个玉米饼作为中饭,送他上路。向野坚一向主人赠送一小块银子,却被主人坚决辞谢。
向野坚一在前往普兰店途中被清军多次盘查,均被他侥幸蒙混过关。10月30 日,他到达普兰店,顺利进行了军情侦察。此时,他已经完成了所有预定任务,但他认为,金州离此仅四五里路,如果受命侦察金州城的藤崎秀28 从海外史料揭秘中日战争绝 版甲午出意外的话,金州重镇的情报就无从得知了。但毕竟关乎自己生命安危,他也多少有些害怕,于是就拣了小石子占卜,卦象显示金州可行。
当夜,他露宿金州城外,次日混在菜农队伍中顺利入城,将金州布防情况看了个遍,并意外发现了清军在石门子地区布防。后来日军进攻金州时,根据向野坚一提供的情报,绕过埋有地雷的石门子,从二十里堡实行进攻,避免了伤亡。
向野的功绩受到了日本军方的高度赞赏,12 月24 日在师团司令部的宴会上,他被山地中将称为”我们的爱子”,甚至连乃木西典等著名将领也为他斟酒,礼遇甚隆。
1895 年5 月1 日,在复州随军行动的向野坚一,决定去拜访姜家,”以尽礼节”。几尽周折,终于找到了黄旗大屯姜家。姜家人却早已忘却此事,经向野坚一反复提醒,才知道眼前这位日本军官就是当时的落难人。两人”回想去年相逢事,不胜喜悦,激动得流下了眼泪”,向野坚一记载道:”我作为一个曾被救助的落难人,语言难以表达我此时的快活。”向野坚一将师团长山地元治中将特别奖励给姜家的5 元日本银币送上,双方又是一番推谢。此时,村民们也围拢来看新鲜,据向野日记记载,村民都纷纷称赞他是一个”不忘恩德的人”。向野向姜家表示,日本军队将对他们家族给予保护,并请他到当地日本驻军指挥部一起吃饭,当面将保护之事落实给当地日本驻军,又带驻军军官到姜家串门,并给姜家老父留了一封书信。向野坚一办完这些回到师团部,师团长山地元治等高级军官为此”中日亲善佳话”十分高兴。
一周后,5 月7 日,姜家老父在孙子姜恒甲的陪同下,前来探望病中的向野坚一,送来了十八个鸡蛋和四只鸡,并要求向野将其孙子姜恒甲收为义子。向野很兴奋地答应了,承诺将姜恒甲安置在日军建立的行政署工作。5 月18 日,向野坚一离开复州,姜家前来送别,向野坚一”想到复州从此难以再见时,不禁怀恋此地的山和水”。
此后,向野坚一将13 岁的姜恒甲引荐给另一日军将领桂将军,桂将军很喜欢这个中国男孩,便提议将他带回日本留学。姜家十分兴奋。6 月17 日,姜恒甲来到金州准备奔赴日本京都。向野坚一送别姜恒甲时,“姜含悲告别”。当日,姜恒甲的父亲姜德纯也到金州买马,向野坚一热情招待。姜恒甲到日本后,在名古屋小学毕业,随后在京都中学学习三年,后到神户的广和号上工作。日俄战争时,姜恒甲成了煤炭商人,获利巨大。1914 年日本攻占德国殖民地青岛后,姜恒甲又在青岛担任一家银行的分行行长,广置田产,“成了很体面的绅士”。 1924 年,向野坚一曾到青岛与姜恒甲见面,正好其父姜德纯也在,两人拥抱在一起,“互相保持着亲密的关系”。
1895 年6 月1 日,向野给升任师团长的乃木希典写了《申请书》:“今战争已结束,幸保全一命,两国之和平既成事实,今后即商业之战。故报定以往之志向,去长江以南从事贸易为目的……又对台湾曾寄极大期望之处,一旦归国,如派往台湾,诚乃厚望之事。”根据日本史料,作为侦查东北的间谍中唯一的幸存者,向野坚一一直难以摆脱战争带来的阴影, 为此, 他还特意与军队脱离了关系,而往商业方面发展。他于1906 年在奉天开设了茂林洋行,两年后又和中国人合股设立了一家正隆银行,成为东北地区最为活跃的企业家之一,还成为孙中山的朋友。向野坚一后来执迷于教育,在北京和奉天(沈阳)建立了他的商业。
他的妻子死后,妻子的三妹又嫁给他作为续弦,督导他前妻的四个儿子,经常给他写信、寄作文,向野坚一便帮他们批改作文,并交流对教育的看法。后来,他的儿子们和侄子们一道,创办了一份家庭手绘刊物《骨肉》,至今已成为研究当时日本教育尤其是艺术教育的重要文献。
