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连载】多尔多《精神分析与儿科学》3:引言
我们并不足够地了解弗洛伊德,他并非有原创性和革命性的哲学家,而在他成为精神科医师之前,是一个实验室里工作的男人。他受训于科学实验与显微镜检测的严格课程。这个起初的训练所发展出的客观精神,被弗洛伊德应用于心理现象的研究。只要他临床研究的后续没有给予证实的话,他的理论在其眼里无非只是工作的假设。这是为何我们见证了其理论观念的演化。在无法用起初假设的规则得以解释的问题面前,他就重新投入研究,总是把其基础建立于临床之上,以证实或证伪他的观点。
弗洛伊德以如此方式不断地发展了一套基本上是原创的学科,并使之为公众所识,后者或者受其诱惑,或者抗拒。
首要的一点,他是个医生。他想要治疗,他的目标是治愈。正如之前在化学研究中他有一个实际的目标一样——可卡因的随后发现是对其的加冕——他在心理学领域耐心的研究同样被一种医生渴望治愈精神病患的担忧所引导,而通常的疗法总是无能为力。
我们总是听到诚实的同僚否认精神分析理论所有的实际根据,将幼儿性欲视为是纯粹的发明,它的表现即使不是不合时宜的,至少不应该是刻意去深化的。俄狄普斯情结同样被指责为一种纸上谈兵,或者是一个保留在非正常人身上的畸形冲突。
而对于在生活中长期与儿童接触的人来说,如果他们真诚的记录下他们所看的话,他们会带来大量的临床观察支持精神分析的发现。
不过,如果人们只关注看到假设得到证实所带来的思辨性快乐的话,我们可以承认对于那些社会角色实际上使他们远离于工作台的人来说——即教育者和医生——这个问题是无关紧要的。
但是我们有时会忘记,在这个论战中,如果说精神分析为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开辟了新的研究道路的话,那么它最主要的关切点,任何医生都不能无视,即是临床层面的精神分析方法有一个治疗的目的。
装备了我们科学观察的系统,以及异乎寻常丰富细致的疗法军火库——它在今天发展到了精神化学——我们仍然看到大量治疗难以处理的个案。在失眠,身体抑郁,无力,痉挛,焦虑面前——它们表现为消化或心脏方面的问题,不知所措的医生冒险的动用他们的药物资源,但是最常见的情况并非是药效的短暂性而是没有效果。
人们承认害怕、怯场、精神痛苦、担心的生理反应,以及所有源于心理问题的功能障碍,都与一个众所周知的客观原因有关,并且伴随着它而消失;但是对于相同范畴的原因并不显而易见的障碍来说,病人——因为这是在承受痛苦的人,他们请求治疗——却常常听到:“这什么也不是——这是神经质。”
关于情感的冲突可以对通常的健康带来严重的紊乱,我们在这里仅仅举出一个例子作为证明。
这是一个三岁半的小姑娘的个案,约苏特,被带到儿童医院的达黑医生那里咨询,因为一个令人担忧的普遍状况:消瘦,苍白,厌食,对游戏冷漠,神经质,失眠或者噩梦惊醒,孩子为此受着神经性发作的折磨。
母亲把这个问题追溯到十五天前,起初,她没有特别留心,但是除了神经性发作之外,孩子的病情加重而且变得虚弱,促使她决定来咨询医生。
身体的检查呈阴性,医生开了笨巴比妥和对食欲的刺激类药品。
一周后,人们又把约苏特带了过来。一周内体重又下降了半公斤。她总是很虚弱,没有发烧。孩子自一年多以来都很干净,但是又重新开始尿床。
多亏了这个遗尿的症状——人们知道我从心理学视角对此很感兴趣,我的同事把我叫来对我说:“她可能需要你的治疗。”我重新开始询问母亲,让她细化这些事情的日期。
我们获知噩梦开始于三个星期前。孩子的性格也在同时发生了改变。本来是快乐活泼的,结果她变得沉默寡言无动于衷。夜间的惊醒招致了父母的责骂,真正的神经性发作接踵而至,在日益加重的情势面前,人们把约苏特带到了医院。
