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天读书会【星期天读书会第两百零四期】一样的民国，不一样的萧红
星期天读书会第204期 现场回顾 文字整理
酷女孩走四方：
一样的民国，不一样的萧红
嘉宾丹妮（蔡丹妮 双语教育工作者、心理咨询师）：
大家好，感谢句芒邀请我来参加今天的读书会，和大家一起分享这本好书：《有关萧红的一百个细节》。
我叫丹妮。我喜欢文学和心理学，在做学生时，也选择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与“咨询心理学”作为自己两个硕士学位的专业。当时，在读中文系的时候，我有幸与句芒同学同班学习过一年，这是我们认识的经过。
菲茨杰拉德曾经说过给优秀的小说家作传之难，他的理由是，如果这位小说家真的优秀，那么他身上必定累积了很多人格（He is too many people, if he's any good.——F. Scott Fitzgerald）。我很钦佩句芒选择了萧红这样一位了不起的小说家作为传主，我也相信，她的实力，一定可以驾驭这么高难度的题材，描绘出一位独特女性人生的多重格局。
这本书的阅读过程，果然如同我期待的一样，十分满足、愉快，时有惊喜。作为一本人物传记，它既有丰富的细节和考证，用一串串的故事，来接近传主生命与时代的真实，又有隐藏在冷静叙述后的，属于作者的情感与态度。
我读这本书，最大的感受是，处处能感到作者对传主的理解与爱。这本传记，既没有避重就轻，文过饰非，为尊者讳，也没有随意臧否，将复杂的人物用简单的标准、单一的视角来评价。就好像一位知心朋友，他不会忽视你的弱点，但他也不会将你的弱点歪曲为优点，或者污点。我想，正是因为句芒，不仅是一个有过学术训练的研究者、一个有自己思考的作家，而且更重要的，她是一个发自真心的萧红爱好者，这才让她对萧红的一生，写出了这样的丰富、精确、共情、理解和包容。我觉得，这本书值得萧红爱好者阅读。
句芒（本书作者，自由撰稿人，已出版《民国风流》《有关萧红的一百个细节》）：
大家好，我叫句芒，句号的句，芒果的芒。本来这俩字合在一起要念“勾芒”，指的是上古的一位神仙，算算日子，他很快就要休假结束，到人间来上班了，因为他的职位是春神，负责草木生长什么的。我呢，对花草树木一概不懂，绿箩和仙人掌都能养死，所以，为了不拖累神仙的威名，我一般就说我叫句芒。
《有关萧红的一百个细节》是我的第二本书，2011年开始写，2018年出版的。书出来之后，我有个朋友，专门录了个视频，发在他的公众号上，帮我宣传，说我花这么多时间和精力收集、梳理关于萧红的材料，是多么的情怀至上，多么的不要名不要利。我看了视频之后很惭愧，朋友对我误会挺大的。其实，我很喜欢古罗马哲学家塞内加的一句话：“不要阻止哲学家致富；没有人判定智慧必然贫穷。”是不是很有道理？谁规定了一个人不能既有智慧又有财富呢？同样的，有情怀也不表示不想致富嘛，希望我那位朋友以后不要再误会我了。
我为什么写这本书？说起来也跟误会有关。我很喜欢萧红，也读了很多关于她的文章和书，但是越读，我就越迷惑，就想，大家是不是对萧红有什么误会啊？评价萧红的作品，学者专家们有各种角度和方法，也有很多精彩的论述，但是一谈到萧红的人生，大家就异口同声地同情、惋惜，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甚至想方设法为她过早的离开人世，寻找一个，怎么说呢，加害者吧！
而在我看来，人是复杂的，也是多变的，当我们试着把“弱者”、“女性”或者“进步作家”之类的标签贴到一个人身上时，就难免对她做削足适履式的改造，就难免生产出误会、误解和误读。拿萧红来说，如果我们用软弱、柔弱这样的词来概括她的性格，那么，就很难解释为什么她会毅然决然地离家出走，为什么宁愿流浪在冬天的哈尔滨街头也绝不回家；也很难解释为什么当她觉得跟萧军过不下去了，就算知道自己怀孕了，还是坚定不移地要分手；还有，到最后她病得站不起来了，香港又在打仗，她被人用担架抬着到处东奔西跑，停战之后，萧红当时的丈夫端木蕻良给她找了间医院，医生检查之后说要动手术，端木蕻良就说不能手术，我有经验，结核病人动手术伤口很难愈合，现在是逃难，伤口愈合不了怎么逃，萧红不听，她想快点好起来，就自己签了手术同意书，做了手术。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凭这些就说，萧红是个坚决果断、我行我素的人，否则，我们无法解释她在萧军出轨之后，那种自怜自伤的情绪。
人是复杂的，多面的，一个人能不能既追求智慧，又渴望财富呢？哲学家说，可以。那一个人有没有可能既柔弱又果断呢？我觉得，这是可能的。所以我们认识一个人，最好是先不要下判断，不要贴标签，通过对大量的、丰富的细节的考察，她的整体面貌才有可能呈现出来。
当然，我绝对不是说过去对萧红的理解都是误解或曲解，而是，文学接受本身就是一个充满变化的过程。晚清的时候，人们看《红楼梦》是一部官场晋级宝典，到了民国，就说它提倡自由恋爱和人性解放，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引入中国之后，谈《红楼梦》就说它反映阶级矛盾，现在的人们谈《红楼梦》，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到各个知识付费平台搜一搜，角度和方法五花八门。我们看萧红也是一样的，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这是我写这本书的最主要的原因，写出包括我心目中的那个稍微有点不一样的、复杂的、幽微甚至有些自相矛盾的萧红。
今天呢，我们只能提纲挈领地聊三个话题，也可以说，是聊一聊萧红人生中的三个关键时刻，这三个关键时刻，串起了萧红的一生。首先，我们说说离家出走。
小脚放开了，为什么不走？
句芒：丹妮，我有一个鸡生蛋、蛋生鸡式的困惑，你说，“青春叛逆期”是每个人成长过程中必经的阶段吗？如果是，为什么古人好像没有一段明显的“青春叛逆期”呢？还是说，是“青春叛逆期”这个概念被造出来之后，我们的青春才变得叛逆起来了呢？
丹妮：我们知道，在人的成长过程中，确实有“青春期”这个说法。在青春期，人的身体，开始完成从一个儿童向一个成人的转变。这个转变过程十分复杂，其中，或许由于身体的成长、神经系统的发展、激素的改变、外界环境的刺激、社会关系的建立，人的情绪也常常会波动不定。如果将这种“生长痛”，视为青春期的一部分，那确实是可以称作“青春叛逆期”。