向野坚一在1926 年(昭和元年)写了一本回忆录《明治二十七八年战役亲闻》,全书共三册,内容有向野之从军日记、笔述、口叙记录及其他有关资料多篇。其子向野晋于1932 年将上述内容油印成册。当时仅分赠各日本社会团体,数量不多,流传不广。其中除《回忆日清战争》曾刊于1931年元旦出版的《满洲及日本》杂志外,其余均未公开发表。《向野坚一从军日记》和《向野坚一回忆录》史料价值为最高,在记录向野的“英雄事迹”及其和姜家的“中日亲善”之外,也如实记载了日军在东北尤其是旅顺的大屠杀。
向野坚一去世于1931 年9 月17 日,第二天就爆发了著名的”九一八”事件,连日本史料也对他去世时间上的巧合表示惊讶。
晚年的向野坚一在回忆录中,如实记载了当年日军在东北尤其是旅顺的大屠杀。
“死也要面向东方”
1894 年10 月31 日晚,金州城西门外玉皇庙附近的杀人场又戒严了。全副武装的清军戒备森严,囚车载来了三名日本间谍。这三人都是清一色的中国打扮,脑后留着大辫子,穿着中国服装。
刽子手喝令他们面向西南方跪下,但三人坚决拒绝。他们说,天皇陛下和日本在东方,一定要朝东受刑,死后灵魂好回到日本。
刽子手大怒,挥刀劈向他们,脸上被砍得血肉模糊,但他们坚持面向东方受刑,三人高叫着:“我们是大日本臣民,决不会贪生怕死”。
刽子手手起刀落,三颗头颅滚落在地,清军随后将他们草草掩埋。深夜里,日军的炮火已经依稀可闻,金州就快陷落了。
这三名间谍名为山崎羔三郎(1864-1894)、钟崎三郎(1869-1894)、藤崎秀(1872-1894),名字中均有一“崎”字,死时分别为30 岁、25 岁和22 岁。
日军占领金州后,多方寻找到他们的遗骸,将其埋葬在金州城北虎头山上,并将虎头山改名为“三崎”山。“三崎”临刑的地方,则立起“三崎处死地纪念碑”。俄、法、德三国干涉还辽后,日军退出辽东半岛,旅顺大连随即被沙俄强租,“三崎处死地纪念碑”和三崎墓全部被毁。十年后,日俄战争爆发,日军重占旅大,在虎头山大兴土木,为“三崎”立起了“殉节三烈士碑”,高五米宽一米,在中国大地上树立几十年,直到1945 年光复后被中国民众砸倒。
“三崎”中,山崎居长,资历也最深。在上海日清贸易研究所,他并非如钟崎、藤崎那般是学员,而担任庶务一职,算是教职员工之一。
山崎本姓白水,原名濯,后改名为白水羔三郎,为福冈县藩士之后。白水羔三郎幼习汉典与英文,“夙怀四方之志,广交天下志士”。在21岁那年,出继于山崎茂一郎,遂改名山崎。他先入玄洋社,被称为“福冈玄洋社”青年三杰之一。后来,他被荒尾精的“兴亚”思想吸引,经玄洋社前辈平冈浩太郎的安排,于1888 年到中国,先在上海学习中文,后追随荒尾精到汉口乐善堂继续学习中文和研究中国问题。次年,他的中文有了进步,发辫也已养长,可以扮成中国人,即参与了乐善堂组织的对抗中国的全面情报刺探活动。山崎负责云贵调查,“寻找一块割据地”,目的是“占而据之,集天下志士好汉于此,生养之,训练之,伺机举事”。他因口音甚重,只好自称为福建人或广东人,化名常致诚,字子羔,先扮走方郎中,及至所带药材售尽,又改扮卜者,继续前行。随后被当地官员怀疑被捕,刑讯拷问下始终坚不吐实,竟然最后又被释放。这次考察,”云烟万里,涉湖南之水,越贵州之山,过云南之野,穿广西之森林,行福建之荒郊,入虎狼豺豹之窟,游猺獞苗蛮之巢,彷徨于瘴疠毒雾之间”(引自其发给胞兄的信),十分艰难,最后病倒在云南边境,不得不结束这历时一年的冒险,返回汉口。
甲午战争前,山崎奉命到朝鲜,协助当时驻扎在汉城的混成旅团长大岛义昌少将搜集清军情报。他化装成从日本撤回的华商,”最早深入牙山敌营”,弄清楚了牙山清军的兵力、虚实甚至防御计划,收获颇丰。开战后,他”又从军于平壤”,直接参与战斗。向野坚一曾称赞他”既奏大功又当大任,真九州男子之忠心光照东方,为后世之鉴”。因功回国与宗方小太郎等接受明治天皇亲自召见。