表面上在孩子的周围人中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现象。我问约苏特在哪里睡觉。在父母的房间。
——但是,母亲补充道,我丈夫和我觉得她现在已经很大了,这段时间以来,我们决定买一个长沙发,让她在饭厅里睡。
我询问具体的日期。
决定大约做了有三周了,我们甚至已经买了沙发,但是当然,现在我们什么也没有改变,我期待着她恢复健康。
我强调三周的这个巧合。
没这回事儿,母亲回答道,她还太小了不能理解这件事。她甚至不知道。她爸爸和我对这件事连一个词都没告诉她,为了让您确信,您可知道,医生,她甚至没有注意到这个饭厅里的新沙发。这是一个真正的婴儿。
我看到坐在母亲膝盖上的孩子从会谈开始起就带着呆呆的表情看着她。自打我说到障碍与买沙发的巧合之后,她就开始专注的看着我。
尽管理由对她来说是无意识的,但是通过这些症状,孩子表达了一个对离开父母房间,把母亲让给父亲的拒绝。
我们没有进入每个症状的原因中:噩梦,恐惧,夜间惊醒,厌食,遗尿,失去她的年纪该有的兴趣。一切都展现了一种焦虑,并招致了神经症式的退行症状。
理解了在孩子身上上演的冲突后,我们在约苏特面前向母亲解释说,她的孩子精神上承受着痛苦,需要帮助她承受与父母分离的想法,帮助她接受以一个大女孩的身份被对待,这正是她之前所害怕的。
我向约苏特解释说,她想继续做婴儿为了不离开妈妈。或许她觉得大家不再像以前那样爱她了或者爸爸想摆脱她?小家伙非常专心的静静听着,然后哭了。父母放弃了药物,遵循了我们的建议。
同一天晚上,爸爸妈妈跟约苏特讲了接下来的变化。爸爸比往常对她更加温柔,他让她思考一个崭新的未来,并向她描述她将会成为的大女孩,而他将以此为荣。以及她不久后会跟其他孩子一起去的学校。
四天后母亲回来了,她对我说孩子变得更加安静了。没有用苯巴比妥她也睡着了,睡得非常轻,但是没有噩梦。遗尿持续了头两天,而我们没有责怪孩子。两天之后,夜里尿床就停止了,食欲恢复了,孩子白天很快活。她提了许多问题。(焦虑消失了,孩子重新回到了她正常的情感水平)
我提议让她现在到另一个房间睡,我把这一点向约苏特解释,她同意了。我建议爸爸在她睡觉的时候去亲吻她。然后我补充道,无论如何,之后父母不应该再带她回到他们的房间。
八天以后,母亲带着一个喜悦骄傲的约苏特回来了。一切都很好。食欲,睡眠,快乐都回来了。孩子带着小姑娘的神情,并且是她自己要求她的妈妈过来对女医生说她已经痊愈了。
这只是这类更多属于精神而非心理维度的个案中的一个。在其面前,传统的疗法毫无效力,而这类个案精神科医师从不会对其关注,普遍是内科医生进行接待。机体的症状本身引起了父母的警觉。但是由对神经症机制的认识所引导的深入询问,带出了它的起源:心理上的创伤。
然而,与在躯体问题的个案中掌握既往病史相同,我们需要预料到我们所找寻的东西,同时倾听我们从病患身上了解到的信息。同样,对于行为障碍的研究,我们需要了解心理机制的普遍运作规律。
所有医生对个人在心理发展过程中遭遇的暗礁都应该有清晰的观念。这一点主要是对儿科医生有价值的,他们与教育者协作来预防神经症。但是对于其他医生来说同样重要,他们在一些不可解释的机体症状面前束手无策,但是不能将其坦诚地告知病患,任后者自己失去勇气辗转于不同医生之间,或清晰或隐晦的遭受拒绝。无论如何,这是些忍受着痛苦的人们,精神分析的治疗即使不能治愈它,也会改善它。
缺乏精神生理学认识的医生使我们想到在一个急性脓肿面前,试图掩盖肿块,在上面涂抹一些镇痛药而非消除脓肿的外科医生。“神经镇静剂”和“换换环境”这类建议也就是如此。
