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遇而已》试读篇章

从台北到北京 2011年3月3日　阴天 今年台湾樱花盛开超越往年，大家的结论都是，因为去年的冬天太冷了。深受日本影响的台湾，便利商店的广告都及时复制了日本的风情，包括时尚的打扮，甚至自怜自艾的表情。 在这寒冷的春天里，吃着均一廉价的关东煮，然后人们塞车赶去樱花下摆个可爱的手势拍照留念。今年不去日本也可以拍到有日本味道的照片放在Facebook上跟朋友分享。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年我对于复制日本情调的审美观，开始有了点疲惫和疑问，这也许跟我这些年来每个月住在北京有点关系吧！ 即使台湾开遍了樱花，日本流行语实时变成台湾流行歌曲的曲名，便利商店广告海报把西门町拍得再像原宿，这里也还是台北。不过这样的担心在我走入西门町“河岸留言”后得到 了纾解，在一个只有百来位观众的小酒吧里，我看着五组不同音乐理想的台湾年轻人，表演着自己近期创作的音乐，忽然间，那些担心就不存在了，至少在这一群喜欢音乐的年轻人心中，哈日已经是过去式，属于自己的生活表达已经开始。 那些混合着哈日风与香蕉风，再加上欧风古典风和华人民乐，夹杂着活在此刻台湾的青少年叛逆感想的歌词，真实地以幽默的方式在他们的音乐里存活着，特别是那两位年轻的木吉他手；大屏幕里，正播放着这几年来他们在一些地方演奏时拍摄的博客式影像日记，他们在屏幕下专注地演奏着，屏幕里两人常光着脚在不像舞台的舞台上表演，也许是在中部某个小火车站的月台上，也许是在当代美术馆门前的广场，就算台下只有一个听众。我听到他们音乐里的抒情与乐观，用无歌词的木吉他写生台湾风景，描述的都是他们生活周遭的风景，像诗一般的乐句，让人感动不已。 音乐会结束后，我特意在久违的西门町散步。子夜时刻的西门町，灯火辉煌，人烟稀少，看着在地铁站口，大排长龙等待客人的出租车，在这个微凉的春天里，我猜想着，台湾的文艺青年下一步会是什么样的风景。

每个月大多数的日子里，心中总是计划着，在《皇冠》杂志的专栏里描述哪个人。在我从事那么久的创作工作里，总是说事多、谈人少。纵然事与情的根源总来自于人，但是一旦谈论起身边的人，我骨子里隐藏极深的害羞本质，以及感情用事的本性，都会不小心地泄露出来，坏了形象。当初受邀写专栏时，一方面在其他媒体上该写的、擅长写的方面都已在进行中；另一方面《皇冠》是我成长中，从童年转向少年的第一份成年人读物，直到大学都没间断过，心中自有一份较特殊的情感，于是果断地接受了总编辑提出的以身边人为主轴的命题。 从书写之初的艰难，到渐渐找到自己的方法，我躲开了记者人物采访书写的客观全面，纯粹地主观与感情用事，写着写着也写了不少周边的朋友。偶尔回头一看，才知道生活里那些 思考的变化、感受的延伸都与朋友有关。而对于自己害羞的本质与感情用事的天分，也在抒发中有了较正面的接受，不再当它是缺点。 专栏写了快两年，写的都是朋友，且大都是因为工作而结识的人，从未写过家人。我发现，我是刻意的。因为我隐约感知到，描写家人的另一个意义，就是揭穿自己，那个好不容易收藏起来的我。但是年已半百的我，是该面向自己了。 我妹妹，一个除了母亲以外，我认识最久的女人。她小我三岁，从小总觉得是甩不掉的伴，没有什么不能跟她说，因为她是我童年唯一的同伴。童年家中管教甚严，很少有在外交友结伴的机会，除了上课以外的时间，她是我唯一的同伴。但跟她说了我也有些担心，因为只要惹她不高兴，所有秘密必然成了她告状的材料。然而童年的我仍然不知悔改，还是把她当作倾诉对象。个性好强的她就算没听懂，也总会做出知我甚深的精明表情，表示掌握状况，尔虞我诈得厉害，令我又恨又怕。这样的关系一直到我初中课业沉重，少有时间相处才有了变化，加上青春期使我变成一个较孤僻的人，两人交流也渐渐少了，那时候的她，转变得较小时候外向开朗，总是忙碌着与各方好友们的来往活动，我则躲在自己的书本与音乐里，房门总是掩上。 后来我出外读书、到台北工作，忽忽十年就过去了，我们各自在自己的青春里，交集更是少了。她在老家是一位颇受欢迎的钢琴老师，偶尔数月回南部老家，我们都像许久未见的朋 友般聊个不停。唯一不会多说的就是爱情进展，也许是性别差异，也许是我们在意识到爱情时，已经分开各自面对成习，那是我们人生里唯一没有交集的部分。 直到一日家庭聚餐，父亲震怒地告诉她：“你不知道世界上，寡妇最大的制造者是警察吗？” 我才知道那位多年前开始，常站在巷口转角处与妺妺见面的高瘦男子是干警察的，搞不清楚状况的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帮忙她，只见她默默流泪不止地吃完那一餐。 后来不知是什么原因，父亲接受了这婚事，在台北工作的我，一直在状况外。只记得婚礼前妺妹出门拜别时，换成我泪流满面，直到教堂的婚礼时我还抽啜不断，妹妹倒笑容如花。 婚后妺妹一直住在娘家隔壁，妹婿至今仍对爸妈殷勤孝顺。妺妹生第一胎女儿时十分辛苦，安胎许久，这对我来说极为震撼，当时心中十分担心。她生产后，我急忙南下探望，看着新到来的生命，既喜悦又迷惘。后来才知道，从未为人父母的我，到了三十多岁，因为妹妹的生产，下一辈的来临，才意识到青春早已在不知不觉中过去。 随后的二十年，我们仍然各自在自己的世界里生活、忙碌、忧愁或欢喜，逢年过节的相聚，也都在长辈孩子为先的考虑下，匆匆度过。虽然交谈的机会依然不多，但是聊的话题也从日常琐事，慢慢转移到晚年生活的计划，偶尔妹妹会说些还未与她先生讨论的心事，我也变成了一个严肃的守密者，只聆听不多论，当个支持者。这让我有种恍如隔世的熟悉，童年时，那没有选择、自然成形的相守之情。 对照起此刻的爸妈，老年后他们有许多的慰藉，是来自同时年老的手足。我忽然深刻地知道，所谓老来伴，从传统的定义上是相守一生的配偶，但是在心灵之上，手足之情却是悠长生命的起初，然后跃过大半生的青春与中年，又在最后互相支持的陪伴者—— 我妺妹。