蒙天皇召见的间谍共有三人,除了山崎、宗方外,另一人就是 “三崎”之一的钟崎三郎。钟崎是山崎的福冈老乡,曾在日本陆军幼年军校学习,因哥哥去世而退学,随后到长崎学习中文。
1891 年来华,在上海日清贸易研究所学习间谍技术,随后化名为李钟山到安徽芜湖潜伏,当时芜湖正在兴起反日风潮。甲午战前,他奉命到胶州湾侦察,历时35 天。其时,正值日本轮船日本丸在威海卫附近触礁,钟崎遂以日本领事馆成员的身份前去处理,借机侦察威海卫军港情况。
随后,他到天津,陪同日本驻天津海军武官泷川具和,驾驶帆船对各个海口进行水文测量,选择日军最佳登陆地点。中日宣战后,钟崎并没有像日侨及其他日本间谍那样先行撤离回国,而是悄悄去了山海关一带进行侦察,填补了日本大本营的情报空白,被日本参谋次长川上操六称为“不世之功”。川上操六向天皇报告了此事, 因此,钟崎三郎获得天皇召见的殊荣。钟崎三郎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说:“我无论遭遇何等危险,都要在敌国潜伏,以探听敌情。若能逢凶化吉,当有鱼雁报闻。倘无音信之时,亦即再无会期之日也。”“三崎”中最年轻的藤崎秀,是鹿儿岛人氏,毕业于熊本济济黉中学。
主持济济黉中学的正是著名的军国主义者佐佐友房。藤崎毕业后,因体检不合格而无法报考海军军校,遂到长崎谋生,立志成为实业家,却被荒尾精的演说吸引,表示要追随荒尾复兴亚洲。但他家境贫寒,支付不了日清贸易研究所的学费,荒尾还同意帮助他提供一半的学费。1890 年藤崎秀到上海,学习间谍业务长达三年。他认定荒尾对自己有再造之恩,“禽兽尚知报恩,何况人乎?”因此,他成为日清贸易研究所最勤奋的间谍之一。战争爆发后,他随日侨撤回广岛,在日本第一师团工作,侵华第二军组建后他又转入军司令部参谋部。
日本大本营十分重视谍报工作,将山崎、钟崎、藤崎等“三崎”,与向野坚一、大熊鹏、猪田正吉等六人组成”特别任务班”,准备执行在旅顺、大连一带的渗透侦察任务。
1894 年10 月24 日,“特别任务班”随日本第二军在旅顺后路的花园口登陆,并分别衔命出发。其中,山崎负责最重要的旅顺炮台侦察,钟崎、藤崎则负责侦察金州、和尚岛的防卫情况。
根据“特别任务班”唯一幸存的向野坚一的记录,日军军舰此前曾俘获了一艘中国渔船,那些渔民的衣服被扒下作为间谍们的道具。山崎羔三郎穿着中国渔民的马褂和棉裤,随身携带朝鲜长烟杆一支,肩扛铺盖,随日军第一波登陆士兵上岸,最早出发。随后是身着长褂、肩扛白色包袱的钟崎三郎。向野坚一在日记中写道:“(他们的)侦察任务很艰巨,一旦被###人识破势必一命休矣。我们为他们送行时无不落泪。”午后三点,藤崎秀与向野一同出发,在洼地告别时,向野为藤崎编好发辫,“完成###装束最后工序”,两人洒泪相别。
但此时,中国军民已经在前线严加设防,稽查日本奸细。为此,特别颁发了一种赤色的通行证,乘船摆渡必须出示,否则将被缉拿审讯,因此也有不少中国人被冤杀。”特别任务班”六人先后落网,除向野坚一逃脱并圆满完成侦察任务外,其余间谍中,”三崎”被同时处决,另两人大熊鹏、猪田正吉则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三崎”中,钟崎最先在碧流河西岸渡口被一名姓张的清军巡逻兵抓获,随后是山崎在离碧流河不远的貔子窝被清军骑兵抓捕,最后是藤崎在曲家屯被当地民众识破后落网。根据向野的回忆,他本人完成侦察任务后,于11月6 日随军攻占金州,即随同日本海军司令部的人到金州都统衙门检查缴获的文件,发现了三份日本间谍档案,其中一人名为钟崎,再经检视,另一名为”赵外梅”的应为藤崎,日军此时才知至少这两人已经落网。
向野遂开始四处寻找这些间谍同伴的下落,甚至命令日军收集那些被清军砍杀的人头,”掰其口,解其辫,细细检查”。在金州海防分府大牢中,向野发现了钟崎、山崎和”赵外梅”的口供,确证了三人已经被捕。据向野记载,只有山崎在口供中交代了学中文、蓄发等,“别无他事”。
