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的限制──福島核電廠意外的三周年反思 【翻译：Sabrina】 ^(试发表)

原文出處：哲學普及雜誌(philomag)，2014年3月福島意外專題 http://www.philomag.com/les-idees/dossiers/les-limites-de-la-raison-1999 翻譯：sabrina yeung (http://sabrinayeung.blogspot.fr/) 適逢福島事件三周年，哲學普及雜誌就做了一個福島事件的專題，我翻譯了其中一篇，從核電廠意外去看「理性的限制」。 專題前言： 福島意外開始於2011年3月11日。如果時間回到過去：應否即時排出核能呢？或者，在這事件中，這是否一個過度而非理性的反應呢？事實上，這完全視乎我們如何定義理性。如果出於理性，我們運用自己的才能去預計及評估風險，之後採取必要的措施來避免那些生態災難，那麼這似乎是一個很難作出決定的選擇。我們有眾多支持核能的強烈的科學觀點，同樣，我們也有眾多反對核能的科學觀點，就如思考生態問題的思想家Dominique Bourg和哲學家Luc Ferry之間的辯論一樣，又如英國生態學家與研究或然率的專家Nassim Nicholas Taleb之間的對立一樣。然而，福島核電廠的意外令我們重新質疑科學理性及技術理性的傳統觀念，這些觀念透過一個數學框架去閱讀世界，沒有融入道德層面。德國社會學家Ulrich Beck說，我們評估風險的能力依然有限。這是為甚麼他認為為了打開另一個人類理性的面向，我們要超越計算的簡單邏輯，更意識到歷史的關鍵及人類命運之憂慮的關鍵──而就是出於如此一個想法，我們邀請思考災難的思想家如Günther Anders、Hans Jonas、Peter Sloterdijk和Jean-Pierre Dupuy等，一同去思考這個問題。 文章：理性的限制 今時今日，誰人可以假裝自己站在理性的陣營呢？那些專家和核能計劃的負責人，他們本身是不是一些可以作出明確抉擇的「認真的人」呢？那些生態環保的活動份子，他們是否像某些宗教異端者一樣，只用局限，甚至是掩眼法式的意識形態的角度來看世界呢？或者恰恰相反，透過福島意外給我們帶來的啟迪，我們難道不可以說，那些被認為是譫妄的專家的理性，還有綠色意識形態，他們其實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更準確的，對當前世界之關鍵的理解嗎？ 在日本發生的一連串事件，除了給我們帶來某些情緒和驚恐之外，它們重新把我們帶到人類理性諸種矛盾的中心，即它的科學和技術面向，與它思考價值的能力，兩者之間的撕裂，也是計算與道德之間的撕裂。因此，我們確實面對一個關於理性的內部衝突。哲學家康德稱形而上學的問題為「純粹理性的二律背反」，即只有靠理性是不能斷定的──因為它的武器對此是無力的。今天，透過日本核能災難，這個廣大到可以打擊一個資本主義國家的規模的災難，我們正好用來探討四種「核能理性的二律背反」。 第一個二律背反 我們應否害怕一個看不見和無法量化的危險呢？ 4月12日，日本核安全機構把福島第一原子力發電廠意外的嚴重程度重新評定為七級(這個標準下的最高級數，相等於同切爾諾貝爾的嚴重程度)。然而，這個已持續了一個月的意外，這個吸引到全球媒體及公眾注意力的意外，仍未造成一個人的死亡！與海嘯相反，核電廠意外後清點，沒有一個受害人，而海嘯已造成13000個人死亡，17000人失蹤。當來自日本的放射性雲飄到法國時，那天的天氣非常美好。沒有傷亡，一個受放射影響的天空。即使您近距離受到幅射影響，您都不會即時感受到傷害。頂多像切爾諾貝爾的消防員一樣，感到一陣熱風，幾天後，這些消防員就死去了。 這就是核能危險其中一個最令人感到奇怪的特質了：它是感知不到的。為了量度危險，必須懂得解釋晦澀如密碼般的語句，例如：「在茨城縣，東京以北，幅射線比正常高出300倍，每小時有15.8毫希沃特」，又或者「在空氣中薩克拉門托131的活性超過1 mBq/m3」。換言之，我們有一個關於危險的意象，但這個意象是不具體和我們是感覺不到的，這個意象反而是抽象而理性的。 而時間沒有為事件帶來任何改變。即使時間倒流，核電廠意外的後果仍然難以量定。因此，切爾諾貝爾論壇，一個依附於聯合國的組織，於2005年公佈一份報告，當中宣告一個勝利的結論：「最終可以評定總共有4000人死於核電意外之後的幅射反應。」這比我們懷疑的數子少很多！哲學家Jean-Pierre Dupuy在他的論文〈切爾諾貝爾回歸‧一個憤怒的人的日記〉(Retour de Tchernobyl. Journal d’un homme en colère)中不同意這個數字，他提醒有600000至800000「清理員」曾經協助清理核電意外發生的地區，他們吸收了高劑量的放射，其後，他們沒有接受流行病學的檢測。