但今天我想把“叛逆”的概念拓宽一点，这里用一个词“身份认同”来帮助理解。社会心理学家Erik Erikson说人的社会心理发展，要经过若干个阶段，每个阶段，都要完成一个核心任务，来帮助成长。其中，在属于青春期的13-18岁区间，这个核心任务，就叫做“身份认同或角色混乱”（Identity vs. Role Confusion）。这一阶段，青少年心理发展的核心任务，是要给自己一个“身份认同”，要去设定“自己”这个人物，要是这个“人设”建立不起来，就是“崩了”，进入“角色混乱”。什么是独立，可能对青少年来说，首先也是最容易做到的，就是独立于他们的父母、家庭、旧价值观，也就是说，“我不是谁”，然后才是去找寻，“我是谁”。这个先破后立的过程，显然很像是我们说的“叛逆”。
回到你的问题，“为什么古人好像没有一段明显的‘青春叛逆期’”。我觉得，那是因为叛逆不一定出在青春时。如果我们也认为，建立自我身份认同的过程，就如同青少年对父母家庭的叛逆时期，那么，古人也挺叛逆的。因为任何对自我的寻找，对束缚的鄙视，对来自价值观相同的同类认同的渴望，种种反复触摸自我本真的尝试、挫败、再尝试，热衷于定义自我的行为，都是“叛逆”。哪吒割肉还母剔骨还父算是叛逆，但魏晋名士诗酒佯狂、箕踞啸歌，也是叛逆，只不过是晚来的青春病。
句芒：你这么说我就懂了，萧红离家出走，确实有一个很强烈的驱动力，就是不想成为她父亲这样的人。不过过去讲萧红离家出走，很少会把“青春叛逆”这个因素考虑进去。她出走的过程很曲折，确切地说，她一共出走了三次。
第一次是初中毕业之后的那个秋天。萧红读高小的时候，她父亲就给她订了一门亲事，准备她高小毕业之后，在家里待几年就嫁过去。但萧红不肯，她要读中学，为这个事情，她跟她父亲闹了一年，最后她威胁父亲说，要是不让上初中，她就去当修女。她父亲一听，这话传到亲家耳朵里就不好听了，于是，就同意萧红到哈尔滨去上初中。一开始，萧红是默认了汪恩甲这个未婚夫的，两个人经常通信，萧红还给他织过毛衣什么的，后来，她在哈尔滨认识了远房表哥陆振舜，两个人不知道怎么的就产生了感情，陆振舜家里有妻子，萧红也订了婚，于是，两个人就约好了私奔，一起到北京去读书。这次出走过程比较顺利，因为保密工作做得很好，谁也不知道。两人到了北京，手上都有点钱，就租了个小院儿，请了个做饭的妈子，各自报名上学去了。不过好日子还没持续到第一学期结束，两个人就把钱花光了。陆振舜不是说要离婚吗？家里来一电报，说你要是回家过寒假呢，我们就给你把路费寄过来，你要是不回呢，以后就一分钱都不要想了。陆振舜选择了回家。萧红没办法啊，也跟着回去了，一回去就被软禁起来了。这是她第一次出走。
第二次是寒假过完之后。陆振舜在家里出不来，就给他北京的同学打了个电报，让他设法给萧红寄点钱。同学就在一本书里夹了五块钱，给萧红寄过去了，没过几天，萧红就坐火车到了北京，这是她第二次离家出走。萧红到了北京之后，还住在他们原来租的那个小院里，结果没等到陆振舜，反而等来了汪恩甲，汪恩甲带了一大摞银元，当着萧红同学的面，拿在手里把玩，玩得叮当响，把萧红和几个同学都搞得很尴尬，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没几天，萧红就跟着汪恩甲回了哈尔滨，两个人在一家旅馆里同居起来了。银元花完之后，汪恩甲回家拿钱，汪家人就不同意了，说萧红跟人私奔，名声都毁了，你还跟她在一起干什么？坚决不让汪恩甲出门。萧红等不到汪恩甲，上门去找，被汪家人赶了出来。她一气之下，就找了个律师，把汪恩甲的哥哥告了，告他代弟休妻。我们知道，民国那会儿，法律程序不完善，结婚没有硬性规定说要注册，萧红和汪恩甲本身有婚约，又住在一起，两个人就算夫妻了。汪恩甲的哥哥不让他们在一起，就是犯法。汪恩甲不能眼看自己哥哥受罚啊，在法庭上他就说并不是哥哥要他休妻，是他自己要休妻。于是，法官当庭就判了两人离婚。萧红打官司的时候，她家里人也去了，官司输了，都觉得很丢脸，在呼兰当地过不下去了，萧红的继母带着萧红还有她的弟弟妹妹，就住到萧红伯父家去了。
萧红的伯父家在阿城，跟萧红他们家不同，伯父家那边人口多，规矩严，萧红在那里住了半年，实在住不下去，就藏在一辆运白菜的马车上，逃到了哈尔滨。这是她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离家出走。她在哈尔滨过了几天投亲靠友的日子，眼看不是办法，天气又一天比一天冷起来了，于是，她就跑去找汪恩甲了，两个人靠赊账在旅馆同居了。
这就是萧红三次离家出走的经过。关于她离家出走的原因，有这么几种常见的表述：一是说她为反抗封建家长制，反抗包办婚姻而走，这是萧红生前最普遍的说法。这个说法有它的合理性。我们知道啊，在中国古代，“孝悌”是伦理的核心，家庭是社会的基石。儒家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读书人读书是为什么，首先是为家庭，然后是为国家，他一辈子都不能摆脱对家庭的责任和义务。到了晚清，因为战争失败外国入侵等社会危机，儒家伦理也遭到了质疑，这时候，有一部分思想激进的读书人就觉得，是家庭禁锢了个人的发展，个人得不到发展，民族当然就落后了。于是，那时候的改革派康有为率先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就是彻底废除家庭和婚姻，小孩一出生交给政府统一抚养，“父母不得责子女以孝，子女不得责父母以慈，人有自主之权。而夫妇关系以两性相悦则合为原则，不合则分离”。这种想法，我们现在看，会觉得不可思议，不过那时候，很多读书人都觉得可行，包括后来的北大校长蔡元培，他觉得，这个理想有望在六十年之后实现。那到了民国，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这种废除家庭和婚姻的思想，也得到了继承。所以啊，对于读了初中而且接受了五四精神影响的萧红来说，逃离家庭、逃离包办婚姻，简直就是一项光荣的伟业呀。不过，这只能解释萧红前两次的离家出走，然后萧红就回到了包办婚姻里面，所以第三次就解释不通了对不对？
关于萧红的第三次离家出走，骆宾基在《萧红小传》里面说是因为在伯父家，看到伯父虐待农民，于是发生冲突，愤而出走。骆宾基在萧红临终前陪护过她一个多月，也是第一个为萧红作传的人，所以这种说法一度很有权威性。不过我们要提到的一点是，骆宾基的《萧红小传》是土改的时代背景下写出来的，那时候阶级血统哪怕是对一个已经出世了的作家，也可以决定她的文学地位，萧红是地主家庭出生，骆宾基为什么要这么写，原因大家应该都能想到。
关于萧红离家出走的第三个解释，是为读书。新时期以来的萧红传记，都会提到这一点。但是和第一种解释一样，只能解释前两次离家出走，无法解释最后一种。而对萧红来说，第三次，也就是最后一次离家出走，才是下定了决心的。
