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精神分析精神病儿童/狼孩的个案（摘译自拉康讨论班一第八节）
勒福尔•罗西纳于1954年3月10日，在拉康讨论班一中，介绍的个案。这个小男孩一生出来就没有父亲，只有一个偏执狂的母亲，后来还被母亲给遗弃了不到一岁就因为急性水肿和营养不良多次住院，做乳突窦手术还没有麻药打，四岁前频繁更换了25次住处。LEFORT说他没有象征功能，想象功能更差，拉康倒是一语中的，纠正说他至少还有两个词。分析家LEFORT基本上用客体关系做到重建想象。
小男孩叫罗贝尔，1948年出生，在报告个案时，他已6岁。不知道他父亲是谁。母亲由于是个偏执狂（病人）现在被拘禁起来（关在精神病院）。母亲照顾小罗贝尔到他5个月大，她从一个屋子到另一个屋子，走来走去。她忽略对孩子最基本的照看，直至忘记喂他。人们不得不不停的提醒她要照看孩子：洗漱、喂养。这个孩子忍受着饥饿。他5个月大的时候不得不住进医院，由于营养不良。
在他刚住院的时候，他就得了双侧耳炎，必须做一个双侧切除术（乳突凿开术，乳突切除术）。随后他被送到了Paul PARQUET，巴黎城郊纽利的一所儿童医院。他被隔离起来，看不到其它的孩子，通过一根导管喂食。9个月大时出院了，并且几乎是强制的被送回到他母亲那儿。我们不知道他和他母亲待在一起的两个月发生了什么。然后，在他十一月大的时候，他又被送进医院，仍然是由于营养不良。五个月后，他母亲最终依法（利用法律）放弃了对他的抚养权，此后他再也没见过他母亲。
到他3岁9个月大为止，他所在的地方一共换了25次，从一个儿童机构到另一个或从一个医院到另一个，从没有在一个寄养家庭中待过。经过一系列检查，人们给予他一个诊断结果：正常。身体的紊乱好了以后，是心理的损害。当他三岁半的时候，最终的评估是他需要被拘禁（收进精神病院），一个类精神病状态不能完全确定，智商43。.
3岁9个月时他来到我们机构，我在治疗中接待了他。当时，他处在以下的状态中。
身高体重没大问题，只是有双侧耳漏。身体运动方面，走路摇摆缺乏协调性。（从高度跟体重的观点而言，他处于良好的状况，除了有一个慢性的双侧耳漏。从动力活动的观点而言，他走路的姿态有点摇摆，动作方面，极端地缺乏协调，不断地会有激动喊叫。从语言的观点而言，他的讲话完全缺乏调和性，频繁地尖叫，咯咯叫，及胡乱的笑声。他仅是喊叫他知道的两个字：「女士！狼！」。「狼！」这个字，他重复一整天，所以，我给他取个绰号「狼的小孩」。因为那确实是他对自己建构的形象。）语言方面，话语协调性丧失，频繁的叫喊，怪笑。他只会喊两个字：女士和狼。我给他起名叫狼孩。行为举止方面，他活动亢进，没有目的的紊乱和粗糙的行动，为了抓一个对象把自己的胳膊甩出去，如果他不能拿到便重新再来。以及各种睡眠问题。在他日常生活的一些很平常的时刻，比如空瓶子，脱衣服，开门，黑暗，其它孩子的喊叫他都不能忍受，他会有痉挛发作，伴随脸红，刺耳的嚎叫。较少地，他会在完全相反的情况下发作，这时，他漫无目的的凝视，像是一个抑郁症患者。跟成人在一起，没有任何真正的接触。和孩子们在一起，他似乎忽略他们，但是当其中一个喊或哭的时候，他就抽搐（痉挛）。发作的时候，他变得很危险，很强壮，他掐其它孩子，我们不得不在吃饭和晚上将他隔离。被隔离时他没有显出一丝焦虑也没有任何情绪。我们真的不知道如何将他诊断分类，然而我们仍然尽力治疗他，虽然我们常自问，这是否会有结果。
治疗了一年，之后中断了一年。在治疗中有几个阶段。
1在第一个阶段，他用喉咙喊叫，进入诊室后开始不停的跑，跳，蹲下，用手抱住头，打开再关上门，打开再关上灯。他那一些东西，或者丢掉或者堆到我身上。第一次会谈我能指出的唯一的事情是他不敢接近放在桌子上的奶瓶，只敢靠近空的桌子，但是他不碰它，只是在上面吹起。另外，他对洗脸盆感兴趣，但如果装满水，他就会惊恐发作。
在第一阶段末，一次会谈中，在他非常躁动的将所有东西堆在我身上之后，他冲出门，但他不会自己下楼，我听见他在楼梯口用很冷淡的声音，很低的声调，与平常不同地说：妈妈。第一阶段即将结束，一天晚上，在上床后，他站在床上，当着其它受惊吓的孩子的面，他试图用塑料剪子剪掉他的阴茎。
2第二部分，他开始展示对他来说是狼的东西。他一直在喊：狼！一天他开始掐一个我治疗中的小女孩。我们不得不把他们分开，把他带到另一间屋子，他的反应很暴力，非常激动，当他在那儿时，那是间餐厅，他仍所有的东西，食物和盘子，喊着：狼！后来我不得不再把他带回那间他一直住的屋子。之后几天，每当他经过餐厅时，他都嚎叫：狼。这也使得他不能忍受门开着的行为清晰，他在会谈中把门打开为的是让我把门重新关上并喊狼。他不停的从一个地方换到另一地方，从一间屋子到另一间，从一个成人到另一成人那儿，这对他来说是毁坏性的。而且标记了摄入和排出的原始表达的基础，摄入和排出是通过两个基本的场景表现的：奶瓶与盆（壶）。用了很长时间他开始抓奶瓶，有一天他把奶瓶拿给一个想象中的人。每当他与一个成人单独待在一个房间里的时候，他行为举止似乎有其它儿童在他旁边。他拿着奶瓶，拔掉塑料吸头，让我给他再安上，再把它拿到外面，让门开着，背对着我喝两大口牛奶，然后面对我，再拔掉吸头，仰着头喝奶，把剩下的倒在我身上，非常惊恐，并且离开，失去知觉并且是瞎的。我当时有个感受，在那时，他吞下了毁坏，并且开着的门与牛奶联系在了一起。另外，盆也具有毁坏的特征，在最初的治疗中，他在会谈中拉屎，思考着如果他给我一些东西，他就能把我留住。他要紧紧挨着我，坐在这个盆上，一只手抓住我的衣服，另一只手拿着奶瓶或铅笔，通常之后他要吃东西，尿尿之后要喝。情绪的强烈程度证明他有巨大的恐惧。
这一阶段最后一次会谈澄清了对他而言不断的变更带来的破坏和排便之间的关系。会谈中，他开始在我旁边大便，翻看一本书，然后他听到外面的噪音。恐惧的几乎疯掉，他出去，带着他的盆，并且把它放到另一间刚刚有人进去的隔壁房间，然后他回到我们的房间靠着门嚎叫着：狼！狼！我有一个感觉，这像是一个安抚、抚慰的仪式。这个大便是不能给我的，在某种程度上他知道我是不会强求所要的。他把它放在外面，他知道将被扔掉，之后被摧毁。我对他解释了这个仪式。他立刻把盆拿回来，放到我旁边，用一张纸盖住。然后他开始对我有攻击性，似乎是我允许他控制自己以及似乎我给了他具有攻击性的可能性。明显地，直到那时他不能自制，他没有攻击性的感觉，但是有自毁的感觉，这解释了他与其它孩子在一起的行为。从那天开始，他不再认为在会谈中大便是必须的，他使用符号性的替代物——沙子。他对自己感到混乱，身体的内容，物品，孩子，还有围绕着他的成人。他焦虑的躁动的状态越来越严重、难以忍受。那时我很难介入(给予干预)。有一天，他喝了一点奶之后，他把奶倒在地上，把沙子扔到盆里，把弄湿的沙子装满到奶瓶里，在壶（盆）里尿尿，在把沙子放到尿里，之后把所有的奶、沙子、水倒在壶里，在上面放上塑料娃娃和奶瓶，最后把所有东西都交给我。在那一刻，他打开门，然后回来，面部因为害怕而抽搐，拿起奶瓶，把它摔碎，在上面踩一直弄成碎片。之后他细心收集起来，埋到盆子里的沙土中。那时，我感到无能为力。他又拿走这个壶，但是有一点沙子洒在地上，引发了他难以置信的恐慌。他一定要把地上的那一小点沙子收起来，似乎这是他自己身体的一块，并且嚎叫：狼！狼！他不能忍受被放在一个小组中，他不能忍受任何小孩接近他。我们不得不很费劲的把他弄到床上，但是以一个极其壮观的方式，处于极其紧张的状态，他把他的手伸展开，在床上墙上。我感到他拥有他自己。
第二天，，他就更明确的表达了这一点，他跑向窗子，打开它，并且喊：狼！狼！他在玻璃中看到自己的形象，他撞他，并且喊：狼！狼！我不得不阻止他。这就是小罗贝尔表征他自己的方式，他是狼！他打的就是自己的形象或者正是这个形象刺激了他。那个他装进东西又倒出东西的壶，小便与大便，人的形象，娃娃，奶瓶的碎片都是他自身的一个形象，类似于狼的形象。在那时，他是所有那些他放到壶里的东西，通过那些东西他与日常生活接触，身体内容物的符号。沙子是大便的符号，水是尿的符号，奶是进入他身体的东西的符号。但是通过与壶有关的场景我们能看到，他不能很好的区分这些东西。对他来说，所有这些内容物统一在身体的经常性毁坏的感觉之上。他的身体与内容物相反，代表了容器，由碎的奶瓶所象征。
3接下来的阶段，他驱除了狼！这么说是因为他被狼附身了。多亏了我长期的在场，他得以驱魔。日常的生活场景带给他如此的伤害。我从情感的角度区分身体的内容物。牛奶是得到的，大便是给出的，它的价值依赖于得到的牛奶，尿是攻击性的。他在壶里小便，并且告诉我这是小便，不是大便，他很抱歉，我安慰他，说他得到的太少以至于不能给出多少东西。这起了作用，他能在厕所倒空便壶。
