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治霾：人在囧途 【 争抢“重污染”名号，忧虑“被达标”风险】

                
                
2013年全国两会，灰蒙蒙的北京没有给代表委员们“好脸色”看。
“要真当回事儿，认真地做，而且把它提高到各地政府的政绩，我看用不了十八年，十年就会有明显改观。”全国两会人大代表钟南山接受央视专访时说。
然而，在了解内情的大气环境专家来看，钟南山的期望是不切实际的。
如今，在雾霾治理重压之下，各地处境却很尴尬，甚至“重污染城市”变成和贫困县称号一样的“香饽饽”。
“不少城市都争当重污染城市，拖延达标期限，就像热烈庆祝本县成为全国贫困县称号一样。”一位不愿具名的地方环保官员说。
其背后的逻辑在环保部给出的抗霾攻坚战时间表里：首要大气污染物超标15%以下的城市，力争2015年达标；超标介于15%和30%之间的，力争2020年达标；超标30%以上的，力争2030年前达标。定位越严重，就能“争取”到更多时间。
地方治理空气正陷入既无“巧妇”，也属“无米”的窘境，这也是中国空气质量新标准大提升之后，面临的窘迫现实。
地方失据，专家补缺
业界已在行动。
2013年1月，一个由清华大学、环保部环境规划研究院等十家中国清洁空气领域的核心科研机构发起的“中国清洁空气联盟”低调成立。
“国家设定了很多严格的目标，重点在于落实，但各个地方执行能力存在差异，这个公益性的平台旨在整合资源，为地方执行提供支持。”联盟秘书处负责人解洪兴说。
这场抗霾攻坚战已经部署到了地方，但在管理、技术上，地方远远脱节。
“各地都叫我去做报告。”在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组织的一次媒体科普沙龙上，联盟指导委员之一、中国环科院副院长柴发合说道，“有领导批复说要三年打PM2.5翻身仗，但他们连PM2.5是什么都不知道。”
我国目前的大气污染是PM2.5、臭氧和VOC等污染物为代表的复合型污染，污染物的来源包括直接排放和二次转换。不同污染物之间相互转换，降低各项污染物需要协调控制，否则可能导致A的浓度下降，B的浓度反而上升。这都超出了不少地方环保部门此前的管理模式。
“对于地方来说，国家给出了目标，并且有考核，但是在如何实现目标的操作层面缺乏系统指导。”解洪兴说。
2012年底颁布的《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要求京津冀、长三角等三区十群117个城市，到2015年PM2.5浓度至少降低5%，并要求超标城市编制达标规划。这让地方面临着巨大的技术难题。
第一道难关就是编制大气污染源排放清单。“全国有清单的城市没有几个。”联盟指导委员之一、南京大学环境学院教授毕军说，即使连南京这样科研力量雄厚的城市也正在编制清单。
排放清单是大气污染防治的基础工作。“地方以前也有环境污染统计、污染普查的数据，但是清单对数据要求的精细度更高。”同为联盟指导委员，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贺克斌说。
除了清单之外，贺克斌认为第二个技术难题就是模型模拟预测。“开两会大家都问，到底多少时间能实现达标？找准了污染物，采取了措施，但预计产生的是好的效果还是风险？这是地方在科技上面临的最大困难。”
联盟的目的之一正是希望选取或开发一系列的政策或管理工具，比如清单的编制方法，为省市提供直接的支持。
实际上，地方大气管理面临的更大挑战来自管理机制。
长期以来，由于大气污染的渐进性，各地都不太重视。亚洲清洁空气中心的万薇犹记得在江苏调研时，环保厅官员有些“骄傲”地说，他们有7个人在管理大气。因为即便在环保部污防司的大气与噪声污染防治处，也只有四五个编制，兼管大气和噪声。
对应而言，美国环保局专门负责大气污染的工作人员有1400人，负责机动车管理的有六七百人，仅加州一地就有1200人，并分成了35个空气质量管理区。另一个参照模式则是我国的核安全局。联盟委员会主席、中科院院士郝吉明一直呼吁国家成立空气质量管理局，参考核安全局的模式，建立1000人左右的队伍。
唯上不唯下
地方政府对空气究竟管理得如何，这个问题同样引起了宋国君的关注。这位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历时一年多，通过搜集2005-2010年全国287个地级以上城市的空气质量数据和案例调查，试图梳理破碎化的地方管理信息。
然而，搜集数据这第一项基本工作一上来就遇到困难：作为空气监测最基本老三项PM10、SO2和NO2，数据公布严重不足。2005-2008年，287个城市中，竟有将近一半的城市没有老三项年均值数据，直到2009以后，公布率才达到97%以上。
为更有针对性，课题组选择了北方一个主导产业为发电、钢铁、煤炭开采和石油化工的中等城市F（根据课题组要求，城市名称用代称）进行了案例分析。
F城市有五个监测点，城市空气质量是否达标，我国目前的评价方法是计算各监测点浓度的平均值。但课题组认为采用均值“将削弱监测数据的代表性”。比如2011年，全市API（空气污染指数）二级以上天数超过300天，但空气最差的监测点二级以上天数不足250天，比最优的监测点少一百多天。
课题组采用了自己的方法：任一监测点任一污染物浓度日均值超标，则该日视为超标。新方法的统计结果发现，2011年，全市空气质量二级天数少了88天。“这表明现行公开的城市空气质量评估结果存在高估空气质量水平的现象。”报告指出。
课题组与当地环保局合作，拿到了企业排放的连续监测数据。有意思的是，有的排污口月超标率有时高达99%，有时为0，说明其具有达标能力。“年值太粗糙，地方环保局需要精细化管理。”宋国君说。但这没有成为当地环保局的管理重点，有些地方环保局的精力放在了“编又好看又系统的总量控制达标的数据上”。
课题组还发放了550份问卷，以调查公众对于城市空气质量的总体满意度。超过七成的居民认为空气质量较之前有明显的改善。不过，满意度最高值为5分，调查结果是2.78分，没有达到基本满意的水平。其中机动车尾气的排放控制成为居民的最大诉求。宋国君认为调查问卷是对空气质量管理评估的辅助手段：“百姓不满意机动车尾气，环保局不去治理，方向就不对了。”
转自《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