第四种解释呢，是我前面说的青春叛逆。就像丹妮说的，萧红在当时那个年龄需要建立身份认同，对她来说，不要成为父亲那种人，成了一种迫切需要，她想要冲破家庭的束缚、父母的束缚。她小的时候，母亲给她缠过几天脚，要是一直缠下去，她肯定哪也去不了。但既然小脚放开了，能走，为什么不走呢？我认为这是萧红离家出走的最主要原因。
她最初离开的时候，对家庭对父母，都有憎恨之情，这些在她早起的短篇小说和散文里面都有体现。但是到了《呼兰河传》里面，萧红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对父母亲人不再是憎恨，不再是逃离不可的决心，反而生出了怀恋和眷恋。这个时候的她，已经度过了叛逆期，完成了自我认同。
丹妮学校有位六年级的同学，读完《呼兰河传》之后写了这样一段感想：
“萧红对自己童年的描述，让我想到了英国作家罗尔德达尔的著作《BOYS》。在书的序言中，他就写到：这不是一本自传，这些事情，没有一件事重要的，但都给了我那么深的印象。的确，他笔下的童年回忆，有些记忆有些滑稽，有些叫人不愉快，但作者下笔却辛辣刺激，甚至有似有似无的甜蜜。萧红与罗尔德达尔在回忆时，总将童年记录为自由自在、无忧无虑的时期。或许年少的我们还没有意识到，但蓦然回首，童年必定是我们最美的时期。”
我觉得他说得很好，萧红跟童年和解，就是跟家庭跟亲人和解，跟自己和解。
萧红离家出走，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是爱情。这是我们今天要聊的第二个话题。
恋人不爱了，为什么不离？
句芒：前面讲萧红离家出走的时候，我们讲了，整个过程一波三折。萧红呢，因为跟两个男人汪恩甲陆振舜的感情纠葛而饱受争议。在我写这本书的过程中，也有朋友很不解地问我，说萧红怎么能跟一个已婚男人去私奔呢？既然私奔了，又为什么要回头呢？回头了，结果又闹到离婚？离婚了，又掉头去复合，然后大着肚子被抛弃，这是不是太离奇了？丹妮，你怎么看萧红这一段呢？
丹妮：萧红离家出走的这一段经历，确实非常波折。我觉得，如果简单地说萧红最初是因为反对包办婚姻而出走，那的确就很难理解为什么她后来又回来，回来不说，还用尽一切努力，甚至不惜打官司，来维系同一段“包办婚姻”。这前后矛盾，我想只能够用“爱情”才能解释得通。就像青年男女对爱情也会有一个由误解到理解的过程一样，是不是萧红，也在这北平、家乡、哈尔滨的流转过程中，对汪恩甲，由排斥，逐渐产生了好感、甚至是爱情？
这个假设，我没有看到相关的支持材料，只是想，如果真是这样，那确实可惜。萧红从小直倔的性格、少女时一系列的鲁莽行为、自家人的孤立抛弃，都让当时的她无法、无力妥善地处理这些复杂的感情和关系，也许她只能用更加鲁莽、对抗、一意孤行的方式，来追求爱情，结果把一个问题，变成一串问题。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汪恩甲退婚、萧红反追汪恩甲、萧红出走、萧红与汪在哈尔滨同居、怀有身孕的萧红在穷困中被汪恩甲离弃，等等。
句芒：对，除了萧红对爱情不那么深刻的理解和感受之外，我们现在之所以觉得她的恋爱经历不可思议，也跟伦理语境有关。
我们知道啊，古人对爱情的理解是很抽象的，比如说汤显祖写《牡丹亭》，里面有一句名言：“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生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我们读了，只知道爱情的力量很强大，可以让活人去死，也可以让死人复活，但是爱情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还是不知道。
1917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提倡男女平等、自由恋爱。年轻人都向往爱情，但是爱情是什么呢？不知道。鲁迅曾经在一篇文章里面写到，有一位陌生的少年给他寄了一封信，里面是一首题为《爱情》的诗。诗里说：
“我是一个可怜的中国人。爱情！我不知道你是什么。
我有父母，教我育我，待我很好；我待他们，也还不差。我有兄弟姊妹，幼时共我玩耍，长来同我切磋，待我很好；我待他们，也还不差。但是没有人曾经‘爱’过我，我也不曾‘爱’过他。
我年十九，父母给我讨老婆。于今数年，我们两个，也还和睦。可是这婚姻，是全凭别人主张，别人撮合；把他们一日戏言，当我们百年的盟约。仿佛两个牲口听着主人的命令：‘咄，你们好好的住在一块儿罢！’
爱情！可怜我不知道你是什么！”
鲁迅在文章里面就说，爱情是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中国的男女大抵一对或一群——一男多女——的住着，不知道有谁知道。
所以当时啊，不止萧红这样的年轻人不懂爱情，中年人如鲁迅，也不懂爱情。但是大家，特别是文化人、知识分子，都特别向往爱情，觉得爱情很神圣，无爱的婚姻是枷锁，是悲剧。所以啊，我们现在看民国时期的恋爱故事，大多是一个套路，婚也结了，孩子也生了，突然找到真爱了，就不顾一切要离婚，要跟真爱结合。我在这本书之前，写过一本《民国风流》，专门写小说家啊诗人啊艺术家的爱情故事，好多都是这个模式。民国时期的文艺界，就弥漫着这种玫瑰色的氛围。
我们的人看了，可能会说，这也太不负责了吧？但那个时期啊，古代那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模式被认为是落伍的，过时的，被打倒了，而新的婚恋仪式呢，又还没有建立起来，所以，大家都用一种随心所欲，follow my heart的方式在体验爱情。
还有，我们前面提到的，康有为对婚姻的激进设想，在社会上也产生了影响。他说男女结合，以两性相悦则合为原则，不合则分离。这在萧红和萧军身上都有体现。萧军年纪很小就结了婚，老婆带着两个孩子在老家生活，萧军在哈尔滨遇到萧红就跟她在一起了，对外宣称是夫妻，而萧红，也从头到尾没有把他那个妻子，看成他们之间的障碍。他们第一次见面聊天，萧红问萧军怎么看爱情，萧军说“爱就爱，不爱就丢开”。
问题是，当男女关系完全不受伦理约束，婚姻关系从一种社会关系变成纯粹私人关系的时候，它也就没有稳固性可言了。所以萧军后来屡次背叛萧红，包括出轨好友黄源的妻子，都是因为他和萧红的关系，对他不构成约束。
民国时候很多文人都有婚外恋情，鲁迅，胡适都有。但他们都有母亲，都要顾虑到母亲。萧军不同，他从小没有母亲，和萧红一样，从离开家乡，就不受家庭约束了。所以，我们现在指责萧军是渣男，说他伤害了萧红，萧军是不会认同的，因为对他来说，他和萧红在这段关系里，都是自由的。其实对萧红来说，也是如此，按理说，抗战爆发半年之后，他们跑到临汾去，萧红肚子里有了萧军的孩子，这不是一个分手的好时机，但萧红坚决要分手，她不会让一个未出生的孩子来左右自己的决定。