围绕把壶倒空有很多保护性的仪式，他把壶里的尿倒厕所里，用水龙头里的水接满以代替尿。似乎内容物充满了才能显示容器的存在。这是关于存在的混沌的幻象，容器与内容物同时存在，正像子宫内的生活。他重新发现了混淆的自我形象。他倒完尿，试图把尿重新抓回来，相信离开的正是他，并且喊：狼！只有这个壶满着的时候对他来说才有真实性。我的态度是为他显示实时这个壶倒空了尿，它仍然有真实性。如同他自己，尿完尿罗贝尔仍在那里，如同水龙头不会被流出的水带走，而且当水不流的时候它也一直在那儿。通过我的解释和持续的在场，罗贝尔逐渐在排空和充满之间引入了一个延迟，直到有一天，他能够把一个空壶夹在胳膊下胜利地回来。明显地，他已经获得了他身体永久性的观念。同时他也获得了他身体的另一个经验：衣服对他来说是容器，当他被脱光的时候，意味着某种死亡。脱衣服对他来说是一个危机。最长的一次，花了三个小时，人们形容他被附体了（着魔了），他嚎叫着：狼！从一间屋子跑到另一间，把他从便壶里抓的大便涂到其它孩子脸上，最后只能将他绑起来。第二天，他来到诊室里，伴随着巨大的焦虑自己开始脱衣服，完全脱光爬到床上；在他能光光的在床上喝点牛奶之前，又经历三次同样的事情。他指着窗户和门，边喊狼边击打他自己的形象。在日常生活中，脱衣服变得简单了，但是之后伴随一个巨大的抑郁。他下楼，寻求看管员的抚慰，在她臂膀里睡着了。这一阶段的结尾，他和我一起驱除了空壶，也驱除了脱衣服的场景，并使得牛奶成为一个建设性的元素。但是他还不触碰过去，他只依赖当下的日常生活，好像他被剥夺了记忆一般。
4下一个阶段我成为了狼。他将所有喝下的坏都投射到我身上，并且某种程度上重新发现了记忆。他逐渐变得有攻击性。由过去驱使，他不得不攻击我，目前我是那个他需要的人。通过我的解释我使他安心，谈论他的使他具有攻击性的过去，并让他知道他的攻击并没有使我消失，也没有带给他居住地的变更，这些以前对来来讲是惩罚。当他对我攻击的时候，他也试图破坏他自己。奶瓶代表他，他试图砸碎它。我把奶瓶从他手中夺走，然后他就攻击我。那时我扮演了他饕餮母亲的角色，他迫使我坐到一个放着他牛奶的椅子上，为了让我把它打翻，一次就剥夺了他的食物，然后他嚎叫：狼！把婴儿摇篮和娃娃扔出窗外，在狂怒的状态中指责我。他再转向我，用暴力迫使我喝脏的水同时喊着狼！因为不断的分离和变故奶瓶代表了坏哺乳，母亲剥夺了他的哺乳，并且造成了这些变故。我也代表了这个坏母亲的另外一面，就是离开。一天晚上他看见我离开机构，第二天，他来到诊室，他非常有攻击性地对我撒尿，也非常焦虑。
这只是一个序曲，我承担了他所经历的所有的坏事情，他把我投射为狼。因为我离开机构，他迫使我喝奶瓶里的脏水，冲我尿尿，我就是狼，又一次他把我关在厕所里，一个人回诊室，躺在空床上，呻吟。他无法喊出来声音，但是他想我回去，因为我是那个一直都在场的人。我回去诊室，他的大拇指在嘴里，然后第一次地，他伸出双手，让我安慰他。那一次会谈之后，他改变了很多，以前攻击其它小朋友，掐别人咬别人，而现在成为保护比他小的小孩的人，安慰他们，帮助他们吃饭。我感到他已经驱除了狼，他再也不说狼了。
5就到了下一阶段，身体的退行，自体的构建。为了使用他常使用的辩证法—容器与内容物，罗贝尔为了构建自己不得不成为我的内容物，然而他不得不确定拥有我，也就是说他未来的容器。他开始使用装满水的提桶，这个提桶用一个绳子，一次，他拿着绳子放到他的肚脐眼，我感到这个桶是我，他与我通过一根绳子联系起来，即脐带。之后，他把水倒在地上，光光躺在水里，以一个胎儿的姿势，蜷缩着，不断的伸展四肢，张开嘴闭上嘴，像一个胎儿喝羊水。之后他获得了快乐的真实的知觉（意识），在两个场景中达到了极致，一个是他用手捧起水，让水沿着他的肩膀顺着整个身体流下来，又做了很多次，然后温柔的对我说：罗贝尔、罗贝尔，他获得了对他身体的知觉。之后他拿起奶瓶喝了几口，拔掉塑料乳头，让牛奶顺胸部、肚子、阴茎流下。然后转向我，用手抓着阴茎向我展示，非常高兴。之后又喝了一些牛奶。因此是说一些牛奶进了他身体内一些在他外部，内容物既是内容物又是容器。（自己的身体是妈妈-牛奶的内容物，也是牛奶的容器）。
6接下来的阶段是口腔阶段的构建。他四岁大了，可是他生活在这些阶段的第一个。而且我接待的其它儿童是一些女孩，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困难。当他收到挫怅时，他以前的行为又会返回来。这个阶段他经历一些原初母子关系的共生。正常来说，孩子经历这个阶段不会有性别方向的问题，但是他有。他与女性母亲共生，这是一个阉割的问题。（吃食物不会带来阉割。）他坐在我腿上吃东西。然后，拿我的戒指，或者从我罩衣里拿出铅笔放到嘴里咬。我向他解释，这个向可能引起阉割的石祖母亲的认同仍然留在过去的层面上，并且伴随着攻击性。然后他能躺在我怀里，起初他拿着奶瓶喝奶，之后才能让我拿着喂他，似乎过去（历史）禁止他从我这取得东西，一个如此重要的客体。他想融合的欲望仍与过去对抗。当他通过获得其它事物比如流质食物和蛋糕，他获得了这样的经验，他从与我的共生中获得的食物不必然使他成为一个女孩子。之后首先，他能区分我和他，他给我吃的东西，摸着自己说罗贝尔，摸着我说不是罗贝尔。他还认识到在他的治疗前后都有各一个小女孩和我一起治疗，他更想成为一个女孩，因为正是一个女孩打破了我和他的共生。他坐着尿尿也怀着攻击行地站着尿尿。他现在能接受也能给予，他给我他的大便时也不害怕被这个礼物阉割了。
智商从43到80，临床的图景改变了，运动的困难消失了。对其他小朋友很有好，能融入集体活动中。唯一的就是语言还处于初级，不能把组织句子，只能用一些关键词。
7之后我休息两个月，在这段时间，他害怕失去我，又用过去的方式表达，但通过非常多的样式。当我回来时，他清空牛奶、大便、衣服，都扔到水里。因此是毁掉他过去的空容器和内容物。因为我的不在场，再现了他的创伤。第二天，在心理反应之后，身体开始表达：腹泻、呕吐。他重新流露出他过去的形象，只有我的持续在场，使得他与自己的新形象联系在一起，如同一个新生。他用奶瓶喝奶，把奶嘴放到耳朵上，很暴力的扔掉瓶子，现在他能不让自己的身体受苦。他将自己与作为符号的奶瓶分开了，使得奶瓶作为一个客体来表达自己。这使我了解到，他耳朵的手术没有打麻醉药，人们在他嘴里塞进去一个装满甜水的奶瓶。
这个创伤澄清了罗贝尔构建的饕餮的、妄想的、危险的母亲的形象，这个形象必定攻击了他。再者是分离，25次接连不断的变更，还有通过插入嘴里的软管喂食。
我感到他所有的口腔施虐的幻想都变成了现实。
最后一个阶段，我使他面对现实。我因为怀孕离开了8个，他看见我的大肚子。他幻想毁掉这个孩子。我丈夫接替我治疗。当我回来时，他发觉我瘦了，肚子里没有孩子，他就相信他的幻想实现了，他杀死了孩子，因此我将会杀死他。在两周中，他都很不安，有一天他告诉了我。有一天我把我的女儿带来，让他面对现实。他的躁动立刻下降，第二天会谈中他表现出嫉妒。他依恋一些活的东西而不再是死物。（最近，我一直不得不要让他面对某件现实的事情。我离开一年，回来时，已怀孕八个月。他看见我怀孕。他开始玩搞各种毁灭这个小孩的幻想。我因为生育小孩离开。当我不在时，我的丈夫接替对于他的治疗。他扮演出毁灭这个小孩的幻想。 当我回来时，他看到我身体消瘦，小孩没有了。所以他相信，他的各种幻想已经成为现实。他已经杀死这个小孩。因此，我将会杀他。过去两周来，他情绪极端地受到困乱，一直到他能够告诉我有关那件事情的那一天。就在当时当场，我让他面对现实界。我将我的女儿带来，以这样一种方式，他现在能够跟他的幻想做一个切割。他的激动的程度马上平息下来。第二天，当我跟他做分析谘商时，他终于展现对于小孩的某种妒忌心。他的情感渐渐依附某个活生生的人，而不是死的东西。这个小孩总是停留在幻想就是现实的阶段。那就是解释为什么子宫内部的各种幻想，在治疗中一直被当成现实。这样，他才能从事令人吃惊的自我建构。假如他已经跨越过这个阶段，我本来会没有办法获得他对自己的建构。）
给我的印象是这个孩子已沉入现实，但在治疗初，他没有符号的功能和想象的功能。（如同我昨天所说的，我获得这样的印象： 这个小孩已经沉陷到实在界底下。在治疗的开始，在他身上，没有符号象征界的功能，尤其没有一种想象界的功能。）
拉康：但是他仍然有两个词。
小男孩叫罗贝尔，1948年出生，在报告个案时，他已6岁。不知道他父亲是谁。母亲由于是个偏执狂（病人）现在被拘禁起来（关在精神病院）。母亲照顾小罗贝尔到他5个月大，她从一个屋子到另一个屋子，走来走去。她忽略对孩子最基本的照看，直至忘记喂他。人们不得不不停的提醒她要照看孩子：洗漱、喂养。这个孩子忍受着饥饿。他5个月大的时候不得不住进医院，由于营养不良。
在他刚住院的时候，他就得了双侧耳炎，必须做一个双侧切除术（乳突凿开术，乳突切除术）。随后他被送到了Paul PARQUET，巴黎城郊纽利的一所儿童医院。他被隔离起来，看不到其它的孩子，通过一根导管喂食。9个月大时出院了，并且几乎是强制的被送回到他母亲那儿。我们不知道他和他母亲待在一起的两个月发生了什么。然后，在他十一月大的时候，他又被送进医院，仍然是由于营养不良。五个月后，他母亲最终依法（利用法律）放弃了对他的抚养权，此后他再也没见过他母亲。