12 月21 日,日本第二军在金州为阵亡士兵以及“三崎”等间谍们举行招魂祭,向野在日记中悲叹:”昨天还相互交谈,握手言欢,知己朋友今留骨在此地,虽流芳千古,实为异域之鬼,又怎能不使人痛哭?”12 月26 日,日军处决一名华人徐三,罪名是他”戕害通译官藤城龟彦”,行刑时故意选用了钟崎遗留下来的日本军刀。
“三崎”是被金州副都统连顺下令于10 月31 日夜斩决的,但日本有媒体说是火刑,以突出清国的野蛮,但向野认为这并不确切。向野在当地汉奸帮助下,四处寻找三人尸体,询问被杀经过。据当地人说,”三名奸细虽年轻,但毫无惧容,说:我们不逃,你们杀吧。'至死坦然自若。”日军占领金州后,多方寻找“三崎”等人的下落。
6 日,日军在金州西北门外的草地上发现了山崎所穿的衣服的碎片,随即在第二天进行了全面挖掘。先挖出山崎的尸体,“发现首级完全砍落埋在脚下”,接着挖出钟崎、藤崎的尸体和首级,确认身份后,随军僧侣诵经焚香,就地火化。
两天后,2 月9 日,日军在金州为”三崎”举行隆重葬礼,师团司令部特赐三氏以”忠死”二字。同一日,钟崎的故乡为他举行了盛大葬礼,福冈知事主持,四千多人参加,仅僧侣就有三百人,哀荣倍极,可见日本人对”英雄”的态度。他的好友中村纲次在官方的《日清战争实记》刊物中写下长篇《故浮士绘:日本侦察兵在奉天侦察谍战甲午37 日本间谍潜伏记第一部分军事大探侦钟崎三郎君传》(原文为”大探侦”),传尾有诗吊曰:”富贵安逸君不顺,欲立奇功试雄才;托身细作事远游,尝胆卧薪担国忧;五尺短身总是胆,跋涉###四百州。”这或许可以看做是这些日本间谍的集体写照,其虽为中华仇寇,但”尝胆卧薪担国忧”的气节和”跋涉###四百州”的坚忍,却是值得我辈深长思之!
而与向野坚一、”三崎”等一起登陆的”特别任务班”另两位成员大熊鹏、猪田正吉却一直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这两人是中学同学,又都毕业于日清贸易研究所。他们失踪后,日军打听到清军中有两名日本青年很受器重,估计是此二人潜伏在内,但在惨烈的田庄台战斗结束后,多方查找也无音讯。根据一些学者的分析,此二人在离开花园口后,均被清军抓获,但很幸运地未被确认为间谍,而被收留在了清军军营中。猪田正吉估计是在田庄台大战中,被日军炮火直接击中,尸首残缺而混于乱军之中。而大熊鹏则在左宝贵军营中,一直待到战后,可能在遣送之前死于当地的瘟疫。日本黑龙会所编的史料,用相当多的篇幅记录了日军对此二人的寻找,最终二人都被追认为”烈士”,名列”征清殉难九烈士”。
绝版甲午 第三部分
教授也当007
1894年8月29日晚上,怡和洋行的连升号商船正从烟台开往上海,大英帝国的米字旗在桅杆上猎猎飘扬,在这个早已危机四伏的海面上,给人一种貌似安全的感觉。
宗方小太郎躺在船舱里,却丝毫也没有安全感,心里七上八下的。在这艘船上,他居然发现了6 个他认识的华人,其中有一个叫蔡廷标的,还是长江水师提标、亲军中营把总。而宗方知道,中国官方已经发布了对他的通缉令,重点就在烟台和上海一带。
宗方知道,这一夜将是他一生中最漫长而艰难的一夜。
教授学者型间谍
宗方小太郎在日本间谍圈内,是一位教授学者型的重量级人物。他在中国不仅深入第一线到处刺探情报,更是提出了大量的战略分析报告,成为日本决策层的重要参考,影响很大,奠定了他作为“中国通之第一人”(其婿宗方丈夫评价)的地位。日本外务省的文件是如此评价的:”此人抱夙志于###, 壮年之交赴当地以来,专心努力于该国习俗国情之研究, 其间, 或谍报事务, 或国情介绍, 等等, 苦心努力于帝国势力之扩张。外务省自xxxx 年( 原文如此) 起嘱其谍报事务, 其报告于当局公务裨益颇多, 功绩卓著。”宗方小太郎,字大亮,自幼喜读历史,与著名的军国主义者、熊本县人佐佐友房(1854-1902)交好,以师友相称。