之後，三百萬個兒童出生時患有嚴重的健康問題；也沒有任何嚴謹的研究去點算那些患癌症、白血病、心臟疾病、慢性疲勞和不正常病狀的人，這些病症嚴重打擊烏克蘭1986年後的人口，這是災難的一年。 但是我們如何可以對一個看不見且無法量定的危險，作出理性的反應呢？在此，Günther Anders在《人的過時》(L’Obsolescence de l’homme ，1956)這本思考生態環境的先鋒作品裡，當中關於歷史的前瞻性反思就甚具啟發性。Günther Anders認為有兩類歷史學家無力考量的事件。第一類是那些對歷史影響極微的事件，其意義甚微，因此不值得我們去注意──就如您早餐吃了甚麼或您上一個午睡。另一類就剛好「相反，某些事件對歷史造成難以估量的影響。自然災害就是這種情況。﹝…﹞核能試驗也是相同的情況，更遑論原子彈戰爭了。」在Anders看來，所有威脅到人類物種生存的事件，都暫停了歷史自身，令我們面對自己的絕對毀滅。 從這個角度出發，我們可以說某些事件如切爾諾貝爾事件或福島事件，它們既是微小的，因為我們忽略了它們將造成多少人死亡，或者我們永遠都不會知道；它們同時也是巨大的，因為它們提醒了我們，歷史將會有一天終結。因此，不去考慮它們，把它們視為沒有回頭路的一點，呼籲立刻廢除核能似乎是完全理性的。 第二個二律背反 我們如何喜歡一個災難而不喜歡另一個呢？ 我們從一個比喻出發。在我們面前有兩個按鈕。如果您按下紅色的按鈕，您就會發動第一次世界大戰。如果您按黑色的按鈕，您就會引起第二次世界大戰。如何選擇呢？是否要視乎傷亡數字而作出選擇呢？一千萬人在第一個選擇(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死去，五千萬人在第二個選擇(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死去。還是應該要考慮後果而作出選擇呢？記得第一次世界大戰使整個歐洲流離失所，同時也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埋下種子。還是應該嘗試量度每一件事件的道德層面而作出選擇呢？第二次世界大戰有種族屠殺，一個反人性的罪行。 如果這個理論處境迂回的思考成立，那麼核能選擇的問題就經常被那些政治負責人用類似的語言提起。整個能源政治引起無可挽回的損害和傷亡。多國政府假裝在他們面前只有兩個按鈕(兩個選擇)，造成一個不可能解決的兩難局面的假象：我們或選擇熱能(炭)，那麼氣候暖化的後果將是災難性的；或者我們支持民用核能，在這個情況下，我們在這個世紀裡，可能會再遇上幾個類似福島事件的事件。一方面，是災洪遍野、暴雨成災、沙漠化、糧食短缺和飢荒。另一方面，是土地中毒，要把距離意外電廠幾十千米內的土地圈出來，變成一個幾千年也不適合人類居住的區域，還有多種無法預視的病變。如何選擇呢？我們應該按下哪一個按鈕呢？ 顯然地，解決辦法是我們要拒絕停留在這種二元對立的邏輯之中。首先，從事實出發，沒有任何東西可以保證選擇是明晰的。為了讓氣候暖化保持在一個可以接受的限度──2°C，我們必須把二氧化碳的排放在未來十年恢復到5千萬到4千萬吨。如果在此期間，那些已發展國家放棄原子能，那麼將只會增加2百萬吨的排放(參考自The Economist，2011年3月24日)。因此，氣候暖化的危險可能被那些核能支持者有技巧地誇大，目的就是為了矇閉公眾。 然而，仍然有另一種原因──道德原因，去拒絕如此一個選擇。事實上，我們可以原則上拒絕按下兩個按鈕中的任何一個，自己接受去承擔這種態度的代價。這是德國哲學家Hans Jonas在《責任的原則》(Le Principe responsabilité，1979)裡所提出的路向。《責任的原則》是另一本思考生態環境的奠基之作。在Jonas看來，現代科技的發展已到了一個階段是我們必須為人類自己的行為定立一條界線，以一個道德命令的模式來定立這條界線，沒有任何人可以例外：「以這樣方式來行動，那麼你的行為所造成的效果，就能和人類在地球上持久地真誠生活，互相兼容共處了。」Jonas的絕對命令(L’impératif catégorique)教導我們，我們沒有道德權利，為了自己當前的舒適而讓下一代人承擔沉重的氣候或原子威脅。結論：必須消費少一些能源，因此要限制自己的生活模式。然而，從道德層面去合理化這個觀點，是否容易呢？Jonas承認「這是完全不容易的，甚或不可能，除非我們借助宗教的影響，從理論層面去合理化為甚麼我們沒有這種權利」，為下一代的人帶來不可以居住的土地。雖然Jonas的原則很中肯，但他所提出的原則也是理性上無法證明的。 第三個二律背反 為甚麼冒重大的經濟風險是合符經濟理性呢？ 三月中，一個令人震驚的新消息從天而降：日本國家從2011年4月1日到2012年3月31日間的初步財務預算被國會接納，沒有作任何調整。