到他3岁9个月大为止，他所在的地方一共换了25次，从一个儿童机构到另一个或从一个医院到另一个，从没有在一个寄养家庭中待过。经过一系列检查，人们给予他一个诊断结果：正常。身体的紊乱好了以后，是心理的损害。当他三岁半的时候，最终的评估是他需要被拘禁（收进精神病院），一个类精神病状态不能完全确定，智商43。.
3岁9个月时他来到我们机构，我在治疗中接待了他。当时，他处在以下的状态中。
身高体重没大问题，只是有双侧耳漏。身体运动方面，走路摇摆缺乏协调性。（从高度跟体重的观点而言，他处于良好的状况，除了有一个慢性的双侧耳漏。从动力活动的观点而言，他走路的姿态有点摇摆，动作方面，极端地缺乏协调，不断地会有激动喊叫。从语言的观点而言，他的讲话完全缺乏调和性，频繁地尖叫，咯咯叫，及胡乱的笑声。他仅是喊叫他知道的两个字：「女士！狼！」。「狼！」这个字，他重复一整天，所以，我给他取个绰号「狼的小孩」。因为那确实是他对自己建构的形象。）语言方面，话语协调性丧失，频繁的叫喊，怪笑。他只会喊两个字：女士和狼。我给他起名叫狼孩。行为举止方面，他活动亢进，没有目的的紊乱和粗糙的行动，为了抓一个对象把自己的胳膊甩出去，如果他不能拿到便重新再来。以及各种睡眠问题。在他日常生活的一些很平常的时刻，比如空瓶子，脱衣服，开门，黑暗，其它孩子的喊叫他都不能忍受，他会有痉挛发作，伴随脸红，刺耳的嚎叫。较少地，他会在完全相反的情况下发作，这时，他漫无目的的凝视，像是一个抑郁症患者。跟成人在一起，没有任何真正的接触。和孩子们在一起，他似乎忽略他们，但是当其中一个喊或哭的时候，他就抽搐（痉挛）。发作的时候，他变得很危险，很强壮，他掐其它孩子，我们不得不在吃饭和晚上将他隔离。被隔离时他没有显出一丝焦虑也没有任何情绪。我们真的不知道如何将他诊断分类，然而我们仍然尽力治疗他，虽然我们常自问，这是否会有结果。
治疗了一年，之后中断了一年。在治疗中有几个阶段。
1在第一个阶段，他用喉咙喊叫，进入诊室后开始不停的跑，跳，蹲下，用手抱住头，打开再关上门，打开再关上灯。他那一些东西，或者丢掉或者堆到我身上。第一次会谈我能指出的唯一的事情是他不敢接近放在桌子上的奶瓶，只敢靠近空的桌子，但是他不碰它，只是在上面吹起。另外，他对洗脸盆感兴趣，但如果装满水，他就会惊恐发作。
在第一阶段末，一次会谈中，在他非常躁动的将所有东西堆在我身上之后，他冲出门，但他不会自己下楼，我听见他在楼梯口用很冷淡的声音，很低的声调，与平常不同地说：妈妈。第一阶段即将结束，一天晚上，在上床后，他站在床上，当着其它受惊吓的孩子的面，他试图用塑料剪子剪掉他的阴茎。
2第二部分，他开始展示对他来说是狼的东西。他一直在喊：狼！一天他开始掐一个我治疗中的小女孩。我们不得不把他们分开，把他带到另一间屋子，他的反应很暴力，非常激动，当他在那儿时，那是间餐厅，他仍所有的东西，食物和盘子，喊着：狼！后来我不得不再把他带回那间他一直住的屋子。之后几天，每当他经过餐厅时，他都嚎叫：狼。这也使得他不能忍受门开着的行为清晰，他在会谈中把门打开为的是让我把门重新关上并喊狼。他不停的从一个地方换到另一地方，从一间屋子到另一间，从一个成人到另一成人那儿，这对他来说是毁坏性的。而且标记了摄入和排出的原始表达的基础，摄入和排出是通过两个基本的场景表现的：奶瓶与盆（壶）。用了很长时间他开始抓奶瓶，有一天他把奶瓶拿给一个想象中的人。每当他与一个成人单独待在一个房间里的时候，他行为举止似乎有其它儿童在他旁边。他拿着奶瓶，拔掉塑料吸头，让我给他再安上，再把它拿到外面，让门开着，背对着我喝两大口牛奶，然后面对我，再拔掉吸头，仰着头喝奶，把剩下的倒在我身上，非常惊恐，并且离开，失去知觉并且是瞎的。我当时有个感受，在那时，他吞下了毁坏，并且开着的门与牛奶联系在了一起。另外，盆也具有毁坏的特征，在最初的治疗中，他在会谈中拉屎，思考着如果他给我一些东西，他就能把我留住。他要紧紧挨着我，坐在这个盆上，一只手抓住我的衣服，另一只手拿着奶瓶或铅笔，通常之后他要吃东西，尿尿之后要喝。情绪的强烈程度证明他有巨大的恐惧。
这一阶段最后一次会谈澄清了对他而言不断的变更带来的破坏和排便之间的关系。会谈中，他开始在我旁边大便，翻看一本书，然后他听到外面的噪音。恐惧的几乎疯掉，他出去，带着他的盆，并且把它放到另一间刚刚有人进去的隔壁房间，然后他回到我们的房间靠着门嚎叫着：狼！狼！我有一个感觉，这像是一个安抚、抚慰的仪式。这个大便是不能给我的，在某种程度上他知道我是不会强求所要的。他把它放在外面，他知道将被扔掉，之后被摧毁。我对他解释了这个仪式。他立刻把盆拿回来，放到我旁边，用一张纸盖住。然后他开始对我有攻击性，似乎是我允许他控制自己以及似乎我给了他具有攻击性的可能性。明显地，直到那时他不能自制，他没有攻击性的感觉，但是有自毁的感觉，这解释了他与其它孩子在一起的行为。从那天开始，他不再认为在会谈中大便是必须的，他使用符号性的替代物——沙子。他对自己感到混乱，身体的内容，物品，孩子，还有围绕着他的成人。他焦虑的躁动的状态越来越严重、难以忍受。那时我很难介入(给予干预)。有一天，他喝了一点奶之后，他把奶倒在地上，把沙子扔到盆里，把弄湿的沙子装满到奶瓶里，在壶（盆）里尿尿，在把沙子放到尿里，之后把所有的奶、沙子、水倒在壶里，在上面放上塑料娃娃和奶瓶，最后把所有东西都交给我。在那一刻，他打开门，然后回来，面部因为害怕而抽搐，拿起奶瓶，把它摔碎，在上面踩一直弄成碎片。之后他细心收集起来，埋到盆子里的沙土中。那时，我感到无能为力。他又拿走这个壶，但是有一点沙子洒在地上，引发了他难以置信的恐慌。他一定要把地上的那一小点沙子收起来，似乎这是他自己身体的一块，并且嚎叫：狼！狼！他不能忍受被放在一个小组中，他不能忍受任何小孩接近他。我们不得不很费劲的把他弄到床上，但是以一个极其壮观的方式，处于极其紧张的状态，他把他的手伸展开，在床上墙上。我感到他拥有他自己。
第二天，，他就更明确的表达了这一点，他跑向窗子，打开它，并且喊：狼！狼！他在玻璃中看到自己的形象，他撞他，并且喊：狼！狼！我不得不阻止他。这就是小罗贝尔表征他自己的方式，他是狼！他打的就是自己的形象或者正是这个形象刺激了他。那个他装进东西又倒出东西的壶，小便与大便，人的形象，娃娃，奶瓶的碎片都是他自身的一个形象，类似于狼的形象。在那时，他是所有那些他放到壶里的东西，通过那些东西他与日常生活接触，身体内容物的符号。沙子是大便的符号，水是尿的符号，奶是进入他身体的东西的符号。但是通过与壶有关的场景我们能看到，他不能很好的区分这些东西。对他来说，所有这些内容物统一在身体的经常性毁坏的感觉之上。他的身体与内容物相反，代表了容器，由碎的奶瓶所象征。
3接下来的阶段，他驱除了狼！这么说是因为他被狼附身了。多亏了我长期的在场，他得以驱魔。日常的生活场景带给他如此的伤害。我从情感的角度区分身体的内容物。牛奶是得到的，大便是给出的，它的价值依赖于得到的牛奶，尿是攻击性的。他在壶里小便，并且告诉我这是小便，不是大便，他很抱歉，我安慰他，说他得到的太少以至于不能给出多少东西。这起了作用，他能在厕所倒空便壶。
围绕把壶倒空有很多保护性的仪式，他把壶里的尿倒厕所里，用水龙头里的水接满以代替尿。似乎内容物充满了才能显示容器的存在。这是关于存在的混沌的幻象，容器与内容物同时存在，正像子宫内的生活。他重新发现了混淆的自我形象。他倒完尿，试图把尿重新抓回来，相信离开的正是他，并且喊：狼！只有这个壶满着的时候对他来说才有真实性。我的态度是为他显示实时这个壶倒空了尿，它仍然有真实性。如同他自己，尿完尿罗贝尔仍在那里，如同水龙头不会被流出的水带走，而且当水不流的时候它也一直在那儿。通过我的解释和持续的在场，罗贝尔逐渐在排空和充满之间引入了一个延迟，直到有一天，他能够把一个空壶夹在胳膊下胜利地回来。明显地，他已经获得了他身体永久性的观念。同时他也获得了他身体的另一个经验：衣服对他来说是容器，当他被脱光的时候，意味着某种死亡。脱衣服对他来说是一个危机。最长的一次，花了三个小时，人们形容他被附体了（着魔了），他嚎叫着：狼！从一间屋子跑到另一间，把他从便壶里抓的大便涂到其它孩子脸上，最后只能将他绑起来。第二天，他来到诊室里，伴随着巨大的焦虑自己开始脱衣服，完全脱光爬到床上；在他能光光的在床上喝点牛奶之前，又经历三次同样的事情。他指着窗户和门，边喊狼边击打他自己的形象。在日常生活中，脱衣服变得简单了，但是之后伴随一个巨大的抑郁。他下楼，寻求看管员的抚慰，在她臂膀里睡着了。这一阶段的结尾，他和我一起驱除了空壶，也驱除了脱衣服的场景，并使得牛奶成为一个建设性的元素。但是他还不触碰过去，他只依赖当下的日常生活，好像他被剥夺了记忆一般。
