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人文沙龙漫谈
漫谈中国当今社会思潮
大学以来阅读范围是在近现代社会思想，从严复、康有为、梁启超到胡适、陈独秀以至当代的余英时、李慎之。前段时间有幸拜读了马立诚先生的《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马先生梳理了当今中国的八种思潮，着重 展现了左派、右派、自由主义者以及民族主义者、民粹主义的横向和纵向的脉络，较清楚地展现了当代中国的几种主要社会思潮。有人肯定会怀疑这种社会思潮的现实性大吗?在中国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和信仰的人何其少，而那些大多数没有政治立场的呢？或者说那些绝大多数有一种其自身都不知道的隐形政治立场吗？我的答案是肯定的。从人类起源来说，人类从群居到部落，为了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而更好的生活催生了政治。而后诞生了国家，国家是否由人们潜意识的契约而结合成，或者说还是因为部落中某家族权势的增长，他们为了便于部落或者更广大的地区的管理而产生了国家。不管怎样，都有一个结论就是为了更好的生活而有了政治。记得有位西方的学者说过，政治的本质是生活。马克思提出过一条著名的论断：“经济决定政治，政治决定文化，而文化反作用于前两者”。那么随着工业革命以来，市场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人们无不在市场之内。而经济和政治就如硬币的两面。我们也可以说我们无不在政治之内。正如胡适所说“你不问政治，政治来问你。”每个人都是政治一部分，没有谁能找一桃花源不闻魏晋。正如前面所说，每个人都在市场之内，受着各种经济利益的影响，每个人都会收获一些经济上的立场，比如商人希望国家开发市场，鼓励商业发展，工人要求保护劳工利益，收入的公平。从而收获了一种政治立场的雏形。在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实行的土地政策大大激发了中国绝大多数—农民的政治热情。他们纷纷拿起武器保护自己的利益—土地，从而也左右了解放战争的方向。这就是一种收获的政治立场，一种由经济而带来的政治立场。中国绝大多数人都有这种立场。但也有那么一批人没有固定的经济利益的影响，从而他们的政治立场怎么确定呢？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是群居动物受生活圈子内人的影响。就如同盟会反对清廷或者共产党创立之初时，一个家庭成员首先接触了新思想，然后带着整个家庭投入了革命。又如民国时期，学潮盛行，学生中有很多官宦富豪子弟，但他们摆脱了家庭身份的左右，加入了反对自己父母或者亲属的大军。他们多受社会校园的氛围和同学的影响。至于那些政治立场的善变人是怎么回事呢？就如名著《乌合之众》里所描述群众是盲目的，情绪是可以传染的，一句符合当时人们感情的口号就可以一呼百应。人们可以今天觉得这个政治宣传家的口号很好，明天又赞成另一个。法国大革命时期，各个派别的喊着口号轮番上台就是个很好例子。
“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改革和建设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每个有责任的党员和领导干部都应该有紧迫感。”温家宝总理在答中外记者问时如是说，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一些人也许很奇怪现在几乎没有什么人赞成文革这样的事情，这种历史错误怎么可能再次发生呢。人们都知道文革是左倾主义的极致表演。在邓小平上台后，提出的政治立场主要是反左，但他也同时提出警惕右派。改革开放以后人们似乎觉得左派消失了到处都是市场经济。其实左派一直都没消失，也不可能消失——总得来说有不公平就有对绝对公平的幻想。一些人换上了新衣服，一些人还保持着那副毛泽东时代的论调。网上有一个极左的网站叫乌有之乡，他们聚集了一批学人，这些人共同特性就是强调公平，支持列宁毛泽东思想，反对打击右派自由派。他们几乎不否定任何毛泽东思想，甚至主张再次文革。他们也获得了 部分官员和权势人物的支持，在北京和全国政坛上掀起过不小风波。九十年代北京万言书风波，2007年5月1日由冶金部前副部长马宾牵头的109人签名的《致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的建议书》反对私有经济发展也是一例。。当然这可以说只是部分人的政治思想立场，但真正值得关心和忧虑的是文革的深层思想动机的重现。