萧红要离开萧军，不是因为萧军出轨，而是两个人之间无法弥合的认知鸿沟。这个鸿沟，可能一开始就存在，只不过战争把它凸显了出来。
丹妮：萧军是一个“极坦白豪爽的人”，这是毛泽东对他的评价。从这个评价中，我们不难看出萧军身上的“武将”性格。萧军虽然是左翼作家，但却是军人出身，据资料记载，1925年，萧军18岁，在吉林参军，两年后，他又考入东北陆军讲武堂宪兵教练处，1928年在哈尔滨当上一名宪兵，同年，考入东北陆军讲武堂第九期炮兵科。“九·一八”事变（1931）后，萧军密谋组织抗日义勇军失败，才在哈尔滨开始了文学生涯。萧军一生，如同他自己所说：“很少敢于放下格斗的剑”。七七事变（1937）后，在山西临汾，他在今后何去何从的问题上，与萧红发生分歧。这也是句芒刚才提到的，“萧红离开萧军的时机”。当时，萧红想与丁玲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一起去西安，萧军则表示自己要留下，参加游击队。顺便说一下，山西临汾当时是抗日的一片热土，萧军要参加游击队，我们耳熟能详的《游击队之歌》，也是这时期诞生于临汾。
句芒：是的，战争改变了二萧的生活，震碎了他们本来就脆弱的关系。这是我们要聊的第三个话题，战争。
战争开打了，为什么不逃？
句芒：1937年抗战爆发，民国历史到了一个关键性的转折点。
丹妮：抗战爆发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根本性的变化。其中最显著的一个变化是，中国民众的民族主义精神，空前地被激发起来。不像清末外族入侵时，大家只做旁观者。这一次，地不分南北，人不分民族，整个国家唤起了同仇敌忾、共赴国难的民族觉醒。在一致对外、团结抗日的时代呼声中，原本中国国内激烈的阶级斗争、党派斗争、派系斗争统统退而成为社会次要矛盾，救亡图存成为大家共同的首要任务。
句芒：是的，在文学领域也是，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原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被抗战这一个声音取代了。主题变了，文学形式也发生了变化，抗战之前小说、诗歌、散文各有各的用武之地，抗战期间大家都跑去写报告文学了。
这个时候，萧红和“七月”派的分歧就出现了。萧红也同意文学要反映抗战现实，但是她不认同作家必须深入前线，必须写前线，而且只能用报告文学这种体裁。这其实也是萧红和萧军的分歧。而端木蕻良是站在萧红那一边的。
丹妮：所以萧红舍萧军取端木，跟他们对文学的理解有关？
句芒：是啊，为什么说这是萧红和萧军的分歧呢？我们可以看一下，他俩在临汾分手之后，萧红写的仍然是散文和小说，没有写过一篇报告文学，而萧军几乎是立刻、马上写了一本反映前线的报告文学作品《侧面：从临汾到延安》。
所以抗战爆发之后，萧红和萧军对他们的人生、写作的不同规划是他们分道扬镳的最根本的原因。萧军想到前线去，写出反映战争第一线的作品，而萧红，只想找一个安静安全的地方，把《呼兰河传》写完，她那时候已经开始写《呼兰河传》了。在这一点上，端木跟萧红可以说是志同道合。
萧红和端木在一起之后，从西安回了武汉，在武汉结了婚，然后从武汉逃到重庆，又从重庆飞到了香港。在香港，萧红写完了《呼兰河传》，不过可惜，因为肺结核，她没能把长篇小说《马伯乐》没有写完。
丹妮：萧红与端木蕻良的婚姻，也是一次“离亲叛众”的过程。1937年，萧红在临汾与萧军分别后，与端木蕻良有了更多的接触，两萧分手后，两人感情迅速发展，1938年5月在武汉举行婚礼。首先，他们的婚姻，并没有得到朋友们的支持，甚至遭受到许多朋友的非议与疏远。其次，这段婚姻本身的质量也值得怀疑。我们来看看萧红在婚礼上的发言：“掏肝剖肺地说，我和端木蕻良没有什么罗曼蒂克的恋爱历史。……我对端木蕻良没有什么过高的希求，我只想过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互相谅解、爱护、体贴。”这段缺乏亲密与激情的关系，按照斯滕伯格的恋爱三角理论（出示图1），不应被称为爱情，最终也给萧红带来了“一种无法说出的痛苦”。
句芒：当时的争议，其实成分也很复杂。本身端木的做派就不受他们那些作家朋友的欢迎，然后是萧红的文学观，让她成为了抗战文学阵营里的异类。所以，当时两个人受到排挤，一部分因为他们结合得仓促，更大的原因是来自抗战文学阵营的排异反应。
到两个人飞香港，胡风就再也不顾昔日的友谊了，直接说他们是通敌、叛逃。萧红因为坚持自己的文学观，在抗战文学的阵营里面，也被边缘化了。所以，她飞到香港之后，心情是有一点后悔的。我们要知道，《生死场》出版之后，萧红就是文坛头号女作家，她和萧军一直都被视为抗战文学的先声，很多人奉承追捧的。飞到香港，可以说是选择了寂寞，远离了热闹的抗战文学阵营。萧红有点后悔，想回内地，但最终还是留在香港，安心写作。一直到1941年夏天病重住院，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第二年1月22号，萧红去世。
丹妮：所以我们看萧红人生中的重要事件，其实都有很复杂的时代背景，也伴随着复杂的心理。
句芒：是的，所以我觉得，一个人是不可能用几个标签概括出来的，她的人生也不可能用一句话来解释。那是寓言，不是传记。
丹妮：如果不以一个传记作者，而是一个萧红读者的身份，你能不能概括一下你心目中的萧红呢？
句芒：一个天才作家，一个自由主义者。对身心自由的向往，贯穿了萧红整个人生，和全部作品。她为什么不断地逃离，不断东奔西走，是为了追寻自由。这里我跟大家分享一段《呼兰河传》中的文字：
“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鸟上天了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了。都有无限的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个谎花，就开一个谎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它。玉米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它若愿意长上天去，也没有人管。蝴蝶随意地飞，一会从墙头上飞来一对黄蝴蝶，一会又从墙头上飞走了一个白蝴蝶。它们是从谁家来的，又飞到谁家去？太阳也不知道这个。”
自由很美对不对？谢谢大家。
现场各个年龄段读者都有，互动环节超级精彩
一位老克勒说的相当专业，还希望星期天读书会能请许子东教授
不过听说，他要“批评”他。