4下一个阶段我成为了狼。他将所有喝下的坏都投射到我身上，并且某种程度上重新发现了记忆。他逐渐变得有攻击性。由过去驱使，他不得不攻击我，目前我是那个他需要的人。通过我的解释我使他安心，谈论他的使他具有攻击性的过去，并让他知道他的攻击并没有使我消失，也没有带给他居住地的变更，这些以前对来来讲是惩罚。当他对我攻击的时候，他也试图破坏他自己。奶瓶代表他，他试图砸碎它。我把奶瓶从他手中夺走，然后他就攻击我。那时我扮演了他饕餮母亲的角色，他迫使我坐到一个放着他牛奶的椅子上，为了让我把它打翻，一次就剥夺了他的食物，然后他嚎叫：狼！把婴儿摇篮和娃娃扔出窗外，在狂怒的状态中指责我。他再转向我，用暴力迫使我喝脏的水同时喊着狼！因为不断的分离和变故奶瓶代表了坏哺乳，母亲剥夺了他的哺乳，并且造成了这些变故。我也代表了这个坏母亲的另外一面，就是离开。一天晚上他看见我离开机构，第二天，他来到诊室，他非常有攻击性地对我撒尿，也非常焦虑。
这只是一个序曲，我承担了他所经历的所有的坏事情，他把我投射为狼。因为我离开机构，他迫使我喝奶瓶里的脏水，冲我尿尿，我就是狼，又一次他把我关在厕所里，一个人回诊室，躺在空床上，呻吟。他无法喊出来声音，但是他想我回去，因为我是那个一直都在场的人。我回去诊室，他的大拇指在嘴里，然后第一次地，他伸出双手，让我安慰他。那一次会谈之后，他改变了很多，以前攻击其它小朋友，掐别人咬别人，而现在成为保护比他小的小孩的人，安慰他们，帮助他们吃饭。我感到他已经驱除了狼，他再也不说狼了。
5就到了下一阶段，身体的退行，自体的构建。为了使用他常使用的辩证法—容器与内容物，罗贝尔为了构建自己不得不成为我的内容物，然而他不得不确定拥有我，也就是说他未来的容器。他开始使用装满水的提桶，这个提桶用一个绳子，一次，他拿着绳子放到他的肚脐眼，我感到这个桶是我，他与我通过一根绳子联系起来，即脐带。之后，他把水倒在地上，光光躺在水里，以一个胎儿的姿势，蜷缩着，不断的伸展四肢，张开嘴闭上嘴，像一个胎儿喝羊水。之后他获得了快乐的真实的知觉（意识），在两个场景中达到了极致，一个是他用手捧起水，让水沿着他的肩膀顺着整个身体流下来，又做了很多次，然后温柔的对我说：罗贝尔、罗贝尔，他获得了对他身体的知觉。之后他拿起奶瓶喝了几口，拔掉塑料乳头，让牛奶顺胸部、肚子、阴茎流下。然后转向我，用手抓着阴茎向我展示，非常高兴。之后又喝了一些牛奶。因此是说一些牛奶进了他身体内一些在他外部，内容物既是内容物又是容器。（自己的身体是妈妈-牛奶的内容物，也是牛奶的容器）。
6接下来的阶段是口腔阶段的构建。他四岁大了，可是他生活在这些阶段的第一个。而且我接待的其它儿童是一些女孩，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困难。当他收到挫怅时，他以前的行为又会返回来。这个阶段他经历一些原初母子关系的共生。正常来说，孩子经历这个阶段不会有性别方向的问题，但是他有。他与女性母亲共生，这是一个阉割的问题。（吃食物不会带来阉割。）他坐在我腿上吃东西。然后，拿我的戒指，或者从我罩衣里拿出铅笔放到嘴里咬。我向他解释，这个向可能引起阉割的石祖母亲的认同仍然留在过去的层面上，并且伴随着攻击性。然后他能躺在我怀里，起初他拿着奶瓶喝奶，之后才能让我拿着喂他，似乎过去（历史）禁止他从我这取得东西，一个如此重要的客体。他想融合的欲望仍与过去对抗。当他通过获得其它事物比如流质食物和蛋糕，他获得了这样的经验，他从与我的共生中获得的食物不必然使他成为一个女孩子。之后首先，他能区分我和他，他给我吃的东西，摸着自己说罗贝尔，摸着我说不是罗贝尔。他还认识到在他的治疗前后都有各一个小女孩和我一起治疗，他更想成为一个女孩，因为正是一个女孩打破了我和他的共生。他坐着尿尿也怀着攻击行地站着尿尿。他现在能接受也能给予，他给我他的大便时也不害怕被这个礼物阉割了。
智商从43到80，临床的图景改变了，运动的困难消失了。对其他小朋友很有好，能融入集体活动中。唯一的就是语言还处于初级，不能把组织句子，只能用一些关键词。
7之后我休息两个月，在这段时间，他害怕失去我，又用过去的方式表达，但通过非常多的样式。当我回来时，他清空牛奶、大便、衣服，都扔到水里。因此是毁掉他过去的空容器和内容物。因为我的不在场，再现了他的创伤。第二天，在心理反应之后，身体开始表达：腹泻、呕吐。他重新流露出他过去的形象，只有我的持续在场，使得他与自己的新形象联系在一起，如同一个新生。他用奶瓶喝奶，把奶嘴放到耳朵上，很暴力的扔掉瓶子，现在他能不让自己的身体受苦。他将自己与作为符号的奶瓶分开了，使得奶瓶作为一个客体来表达自己。这使我了解到，他耳朵的手术没有打麻醉药，人们在他嘴里塞进去一个装满甜水的奶瓶。
这个创伤澄清了罗贝尔构建的饕餮的、妄想的、危险的母亲的形象，这个形象必定攻击了他。再者是分离，25次接连不断的变更，还有通过插入嘴里的软管喂食。
我感到他所有的口腔施虐的幻想都变成了现实。
最后一个阶段，我使他面对现实。我因为怀孕离开了8个，他看见我的大肚子。他幻想毁掉这个孩子。我丈夫接替我治疗。当我回来时，他发觉我瘦了，肚子里没有孩子，他就相信他的幻想实现了，他杀死了孩子，因此我将会杀死他。在两周中，他都很不安，有一天他告诉了我。有一天我把我的女儿带来，让他面对现实。他的躁动立刻下降，第二天会谈中他表现出嫉妒。他依恋一些活的东西而不再是死物。（最近，我一直不得不要让他面对某件现实的事情。我离开一年，回来时，已怀孕八个月。他看见我怀孕。他开始玩搞各种毁灭这个小孩的幻想。我因为生育小孩离开。当我不在时，我的丈夫接替对于他的治疗。他扮演出毁灭这个小孩的幻想。 当我回来时，他看到我身体消瘦，小孩没有了。所以他相信，他的各种幻想已经成为现实。他已经杀死这个小孩。因此，我将会杀他。过去两周来，他情绪极端地受到困乱，一直到他能够告诉我有关那件事情的那一天。就在当时当场，我让他面对现实界。我将我的女儿带来，以这样一种方式，他现在能够跟他的幻想做一个切割。他的激动的程度马上平息下来。第二天，当我跟他做分析谘商时，他终于展现对于小孩的某种妒忌心。他的情感渐渐依附某个活生生的人，而不是死的东西。这个小孩总是停留在幻想就是现实的阶段。那就是解释为什么子宫内部的各种幻想，在治疗中一直被当成现实。这样，他才能从事令人吃惊的自我建构。假如他已经跨越过这个阶段，我本来会没有办法获得他对自己的建构。）
给我的印象是这个孩子已沉入现实，但在治疗初，他没有符号的功能和想象的功能。（如同我昨天所说的，我获得这样的印象： 这个小孩已经沉陷到实在界底下。在治疗的开始，在他身上，没有符号象征界的功能，尤其没有一种想象界的功能。）
拉康：但是他仍然有两个词。
法文
Robert est un petit garçon, né le 4 Mars 1948.
Son histoire a été reconstituée difficilement,
et c'est surtout grâce au matériel apporté en séances qu'on a pu savoir les traumatismes subis.
Son père est inconnu.
Sa mère est actuellement internée comme paranoïaque. Elle l'a eu avec elle jusqu'à l'âge de 5 mois,
errant de maison maternelle en mai¬son maternelle.
Elle négligea les soins essentiels jusqu'à oublier
de le nourrir, on devait sans cesse rappeler à cette femme les soins à donner à son enfant, et surtout le biberon : il a été tellement négligé qu'il a réellement souffert de la faim.
Il a dû être hospitalisé à l'âge de 5 mois dans un grand état d'hypotrophie et de dénutrition.
À peine hospitalisé, il a fait une otite bilatérale qui a nécessité une mastoïdectomie double.
Il a été ensuite envoyé à « Paul PARQUET » dont tout le monde connaît le caractère strict de prophylaxie.
Il est isolé, ne voyant pas les autres enfants, nourri à la sonde à cause de son anorexie.
Et il est rendu de force à sa mère pendant deux mois. On ne sait rien de sa vie durant ce temps-là.