同一時間，3月17日，日元走勢升到自二戰後的高位。東京股票市場除了在海嘯後幾天及福島意外之始有輕微下跌外，之後很快便重拾高位。因此，從生態學的角度來問，為甚麼惡運突然而來，但都完全沒有減慢經濟事務的步伐呢？ 事實上，我們不可以簡單地說經濟理性沒有顧及環境質素和有限的自然資源，甚或相反，環境質素和有限的自然資源這兩點本身就是經濟發展的後果。核能工業的支持者，以EDF為首，定期提出原子的分裂可以令我們以低廉的價錢來獲得大量能量。這是合符事實的，但某些成本並沒有被這些工業納入考慮之中，例如停止使用的核電廠的成本(在法國，某些核電廠尚未真正啟動)；處理廢料的成本(由於缺乏解決方法，毒性最強的廢料暫時放在現有的核電工廠裡。最後，也是最難去量化的──核電意外的成本。全球有440個核電廠，而其中兩個──切爾諾貝爾和福島──已發生嚴重事故。然而，這些事故對物質的損害和對公共健康所造成的開支，大大地增加了工廠維修及保養的支出。切爾諾貝爾核電廠的第二個石棺，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歐洲復興開發銀行和發展(Berd)資助建造，需費2億美元。而第一個石棺已用了二十多年，但我們必須在未來幾千年的時間都要繼續令這些發生意外的電廠保持安全！ 透過生態環保思想第三位奠基人Ivan Illich的作品《能源和權益》(Énergie et Équité，Seuil出版社，1975)，我們觸及了一個悖論，就是工業時代，大型機構的反生產力(la contre-productivité)。在一個現在仍然有名的計算中，Illich展示了如果我們把所有花費在一架車輛的時間，如過去的駕駛時間、生產時間、保養時間、工作以致於我們可以購買這輛車的時間等，除以車輛的平均行走里數，一輛車平均可以駕駛7公里一小時。明顯，這個反生產力的表現，然而它沒有計算在個體身上。同樣道理，核能的實際成本在制度層面很可能是絕對地不合理的，然而這個成本攤分在不同的時間裡，也攤分在不同的代理商之間，因此它會繼續推動我們持續地投資核能發展。 第四個二律背反 我們如何打賭那些極小的可能性呢？ 福島第一原子力發電廠被設計成可以承受尼克特制7級的地震，但它遇上了一個尼克特制8.9級的地震。它的保護牆被構成想可以抵抗一個6米高的巨浪。哎呀！3月11日的海嘯所引發的巨浪，經儀器測量後，證實達至14米。 這些缺點令我們感到難以預測風險。例如，一輛飛機從天空下墜到法國任何一點的可能性是少於10-7 ，即一千萬分之一的機會。以這個估計為依據，工程師在建造工廠時皆排除了飛機從天而降這個可能性。而這是，2001年911恐怖襲擊之前的考量。 我們在此觸及了預防原則的極限。1995年2月2日開始，法國法律用以下的詞語寫下這麼一條預防原則：「缺乏肯定性，鑑於當時的科學和技術知識，不應延遲採取有效而適當的方法，以可以接受的經濟成本，去預防一個對自然環境造成巨大而無可挽回的傷害的風險。」顯然，這個陳述說的話是有責任和有遠見的。然而，正如Jean-Pierre Dupuy在《一個有啟發性的災難主義》(Pour un catastrophisme éclairé，Seuil出版社， 2002)這本書指出，他不同意以下一個簡單的常識：「如果不確定性被證實，那麼沒有人可以說，甚麼是一個合適方法去對抗那些連我們都不知道的損害 (根據哪個標準)，因此我們不可以說它是嚴重而不可挽回的；我們也不可以評估提供足夠保護的成本有多少；也不可以說，這個成本是否「不可接受」，在熱情擁抱經濟發展和預防災難之間，我們該如何作斷定呢。」當理性面對不可知，面對完全不確定的狀況時，它的工具就變得無力了。 這就是為甚麼，在核能的例子中，風險評估最好的分析無疑是Pascal那篇關於打賭的著名文本。我們知道這位來自皇家港口(Port Royal) 的哲學家，深深地沉浸於形而上學，同時也是一個數學家，他發明了或然率的計算方法。在這篇關於打賭的文本裡，他提出了一個簡單而具有說明力的觀點：當一個事件有一個極小的或然率(即發生的機會)，但它所帶來的回報卻是無限大，那麼就值得去打賭了。Pascal之後用這個觀點來證明上帝的存在。如果改變宗教信仰，持續不斷地實踐宗教，可以令我們獲得永恆快樂的希望，那麼信仰上帝是理性的選擇。 同樣，當概率是十分弱，但損失就非常巨大，甚至不能估算時，我們為何猶豫不決呢？我們難道不是已觸及數學理性最重要的位置嗎？即是說在一個確切的時刻，我們的理性命令我們去相信。核能眾多的二律背反，從定義來看，不可以用一個簡單的理性去解決。這也是為甚麼，為了超越這些背反，必須跳入水中──必須去打賭，採取一個無法論證的立場。但是我們的負責人是否願意有如此一個生態轉變呢？或者，他們還是像Pascal所指的大部分的自由主義者一樣，偏向於繼續沉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