酷女孩走四方：
一样的民国，不一样的萧红
 |
 |
嘉宾：左边 句芒 右边 蔡丹妮 |
嘉宾丹妮（蔡丹妮 双语教育工作者、心理咨询师）：
大家好，感谢句芒邀请我来参加今天的读书会，和大家一起分享这本好书：《有关萧红的一百个细节》。
我叫丹妮。我喜欢文学和心理学，在做学生时，也选择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与“咨询心理学”作为自己两个硕士学位的专业。当时，在读中文系的时候，我有幸与句芒同学同班学习过一年，这是我们认识的经过。
菲茨杰拉德曾经说过给优秀的小说家作传之难，他的理由是，如果这位小说家真的优秀，那么他身上必定累积了很多人格（He is too many people, if he's any good.——F. Scott Fitzgerald）。我很钦佩句芒选择了萧红这样一位了不起的小说家作为传主，我也相信，她的实力，一定可以驾驭这么高难度的题材，描绘出一位独特女性人生的多重格局。
这本书的阅读过程，果然如同我期待的一样，十分满足、愉快，时有惊喜。作为一本人物传记，它既有丰富的细节和考证，用一串串的故事，来接近传主生命与时代的真实，又有隐藏在冷静叙述后的，属于作者的情感与态度。
我读这本书，最大的感受是，处处能感到作者对传主的理解与爱。这本传记，既没有避重就轻，文过饰非，为尊者讳，也没有随意臧否，将复杂的人物用简单的标准、单一的视角来评价。就好像一位知心朋友，他不会忽视你的弱点，但他也不会将你的弱点歪曲为优点，或者污点。我想，正是因为句芒，不仅是一个有过学术训练的研究者、一个有自己思考的作家，而且更重要的，她是一个发自真心的萧红爱好者，这才让她对萧红的一生，写出了这样的丰富、精确、共情、理解和包容。我觉得，这本书值得萧红爱好者阅读。
句芒（本书作者，自由撰稿人，已出版《民国风流》《有关萧红的一百个细节》）：
大家好，我叫句芒，句号的句，芒果的芒。本来这俩字合在一起要念“勾芒”，指的是上古的一位神仙，算算日子，他很快就要休假结束，到人间来上班了，因为他的职位是春神，负责草木生长什么的。我呢，对花草树木一概不懂，绿箩和仙人掌都能养死，所以，为了不拖累神仙的威名，我一般就说我叫句芒。
《有关萧红的一百个细节》是我的第二本书，2011年开始写，2018年出版的。书出来之后，我有个朋友，专门录了个视频，发在他的公众号上，帮我宣传，说我花这么多时间和精力收集、梳理关于萧红的材料，是多么的情怀至上，多么的不要名不要利。我看了视频之后很惭愧，朋友对我误会挺大的。其实，我很喜欢古罗马哲学家塞内加的一句话：“不要阻止哲学家致富；没有人判定智慧必然贫穷。”是不是很有道理？谁规定了一个人不能既有智慧又有财富呢？同样的，有情怀也不表示不想致富嘛，希望我那位朋友以后不要再误会我了。
我为什么写这本书？说起来也跟误会有关。我很喜欢萧红，也读了很多关于她的文章和书，但是越读，我就越迷惑，就想，大家是不是对萧红有什么误会啊？评价萧红的作品，学者专家们有各种角度和方法，也有很多精彩的论述，但是一谈到萧红的人生，大家就异口同声地同情、惋惜，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甚至想方设法为她过早的离开人世，寻找一个，怎么说呢，加害者吧！
而在我看来，人是复杂的，也是多变的，当我们试着把“弱者”、“女性”或者“进步作家”之类的标签贴到一个人身上时，就难免对她做削足适履式的改造，就难免生产出误会、误解和误读。拿萧红来说，如果我们用软弱、柔弱这样的词来概括她的性格，那么，就很难解释为什么她会毅然决然地离家出走，为什么宁愿流浪在冬天的哈尔滨街头也绝不回家；也很难解释为什么当她觉得跟萧军过不下去了，就算知道自己怀孕了，还是坚定不移地要分手；还有，到最后她病得站不起来了，香港又在打仗，她被人用担架抬着到处东奔西跑，停战之后，萧红当时的丈夫端木蕻良给她找了间医院，医生检查之后说要动手术，端木蕻良就说不能手术，我有经验，结核病人动手术伤口很难愈合，现在是逃难，伤口愈合不了怎么逃，萧红不听，她想快点好起来，就自己签了手术同意书，做了手术。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凭这些就说，萧红是个坚决果断、我行我素的人，否则，我们无法解释她在萧军出轨之后，那种自怜自伤的情绪。
人是复杂的，多面的，一个人能不能既追求智慧，又渴望财富呢？哲学家说，可以。那一个人有没有可能既柔弱又果断呢？我觉得，这是可能的。所以我们认识一个人，最好是先不要下判断，不要贴标签，通过对大量的、丰富的细节的考察，她的整体面貌才有可能呈现出来。
当然，我绝对不是说过去对萧红的理解都是误解或曲解，而是，文学接受本身就是一个充满变化的过程。晚清的时候，人们看《红楼梦》是一部官场晋级宝典，到了民国，就说它提倡自由恋爱和人性解放，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引入中国之后，谈《红楼梦》就说它反映阶级矛盾，现在的人们谈《红楼梦》，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到各个知识付费平台搜一搜，角度和方法五花八门。我们看萧红也是一样的，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这是我写这本书的最主要的原因，写出包括我心目中的那个稍微有点不一样的、复杂的、幽微甚至有些自相矛盾的萧红。
今天呢，我们只能提纲挈领地聊三个话题，也可以说，是聊一聊萧红人生中的三个关键时刻，这三个关键时刻，串起了萧红的一生。首先，我们说说离家出走。
 |
现场火爆 |
小脚放开了，为什么不走？
句芒：丹妮，我有一个鸡生蛋、蛋生鸡式的困惑，你说，“青春叛逆期”是每个人成长过程中必经的阶段吗？如果是，为什么古人好像没有一段明显的“青春叛逆期”呢？还是说，是“青春叛逆期”这个概念被造出来之后，我们的青春才变得叛逆起来了呢？
丹妮：我们知道，在人的成长过程中，确实有“青春期”这个说法。在青春期，人的身体，开始完成从一个儿童向一个成人的转变。这个转变过程十分复杂，其中，或许由于身体的成长、神经系统的发展、激素的改变、外界环境的刺激、社会关系的建立，人的情绪也常常会波动不定。如果将这种“生长痛”，视为青春期的一部分，那确实是可以称作“青春叛逆期”。
