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omia出版人需要反思做得太快、太多
【编者按】刘瑞琳，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北京贝贝特出版顾问有限公司总经理。阅读传统的守望者，从温故到理想国。“我尽我最大能力不制造文化垃圾、浪费纸张”，她在商业运作与人文理想之间，在出版体制的静水中搅动微澜，在民营书商的紧逼下未乱方寸，达到完美平衡，只为了人和书的相遇。2012年底，刘瑞琳获腾讯网致敬为“时代知行者”。
时隔一年，腾讯思享会对2012年度11位知行者一一回访，同时寻找2013年度“时代知行者”。以下为回访刘瑞琳的文字实录：
腾讯文化：您认为2013年经济发展整体趋势是怎样的？经济发展亮点何在？
刘瑞琳：我觉得经济增长点的上升还是下降，是否又上升了几个点，这些其实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真正良性可持续的发展。
经济发展的亮点我觉得可能应该跟互联网相关，比如互联网商务的发展在这一年中表现得特别明显，也给大家的生活带来了很多改变。互联网相关产业也很有可能成为未来带动经济发展的引擎。
说到民生，目前，我最关心的话题应该是“食品安全”问题。因为这是人们生存的基本保证。每个人都在担心自己吃的东西是否安全，这是让大家感觉最没有安全感的一件事，也是很严重的一个现实问题。
腾讯文化：2013年，出版业发展的亮点体现在哪些方面？发展困境何在？
刘瑞琳：也许是我孤陋寡闻，我并没有看到今年出版行业有什么特别的亮点。
关于出版行业的发展困境问题，我觉得永远都不能孤立来谈。其实整个社会文化的生态、文化的环境都决定着出版行业的发展状态。在影响出版业的诸多因素中，人的因素永远都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出版人有什么样的选择，就决定了我们有什么样的出版生态。但是人又是被环境和体制所左右和决定的。目前整体行业环境的现状是，不该被管的地方却被管得太多，束缚太多，该管的地方又没有人管。这种矛盾不解决，这个行业会越来越畸形，也始终会让我们做具体事情的人感到非常难受。当然我们又不能因此而放弃，不能因为环境不好，就给自己找一个逃避的理由。希望出版业能够有更自由的空间，能够让我们更自由地挥洒我们的创意。
具体到做事来说，我觉得出版可能跟其它行业会有一样的感觉，当我们想真正做好一件事情的时候，发现到处都是人，人很多，但是可用的人才、适用的人却很少。
我越来越不大关心出版业怎么样了，而是在意出版对于我们今天的文化做了些什么，还有哪些可以做。
腾讯文化：在这种相对压抑的环境下，您今年出了多少本书？有多少是想出而又没出的？
刘瑞琳：这一年经我手出的书其实并不多，我们每年其实也就做一百来种吧。所幸出的书，大致都是自己愿意和乐意出的，做得也还算满意。也有一些是想出而没有出来的，由于各种因素吧。但是都在争取中，并没有完全放弃。
腾讯文化：今年你们做的比较得意的一些书有哪些？能否简单介绍一下？
刘瑞琳：2013年可能我们做的影响最大的书算是柴静的《看见》吧，因为这本书在这一年得到大家很多的关注，有几百万的读者，我觉得这算是一个比较突出的吧。另外，陈丹青老师整理的木心先生讲述的《文学回忆录》，也受到了来自各层次、各年龄段非常多读者的关注，很多读者通过各种渠道向我们反馈他们对这本书的热爱，这也是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
腾讯文化：这也是非常值得骄傲的收获和成绩。
刘瑞琳：谈到收获，我觉得最大的满足和收获实际上是来自于做出版的过程中。因为做出版，让我结识了很多很有意思的人，也和其中很多人成了好朋友，同时我们做的书还会有很多的读者，很热心的、真诚的读者，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大的收获、安慰。
腾讯文化：我国出版界每年出版量特别大，数量在40万种左右，而你们的“理想国”一年只有一百来种，但读者对“理想国”却非常偏爱和推崇，您是怎样理解的？
刘瑞琳：我觉得中国图书出版量越来越大，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曾经一度我们以每年出版品种数量的增加为最重要的业绩指标，这两年大家已经开始反思和警惕了。我们出版从业者需要反问自己，真的有必要出这么多的书吗？而且，出版的纸质书越多，说明浪费的不可再生的纸资源越多。
