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诺︱把书桌推到和世界交融的点

（载2012年10月《文景》“文艺，能否改变一座城”专题）
我从台北来，在台北生活。我在咖啡馆里面写东西大概已经整整十五年了。这逐渐变成一种习惯，甚至变成一种依赖。就像我有抽烟的习惯一样。我这样讲出来好像带着某种危机感，或者说就像张爱玲讲过的，那种惘惘的威胁。我想这是真的，因为世界一直在变，改变这么零乱方向的东西里头，我一直感觉到他隐含着一个共同的声音，好像一直在说同样一句话，这句话因为现在改变的速度不断加快，变得更加清晰。那就是好像这个城市不断在告诉你说，你不能再这样了：不管你这个事做了多久，不管你这样做有什么样的理由，不管你感觉你不做这个事会多么的活不下去。我们在一个城市里，几乎每一天都有这样的感觉。我曾经不止一次地问过自己，为什么我书写要在咖啡馆，其中一个理由是寻找一间玻璃屋子。这样的书写方式，是把我的书桌尽可能的向前推，推到自己房间跟外头世界交壤的临界点。在书写必要的专著的大前提下，我隐隐约约还是希望自己的书写能够在某种真实的光天化日之下进行。我希望我的书写可以听得到人声，有一个比较正常的光线，能够跟外面的光线保持一种最起码、最低限度的、一再的接触。往往埋头写几个小时，偶尔抬头的时候，还可以看到有人，能够感觉到这个世界就存在在那里。
这个有点像有一位大导演在写自传中最后一段写到的，他希望自己死后，可以每隔五年十年就从坟墓里爬出来一次，看看街边，看到这个世界还在进行，这样他就可以很安心的回去，可以再安心躺个五年十年。我们隔绝在这个世界里并不困难，事实上你当下在想的东西，在写的东西，是你记忆的东西，并不是你眼前看到的东西；你在写的当下，并不需要外界世界的直接进入，实际上也来不及。随着年纪越来越大，我好像越来越不放心自己这种完全封闭的书写，也不相信一种全然自我的书写。我记得有一个国外作家这样写，你晚上激情澎湃的写，到早上起来的时候，全部都扔进垃圾筒，深夜写的东西，常常是会被在日后当作垃圾的东西。所以我不太放心在奇特的方式下书写，我希望有一个隐隐约约的外在世界的背景。
我们一直希望书写没有限制，应该完全的自由，这是书写者的理想。但是实际上所有的书写者在真正写的时候，你用不了这么多的自由。年轻的时候，我和很多人一样，常常感觉到一个外在世界的存在是杂音。但是现在我觉得这是一种必要的提醒，或者说是对你书写时时刻刻的校正。就像马克斯•韦伯所讲的，你必须要面对一些不淑的真相。有外界不断的干扰和校正的书写，才不会像断线的风筝那样，仅仅是安慰自己、让自己愉快的、没有重力的书写方式。举例说，如果让小说家重新进入到滑铁卢战役当中，他能自由的改变战争结果。改变结果，在书写上、在想象当中非常容易，但是改变结果有什么意思？所以，如果先接受这个很沉重的历史事实，这才是书写的理由和起点。因此书写要回答的问题并不是已经知道的这个战役是谁胜谁负，而是说本来可以改变的为什么最终没有改变。或者说，我们知道历史开放有这么多种可能，为什么独独实现的是这一种，是什么原因没有让其他事情发生，只发生这件。我这样问无疑让人非常不舒服，就像逼问历史的真相，现实当中不喜欢又无可奈何的真相。这是某种历史的命运，某种人类的命运。那种完全没有道理，但却没有人可以反对的东西。我们在写历史的时候，最后总是会跑出这样的难堪。每一种真相都是对人的限制，我们把所有这些限制加起来，称之为人的真实处境，我们切切实实的处境。这些所有的处境，就算你不看它、不想它，它也是存在的。它也一样对你发生作用。
我自己生在台湾东北角的地方，但我在台北一住就是很多年，没有离开。我希望有一天可以自由的骑脚踏车，可以自由的抽烟，这是两件非常自由的事。但我一直留在台北。我就想把我的书写书桌尽可能的向前推，推到和外面世界交融的那一个点上。人在同类面前，永远没有办法做完整的世界，人在人面前，不会有完整的世界。因为一个人的世界限制另外一个人的世界。什么意思呢？我不止把一个城市看成是更多问题的地方，我会觉得，它可能还是我们面对人类发展的一个问题，他用一种比较急迫、比较困难的方式呈现出来。而且我们面对这些问题时会很自然地感觉到，我们收到了什么，我们事实上为种种不属于我们的真相所限制和修正。你不能用一种一厢情愿的方式去思索他。这对我来讲非常重要，因为书写中我害怕在长时间的封闭里会进入自己一厢情愿的世界。我现在很坦白地讲，是我需要台北市，而不是台北市需要我，台北市一点都不需要我，是我的书写需要留在台北市，需要这样一个世界的存在。
“文艺，能否改变一座城？”我非常同意张大春讲的，在书写的当下，有些人可能有这样的企图，过去的书写就有这样的企图。但是通常我们书写不是，只是代表某一个人、某一件事，甚至某一间房子、某一条街。一个城市跟你的关系通常就是那几个人，那两条街，那几间房间。当人不在了，房子不在了，你和这个城市关系就不存在了，你就可以离开了。在书写的过程当中，一个城市在当下并不理解他自己，因为很多事情在发生，还没有实现。人不理解当下，因为你不理解未来，你怎么会理解当下，因为当下是未来还没有完成的形态。书写者凭借他的专注和直觉写下来某种东西，以追忆，一种存留，一种简写的方式来完成。我觉得改变一个城市的方式，可能不是以一种兴高采烈、拉拉队式的方式引领风骚，觉得这个城市因为我的主张改变了道路，人类改变了他的生活。可能不是这样的形态。我比较同意张大春的说法，真正的改变是在挑选记忆存留的过程完成的。至少在现阶段的现实当中，在台北，文学并没有被承认有拉动公众社会的力量。一个城市会轰轰然的前进，但并不是因为文学。我还要顺着大春的说法说，一个文艺或者是书写面对一个城市，通常如果说它能够做到什么，甚至改变什么事情，更多的时候是用抗拒、抵抗的方式来完成。我们不觉得应该这样，我们不觉得有些东西应该这样进行，当你没有留意，在现实当中留下来的时候，你还有没有机会用另外的方式来把它留下来。这是我在台北书写多年来的感觉。
最后我要说，现实可能也没有那么糟。也许和这个城市相处久了，无非是你看到熟悉的人，每天走过的街道，每天进的咖啡馆，希望他可以尽如人意，起码不要变得更糟。我在此引用一篇非常短的短文中《沙漠》的一段话作结。这段话很简单，看起来没什么，但我非常喜欢：他说，我在离金字塔三四百米的地方弯下腰，抓起一把沙子，默默的松手，让它散落在梢源，然后低声地说，我正在改变撒哈拉沙。这件事微不足道，但是那句并不巧妙的话，十分的恰切。我想我集一生的力量才可以说出这句话，这一件事是我在埃及逗留期间最有意义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