但今天我想把“叛逆”的概念拓宽一点，这里用一个词“身份认同”来帮助理解。社会心理学家Erik Erikson说人的社会心理发展，要经过若干个阶段，每个阶段，都要完成一个核心任务，来帮助成长。其中，在属于青春期的13-18岁区间，这个核心任务，就叫做“身份认同或角色混乱”（Identity vs. Role Confusion）。这一阶段，青少年心理发展的核心任务，是要给自己一个“身份认同”，要去设定“自己”这个人物，要是这个“人设”建立不起来，就是“崩了”，进入“角色混乱”。什么是独立，可能对青少年来说，首先也是最容易做到的，就是独立于他们的父母、家庭、旧价值观，也就是说，“我不是谁”，然后才是去找寻，“我是谁”。这个先破后立的过程，显然很像是我们说的“叛逆”。
回到你的问题，“为什么古人好像没有一段明显的‘青春叛逆期’”。我觉得，那是因为叛逆不一定出在青春时。如果我们也认为，建立自我身份认同的过程，就如同青少年对父母家庭的叛逆时期，那么，古人也挺叛逆的。因为任何对自我的寻找，对束缚的鄙视，对来自价值观相同的同类认同的渴望，种种反复触摸自我本真的尝试、挫败、再尝试，热衷于定义自我的行为，都是“叛逆”。哪吒割肉还母剔骨还父算是叛逆，但魏晋名士诗酒佯狂、箕踞啸歌，也是叛逆，只不过是晚来的青春病。
句芒：你这么说我就懂了，萧红离家出走，确实有一个很强烈的驱动力，就是不想成为她父亲这样的人。不过过去讲萧红离家出走，很少会把“青春叛逆”这个因素考虑进去。她出走的过程很曲折，确切地说，她一共出走了三次。
第一次是初中毕业之后的那个秋天。萧红读高小的时候，她父亲就给她订了一门亲事，准备她高小毕业之后，在家里待几年就嫁过去。但萧红不肯，她要读中学，为这个事情，她跟她父亲闹了一年，最后她威胁父亲说，要是不让上初中，她就去当修女。她父亲一听，这话传到亲家耳朵里就不好听了，于是，就同意萧红到哈尔滨去上初中。一开始，萧红是默认了汪恩甲这个未婚夫的，两个人经常通信，萧红还给他织过毛衣什么的，后来，她在哈尔滨认识了远房表哥陆振舜，两个人不知道怎么的就产生了感情，陆振舜家里有妻子，萧红也订了婚，于是，两个人就约好了私奔，一起到北京去读书。这次出走过程比较顺利，因为保密工作做得很好，谁也不知道。两人到了北京，手上都有点钱，就租了个小院儿，请了个做饭的妈子，各自报名上学去了。不过好日子还没持续到第一学期结束，两个人就把钱花光了。陆振舜不是说要离婚吗？家里来一电报，说你要是回家过寒假呢，我们就给你把路费寄过来，你要是不回呢，以后就一分钱都不要想了。陆振舜选择了回家。萧红没办法啊，也跟着回去了，一回去就被软禁起来了。这是她第一次出走。
第二次是寒假过完之后。陆振舜在家里出不来，就给他北京的同学打了个电报，让他设法给萧红寄点钱。同学就在一本书里夹了五块钱，给萧红寄过去了，没过几天，萧红就坐火车到了北京，这是她第二次离家出走。萧红到了北京之后，还住在他们原来租的那个小院里，结果没等到陆振舜，反而等来了汪恩甲，汪恩甲带了一大摞银元，当着萧红同学的面，拿在手里把玩，玩得叮当响，把萧红和几个同学都搞得很尴尬，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没几天，萧红就跟着汪恩甲回了哈尔滨，两个人在一家旅馆里同居起来了。银元花完之后，汪恩甲回家拿钱，汪家人就不同意了，说萧红跟人私奔，名声都毁了，你还跟她在一起干什么？坚决不让汪恩甲出门。萧红等不到汪恩甲，上门去找，被汪家人赶了出来。她一气之下，就找了个律师，把汪恩甲的哥哥告了，告他代弟休妻。我们知道，民国那会儿，法律程序不完善，结婚没有硬性规定说要注册，萧红和汪恩甲本身有婚约，又住在一起，两个人就算夫妻了。汪恩甲的哥哥不让他们在一起，就是犯法。汪恩甲不能眼看自己哥哥受罚啊，在法庭上他就说并不是哥哥要他休妻，是他自己要休妻。于是，法官当庭就判了两人离婚。萧红打官司的时候，她家里人也去了，官司输了，都觉得很丢脸，在呼兰当地过不下去了，萧红的继母带着萧红还有她的弟弟妹妹，就住到萧红伯父家去了。
萧红的伯父家在阿城，跟萧红他们家不同，伯父家那边人口多，规矩严，萧红在那里住了半年，实在住不下去，就藏在一辆运白菜的马车上，逃到了哈尔滨。这是她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离家出走。她在哈尔滨过了几天投亲靠友的日子，眼看不是办法，天气又一天比一天冷起来了，于是，她就跑去找汪恩甲了，两个人靠赊账在旅馆同居了。
这就是萧红三次离家出走的经过。关于她离家出走的原因，有这么几种常见的表述：一是说她为反抗封建家长制，反抗包办婚姻而走，这是萧红生前最普遍的说法。这个说法有它的合理性。我们知道啊，在中国古代，“孝悌”是伦理的核心，家庭是社会的基石。儒家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读书人读书是为什么，首先是为家庭，然后是为国家，他一辈子都不能摆脱对家庭的责任和义务。到了晚清，因为战争失败外国入侵等社会危机，儒家伦理也遭到了质疑，这时候，有一部分思想激进的读书人就觉得，是家庭禁锢了个人的发展，个人得不到发展，民族当然就落后了。于是，那时候的改革派康有为率先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就是彻底废除家庭和婚姻，小孩一出生交给政府统一抚养，“父母不得责子女以孝，子女不得责父母以慈，人有自主之权。而夫妇关系以两性相悦则合为原则，不合则分离”。这种想法，我们现在看，会觉得不可思议，不过那时候，很多读书人都觉得可行，包括后来的北大校长蔡元培，他觉得，这个理想有望在六十年之后实现。那到了民国，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这种废除家庭和婚姻的思想，也得到了继承。所以啊，对于读了初中而且接受了五四精神影响的萧红来说，逃离家庭、逃离包办婚姻，简直就是一项光荣的伟业呀。不过，这只能解释萧红前两次的离家出走，然后萧红就回到了包办婚姻里面，所以第三次就解释不通了对不对？
关于萧红的第三次离家出走，骆宾基在《萧红小传》里面说是因为在伯父家，看到伯父虐待农民，于是发生冲突，愤而出走。骆宾基在萧红临终前陪护过她一个多月，也是第一个为萧红作传的人，所以这种说法一度很有权威性。不过我们要提到的一点是，骆宾基的《萧红小传》是土改的时代背景下写出来的，那时候阶级血统哪怕是对一个已经出世了的作家，也可以决定她的文学地位，萧红是地主家庭出生，骆宾基为什么要这么写，原因大家应该都能想到。
关于萧红离家出走的第三个解释，是为读书。新时期以来的萧红传记，都会提到这一点。但是和第一种解释一样，只能解释前两次离家出走，无法解释最后一种。而对萧红来说，第三次，也就是最后一次离家出走，才是下定了决心的。
第四种解释呢，是我前面说的青春叛逆。就像丹妮说的，萧红在当时那个年龄需要建立身份认同，对她来说，不要成为父亲那种人，成了一种迫切需要，她想要冲破家庭的束缚、父母的束缚。她小的时候，母亲给她缠过几天脚，要是一直缠下去，她肯定哪也去不了。但既然小脚放开了，能走，为什么不走呢？我认为这是萧红离家出走的最主要原因。