Puis à 11 mois sa mère le dépose au dépôt de l'Assistance publique, et quelques mois plus tard il est immatriculé, sa mère ne l'ayant pas revu.
À dater de cette époque - il a 11 mois - jusqu'à l'âge de 3 ans 9 mois, cet enfant a subi 25 changements de résidence, institutions d'enfants ou hôpi¬taux, jamais de placement nourricier proprement dit à cause de son état.
Ces hospitalisations ont été nécessitées par
les maladies infantiles, par une adé¬noïdectomie,
et par des examens neurologiques, ventriculographie,
élec¬troencéphalographie, examens normaux.
On relève des évaluations sanitaires, médicales,
qui indiquent de profondes perturbations somatiques. Puis, le somatique étant amélioré, des détériorations psychologiques.
La der¬nière évaluation de Denfert, à 3 ans et demi, propose un internement qui ne pouvait être que définitif, avec état para-psychotique non franchement défini.
Le test de GESELL donne un QD de 43.
Il arrive donc, à 3 ans 9 mois, à l'institution
qui est une dépendance du dépôt de Denfert,
où je l'ai pris en traitement.
À ce moment, il se présente de la manière suivante :
- Au point de vue staturo-pondéral, en très bon état, à part une otorrhée bila¬térale chronique.
- Au point de vue moteur, il avait une démarche pendulaire, une grande incoordination de mouvements, une hyperagitation constante.
- Au point de vue du langage, absence totale de parole coordonnée, cris fréquents, rires gutturaux et discordants. Il ne savait dire que deux mots qu'il criait : « madame », et « le loup ». Ce mot, « le loup », il le répétait à longueur de journée, ce qui fait que je l'ai surnommé « l'enfant-loup », c'était vraiment la représentation qu'il avait de lui-même.
- Au point de vue comportement, il était hyperactif, tout le temps agité de mouvements brusques et désordonnés, sans but. Activité de préhension incohé¬rente : il jetait son bras en avant pour prendre un objet et, s'il ne l'atteignait pas, il ne pouvait pas rectifier et devait recommencer le mouvement dès le départ. Troubles variés du sommeil.
Sur ce fond permanent, il avait des crises d'agitation convulsive, sans convulsions vraies, avec rougeur de la face, hurlements déchirants, à l'occasion des scènes routinières de sa vie : le pot, et surtout le vidage du pot, le désha¬billage, la nourriture, les portes ouvertes qu'il ne pouvait supporter, ni l'obs¬curité, ni les cris des autres enfants, et, ainsi que nous le verrons, les changements de pièces.
Plus rarement, il avait des crises diamétralement opposées où il était com¬plètement prostré, regardant sans but, à type dépressif.
Avec l'adulte, il était hyperagité, non différencié, sans vrai contact.
Avec les enfants, il semblait parfaitement les ignorer, mais quand l'un d'eux criait ou pleurait, il entrait dans une crise convulsive.
Dans ces moments de crises il devenait dangereux,
il devenait fort, il étranglait les autres enfants, et on a dû le séparer des autres pour la nuit et pour les repas. On ne sentait alors aucune manifestation d'angoisse ni aucune émotion ressentie.
Au point de vue diagnostic, nous en reparlerons après car nous ne savions pas très bien dans quelle catégorie le ranger. On a quand même tenté un traite¬ment tout en se demandant si on arriverait à quelque chose.
Je vais vous parler de la première année du traitement.
Ensuite, il a été arrêté pendant un an.
Il peut se diviser en plusieurs parties.
Une phase préliminaire dans laquelle il a eu le comportement qu'il avait dans la vie, cris gutturaux, il entrait dans la pièce, courant sans arrêt, hurlant, sautant en l'air et retombant accroupi, se prenant la tête entre les mains, ouvrant et fer¬mant la porte, allumant et éteignant la lumière.
Les objets, il les prenait, ou les rejetait,
ou les entassait sur moi, prognathisme très marqué.