现在大家都感觉到出版市场在萎缩，单品种的印量越来越低，所以拼命增加新书的品种数量。但这是另外一种恶性循环。大家读纸质书少了，实际上除了很多读者的阅读习惯逐渐改变，会从网上等各种渠道获取知识信息，我觉得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很多纸质书的质量是完全不过关的，有很多问题，很多是垃圾书。所以现在的问题很多出在片面求多求大，急功近利。不是我们做事情太慢了，而是做得太快了。不是做得太少了，而是太多了。我觉得，目前是要追求慢，而不是快。要追求少，而不是多。其实理想国一直秉承这个想法，出版不是靠品种和数量堆积，要靠精品才能给大家带来营养，才能带来效益。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做得少，才能做得好。
腾讯文化：非常深刻的解读。我们都知道，很多作者包括向来“挑剔”的陈丹青老师，都是选择在您这里出书，相信是您刚才提及的“慢工出细活”的认真负责态度让他们更加信任吧。
刘瑞琳：你应该去问他们（笑）。如果你问我，他们为什么要一直把书给我，我觉得其实从我们这个团队来说，大家首先都很真诚，很认真，然后是讲究专业性，提倡对待书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来呵护，作者把书交给出版社，我理解就像他把孩子托付给我们一样，所以我们要对他负责，要把孩子养好，我觉得可能主要是这些吧，这也是一个长久的相互了解的过程。
腾讯文化：今年学界哪些学者提出的新见解是让您所记住的？
刘瑞琳：新的见解我觉得比较少，或者是说我们这个时代其实并不需要太多新见，真正裨益于这个时代的其实都是常识。我们的问题是，往往在常识层面都没有达成共识，很多常识问题都没有解决好。
我个人觉得像秦晖老师的很多观点，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会给我们很多启迪，他今年出了一本新书叫《共同的底线》。还有杨奎松老师也出了一本新书叫《忍不住的“关怀”》。里面对1949年前后知识分子与政治的纠葛，做了客观细致的展示。他提出一个问题：如果我们身处他们的时代，我们能够做得更好吗？他是要我们以一种历史的同情来理解当年人的选择。
而且这本书让我想到更为紧迫的一个问题：身处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还会有他们那样的纠葛和挣扎吗？我们还会纠葛，还会挣扎吗？我想，不会了。失望的人，可以移民；胆小的人，可以沉默；务实的人，闷头赚钱；剩下的人，在微博发些牢骚，也渐渐地暗淡下去。我觉得现在人已经失去前辈们那种曾经的挣扎和纠葛，我们太容易就接受一切，从一端滑向另一端，心里不会有不安，不会有挣扎，不会有纠葛。非常犬儒。这也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这可能就是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吧。
腾讯文化：那么为了实现您自己的“梦想”，您个人会做哪些？或者说您认为个人的创造力如何影响行业发展？
刘瑞琳：其实不仅仅是创造力的问题，还有个人的品性、信念、耐力，以及基于这些因素之上的个人的选择，这些其实都会影响到这个行业，给这个行业带来最重要的改变，影响着这个行业的生态。
我是一个比较务实的人，我不太爱做梦。我觉得其实我更多的精力是在学习如何面对现实，想办法去改变哪怕一点点的现实。
我希望十年以后没有太多遗憾和羞愧
腾讯文化：作为2012年腾讯网首届“时代知行者”，您如何理解“知行者”？
刘瑞琳：我觉得首先要有清晰的判断，然后再去果断地行动，我越来越感觉到，判断力和行动力是对人来说非常重要的两种能力。我很怕夸夸其谈的人，或者说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
腾讯文化：作为一个有社会责任心的知行者，您能否畅想一下十年后，您所在的行业或者中国的社会形态的模样？
刘瑞琳：有人跟我说过，觉得未来中国十年内，都不会有什么大的改变。陈丹青也说过类似这样一段话：“我们很难去展望，我们只能等。”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我们需要先做好自己本分的事情，争取把每一件事情都做好。这是最现实的，也是最可行的。
我很难描述未来十年我们这个行业是怎么样子。但是像作者与编辑，作者与读者，出版社与书店，这些关系，这样的模式，在西方已经有了几百年，在中国至少有了一百多年的历史，这样一些结构、关系、生态，尽管有互联网和数字化浪潮的冲击，我觉得还会依然存在，绝不会轰然倒塌。最重要的是，这里面体现了一种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人交流的方式。相对于这样一个出版的生态与历史来说，十年其实是一个很短的时间段，不会有太大的或者说本质的变化。如果说十年以后，有什么事是我可以真正去想象的，我希望十年以后，回首我曾经做过的事情，回望自己出版的书，没有太多的遗憾，没有太多的羞愧，我觉得这是我一直在努力追求的吧。
关于理想国