她最初离开的时候，对家庭对父母，都有憎恨之情，这些在她早起的短篇小说和散文里面都有体现。但是到了《呼兰河传》里面，萧红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对父母亲人不再是憎恨，不再是逃离不可的决心，反而生出了怀恋和眷恋。这个时候的她，已经度过了叛逆期，完成了自我认同。
丹妮学校有位六年级的同学，读完《呼兰河传》之后写了这样一段感想：
“萧红对自己童年的描述，让我想到了英国作家罗尔德达尔的著作《BOYS》。在书的序言中，他就写到：这不是一本自传，这些事情，没有一件事重要的，但都给了我那么深的印象。的确，他笔下的童年回忆，有些记忆有些滑稽，有些叫人不愉快，但作者下笔却辛辣刺激，甚至有似有似无的甜蜜。萧红与罗尔德达尔在回忆时，总将童年记录为自由自在、无忧无虑的时期。或许年少的我们还没有意识到，但蓦然回首，童年必定是我们最美的时期。”
我觉得他说得很好，萧红跟童年和解，就是跟家庭跟亲人和解，跟自己和解。
萧红离家出走，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是爱情。这是我们今天要聊的第二个话题。
 |
句芒 |
恋人不爱了，为什么不离？
句芒：前面讲萧红离家出走的时候，我们讲了，整个过程一波三折。萧红呢，因为跟两个男人汪恩甲陆振舜的感情纠葛而饱受争议。在我写这本书的过程中，也有朋友很不解地问我，说萧红怎么能跟一个已婚男人去私奔呢？既然私奔了，又为什么要回头呢？回头了，结果又闹到离婚？离婚了，又掉头去复合，然后大着肚子被抛弃，这是不是太离奇了？丹妮，你怎么看萧红这一段呢？
丹妮：萧红离家出走的这一段经历，确实非常波折。我觉得，如果简单地说萧红最初是因为反对包办婚姻而出走，那的确就很难理解为什么她后来又回来，回来不说，还用尽一切努力，甚至不惜打官司，来维系同一段“包办婚姻”。这前后矛盾，我想只能够用“爱情”才能解释得通。就像青年男女对爱情也会有一个由误解到理解的过程一样，是不是萧红，也在这北平、家乡、哈尔滨的流转过程中，对汪恩甲，由排斥，逐渐产生了好感、甚至是爱情？
这个假设，我没有看到相关的支持材料，只是想，如果真是这样，那确实可惜。萧红从小直倔的性格、少女时一系列的鲁莽行为、自家人的孤立抛弃，都让当时的她无法、无力妥善地处理这些复杂的感情和关系，也许她只能用更加鲁莽、对抗、一意孤行的方式，来追求爱情，结果把一个问题，变成一串问题。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汪恩甲退婚、萧红反追汪恩甲、萧红出走、萧红与汪在哈尔滨同居、怀有身孕的萧红在穷困中被汪恩甲离弃，等等。
句芒：对，除了萧红对爱情不那么深刻的理解和感受之外，我们现在之所以觉得她的恋爱经历不可思议，也跟伦理语境有关。
我们知道啊，古人对爱情的理解是很抽象的，比如说汤显祖写《牡丹亭》，里面有一句名言：“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生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我们读了，只知道爱情的力量很强大，可以让活人去死，也可以让死人复活，但是爱情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还是不知道。
1917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提倡男女平等、自由恋爱。年轻人都向往爱情，但是爱情是什么呢？不知道。鲁迅曾经在一篇文章里面写到，有一位陌生的少年给他寄了一封信，里面是一首题为《爱情》的诗。诗里说：
“我是一个可怜的中国人。爱情！我不知道你是什么。
我有父母，教我育我，待我很好；我待他们，也还不差。我有兄弟姊妹，幼时共我玩耍，长来同我切磋，待我很好；我待他们，也还不差。但是没有人曾经‘爱’过我，我也不曾‘爱’过他。
我年十九，父母给我讨老婆。于今数年，我们两个，也还和睦。可是这婚姻，是全凭别人主张，别人撮合；把他们一日戏言，当我们百年的盟约。仿佛两个牲口听着主人的命令：‘咄，你们好好的住在一块儿罢！’
爱情！可怜我不知道你是什么！”
鲁迅在文章里面就说，爱情是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中国的男女大抵一对或一群——一男多女——的住着，不知道有谁知道。
所以当时啊，不止萧红这样的年轻人不懂爱情，中年人如鲁迅，也不懂爱情。但是大家，特别是文化人、知识分子，都特别向往爱情，觉得爱情很神圣，无爱的婚姻是枷锁，是悲剧。所以啊，我们现在看民国时期的恋爱故事，大多是一个套路，婚也结了，孩子也生了，突然找到真爱了，就不顾一切要离婚，要跟真爱结合。我在这本书之前，写过一本《民国风流》，专门写小说家啊诗人啊艺术家的爱情故事，好多都是这个模式。民国时期的文艺界，就弥漫着这种玫瑰色的氛围。
我们的人看了，可能会说，这也太不负责了吧？但那个时期啊，古代那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模式被认为是落伍的，过时的，被打倒了，而新的婚恋仪式呢，又还没有建立起来，所以，大家都用一种随心所欲，follow my heart的方式在体验爱情。
还有，我们前面提到的，康有为对婚姻的激进设想，在社会上也产生了影响。他说男女结合，以两性相悦则合为原则，不合则分离。这在萧红和萧军身上都有体现。萧军年纪很小就结了婚，老婆带着两个孩子在老家生活，萧军在哈尔滨遇到萧红就跟她在一起了，对外宣称是夫妻，而萧红，也从头到尾没有把他那个妻子，看成他们之间的障碍。他们第一次见面聊天，萧红问萧军怎么看爱情，萧军说“爱就爱，不爱就丢开”。
问题是，当男女关系完全不受伦理约束，婚姻关系从一种社会关系变成纯粹私人关系的时候，它也就没有稳固性可言了。所以萧军后来屡次背叛萧红，包括出轨好友黄源的妻子，都是因为他和萧红的关系，对他不构成约束。
民国时候很多文人都有婚外恋情，鲁迅，胡适都有。但他们都有母亲，都要顾虑到母亲。萧军不同，他从小没有母亲，和萧红一样，从离开家乡，就不受家庭约束了。所以，我们现在指责萧军是渣男，说他伤害了萧红，萧军是不会认同的，因为对他来说，他和萧红在这段关系里，都是自由的。其实对萧红来说，也是如此，按理说，抗战爆发半年之后，他们跑到临汾去，萧红肚子里有了萧军的孩子，这不是一个分手的好时机，但萧红坚决要分手，她不会让一个未出生的孩子来左右自己的决定。
萧红要离开萧军，不是因为萧军出轨，而是两个人之间无法弥合的认知鸿沟。这个鸿沟，可能一开始就存在，只不过战争把它凸显了出来。