文革强调的是一种近乎无政府状态的公平和民主，抓住一派彻底否定打击另一派的作风。完全否定，彻底否定这两句口号正是文革深层特性的一个集中展现。在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发展，地区差别显现，贫富分化加剧以及现实中的各种有关政治当局的丑闻，慢慢地在人们脑中形成一种观念一种彻底否定的，或者完全肯定的观念。对政府官员、富商的彻底否定，对百姓平民的完全肯定。在网络中这种思想更是广泛兴盛，前段时间网上有一关于“一女官员被流浪汉强奸的新闻”，但令人震惊的是留言者多为支持流浪汉，谩骂官员的各种不是怒斥这是罪有应得。这是一种危险的信号，人们的理智被情感否定，思维定式渐渐形成犹如文革时期那种彻底否定的再现。并且这种彻底否定与肯定态度的绝大多数人来自底层，他们几乎自信自己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这与是他们的日常所见所闻相结合的，他们广泛接受马克思毛泽东思想的阶级论调，认为上层的官僚富商阶级压迫剥削了他们。与此同时一些社会事件也给了他们判断的肯定答复，比如山西的黑砖窑，广州的血汗工厂，富士康以及众多政府官员的贪腐案件等等。而所有的这些思想就又和毛泽东时期的左倾思想联系在一起。所以说温家宝总理的讲话是有根据的，左倾思想仍然很有群众基础，而且如果改革不能一定程度地解决官员贪腐，社会公平等想联系的一系列问题，那么这种思想只会越来越广泛，变得有更多的人认同。这是很危险的信号！
著名社会学家，哲学家，曾做过邓小平秘书的李慎之先生有一句名言“20世纪是鲁迅的世纪，21世纪是胡适的世纪”。李慎之先生可以视为是20世纪下半叶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而胡适何许人也？对现在中国大陆多数青年其算是个陌生的人物，至少和鲁迅相比。这与建国后的政治立场有关，大陆曾经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批胡清胡的运动，批判文字洋洋洒洒竟百万余字。但胡适绝对不是政治运动所能清除的。可以说其是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是民国时期的青年思想导师之一，和陈独秀一起主导了新文化运动。而李慎之先生的话是什么意思，在唐德刚先生著的《胡适杂记》中有过一段描述，“在人们衣食足后想着权利自由的时候，胡适的灵魂就从海峡对岸驾着云彩来了。”我是这样理解的，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的时候，人们的温饱问题得到解决，需要更高的需求的时候比如参与公共生活。这时候就有权利意识的觉醒。人们开始注重自己权利，自己的自由。在这个过渡时期内，最重要的问题是衣食问题物质问题，这时候就需要一个强力政府，或者说是全能政府来调配资源，管理社会。但一旦目标达成，人们就不再需要这样一个全能政府，而是希望政府更多是放权，给自己更大的选择自由空间。希望政府成为一个服务型的政府。这也是现在中国现实的一对矛盾，主要体现在媒体自由，言论自由的争论上，网络热词“翻墙”由是而来。而 FACEBOOK、TWITTER这样的全球社交工具在中国大陆仍是无法登陆的。这对矛盾还在民间企业家和政府以及国企之间的关系上有所体现。中国地产大亨，万通集团的创立者冯仑有一个著名的夜壶理论：在国家经济好的时候，房地产会被像夜壶一样踢开，一旦需要他们来刺激经济，又赶紧来过来用。被称为商界哲学家的他这句话更多地体现的是无奈和一种怨恨。无可厚非他们希望政府不要过多地干预他们的经济活动，让他们自由生长。这也很像英国近代化开始的时候，那些英国商人们希望英国王室和政府不要限制他们，并且要支持他们。于是催生了英国的重商主义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当然现在的执政当局并不是没有觉察到，不然就不会有温家宝总理所谓的政治与经济的改革。而改革的动力就是矛盾。矛盾已经展现，故改革则需要进行。而胡适也是一个缓慢改革的坚定支持者，但从来都反对大刀阔斧一面倒的革命。那次著名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中，他就非常明白地阐述了他的观点：一件一件事情的解决，别想着一种主义能把所有的事情一些解决。革命与改革的问题在这里不想多说，但这也是中国国内一对矛盾的思潮，有一大批革命的追随者和一批改革的支持者。我所说的革命派并非前百余年那种依据一种理论去实践建国理想的革命派，而是一种想依靠某种暴力的方式一次打到倒某个群体或者说某个阶级去实现那种脑中非常抽象的理想社会。