Cependant, la seule chose que j'ai pu dégager de ces premières séances a été qu'il n'osait pas s'approcher du biberon qui était sur la table, il n'osait s'en approcher que si la table était vide, auquel cas il ne la touchait pas, mais souf¬flait dessus. Et aussi un autre intérêt pour la cuvette qui, pleine d'eau, semblait déclencher une véritable crise de panique.
À la fin de cette phase préliminaire, à une séance, après avoir tout entassé sur moi dans un état de grande agitation, il a filé, et je l'ai entendu au haut de l'es¬calier qu'il ne savait pas descendre tout seul, dire sur un ton pathétique, sur une tonalité très basse qui n'était pas son genre : « maman »,
face au vide.
Cette phase préliminaire s'est terminée :
en dehors du traitement, un soir après le coucher, debout sur son lit, avec des ciseaux en plastique
il a essayé de couper son pénis devant les petites filles terrifiées.
Dans la seconde partie, il a commencé à exposer
ce qu'était pour lui « le loup ». Il criait cela tout
le temps, et je ne me représentais pas très bien ce que c'était pour lui.
Il a commencé, un jour, par essayer d'étrangler une petite fille que j'avais en traitement.
On a dû les séparer et le mettre dans une autre pièce. Sa réaction fut violente, sous la forme d'une agitation intense. J'ai dû venir et le ramener dans la pièce où il vivait d'habitude.
Dès qu'il y a été, il a hurlé « le loup » et a tout jeté à travers la pièce, c'était le réfectoire, nourriture et assiettes.
Les jours suivants, chaque fois qu'il passait dans
la pièce où il avait été mis, il hurlait « le loup ». Et ce thème m'avait beaucoup frappée.
Et cela éclaire aussi le comportement qu'il avait envers les portes qu'il ne pouvait supporter ouvertes.
Il passait son temps en séance à les ouvrir pour me les faire refermer et hurler « le loup ! ».
Si l'on se souvient de son histoire, les changements de lieux et aussi les changements de pièces étaient pour lui une destruction, puisqu'il avait changé sans arrêt de lieux et d'adultes.
C'était devenu pour lui un véritable principe de destruction qui avait marqué intensément le fondement des mani¬festations primordiales de sa vie d'ingestion et d'excrétion. Il l'a exprimé prin¬cipalement dans deux scènes :
- l'une avec le biberon,
- et l'autre avec le pot.
Il avait fini par prendre le biberon.
Et un jour il est allé ouvrir la porte et a tendu
le biberon à quelqu'un d'imaginaire…
car lorsqu'il était seul avec un adulte dans une pièce, il continuait à se comporter comme s'il y avait d'autres enfants autour de lui
…il a tendu le biberon, il est revenu en arrachant la tétine, et me l'a fait remettre, a retendu le biberon dehors, a laissé la porte ouverte, m'a tourné le dos, a avalé deux gorgées de lait, et face à moi a arraché la tétine, renversé la tête en arrière, s'est inondé de lait, a versé le reste sur moi, et pris de panique, il est parti, inconscient et aveugle. J'ai dû le ramasser dans l'escalier où il com¬mençait à rouler.
J'ai eu l'impression qu'il avait avalé la destruction à ce moment-là où la porte ouverte et le lait étaient liés.
La scène du pot qui a suivi était marquée du même caractère de destruction.
Il se croyait obligé, au début du traitement, de faire caca en séance, en pensant que s'il me donnait quelque chose il me gardait.
Il ne pouvait le faire que serré contre moi, s'asseyant sur le pot, tenant d'une main mon tablier, de l'autre main le biberon ou un crayon, dans un grand état de peur.
Il mangeait après, et sur¬tout avant.
Et pour le pipi il buvait.
L'intensité émotionnelle témoignait d'une grande peur.
Et la dernière de ces scènes a éclairé la relation pour lui entre la défécation et la destruction
par les changements.
Au cours de cette scène, il avait commencé par faire caca, assis à côté de moi. Puis, son caca à côté de lui, il feuilletait les pages d'un livre, tournant les pages. Puis il a entendu un bruit à l'extérieur.
Fou de peur, il est sorti, a pris son pot et l'a déposé devant la porte de la personne qui venait d'entrer dans la pièce à côté. Puis il est revenu dans la pièce où j'étais et s'est plaqué contre
la porte, en hur¬lant « le loup ! le loup ! ».
J'ai eu l'impression d'un rite propitiatoire. Ce caca,
il était incapable de me le donner. Il savait dans une certaine mesure que je ne l'exigeais pas.
Il est allé le mettre à l'expéditeur, il savait bien qu'il allait être jeté, donc détruit. Je le lui ai expliqué. Là-dessus, il est allé chercher le pot, l'a remis dans la pièce, à côté de moi, l'a caché avec un papier, comme pour n'être pas obligé de le donner.
Alors il commença d'être agressif contre moi, comme si en lui donnant la per¬mission de se posséder
à travers ce caca dont il pouvait disposer, je lui avais donné la possibilité d'être agressif.
Évidemment, jusque-là, ne pouvant pas pos¬séder,
il n'avait pas le sens de l'agressivité, mais de l'autodestruction, ce qui expliquait d'ailleurs
son comportement avec les autres enfants.
À partir de ce jour, il ne s'est plus cru obligé
de faire caca en séance, il a employé des substituts symboliques : le sable.
Il a montré la représentation confuse qu'il avait de lui-même. Son état d'anxiété, d'agitation devenait de plus en plus grand dans la vie, il devenait intenable. Moi-même, j'assistais en séance à de véritables tourbillons avec lesquels j'avais assez de peine d'intervenir.
Ce jour-là, après avoir bu un peu de lait :
- il en a renversé par terre,
- puis a jeté du sable dans la cuvette d'eau,
- a rempli le biberon avec du sable et de l'eau,
- a fait pipi dans le pot,
- a mis du sable dedans,
- puis il ramassa du lait mélangé de sable et d'eau,
- ajouta le tout dans le pot, mettant par dessus le poupon en caoutchouc et le biberon,
- et il m'a confié le tout.
À ce moment-là, il est allé ouvrir la porte,
et est revenu la figure convulsée de peur, a repris le biberon qui était dans le pot et l'a cassé, s'acharnant dessus jusqu'à le réduire en petites miettes.
Puis il les ramassa soigneusement et les a enfouies dans le sable du pot.
Il était dans un tel état qu'il a fallu que je le redescende, sentant que je ne pouvais plus rien pour lui. Il a emporté ce pot. Une parcelle de sable est tom¬bée par terre, déclenchant chez lui une invraisemblable panique.
Il a fallu qu'il ramasse la moindre bribe de sable, comme si c'était un morceau de lui-même, et il hurlait « Le loup ! le loup ! » Il n'a pas pu supporter de rester dans la collectivité, il n'a pu supporter qu'aucun autre enfant s'approche.
On dut le coucher dans un état de tension intense, qui ne céda de façon spectaculaire qu'après une débâcle diar¬rhéique, qu'il étendit partout avec ses mains dans son lit ainsi que sur les murs.
Toute cette scène était si pathétique, vécue avec une telle angoisse, que j'étais très inquiète, et j'ai commencé à réaliser l'idée qu'il avait de lui-même.
Il l'a précisé le lendemain, où j'avais dû le frustrer, il a couru à la fenêtre, l'a ouverte, a crié
« le loup ! », et voyant son image dans la vitre,
l'a frappée en criant « le loup ! le loup ! ».
Robert se représentait ainsi, il était le loup,
donc ce prin¬cipe de destruction qu'il frappe dans sa propre image, ou qu'il évoque avec tant de tension.
Ce pot où il a mis ce qui entre en lui-même et ce qui en sort, le pipi et le caca, puis une image humaine, la poupée, puis les débris du biberon, c'était vraiment une image de lui-même, semblable à celle du loup, comme a témoigné la panique lorsqu'un peu de sable était tombé par terre.
Successivement et à la fois il est tous ces éléments qu'il a mis dans le pot, les morceaux du biberon cassé, qui restent la dernière image de lui-même juste après avoir relié cette action de le casser avec la porte, l'extérieur, les changements.
Il n'était qu'une série d'objets par lesquels
il entrait en contact avec la vie quotidienne, symboles des contenus de son corps :
- le sable est le symbole des fèces,
- l'eau, celui de l'urine,
- et le lait, celui qui entre dans son corps.
Mais la scène du pot montre qu'il différenciait très peu tout cela. Pour lui, tous les contenus sont unis dans un même sentiment de destruction permanente de son corps qui, par opposition à ces contenus, représente le contenant, et que Robert a symbo¬lisé par le biberon cassé.
À la phase suivante, il exorcisait le loup. Exorcisme, car cet enfant me don¬nait l'impression d'être un possédé et que, grâce à ma permanence,
il a pu exor¬ciser…
avec un peu de lait qu'il avait bu
…les scènes de la vie quotidienne qui lui faisaient tant de mal.