我们说,自然的天性本身就有自愈功能,因此我们对官能障碍的病患说“需要时间”,“要有耐心”。是的,但是化脓时间可能很长,疤痕会很丑陋。脓肿也可以形成包囊,在表面得到控制,但是受到感染的病灶可以在整体抵抗微弱的时候,或在一次敏感点的创伤面前复活。在涉及到一次不幸的情感或事件时,如果病人有一个准备苏醒的幼儿神经症病源的话,他会对此再次产生反应,焦虑、强迫、抑郁、失眠、心脏或消化障碍会突然出现在成人身上。
因此对我们来说关注这些个案的病人是有意义的,因为医生而不是精神科医师每天都会遇到,诊断同样归属于精神分析的范畴。
在论及精神分析的出版物中,幼儿创伤的重要性有时是令人震惊的。然而,每个人都知道,在所有个体身上,最严重的病和最具创伤性的冲击是对一个尚在成长的器官,一个抵抗最弱的器官的攻击,或者是对于之前治疗没有妥善处理的,存有损伤的器官的攻击。如同在生理领域发生的事情一样,心理领域发生的事情也是如此。
我们将要谈论的个案都是最简单的,并没有人为的加以简化。
对于那些首先就咨询于精神科医师的个案,我们仅仅对其间接的提及,因为我们有意将它排除在这本书之外。
成人的症状学更加丰富,不同的反应更加错综复杂,但是事实上它们在根基里从属于相同的机制。同样,除了一些临床上的概述,这项工作 的限制不允许我们展开对成人个案的观察。在成人那里,即使他心理上是健康的,我们同样可以在其生存过程遇到一些困难之际,找到阉割情结的痕迹,至少是在作为无意识活动证据的梦里面。
此外,不要忘记这一点,正是通过精神分析,我们才可以建立人类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冲突的普遍性,尤其是俄狄浦斯的冲突,它以每个人对此反应的方式确定地标记了主体。
一二三章是理论叙述。读者可以直接跳过阅读第二部分,那里更具体更临床。如果在临床观察的讨论中有觉得晦涩的地方可以再回到之前的章节。
译者:星期一翻译小组
翻译中难免有纰漏和疏忽,敬请大家不吝指正!
弗洛伊德以如此方式不断地发展了一套基本上是原创的学科,并使之为公众所识,后者或者受其诱惑,或者抗拒。
首要的一点,他是个医生。他想要治疗,他的目标是治愈。正如之前在化学研究中他有一个实际的目标一样——可卡因的随后发现是对其的加冕——他在心理学领域耐心的研究同样被一种医生渴望治愈精神病患的担忧所引导,而通常的疗法总是无能为力。
我们总是听到诚实的同僚否认精神分析理论所有的实际根据,将幼儿性欲视为是纯粹的发明,它的表现即使不是不合时宜的,至少不应该是刻意去深化的。俄狄普斯情结同样被指责为一种纸上谈兵,或者是一个保留在非正常人身上的畸形冲突。
而对于在生活中长期与儿童接触的人来说,如果他们真诚的记录下他们所看的话,他们会带来大量的临床观察支持精神分析的发现。
不过,如果人们只关注看到假设得到证实所带来的思辨性快乐的话,我们可以承认对于那些社会角色实际上使他们远离于工作台的人来说——即教育者和医生——这个问题是无关紧要的。
但是我们有时会忘记,在这个论战中,如果说精神分析为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开辟了新的研究道路的话,那么它最主要的关切点,任何医生都不能无视,即是临床层面的精神分析方法有一个治疗的目的。
装备了我们科学观察的系统,以及异乎寻常丰富细致的疗法军火库——它在今天发展到了精神化学——我们仍然看到大量治疗难以处理的个案。在失眠,身体抑郁,无力,痉挛,焦虑面前——它们表现为消化或心脏方面的问题,不知所措的医生冒险的动用他们的药物资源,但是最常见的情况并非是药效的短暂性而是没有效果。