而这种革命派又以下层的一些左倾主义者为多，而改革派则是社会的精英分子。他们担心大规模的社会动荡或者说革命给他们目前所拥有的财富地位带来冲击。大陆的民间商人、艺人、学人、甚至政要的移民潮就是这种担心的某种体现。冯仑在其新作《理想丰满》中有一章论述起点公平和结果公平，极力否认结果公平，认为其将给社会带来危害。他也是为这种担心的一种侧面申述。在我看来结果公平只是人类的理想，是无法实现的，文革的错误是不能再覆辙的；起点公平也不可能完全做到，但最大限度的起点公平就是一种高度文明的体现如美国。在现在的中国如冯仑这样的一大批民间商人，他们在全能政府和国企的挤压下，在与下层工人的争吵中野蛮生长。在现在的中国大陆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但他们似乎还没强大到政府为他们推出重商主义的程度，他们仍需看政府脸色。政府有可能重新国有化让他们一生奋斗化为乌有，工人也在与他们讨价还价中不断地完善自身的保险福利制度。而他们与二者的矛盾也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社会的焦点问题。
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市民阶层不断扩大，他们中一大部分会慢慢变身为中产阶级。而也就是他们在不断缓冲这三者的矛盾。有社会学家曾这样说过，一个稳定的现代社会是需要一个强大的能充当社会主力的中产阶级。而多数的中产阶级的政治思想就不外乎自由主义，他们主张渐进的改革，主张包容，强调自由注重权利。所有这些都与胡适思想想吻合。随着中国社会的市民阶层与中产阶级的扩大，他们就会像以前英国人一样需要一个代言人，英国人选择了亚当斯密和洛克，而胡适这个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的代表怎么会不再次出现在云端呼风唤雨呢？但就现状而言，现在多数自由主义者存在学界，青年知识分子，和不够强大的中产阶级之中。他们在极力抵制着政府权贵的攻击，又防止着下层分子的过激行为。在我看来他们是中国的未来，只有让他们野蛮生长，中国社会才能获得一个稳定的社会结构，一切政治权利的争论都可以展开谈话。
最后以胡适的名言草草结尾下，他说“在国家这艘船要沉没之前，你首先要做的是救出自己。”我常想如果每个人都救出了自己，那么船就无所谓沉与不沉了。
大学以来阅读范围是在近现代社会思想，从严复、康有为、梁启超到胡适、陈独秀以至当代的余英时、李慎之。前段时间有幸拜读了马立诚先生的《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马先生梳理了当今中国的八种思潮，着重 展现了左派、右派、自由主义者以及民族主义者、民粹主义的横向和纵向的脉络，较清楚地展现了当代中国的几种主要社会思潮。有人肯定会怀疑这种社会思潮的现实性大吗?在中国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和信仰的人何其少，而那些大多数没有政治立场的呢？或者说那些绝大多数有一种其自身都不知道的隐形政治立场吗？我的答案是肯定的。从人类起源来说，人类从群居到部落，为了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而更好的生活催生了政治。而后诞生了国家，国家是否由人们潜意识的契约而结合成，或者说还是因为部落中某家族权势的增长，他们为了便于部落或者更广大的地区的管理而产生了国家。不管怎样，都有一个结论就是为了更好的生活而有了政治。记得有位西方的学者说过，政治的本质是生活。马克思提出过一条著名的论断：“经济决定政治，政治决定文化，而文化反作用于前两者”。那么随着工业革命以来，市场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人们无不在市场之内。而经济和政治就如硬币的两面。我们也可以说我们无不在政治之内。正如胡适所说“你不问政治，政治来问你。”每个人都是政治一部分，没有谁能找一桃花源不闻魏晋。正如前面所说，每个人都在市场之内，受着各种经济利益的影响，每个人都会收获一些经济上的立场，比如商人希望国家开发市场，鼓励商业发展，工人要求保护劳工利益，收入的公平。从而收获了一种政治立场的雏形。在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实行的土地政策大大激发了中国绝大多数—农民的政治热情。他们纷纷拿起武器保护自己的利益—土地，从而也左右了解放战争的方向。这就是一种收获的政治立场，一种由经济而带来的政治立场。中国绝大多数人都有这种立场。但也有那么一批人没有固定的经济利益的影响，从而他们的政治立场怎么确定呢？