À ce moment-là, mes interprétations ont surtout tendu à différencier les contenus de son corps au point de vue affectif : le lait est ce qu'on reçoit.
Le caca est ce qu'on donne, et sa valeur dépend
du lait qu'on a reçu. Le pipi est agressif.
De nombreuses séances se sont déroulées.
À ce moment-là, où il faisait pipi dans le pot,
et ensuite il m'annonçait « pas caca, c'est pipi », il était désolé.
Je le rassurais lui disant qu'il avait trop peu reçu pour pouvoir donner quelque chose sans que cela le détruise. Cela le rassurait. Il pouvait alors aller vider le pot aux cabinets.
Le vidage du pot s'entourait de beaucoup de rites
de protection. Il commença par vider l'urine dans
le lavabo des WC en laissant le robinet d'eau couler de façon à pouvoir remplacer l'urine par l'eau.
Il remplissait le pot le faisant débor¬der largement, comme si un contenant n'avait d'existence que par son contenu et devait déborder comme pour le contenir à son tour.
Il y a là une vision syn¬crétique de l'être dans le temps, comme contenant et en même temps comme contenu, comme dans la vie intra-utérine.
Il retrouve ici cette image confuse qu'il avait de lui-même. Il vidait ce pipi, et essayait de le rattraper, persuadé que c'était lui qui s'en allait.
Il hurlait « le loup ! », et le pot ne pouvait avoir pour lui de réalité que plein.
Toute mon atti¬tude fut de lui montrer la réalité
du pot qui restait après avoir été vidé de son pipi, comme lui – Robert - restait après avoir fait pipi, comme le robinet n'était pas entraîné par l'eau
qui coule, mais était toujours là, même quand l'eau ne coulait pas.
À travers ces interprétations et ma permanence, Robert progressivement introduisit un délai entre
le vidage et le remplissage, jusqu'au jour où il a pu revenir triomphant avec un pot vide dans son bras.
Il avait visiblement gagné l'idée de permanence de son corps.
Parallèlement, il menait une autre expérience de son corps :
ses vêtements étaient pour lui son contenant, et lorsqu'il en était dépouillé, c'était la mort cer¬taine.
La scène du déshabillage était pour lui l'occasion de véritables crises. La dernière avait duré trois heures, pendant laquelle le personnel le décrivait comme « possédé », il hurlait « le loup ! », courant d'une chambre à l'autre, éta¬lant les fèces qu'il trouvait dans les pots sur les autres enfants, il n'avait pu se calmer qu'attaché.
Le lendemain de cette scène, il est venu en séance,
a commencé à se désha¬biller dans un grand état d'anxiété, et tout nu il est monté dans le lit.
Il a fallu trois séances pour qu'il arrive à boire
un peu de lait tout nu dans le lit. Il mon¬trait
la fenêtre et la porte, et frappait son image
en hurlant « le loup ! ».
Parallèlement, dans la vie quotidienne, le déshabillage a été facile, mais suivi alors d'une grande dépression :
il se mettait à sangloter le soir sans raison, et il des¬cendait se faire consoler par la surveillante en bas, et il s'endormait dans ses bras.
En conclusion de cette phase, il a exorcisé avec moi le vidage du pot, ainsi que la scène du déshabillage, il l'a fait au travers de ma permanence qui avait rendu le lait un élément constructeur.
Mais Robert, poussé par la nécessité de construire
un minimum, n'a pas touché au passé, il n'a compté qu'avec le pré¬sent de sa vie quotidienne, comme s'il était privé de mémoire.
Dans la phase suivante, c'est moi qui suis devenu le loup. Et il profite du peu de construction qu'il a fait pour projeter sur moi tout le mal qu'il avait bu, et en quelque sorte retrouver ainsi la mémoire.
Il va pouvoir devenir progressivement agressif.
Cela va devenir tragique.
Poussé par le passé, il faut qu'il soit agressif contre moi, en même temps je suis dans le présent celle dont il a besoin.
Je dois le rassurer par mes interprétations, lui parler du passé qui l'oblige à être agres¬sif, ce qui n'entraîne pas ma disparition ni son changement de lieu, ce qui était pris par lui comme une punition.
Comme il avait été agressif contre moi, il essayait de se détruire, il se repré¬sentait par un biberon non cassé et il essayait de le casser. Je le lui retirais des mains, il n'était pas en état de supporter de le casser. Il reprenait le cours de la séance et de son agressivité contre moi.
À ce moment-là, il m'a fait jouer le rôle de sa mère affamante, m'a obligé à m'asseoir sur une chaise où il y avait sa timbale de lait, afin que je renverse ce lait, le privant ainsi de sa nourriture bonne. Alors il s'est mis à hurler « le loup ! », a pris le berceau et le bébé et les a jetés dehors par la fenêtre, dans un état furieux d'accusation contre moi.
Il s'est retourné alors contre moi et m'a fait ingurgiter de l'eau sale dans une grande violence,
en hurlant « le loup ! le loup ! ».
Ce bibe¬ron représentait la mauvaise nourriture
à cause de la séparation et de tous les changements, après une mauvaise mère qui l'avait privé de nourriture.
Parallèlement, il m'a chargée d'un autre aspect de la mauvaise mère, celle qui part. Il m'a vue partir un soir de l'institution. Le lendemain il a réagi, il m'avait déjà vu partir d'autres fois, mais sans être capable d'exprimer l'émotion qu'il pouvait en ressentir.
Ce jour-là, il a fait pipi sur moi dans un grand état d'agres¬sivité et aussi d'anxiété. Cette scène n'était que le prélude à une scène finale qui eut pour résultat de me charger définitivement de tout le mal qu'il avait subi et de projeter en moi « le loup ! ».
J'avais donc ingurgité le biberon avec l'eau sale, reçu le pipi agressif sur moi parce que je partais. J'étais donc le loup. Robert s'en sépara au cours d'une séance en m'enfermant aux cabinets, pendant que lui retournait dans la pièce de séance, seul,
montait dans le lit vide et se mettait à gémir.
Il ne pouvait pas m'ap¬peler, et il fallait bien que je revienne, puisque j'étais la personne permanente. Je suis revenue. Robert était étendu, le visage pathétique, le pouce maintenu à deux centimètres de sa bouche. Et pour la première fois dans une séance, il m'a tendu les bras et s'est fait consoler.
À partir de cette séance, on assiste dans sa vie à un changement total de com¬portement. Cet enfant qui agressait les autres, les étranglait, déchirait avec les dents, est devenu l'être le plus doux qui soit, défendant les petits, les consolant, les faisant manger.
J'ai eu l'impression qu'il avait exorcisé le loup.
À partir de ce moment, il n'en a plus parlé,
et il a pu alors passer à la phase suivante :
la régression corps, cette construction de l'ego-body qu'il n'avait jamais pu faire.
Pour employer la dialectique qu'il avait toujours employée, des contenus-¬contenants, Robert devait, pour se construire, être mon contenu, mais il devait s'assurer de ma possession, c'est-à-dire son futur contenant.
Il a commencé cette période en prenant un seau plein d'eau, dont l'anse était une corde. Cette corde, il ne pouvait absolument pas supporter qu'elle soit atta¬chée aux deux extrémités. Il fallait qu'elle pende d'un côté.
J'avais été frappé de ce que, lorsque j'avais été obligée de la resserrer pour porter le seau, cela le mettait dans un état de douleur presque physique.
Jusqu'au jour où, dans une scène, il a mis le seau plein d'eau entre ses jambes, a pris la corde et l'a attachée à son ombi¬lic. J'ai eu alors l'impression que le seau était moi, et il se rattachait à moi
par une corde, cordon ombilical.
Ensuite, il renversait le contenu du seau d'eau,
se met¬tait tout nu, puis s'allongeait dans cette eau, en position fœtale, recroquevillé, s'étirant de temps en temps, et allant jusqu'à ouvrir sa bouche et
la refermer sur le liquide, comme un fœtus boit
le liquide amniotique, ainsi que l'ont montré
les dernières expériences américaines.
Toutes ces activités étaient le calque évident
de l'activité fœtale. Et j'avais l'impression
qu'il se construisait, grâce à ça.
Au début excessivement agité, puis il prit conscience d'une certaine réalité de plaisir, et tout aboutit
à deux scènes capitales agies avec un recueillement extra¬ordinaire et un état de plénitude étonnant étant donné son âge et son état.
Dans la première de ces scènes, Robert, tout nu, face à moi, a ramassé de l'eau dans ses mains jointes,
et l'a portée à hauteur de ses épaules et l'a fait couler le long de son corps.
Il a recommencé ainsi plusieurs fois, puis m'a dit alors dou¬cement « Robert, Robert », prenant conscience de son corps. Ce baptême par l'eau - car c'était un baptême, étant donné le recueillement qu'il y mettait - fut suivi d'un baptême par le lait.
Il avait commencé par jouer dans l'eau avec plus de plaisir que de recueille¬ment.