佐佐友房幼习汉学,尊崇天皇,明治政府成立后,却因参加西乡隆盛组织的鹿儿岛士族反政府叛乱(史称“西南战争”),被判处10年徒刑。3年后因病获释,周游全日本鼓吹其”兴亚”梦想。1882 年主持熊本济济黉中学(该校至今仍是日本名校),培养人才以“护持皇室于无穷、宣扬国威于八表”。1890 年佐佐友房当选日本首届国会众议员。1900 年义和团###时,他曾出面策动李鸿章组建南方联邦,被李鸿章严辞拒绝。
1884 年, 中法战争爆发,日本加强了对华谍报工作。宗方小太郎随佐佐友房来到上海, 随即进入上海东洋学馆学习中文。该学馆专为日本人学习中文,“教育日本的青年子弟,彻底查明###的国情,他日大陆经营之时肯定需要”(长崎福冈玄洋社平冈浩太郎评价)。求学之余,宗方小太郎薙发易装,打扮成中国人历游北方九省,全程步行,历尽艰险,收获颇丰。
1886 年,日军参谋本部谍报军官荒尾精(又名东方斋)奉派来华,在汉口设立贸易机构乐善堂,以经营眼药水、书籍、杂货为掩护,组成了一个遍布中国主要城市的间谍网。宗方亦加入其中,担任了北京支部主任,以北京崇文门外”积善堂”药店为掩护。北京支部是乐善堂谍报网的关键,荒尾精给宗方的信中就指出:”彼地(北京)为他日我党(乐善堂)演戏之首要地方”,设立北京支部的目的就是”无论遭遇任何时势之变迁,得以及早透露其机于未显之先,使我党不失其机先也”。
1887 年,宗方以学生名义再度申请赴东北考察,尽管遭到李鸿章的明确反对,但依然获得了总理衙门颁发的游历护照,得以堂而皇之地刺探重要军情。1888 年,乐善堂明确宗方所负责的北京支部,主要任务就是刺探清政府中央情报,宗方因此还取了个号”北平”,自抒胸臆。在北京期间,为了筹集谍报活动经费,他还偶尔亲自上街推销乐善堂的药品和书籍。他在日记中记载了有一次在崇文门外摆地摊卖书,”这在日本乃最下等之商人所为”,但是,”大丈夫或时为乞丐、为奴仆、为小吏、为商贩,或为立于庙堂雄视宇内的英雄,或为仁人君子,皆随时势而浮沉,虽出没似无常,而一片至诚之念则贯穿万古也。”谍报工作初有成效后,荒尾精退出军界专事”民间谍报”,着手设立”日清贸易商会”,并在其下开设日清贸易研究所,培训”###通”。该研究所获得日本政府从内阁机密费中的拨款,遂于1890 年9 月在上海英租界大马路泥城桥畔开办。宗方小太郎应邀担任学生监督。
这个以贸易为名义的学校,根本就没有开设经济方面的专门课程,至1893 年6 月,由于财政困难被迫关闭,只培养了一届学生。其重要成果之一,是在1892 年,与汉口乐善堂编辑出版《清国通商综览》,共2 编3 册2300 多页,成为研究中国的重要文献。另一重要成果,即是所培养学生在随后的甲午战争中志愿从事翻译工作及军事侦探,多人被中国官方查获后斩首。
在日清贸易研究所关闭前半年,1893 年年初,宗方小太郎为筹款回到日本,但进展不顺,落落寡欢,不得不于10 月间再到中国。此时,中日在朝鲜的冲突有酿成大战之势,宗方小太郎随即应日本军方要求,开始频繁活动,撰写了大量报告,内容涉及军事、经济和宗教等各个层面,如其《武汉见闻随录》中就包括以下主题:武汉三镇情形、学校及教会、汉阳制铁厂、武昌织布局、水师及陆军概况、江南水师建制、铁政局和枪炮局。
1894 年6 月,宗方奉命从汉口前往烟台,接受日本驻华武官井上敏夫的指令,潜入威海亲自侦察北洋舰队基地。在他第一次侦察时,本想带一个中国人随行,”皆以此行危险,无人应者,余即决定单身前往。于是脱去整洁服装,谍战甲午41 日本间谍潜伏记第一部分改着粗布衣服,萧然一野人也”。7月8日,他从烟台抱病出发,连日阴雨,全身尽湿。10日,抵达威海卫,当夜就发现湾内停有军舰10 艘、水雷艇3 艘、汽艇1 艘,并夜登城楼,”眺望湾内形势及灯台点火”。次日,他再度登上东门侦察军港,发现在刘公岛前还有军舰13 艘,随后冒雨返回烟台。