丹妮：萧军是一个“极坦白豪爽的人”，这是毛泽东对他的评价。从这个评价中，我们不难看出萧军身上的“武将”性格。萧军虽然是左翼作家，但却是军人出身，据资料记载，1925年，萧军18岁，在吉林参军，两年后，他又考入东北陆军讲武堂宪兵教练处，1928年在哈尔滨当上一名宪兵，同年，考入东北陆军讲武堂第九期炮兵科。“九·一八”事变（1931）后，萧军密谋组织抗日义勇军失败，才在哈尔滨开始了文学生涯。萧军一生，如同他自己所说：“很少敢于放下格斗的剑”。七七事变（1937）后，在山西临汾，他在今后何去何从的问题上，与萧红发生分歧。这也是句芒刚才提到的，“萧红离开萧军的时机”。当时，萧红想与丁玲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一起去西安，萧军则表示自己要留下，参加游击队。顺便说一下，山西临汾当时是抗日的一片热土，萧军要参加游击队，我们耳熟能详的《游击队之歌》，也是这时期诞生于临汾。
句芒：是的，战争改变了二萧的生活，震碎了他们本来就脆弱的关系。这是我们要聊的第三个话题，战争。
战争开打了，为什么不逃？
句芒：1937年抗战爆发，民国历史到了一个关键性的转折点。
丹妮：抗战爆发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根本性的变化。其中最显著的一个变化是，中国民众的民族主义精神，空前地被激发起来。不像清末外族入侵时，大家只做旁观者。这一次，地不分南北，人不分民族，整个国家唤起了同仇敌忾、共赴国难的民族觉醒。在一致对外、团结抗日的时代呼声中，原本中国国内激烈的阶级斗争、党派斗争、派系斗争统统退而成为社会次要矛盾，救亡图存成为大家共同的首要任务。
句芒：是的，在文学领域也是，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原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被抗战这一个声音取代了。主题变了，文学形式也发生了变化，抗战之前小说、诗歌、散文各有各的用武之地，抗战期间大家都跑去写报告文学了。
这个时候，萧红和“七月”派的分歧就出现了。萧红也同意文学要反映抗战现实，但是她不认同作家必须深入前线，必须写前线，而且只能用报告文学这种体裁。这其实也是萧红和萧军的分歧。而端木蕻良是站在萧红那一边的。
丹妮：所以萧红舍萧军取端木，跟他们对文学的理解有关？
句芒：是啊，为什么说这是萧红和萧军的分歧呢？我们可以看一下，他俩在临汾分手之后，萧红写的仍然是散文和小说，没有写过一篇报告文学，而萧军几乎是立刻、马上写了一本反映前线的报告文学作品《侧面：从临汾到延安》。
所以抗战爆发之后，萧红和萧军对他们的人生、写作的不同规划是他们分道扬镳的最根本的原因。萧军想到前线去，写出反映战争第一线的作品，而萧红，只想找一个安静安全的地方，把《呼兰河传》写完，她那时候已经开始写《呼兰河传》了。在这一点上，端木跟萧红可以说是志同道合。
萧红和端木在一起之后，从西安回了武汉，在武汉结了婚，然后从武汉逃到重庆，又从重庆飞到了香港。在香港，萧红写完了《呼兰河传》，不过可惜，因为肺结核，她没能把长篇小说《马伯乐》没有写完。
丹妮：萧红与端木蕻良的婚姻，也是一次“离亲叛众”的过程。1937年，萧红在临汾与萧军分别后，与端木蕻良有了更多的接触，两萧分手后，两人感情迅速发展，1938年5月在武汉举行婚礼。首先，他们的婚姻，并没有得到朋友们的支持，甚至遭受到许多朋友的非议与疏远。其次，这段婚姻本身的质量也值得怀疑。我们来看看萧红在婚礼上的发言：“掏肝剖肺地说，我和端木蕻良没有什么罗曼蒂克的恋爱历史。……我对端木蕻良没有什么过高的希求，我只想过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互相谅解、爱护、体贴。”这段缺乏亲密与激情的关系，按照斯滕伯格的恋爱三角理论（出示图1），不应被称为爱情，最终也给萧红带来了“一种无法说出的痛苦”。
句芒：当时的争议，其实成分也很复杂。本身端木的做派就不受他们那些作家朋友的欢迎，然后是萧红的文学观，让她成为了抗战文学阵营里的异类。所以，当时两个人受到排挤，一部分因为他们结合得仓促，更大的原因是来自抗战文学阵营的排异反应。
到两个人飞香港，胡风就再也不顾昔日的友谊了，直接说他们是通敌、叛逃。萧红因为坚持自己的文学观，在抗战文学的阵营里面，也被边缘化了。所以，她飞到香港之后，心情是有一点后悔的。我们要知道，《生死场》出版之后，萧红就是文坛头号女作家，她和萧军一直都被视为抗战文学的先声，很多人奉承追捧的。飞到香港，可以说是选择了寂寞，远离了热闹的抗战文学阵营。萧红有点后悔，想回内地，但最终还是留在香港，安心写作。一直到1941年夏天病重住院，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第二年1月22号，萧红去世。
丹妮：所以我们看萧红人生中的重要事件，其实都有很复杂的时代背景，也伴随着复杂的心理。
句芒：是的，所以我觉得，一个人是不可能用几个标签概括出来的，她的人生也不可能用一句话来解释。那是寓言，不是传记。
丹妮：如果不以一个传记作者，而是一个萧红读者的身份，你能不能概括一下你心目中的萧红呢？
句芒：一个天才作家，一个自由主义者。对身心自由的向往，贯穿了萧红整个人生，和全部作品。她为什么不断地逃离，不断东奔西走，是为了追寻自由。这里我跟大家分享一段《呼兰河传》中的文字：
“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鸟上天了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了。都有无限的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个谎花，就开一个谎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它。玉米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它若愿意长上天去，也没有人管。蝴蝶随意地飞，一会从墙头上飞来一对黄蝴蝶，一会又从墙头上飞走了一个白蝴蝶。它们是从谁家来的，又飞到谁家去？太阳也不知道这个。”
自由很美对不对？谢谢大家。
 |
现场各个年龄段读者都有，互动环节超级精彩
一位老克勒说的相当专业，还希望星期天读书会能请许子东教授
不过听说，他要“批评”他。
 |
> 我来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