人们承认害怕、怯场、精神痛苦、担心的生理反应,以及所有源于心理问题的功能障碍,都与一个众所周知的客观原因有关,并且伴随着它而消失;但是对于相同范畴的原因并不显而易见的障碍来说,病人——因为这是在承受痛苦的人,他们请求治疗——却常常听到:“这什么也不是——这是神经质。”
关于情感的冲突可以对通常的健康带来严重的紊乱,我们在这里仅仅举出一个例子作为证明。
这是一个三岁半的小姑娘的个案,约苏特,被带到儿童医院的达黑医生那里咨询,因为一个令人担忧的普遍状况:消瘦,苍白,厌食,对游戏冷漠,神经质,失眠或者噩梦惊醒,孩子为此受着神经性发作的折磨。
母亲把这个问题追溯到十五天前,起初,她没有特别留心,但是除了神经性发作之外,孩子的病情加重而且变得虚弱,促使她决定来咨询医生。
身体的检查呈阴性,医生开了笨巴比妥和对食欲的刺激类药品。
一周后,人们又把约苏特带了过来。一周内体重又下降了半公斤。她总是很虚弱,没有发烧。孩子自一年多以来都很干净,但是又重新开始尿床。
多亏了这个遗尿的症状——人们知道我从心理学视角对此很感兴趣,我的同事把我叫来对我说:“她可能需要你的治疗。”我重新开始询问母亲,让她细化这些事情的日期。
我们获知噩梦开始于三个星期前。孩子的性格也在同时发生了改变。本来是快乐活泼的,结果她变得沉默寡言无动于衷。夜间的惊醒招致了父母的责骂,真正的神经性发作接踵而至,在日益加重的情势面前,人们把约苏特带到了医院。
表面上在孩子的周围人中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现象。我问约苏特在哪里睡觉。在父母的房间。
——但是,母亲补充道,我丈夫和我觉得她现在已经很大了,这段时间以来,我们决定买一个长沙发,让她在饭厅里睡。
我询问具体的日期。
决定大约做了有三周了,我们甚至已经买了沙发,但是当然,现在我们什么也没有改变,我期待着她恢复健康。
我强调三周的这个巧合。
没这回事儿,母亲回答道,她还太小了不能理解这件事。她甚至不知道。她爸爸和我对这件事连一个词都没告诉她,为了让您确信,您可知道,医生,她甚至没有注意到这个饭厅里的新沙发。这是一个真正的婴儿。
我看到坐在母亲膝盖上的孩子从会谈开始起就带着呆呆的表情看着她。自打我说到障碍与买沙发的巧合之后,她就开始专注的看着我。
尽管理由对她来说是无意识的,但是通过这些症状,孩子表达了一个对离开父母房间,把母亲让给父亲的拒绝。
我们没有进入每个症状的原因中:噩梦,恐惧,夜间惊醒,厌食,遗尿,失去她的年纪该有的兴趣。一切都展现了一种焦虑,并招致了神经症式的退行症状。
理解了在孩子身上上演的冲突后,我们在约苏特面前向母亲解释说,她的孩子精神上承受着痛苦,需要帮助她承受与父母分离的想法,帮助她接受以一个大女孩的身份被对待,这正是她之前所害怕的。
我向约苏特解释说,她想继续做婴儿为了不离开妈妈。或许她觉得大家不再像以前那样爱她了或者爸爸想摆脱她?小家伙非常专心的静静听着,然后哭了。父母放弃了药物,遵循了我们的建议。
同一天晚上,爸爸妈妈跟约苏特讲了接下来的变化。爸爸比往常对她更加温柔,他让她思考一个崭新的未来,并向她描述她将会成为的大女孩,而他将以此为荣。以及她不久后会跟其他孩子一起去的学校。
四天后母亲回来了,她对我说孩子变得更加安静了。没有用苯巴比妥她也睡着了,睡得非常轻,但是没有噩梦。遗尿持续了头两天,而我们没有责怪孩子。两天之后,夜里尿床就停止了,食欲恢复了,孩子白天很快活。她提了许多问题。(焦虑消失了,孩子重新回到了她正常的情感水平)