不出一周,日本所派的另一谍报人员从威海回来,报告说北洋舰队的主力即将立即奔赴朝鲜,宗方便决定”再游威海,侦察北洋舰队之动静”。这一次,天气晴朗,宗方的日记中甚至还有在途中”夜登山纳凉,月上夜静,四山寂寥,旅魂飞至天涯”的闲适记载,并写下了”此行非为烟霞故,拟为军国输寸诚”的诗句。这一次,他再度详细清点了威海卫军港内的军舰数量,并侦察了西炮台,勘察了百尺崖等,为今后日本海军攻击威海卫搜集了最可宝贵的第一手资料。7月25日,他在返回烟台途中夜宿老元山的小客栈,”受臭虫、蚂蚁、白蛉、蚊子来袭,终宵不能安眠”,这时他并不知道,就在并不遥远的朝鲜丰岛海面,日本军舰已经发起了第一轮进攻,甲午战争(日本称日清战争)打响了第一枪。
死里逃生
7月28日,日本谍报人员在天津紧急开会,制定了中日断交、日侨撤离中国后的潜伏方案。7 月31 日,宗方携谍报经费回到烟台。次日,中日两国断交宣战,井上敏夫撤离回国,宗方接替他在烟台负责北洋舰队情报的收集和汇总。
8 月1 日晚,一群愤怒的中国人冲到从天津开往上海的英国商船重庆号上,痛殴船上的日本乘客。此事件引起英国强烈抗议,但歪打正着的是,乱民们却无意间搜获了日本驻天津领事馆武官泷川具和大尉(化名“堤虎吉”)发给井上敏夫的谍报,中国政府得以破获一系列日本间谍案。
4 日,日本关闭了驻天津领事馆,由美国领事馆代为保护。所有日本外交人员和侨民全部撤离,只留下宗方一人,带着567 元谍报经费,潜伏了下来。此时,中国的反间谍行动大为加强,宗方也感觉到了危险,他在日记中说自己当时做了三种准备:一是将机密文件整理处置好,以防万一;二是为自己准备了新衣,一旦被中国抓获的话,将“盛装赴官府,有所从容辩解也”;三是也做好了死的准备,“万一不能以事理争,六尺形骸将一笑赴虎狼,泰然安命,示彼等神州(指日本)男儿之面目”。
这段时间,他化名为宗玉山、宗鹏举、郑如霖等,继续亲自或派出其收买的华人,不断外出侦察,“屡次出入于生死之间”,得到了大量的动态情报。在驻守烟台的三周内,宗方立下了平生最大战功之一:他在威海探得北洋舰队的出发时间,日本联合舰队遂得以在9 月15 日部署于朝鲜黄海道大东沟附近,以逸待劳,为随后爆发的世界首次铁甲舰队大决战作好了准备。日本陆军大将本庄繁为此评价宗方道:”对君国做出极大贡献。”宗方的所有情报均写信到上海中转,但是,中国方面在上海截获了宗方的两封谍报信,随即向烟台发出通缉令。在通缉令到达前,宗方乘上了怡和洋行的连升号商船,乔装逃离烟台。这次潜逃,或许是他生平最惊险的一次。在走出领事馆时,他的行踪就被发现,“虽知事已败露,进退两难,但毋宁进而失败,遂决心断然登上连升号”。但在船上,他却发现有6 名相熟之华人。浮士绘:黄海大海战,人类历史上首次铁甲舰队决战。宗方见状危急,6 人中有5 人离得较远,只有蔡廷标与自己挨得最近,避无可避,便“先发制人”,主动与蔡廷标攀谈套近乎,蔡乍见到宗方,“吃惊无言”,宗方悠悠地说:“两国已经开战了。”蔡则冷然回答说:”真的吗?我还没听说过呢。”这样的回答,其实已经在表态将不会告发宗方。
宗方说:“我幸好只是一名儒生,在国内(日本)并无官职,依旧可以放浪于山水之间。现在暂时先回上海,以避纷扰。”蔡其实已经知道了通缉之事,他说道:”你很危险呀!你的生死就在这条船上了,你难道还不知道官府悬赏数百金通缉你吗?”宗方从容道:”你可以不告发我吗?”后来宗方在日记中坦言,”此言系为考察蔡之心意以卜其向背而发”。
蔡说:“我当然不会,否则你我恐怕不再有相见之日了”。
在蔡的掩护下,沿途的多次盘查,宗方都侥幸过关。船进上海吴淞口时,中国方面再度上船盘查,并且明确说是捉拿Munakata(宗方的日文发音),而宗方就混在看热闹的旅客之中,有惊无险。宗方事后感慨“实似有天佑者,天不我弃,我岂能自弃乎?”他说自己“一颗首级前后经过八次厄难,安然无恙。区区廉价之二三百金,上天岂许以哲人之头交付凶手之刃下乎?”到上海后,宗方于9 月7 日乘英国轮船安塞斯号逃回日本,得到日本高层的隆重礼遇,被直接接到了广岛大本营,并在那里受到了明治天皇的接见。他在大本营中,修改完成了他的两份战略报告《中国大势之倾向》、《对华迩言》,对中国政治社会形势做了深入的分析,至今读来,仍令我国人击节概叹。随后,他随日本舰队攻击大陆和台湾,为日军起草了大量中文文告,鲜明地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成为日军政战的有力武器。