Ensuite, il a pris son verre de lait et le but. Puis il a remis la tétine et a com¬mencé à faire couler le lait du biberon le long de son corps.
Comme ça n'allait pas assez vite, il a enlevé la tétine et a recommencé, faisant couler le lait sur sa poitrine, son ventre et le long de son pénis avec un sentiment intense de plaisir.
Puis il s'est tourné vers moi, et m'a montré ce pénis, le prenant dans sa main, l'air ravi.
Ensuite il a bu du lait, s'en mettant ainsi dessus et dedans, de façon que le contenu soit à la fois contenu et contenant, retrouvant là cette scène qu'il jouait avec l'eau.
Dans les phases qui suivirent, il va passer au stade de construction orale. Ce stade est extrêmement difficile et très complexe. D'abord, il a 4 ans et il vit le plus primitif des stades. De plus, les autres enfants que je prends alors en trai¬tement dans cette institution sont des filles, ce qui est un problème pour lui. Enfin les patterns de comportement de Robert n'ont pas totalement disparu et ont tendance
à revenir chaque fois qu'il y a frustration.
Dans les séances qui ont suivi ce baptême par l'eau et par le lait, Robert a commencé par vivre cette symbiose qui caractérise la relation primitive mère¬ enfant. Mais lorsque l'enfant le vit vraiment, il n'existe normalement aucun pro¬blème de sexe, au moins dans
le sens du nouveau-né vers sa mère, tandis que là il y en avait un.
Et Robert devait faire la symbiose, soit avec une mère phallique, telle qu'il était prêt à l'accepter, soit avec une mère féminine, ce qui posait alors le problème de castration, le problème était d'arriver
à lui faire recevoir la nour¬riture sans que cela entraîne sa castration.
Il a d'abord vécu cette symbiose dans une forme simple : assis sur mes genoux, il mangeait. Ensuite, il prenait ma bague et ma montre et se les mettait, ou bien il prenait un crayon dans ma blouse et le cassait avec ses dents.
Alors je le lui ai interprété.
Cette identification à une mère phallique castratrice resta alors sur le plan du passé, et s'accompagna alors d'une agressivité réactionnelle qui évolua dans ses motivations. Il ne cassait plus la mine de son crayon que par autopunition de cette agressivité.
Par la suite, il put boire le lait au biberon, allongé dans mes bras, mais c'est lui-même qui tenait le biberon, et ce n'est que plus tard qu'il a pu le recevoir directement, moi tenant le biberon, comme si tout le passé lui interdisait de recevoir en lui par moi le contenu d'un objet aussi essentiel.
Son désir de symbiose était encore en conflit avec ce qu'on vient de voir. C'est pourquoi il prit le biais de se donner le biberon à lui-même.
Mais à mesure que Robert faisait l'expérience,
au travers d'autres nourritures, comme bouillies
et gâteaux, que la nourriture qu'il recevait de moi à travers cette symbiose ne l'identifiait pas à moi au point d'être une fille, il put alors recevoir de moi.
Il a d'abord tenté de se différencier de moi en partageant avec moi, il me donnait à manger et disant,
se palpant : « Robert », puis me palpant : « pas Robert ».
Je me suis beaucoup servi de ça dans mes interprétations pour l'aider à différencier très rapidement.
La situation cessa d'être seulement entre lui et moi, et il fit intervenir les petites filles que j'avais en traitement.
C'était un problème de castration, puisqu'il savait qu'avant lui et après lui une petite fille montait en séance avec moi. Et la logique émotionnelle voulait qu'il se fasse fille, puisque c'était une fille qui rompait la symbiose avec moi dont il avait besoin.
La situation était conflictuelle.
Il l'a jouée de différentes façons, faisant pipi assis sur le pot, ou bien le faisant debout en se montrant réellement agressif.
Robert était donc maintenant capable de recevoir,
et capable de donner, il me donna alors son caca sans crainte d'être châtré par ce don.
Nous arrivons alors à un palier du traitement qu'on peut résumer ainsi : le contenu de son corps n'est plus destructeur, mauvais, il est capable d'exprimer son agressivité par le pipi fait debout, sans que l'existence et l'intégrité du conte¬nant, c'est-à-dire du corps, soient mises en cause.
Le QD au GESELL est passé de 43 à 80.
Et au TERMAN-MERILL il a un QI de 75.
Le tableau clinique a changé, les troubles moteurs ont disparu, le prognathisme aussi.
Avec les autres enfants il est devenu amical. On peut commencer à l'inté¬grer à des activités de groupe. Seul le langage reste rudimentaire, il ne fait jamais de phrases, n'emploie que les mots essentiels. Puis, je pars en vacances, suis absente pendant deux mois.
Lorsque je suis revenue, il a joué une scène intéressante montrant la coexistence en lui des patterns du passé et de la construction faite dans le pré¬sent.
Pendant mon absence, son comportement est resté tel qu'il était, c’est-à-dire qu'il a exprimé sur son ancien mode…
d'une façon très riche en raison de l'acquis
…ce que la séparation représentait pour lui,
et qu'il craignait de me perdre.
Lorsque je suis revenue, il a vidé, comme pour les détruire, le lait, son pipi, son caca, puis a enlevé son tablier et l'a jeté dans l'eau. Il a donc détruit ainsi ses anciens contenus et son ancien contenant, retrouvés par le traumatisme de mon absence.
Le lendemain, débordé par sa réaction psychologique, Robert s'exprimait sur le plan somatique :
diarrhée profuses, vomissement, syncope.
Robert se vidait complètement de son image passée. Seule ma permanence pouvait faire la liaison avec une nouvelle image de lui-même, comme une nouvelle naissance.
À ce moment-là, il a acquis cette nouvelle image de lui-même. Nous le voyons en séance rejouer des anciens traumatismes que nous ignorions.
Un sur¬tout :
Robert avait bu le biberon et il a mis la tétine dans son oreille, il en a rebu, il a ensuite cassé le biberon dans un état de violence très grande.
Il a été capable de le faire sans que l'intégrité de son corps en ait souffert. Il s'était séparé de son symbole du biberon et pouvait s'exprimer par le biberon en tant qu'objet.
Cette séance était tellement frappante, il l'a répétée deux fois, que j'ai fait une enquête pour savoir comment s'était passée son antrotomie subie à 5 mois. On apprit alors que, dans le service d'O.R.L.
où il avait été opéré, il n'avait pas été anes¬thésié, et que pendant cette opération douloureuse, on lui maintenait dans la bouche un biberon d'eau sucrée.
Cet épisode traumatique a éclairé l'image que Robert avait construite :
- d'une mère affamante, paranoïaque, dangereuse qui certainement l'attaquait,
- puis cette séparation,
- un biberon maintenu de force lui faisant avaler ses cris et le mal qu'on lui faisait, le gavage par tube,
- et 25 changements successifs.
Robert ne pouvait pas avoir d'autre image de lui-même.
J'ai eu l'impression que le drame de Robert était que tous les fantasmes oraux sadiques qu'il avait pu avoir s'étaient réalisés par ces conditions d'existence,
ces fantasmes étaient devenus la réalité.
Dernièrement, j'ai dû le confronter avec une réalité. J'ai été absente pendant un an, et je suis revenue enceinte de huit mois. Il m'a vue enceinte.
Il a com¬mencé par jouer des fantasmes de destruction de cet enfant. J'ai disparu pour l'accouchement. Pendant mon absence, mon mari l'a pris en traitement, et il a joué la destruction de cet enfant.
Lorsque je suis revenue, il m'a vue plate, et sans enfant. Il était donc persuadé, étant toujours à ce stade, que ses fantasmes étaient devenus réalité, qu'il avait tué cet enfant, donc que j'allais le tuer.
Il a été extrêmement agité pendant ces 15 derniers jours, jusqu'au jour où il a pu me le dire [ ? ].
Alors là je l'ai confronté avec la réalité :
je lui ai amené ma fille, de façon à ce qu'il puisse maintenant faire la coupure.
Son état d'agitation est tombé net, et quand je l'ai repris en séance le lendemain, il a commencé à m'ex¬primer enfin un sentiment de jalousie, il s'attachait à quelque chose de vivant et non pas à la mort.
Cet enfant est toujours resté au stade où les fantasmes étaient réalité. La réa¬lité lui avait imposé ses fantasmes. Grâce à ses fantasmes de construction intra-¬utérine, qui, dans le traitement, ont été réalité, il a pu faire cette construction étonnante. S'il avait dépassé ce stade, je n'aurais pas pu obtenir cette construc¬tion de lui-même.
Comme je le disais hier, j'ai eu l'impression que cet enfant avait sombré sous le réel, qu'il n'y avait chez lui au début traitement, aucune fonction symbolique, et encore moins de fonction imaginaire.
LACAN - Il avait quand même deux mots.
似乎翻译得不太好，很多看不太明白。
还有我想知道这些案例的背景，没有说得很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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