广西师范大学理想国（imaginist），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贝贝特出版公司于2010年秋全新推出的文化品牌。理想国今后将以人文、艺术类图书出版为核心，并逐渐向创意产品、影视传媒、文化活动等多领域拓展，力图成为更具包容性、前瞻性，同时内涵更丰富的文化品牌。
（此文转自腾讯文化）
时隔一年，腾讯思享会对2012年度11位知行者一一回访，同时寻找2013年度“时代知行者”。以下为回访刘瑞琳的文字实录：
腾讯文化：您认为2013年经济发展整体趋势是怎样的？经济发展亮点何在？
刘瑞琳：我觉得经济增长点的上升还是下降，是否又上升了几个点，这些其实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真正良性可持续的发展。
经济发展的亮点我觉得可能应该跟互联网相关，比如互联网商务的发展在这一年中表现得特别明显，也给大家的生活带来了很多改变。互联网相关产业也很有可能成为未来带动经济发展的引擎。
说到民生，目前，我最关心的话题应该是“食品安全”问题。因为这是人们生存的基本保证。每个人都在担心自己吃的东西是否安全，这是让大家感觉最没有安全感的一件事，也是很严重的一个现实问题。
腾讯文化：2013年，出版业发展的亮点体现在哪些方面？发展困境何在？
刘瑞琳：也许是我孤陋寡闻，我并没有看到今年出版行业有什么特别的亮点。
关于出版行业的发展困境问题，我觉得永远都不能孤立来谈。其实整个社会文化的生态、文化的环境都决定着出版行业的发展状态。在影响出版业的诸多因素中，人的因素永远都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出版人有什么样的选择，就决定了我们有什么样的出版生态。但是人又是被环境和体制所左右和决定的。目前整体行业环境的现状是，不该被管的地方却被管得太多，束缚太多，该管的地方又没有人管。这种矛盾不解决，这个行业会越来越畸形，也始终会让我们做具体事情的人感到非常难受。当然我们又不能因此而放弃，不能因为环境不好，就给自己找一个逃避的理由。希望出版业能够有更自由的空间，能够让我们更自由地挥洒我们的创意。
具体到做事来说，我觉得出版可能跟其它行业会有一样的感觉，当我们想真正做好一件事情的时候，发现到处都是人，人很多，但是可用的人才、适用的人却很少。
我越来越不大关心出版业怎么样了，而是在意出版对于我们今天的文化做了些什么，还有哪些可以做。
腾讯文化：在这种相对压抑的环境下，您今年出了多少本书？有多少是想出而又没出的？
刘瑞琳：这一年经我手出的书其实并不多，我们每年其实也就做一百来种吧。所幸出的书，大致都是自己愿意和乐意出的，做得也还算满意。也有一些是想出而没有出来的，由于各种因素吧。但是都在争取中，并没有完全放弃。
腾讯文化：今年你们做的比较得意的一些书有哪些？能否简单介绍一下？
刘瑞琳：2013年可能我们做的影响最大的书算是柴静的《看见》吧，因为这本书在这一年得到大家很多的关注，有几百万的读者，我觉得这算是一个比较突出的吧。另外，陈丹青老师整理的木心先生讲述的《文学回忆录》，也受到了来自各层次、各年龄段非常多读者的关注，很多读者通过各种渠道向我们反馈他们对这本书的热爱，这也是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
腾讯文化：这也是非常值得骄傲的收获和成绩。
刘瑞琳：谈到收获，我觉得最大的满足和收获实际上是来自于做出版的过程中。因为做出版，让我结识了很多很有意思的人，也和其中很多人成了好朋友，同时我们做的书还会有很多的读者，很热心的、真诚的读者，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大的收获、安慰。
腾讯文化：我国出版界每年出版量特别大，数量在40万种左右，而你们的“理想国”一年只有一百来种，但读者对“理想国”却非常偏爱和推崇，您是怎样理解的？
刘瑞琳：我觉得中国图书出版量越来越大，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曾经一度我们以每年出版品种数量的增加为最重要的业绩指标，这两年大家已经开始反思和警惕了。我们出版从业者需要反问自己，真的有必要出这么多的书吗？而且，出版的纸质书越多，说明浪费的不可再生的纸资源越多。
现在大家都感觉到出版市场在萎缩，单品种的印量越来越低，所以拼命增加新书的品种数量。但这是另外一种恶性循环。大家读纸质书少了，实际上除了很多读者的阅读习惯逐渐改变，会从网上等各种渠道获取知识信息，我觉得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很多纸质书的质量是完全不过关的，有很多问题，很多是垃圾书。所以现在的问题很多出在片面求多求大，急功近利。不是我们做事情太慢了，而是做得太快了。不是做得太少了，而是太多了。我觉得，目前是要追求慢，而不是快。要追求少，而不是多。其实理想国一直秉承这个想法，出版不是靠品种和数量堆积，要靠精品才能给大家带来营养，才能带来效益。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做得少，才能做得好。