“文力征伐”
甲午战后,宗方小太郎到汉口经营中文报纸《汉报》,为日本利益进行”文力征伐”。早在1890 年,这位教授学者型间谍就呼吁”以发行报纸作为对中国的指导机关”。他写给佐佐友房的信中表示:清国”报纸之报道、评论颇具动摇朝野人心之势力, 虑及日本今后对清国之政略, 于上海、汉口等要地设二、三机关报纸, 其必要性自不待言。希望设立, 以为国家之事业, 为后来之所计。总之, 如不安插各种势力于各地, 则举步而维艰。”甲午战前,他就在日本到处活动,争取政界的支持和经济界的赞助,随后,还在乐善堂旧址设立了一家”东肥洋行”,专门寻找进入报界的机会。
1895 年8 月,他辞去了在台湾的官职,为准备对俄作战回到上海,加快了办报计划。他看中的目标就是英国字林洋行于1893 年在汉口创办的的《字林汉报》。该报与著名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和在上海的中文报纸《字林沪报》是姊妹报, 但《字林汉报》经营不利,亏损严重,英国人正有抛售的计划。宗方小太郎便与《字林沪报》的经理、《字林汉报》的前任主笔姚文藻进行接触。姚文藻曾多年游历日本,回国后担任过《申报》主笔,与岸田吟香交好,是岸田在上海所办”玉兰吟社”的成员。双方的洽谈十分顺利,日谍战甲午45 日本间谍潜伏记第一部分本官方在幕后一直秘密支持,3000 日元经费全部以海军大臣西乡从道、海军中将高岛柄之助、台湾总督桦山资纪的名义”捐助”, 终于在1896 年年初成功收购,表面上仍以宗方小太郎私人名义经营, 成为”日本人在清国境内创办中文报纸之嚆矢”。自此,日本在中国有了自己完全控制的”喉舌”。
日本驻汉口领事濑川浅之进曾在工作报告中透彻指出,甲午战争之后,中国”上下之感情颇恶,厌日人极甚, 加之发刊于清国各地报纸竞相痛骂日本, 甚至倡导联俄制倭之论, 朝野官宪之意向, 亦倾注于此, 故于汉报纸上辨###各报之妄言,冷却俄国崇拜之热,以期明唇亡齿寒之谊, 融合朝野官民之感情。”《汉报》的目的有三点:一是”介绍日本之实情于###之官民, 以令其信于我”;二是”明唇齿相依之义, 行一脉相承之实”;三是”抑制旧党援助###, 以助维新之气象”。核心还是”兴亚主义者”们所推崇的先改造中国、然后中日联手对抗西方。
宗方经营《汉报》该报4 年,按其自己的说法,”开发中国之风气, 鼓舞中国之市民, 振作政治教育, 劝兴农工商务, 使中国四万万之民脱欧人将吞之虎门, 以欲全同文同种同洲之义务天职”。梁启超也盛赞”在圣主幽囚, 新政墮堕, 内地报馆封禁无存”的时候,”《汉报》以日本人之力, 疾呼于汉口”,成为”日报之卓卓者”。
但在大清政府看来,这家报纸”误信康党之谣言, 而不知康党之陷中国于危难之深渊”(张之洞信),终于1900 年被湖广总督张之洞查禁,中国官方出资3000 两白银收归国有。
除了办报之外,宗方还积极参与创立东亚同文会,高喊“保全中国”的纲领,推行亚洲版的“门罗主义”。1914 年在上海设立东方通讯社,打破了路透社1872 年建立远东分社以来对中国新闻市场的垄断,以后成为日本在华的官方通讯社。1923 年宗方病死于上海,大正天皇特旨赐勋,安葬于熊本市小峰墓地,至今仍为日本人“朝圣”场所之一。终其一生,宗方小太郎主要生活、“战斗”在中国,但至死也未能看到这个”腐败的大厦”气象一新。宗方小太郎曾填一曲《寄燕京诸君》,内有:“草鞋曾凌岱岭顶,匹马遥饮鸭水湄。此行不知何所得,怀抱只有哲人知”之句,或是这位大间谍的顾盼自雄?