说时依旧 让我先从跟一个朋友的故事开始说起，2006年我在香港的拍卖会上认识了一位年龄与我相仿的上海朋友，因为两人都喜欢艺术，所以也聊得比较投机。他是一位儒雅深沉、阅历丰富的人，在大学后曾有过一段时间在欧洲及非洲工作过。虽然他从事贸易工作，却有着接近文人的气息，他告诉我当年离开中国到非洲工作时，身上只带着两件东西：三毛的书和孟庭苇的卡带。 大部分60年代出生的人，在青春期的某一个阶段都应该读过三毛的书，也有许多人因此在心理上重新定义了流浪以及天涯的意义。它有一种初次揭开世界薄纱的惊叹号之感，同时也让不经世事的灵魂，发现自己的渺小与强大。 我也曾沉浸于三毛的文章，尤其是描述她与荷西在非洲的那一段日子里的故事。也许因为她生机勃勃的文字，我总沉溺在她故事里的美好精神情节，而忽略她真实生活里的艰辛环境。然而感人文章永远是精神上最好的食粮，三毛那时期的文字陪伴着我度过枯燥、叛逆和抑郁的青少年阶段。只是没想到十年过后我们居然能够有机会认识，而且面对面坐着聊天，计划着一起工作。 因为工作上的机缘，我在新加坡听到了朋友梁文福的作品《说时依旧》甚为感动，后来知道那是三毛的词，于是激发了我主动认识她的勇气。至今，《说时依旧》这首歌依然是我最喜欢的一首流行音乐作品，我找到三毛，说服她把这首歌交给我重新制作，在台湾推出，并邀请了林慧萍重新演唱这首歌，这个举动引起了三毛乐观其成的响应，因此我们变成朋友。 记得那一年春天，三毛、林慧萍、制作人杨明煌和我在三毛位于南京东路家的客厅，聊了一下午一起合作的计划，不久之后三毛将再去内蒙，而我和杨明煌也将飞去加州录音，我们约好了两个月后展开林慧萍的新专辑工作。那次会晤愉快得像一次老朋友的下午茶聚会，每个人对于再下来的合作充满了欢喜。 我还记得我问过三毛为什么常去内蒙，也记得她笑着用带着童音的声音，轻轻对我说着看过我歌词后的感想。那个美好下午的空气和告别时的画面，我都还记得，我们都认为转身之后很快就要见面了。隔了二十年再想起，有着说时依旧的激动情绪。 两个月后我们也没有再见到面，后来我与林慧萍去金山墓园探望过她，当时年轻的我心中充满了困惑。专辑里原本该三毛写的那首歌，改成我另写的一首《说好见面》，我只能不解地在歌词里说着，那天下午三毛笑着告诉我的，她计划为林慧萍写的那件作品里，她想说的故事。两年后杨明煌也在一场意外车祸中离开了，我也开始比较明白人生的故事永远都跟你计划的不太一样。 我常想起那位上海朋友，他告诉我他在非洲异乡的夜晚，一个人在偏远小旅馆阅读三毛的书的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