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是群居动物受生活圈子内人的影响。就如同盟会反对清廷或者共产党创立之初时，一个家庭成员首先接触了新思想，然后带着整个家庭投入了革命。又如民国时期，学潮盛行，学生中有很多官宦富豪子弟，但他们摆脱了家庭身份的左右，加入了反对自己父母或者亲属的大军。他们多受社会校园的氛围和同学的影响。至于那些政治立场的善变人是怎么回事呢？就如名著《乌合之众》里所描述群众是盲目的，情绪是可以传染的，一句符合当时人们感情的口号就可以一呼百应。人们可以今天觉得这个政治宣传家的口号很好，明天又赞成另一个。法国大革命时期，各个派别的喊着口号轮番上台就是个很好例子。
“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改革和建设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每个有责任的党员和领导干部都应该有紧迫感。”温家宝总理在答中外记者问时如是说，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一些人也许很奇怪现在几乎没有什么人赞成文革这样的事情，这种历史错误怎么可能再次发生呢。人们都知道文革是左倾主义的极致表演。在邓小平上台后，提出的政治立场主要是反左，但他也同时提出警惕右派。改革开放以后人们似乎觉得左派消失了到处都是市场经济。其实左派一直都没消失，也不可能消失——总得来说有不公平就有对绝对公平的幻想。一些人换上了新衣服，一些人还保持着那副毛泽东时代的论调。网上有一个极左的网站叫乌有之乡，他们聚集了一批学人，这些人共同特性就是强调公平，支持列宁毛泽东思想，反对打击右派自由派。他们几乎不否定任何毛泽东思想，甚至主张再次文革。他们也获得了 部分官员和权势人物的支持，在北京和全国政坛上掀起过不小风波。九十年代北京万言书风波，2007年5月1日由冶金部前副部长马宾牵头的109人签名的《致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的建议书》反对私有经济发展也是一例。。当然这可以说只是部分人的政治思想立场，但真正值得关心和忧虑的是文革的深层思想动机的重现。文革强调的是一种近乎无政府状态的公平和民主，抓住一派彻底否定打击另一派的作风。完全否定，彻底否定这两句口号正是文革深层特性的一个集中展现。在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发展，地区差别显现，贫富分化加剧以及现实中的各种有关政治当局的丑闻，慢慢地在人们脑中形成一种观念一种彻底否定的，或者完全肯定的观念。对政府官员、富商的彻底否定，对百姓平民的完全肯定。在网络中这种思想更是广泛兴盛，前段时间网上有一关于“一女官员被流浪汉强奸的新闻”，但令人震惊的是留言者多为支持流浪汉，谩骂官员的各种不是怒斥这是罪有应得。这是一种危险的信号，人们的理智被情感否定，思维定式渐渐形成犹如文革时期那种彻底否定的再现。并且这种彻底否定与肯定态度的绝大多数人来自底层，他们几乎自信自己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这与是他们的日常所见所闻相结合的，他们广泛接受马克思毛泽东思想的阶级论调，认为上层的官僚富商阶级压迫剥削了他们。与此同时一些社会事件也给了他们判断的肯定答复，比如山西的黑砖窑，广州的血汗工厂，富士康以及众多政府官员的贪腐案件等等。而所有的这些思想就又和毛泽东时期的左倾思想联系在一起。所以说温家宝总理的讲话是有根据的，左倾思想仍然很有群众基础，而且如果改革不能一定程度地解决官员贪腐，社会公平等想联系的一系列问题，那么这种思想只会越来越广泛，变得有更多的人认同。这是很危险的信号！
著名社会学家，哲学家，曾做过邓小平秘书的李慎之先生有一句名言“20世纪是鲁迅的世纪，21世纪是胡适的世纪”。李慎之先生可以视为是20世纪下半叶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而胡适何许人也？对现在中国大陆多数青年其算是个陌生的人物，至少和鲁迅相比。这与建国后的政治立场有关，大陆曾经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批胡清胡的运动，批判文字洋洋洒洒竟百万余字。但胡适绝对不是政治运动所能清除的。可以说其是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是民国时期的青年思想导师之一，和陈独秀一起主导了新文化运动。而李慎之先生的话是什么意思，在唐德刚先生著的《胡适杂记》中有过一段描述，“在人们衣食足后想着权利自由的时候，胡适的灵魂就从海峡对岸驾着云彩来了。”