“满洲国”总理郑孝胥为宗方小太郎撰写墓志铭。
“五百年一遇的伟人”
如果说虚构人物007是冷战时期西方间谍的象征,那么,历史人物荒尾精就是日本近代对华谍报的007——不,确切地说,他就是那个指挥007 间谍网的M。
这个不折不扣的间谍头子,却是个典型的“亚洲主义者”,与主张“脱亚入欧”的日本政界主流完全不同。他在1892 年的时
绝版甲午:从海外史料揭秘中日战争
2012-02-01 13:46:06
来自: AD大帝(Live long and prosper)
戚继光老早就发现这个规律了,尊孔孟的丽水人,战斗力远不及不读经书的义乌人,所以就专门召集一些没被孔教污染的山野村夫,打的倭寇屁滚尿流。这难道不是中国历史文化的悲哀吗?
中国在近代为什么屡战屡败?为什么说五四反儒己经落后呢?这里先来介绍一个人。
福泽谕吉——日本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明治时期杰出的教育家。他毕生从事著述和教育活动,形成了富有启蒙意义的教育思想,对传播西方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因而被日本称为“日本近代教育之父”、“明治时期教育的伟大功臣”。
他坚持认为,日本人的虚假落后的一面也正是中国文化影响的结果。日本要实现以西方为标准的现代化,就必须摆脱儒家文明,学习西方文明。他本人的责任正在于挺身而出,肃清儒家文化对于日本现代化的束缚,传播西方现代文明,从根本上改革日本人民的精神。他尖锐地批判孔子孟子思想的局限性,指出孔子的全部政治哲学就是“事君。”
一两句说不清楚,有些词发不上来,详情可百度 文有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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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泽指出,治与被治的,三纲五常的关系模式只是在特定条件下偶然形成的,并不是人性中固有的和普世的,它甚至不能与父母子女的关系相类比。孔子完全为他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经验局限,结果他的学说虽然代代相传,但永远只能基于治与被治的固定模式上,并非是放之四海的真理,一旦文明发展,将不可避免地失效,而人类知识的进步其实是独立于儒学而发展的。
相比起福泽在1870年代对儒家文化文化的鲜明批判,由胡适和陈独秀在中国进行非儒反孔在1910年代才开始,这整整落后了将近40年,所以才说五四的非儒反孔已经落后了。儒人现在拼命地黑五四先驱,以为这样就可以显示儒家的高大全。然而,真正的反儒斗士早就已经出现了东洋,他还成功带领国家走向现代化。就是早了这40年,中日两国在近代的差距就由此拉开了。而这1870年代至1910年代这40年,恰恰是中国经历了最多的苦难和屈辱的40年。
1999年,韩国出版的《孔子消失国家才能复兴》一书提出想要解决韩国政治、社会、经济等领域的痼疾,必须从儒学的阴影中摆脱出来。该书当年销量最高,儒教被扣上了危机主犯的罪名。
李光耀则说:新加坡今天之成就,不是靠什么儒家文化,而是英国殖民者带来的现代文明制度! 李光耀对讲过:“新加坡人大多是福建人和广东人的后裔,祖先都不识字,很贫穷,而达官显宦、文人学士则全留守中原,因此没什么事是新加坡人做得到而中国做不到的,或没法子做得更好的。”他又补充道:“新加坡成功的关键,是英国人留下的法治制度,而不是什么儒家文化。”
黑格尔说:“中国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几千年的中国,其实是一个大赌场,恶棍们轮流坐庄,混蛋们换班执政,炮灰们总是做祭品,这才是中国历史的本来面目。
廖信忠说:台湾的好不在于继承了中华文化传统.
日本脱儒,新加坡脱儒已在前,而且孔子学院,也不是树儒,只不过一些汉字学习与生活习俗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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