我提议让她现在到另一个房间睡,我把这一点向约苏特解释,她同意了。我建议爸爸在她睡觉的时候去亲吻她。然后我补充道,无论如何,之后父母不应该再带她回到他们的房间。
八天以后,母亲带着一个喜悦骄傲的约苏特回来了。一切都很好。食欲,睡眠,快乐都回来了。孩子带着小姑娘的神情,并且是她自己要求她的妈妈过来对女医生说她已经痊愈了。
这只是这类更多属于精神而非心理维度的个案中的一个。在其面前,传统的疗法毫无效力,而这类个案精神科医师从不会对其关注,普遍是内科医生进行接待。机体的症状本身引起了父母的警觉。但是由对神经症机制的认识所引导的深入询问,带出了它的起源:心理上的创伤。
然而,与在躯体问题的个案中掌握既往病史相同,我们需要预料到我们所找寻的东西,同时倾听我们从病患身上了解到的信息。同样,对于行为障碍的研究,我们需要了解心理机制的普遍运作规律。
所有医生对个人在心理发展过程中遭遇的暗礁都应该有清晰的观念。这一点主要是对儿科医生有价值的,他们与教育者协作来预防神经症。但是对于其他医生来说同样重要,他们在一些不可解释的机体症状面前束手无策,但是不能将其坦诚地告知病患,任后者自己失去勇气辗转于不同医生之间,或清晰或隐晦的遭受拒绝。无论如何,这是些忍受着痛苦的人们,精神分析的治疗即使不能治愈它,也会改善它。
缺乏精神生理学认识的医生使我们想到在一个急性脓肿面前,试图掩盖肿块,在上面涂抹一些镇痛药而非消除脓肿的外科医生。“神经镇静剂”和“换换环境”这类建议也就是如此。
我们说,自然的天性本身就有自愈功能,因此我们对官能障碍的病患说“需要时间”,“要有耐心”。是的,但是化脓时间可能很长,疤痕会很丑陋。脓肿也可以形成包囊,在表面得到控制,但是受到感染的病灶可以在整体抵抗微弱的时候,或在一次敏感点的创伤面前复活。在涉及到一次不幸的情感或事件时,如果病人有一个准备苏醒的幼儿神经症病源的话,他会对此再次产生反应,焦虑、强迫、抑郁、失眠、心脏或消化障碍会突然出现在成人身上。
因此对我们来说关注这些个案的病人是有意义的,因为医生而不是精神科医师每天都会遇到,诊断同样归属于精神分析的范畴。
在论及精神分析的出版物中,幼儿创伤的重要性有时是令人震惊的。然而,每个人都知道,在所有个体身上,最严重的病和最具创伤性的冲击是对一个尚在成长的器官,一个抵抗最弱的器官的攻击,或者是对于之前治疗没有妥善处理的,存有损伤的器官的攻击。如同在生理领域发生的事情一样,心理领域发生的事情也是如此。
我们将要谈论的个案都是最简单的,并没有人为的加以简化。
对于那些首先就咨询于精神科医师的个案,我们仅仅对其间接的提及,因为我们有意将它排除在这本书之外。
成人的症状学更加丰富,不同的反应更加错综复杂,但是事实上它们在根基里从属于相同的机制。同样,除了一些临床上的概述,这项工作 的限制不允许我们展开对成人个案的观察。在成人那里,即使他心理上是健康的,我们同样可以在其生存过程遇到一些困难之际,找到阉割情结的痕迹,至少是在作为无意识活动证据的梦里面。
此外,不要忘记这一点,正是通过精神分析,我们才可以建立人类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冲突的普遍性,尤其是俄狄浦斯的冲突,它以每个人对此反应的方式确定地标记了主体。
一二三章是理论叙述。读者可以直接跳过阅读第二部分,那里更具体更临床。如果在临床观察的讨论中有觉得晦涩的地方可以再回到之前的章节。
译者:星期一翻译小组
翻译中难免有纰漏和疏忽,敬请大家不吝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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