我是这样理解的，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的时候，人们的温饱问题得到解决，需要更高的需求的时候比如参与公共生活。这时候就有权利意识的觉醒。人们开始注重自己权利，自己的自由。在这个过渡时期内，最重要的问题是衣食问题物质问题，这时候就需要一个强力政府，或者说是全能政府来调配资源，管理社会。但一旦目标达成，人们就不再需要这样一个全能政府，而是希望政府更多是放权，给自己更大的选择自由空间。希望政府成为一个服务型的政府。这也是现在中国现实的一对矛盾，主要体现在媒体自由，言论自由的争论上，网络热词“翻墙”由是而来。而 FACEBOOK、TWITTER这样的全球社交工具在中国大陆仍是无法登陆的。这对矛盾还在民间企业家和政府以及国企之间的关系上有所体现。中国地产大亨，万通集团的创立者冯仑有一个著名的夜壶理论：在国家经济好的时候，房地产会被像夜壶一样踢开，一旦需要他们来刺激经济，又赶紧来过来用。被称为商界哲学家的他这句话更多地体现的是无奈和一种怨恨。无可厚非他们希望政府不要过多地干预他们的经济活动，让他们自由生长。这也很像英国近代化开始的时候，那些英国商人们希望英国王室和政府不要限制他们，并且要支持他们。于是催生了英国的重商主义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当然现在的执政当局并不是没有觉察到，不然就不会有温家宝总理所谓的政治与经济的改革。而改革的动力就是矛盾。矛盾已经展现，故改革则需要进行。而胡适也是一个缓慢改革的坚定支持者，但从来都反对大刀阔斧一面倒的革命。那次著名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中，他就非常明白地阐述了他的观点：一件一件事情的解决，别想着一种主义能把所有的事情一些解决。革命与改革的问题在这里不想多说，但这也是中国国内一对矛盾的思潮，有一大批革命的追随者和一批改革的支持者。我所说的革命派并非前百余年那种依据一种理论去实践建国理想的革命派，而是一种想依靠某种暴力的方式一次打到倒某个群体或者说某个阶级去实现那种脑中非常抽象的理想社会。而这种革命派又以下层的一些左倾主义者为多，而改革派则是社会的精英分子。他们担心大规模的社会动荡或者说革命给他们目前所拥有的财富地位带来冲击。大陆的民间商人、艺人、学人、甚至政要的移民潮就是这种担心的某种体现。冯仑在其新作《理想丰满》中有一章论述起点公平和结果公平，极力否认结果公平，认为其将给社会带来危害。他也是为这种担心的一种侧面申述。在我看来结果公平只是人类的理想，是无法实现的，文革的错误是不能再覆辙的；起点公平也不可能完全做到，但最大限度的起点公平就是一种高度文明的体现如美国。在现在的中国如冯仑这样的一大批民间商人，他们在全能政府和国企的挤压下，在与下层工人的争吵中野蛮生长。在现在的中国大陆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但他们似乎还没强大到政府为他们推出重商主义的程度，他们仍需看政府脸色。政府有可能重新国有化让他们一生奋斗化为乌有，工人也在与他们讨价还价中不断地完善自身的保险福利制度。而他们与二者的矛盾也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社会的焦点问题。
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市民阶层不断扩大，他们中一大部分会慢慢变身为中产阶级。而也就是他们在不断缓冲这三者的矛盾。有社会学家曾这样说过，一个稳定的现代社会是需要一个强大的能充当社会主力的中产阶级。而多数的中产阶级的政治思想就不外乎自由主义，他们主张渐进的改革，主张包容，强调自由注重权利。所有这些都与胡适思想想吻合。随着中国社会的市民阶层与中产阶级的扩大，他们就会像以前英国人一样需要一个代言人，英国人选择了亚当斯密和洛克，而胡适这个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的代表怎么会不再次出现在云端呼风唤雨呢？但就现状而言，现在多数自由主义者存在学界，青年知识分子，和不够强大的中产阶级之中。他们在极力抵制着政府权贵的攻击，又防止着下层分子的过激行为。在我看来他们是中国的未来，只有让他们野蛮生长，中国社会才能获得一个稳定的社会结构，一切政治权利的争论都可以展开谈话。
最后以胡适的名言草草结尾下，他说“在国家这艘船要沉没之前，你首先要做的是救出自己。”我常想如果每个人都救出了自己，那么船就无所谓沉与不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