腾讯文化：非常深刻的解读。我们都知道，很多作者包括向来“挑剔”的陈丹青老师，都是选择在您这里出书，相信是您刚才提及的“慢工出细活”的认真负责态度让他们更加信任吧。
刘瑞琳：你应该去问他们（笑）。如果你问我，他们为什么要一直把书给我，我觉得其实从我们这个团队来说，大家首先都很真诚，很认真，然后是讲究专业性，提倡对待书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来呵护，作者把书交给出版社，我理解就像他把孩子托付给我们一样，所以我们要对他负责，要把孩子养好，我觉得可能主要是这些吧，这也是一个长久的相互了解的过程。
腾讯文化：今年学界哪些学者提出的新见解是让您所记住的？
刘瑞琳：新的见解我觉得比较少，或者是说我们这个时代其实并不需要太多新见，真正裨益于这个时代的其实都是常识。我们的问题是，往往在常识层面都没有达成共识，很多常识问题都没有解决好。
我个人觉得像秦晖老师的很多观点，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会给我们很多启迪，他今年出了一本新书叫《共同的底线》。还有杨奎松老师也出了一本新书叫《忍不住的“关怀”》。里面对1949年前后知识分子与政治的纠葛，做了客观细致的展示。他提出一个问题：如果我们身处他们的时代，我们能够做得更好吗？他是要我们以一种历史的同情来理解当年人的选择。
而且这本书让我想到更为紧迫的一个问题：身处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还会有他们那样的纠葛和挣扎吗？我们还会纠葛，还会挣扎吗？我想，不会了。失望的人，可以移民；胆小的人，可以沉默；务实的人，闷头赚钱；剩下的人，在微博发些牢骚，也渐渐地暗淡下去。我觉得现在人已经失去前辈们那种曾经的挣扎和纠葛，我们太容易就接受一切，从一端滑向另一端，心里不会有不安，不会有挣扎，不会有纠葛。非常犬儒。这也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这可能就是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吧。
腾讯文化：那么为了实现您自己的“梦想”，您个人会做哪些？或者说您认为个人的创造力如何影响行业发展？
刘瑞琳：其实不仅仅是创造力的问题，还有个人的品性、信念、耐力，以及基于这些因素之上的个人的选择，这些其实都会影响到这个行业，给这个行业带来最重要的改变，影响着这个行业的生态。
我是一个比较务实的人，我不太爱做梦。我觉得其实我更多的精力是在学习如何面对现实，想办法去改变哪怕一点点的现实。
我希望十年以后没有太多遗憾和羞愧
腾讯文化：作为2012年腾讯网首届“时代知行者”，您如何理解“知行者”？
刘瑞琳：我觉得首先要有清晰的判断，然后再去果断地行动，我越来越感觉到，判断力和行动力是对人来说非常重要的两种能力。我很怕夸夸其谈的人，或者说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
腾讯文化：作为一个有社会责任心的知行者，您能否畅想一下十年后，您所在的行业或者中国的社会形态的模样？
刘瑞琳：有人跟我说过，觉得未来中国十年内，都不会有什么大的改变。陈丹青也说过类似这样一段话：“我们很难去展望，我们只能等。”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我们需要先做好自己本分的事情，争取把每一件事情都做好。这是最现实的，也是最可行的。
我很难描述未来十年我们这个行业是怎么样子。但是像作者与编辑，作者与读者，出版社与书店，这些关系，这样的模式，在西方已经有了几百年，在中国至少有了一百多年的历史，这样一些结构、关系、生态，尽管有互联网和数字化浪潮的冲击，我觉得还会依然存在，绝不会轰然倒塌。最重要的是，这里面体现了一种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人交流的方式。相对于这样一个出版的生态与历史来说，十年其实是一个很短的时间段，不会有太大的或者说本质的变化。如果说十年以后，有什么事是我可以真正去想象的，我希望十年以后，回首我曾经做过的事情，回望自己出版的书，没有太多的遗憾，没有太多的羞愧，我觉得这是我一直在努力追求的吧。
关于理想国
广西师范大学理想国（imaginist），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贝贝特出版公司于2010年秋全新推出的文化品牌。理想国今后将以人文、艺术类图书出版为核心，并逐渐向创意产品、影视传媒、文化活动等多领域拓展，力图成为更具包容性、前瞻性，同时内涵更丰富的文化品牌。
（此文转自腾讯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