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绘画流派数据库当年的“京派”和“海派”之争 朱少伟
上海堪称长江口的璀璨明珠，由此抵达北美和西欧的距离大致相等。这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上海最有条件成为各种文化交流的枢纽。
然而，当上海跃为江南重要商业城市并迸发巨大潜力朝近代化方向迈进之际，却遇到前所未有的变局。在鸦片战争的硝烟中，清政府被迫与英国签订不平等的《南京条约》，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1843年11月，西方列强觊觎已久的黄金口岸上海在屈辱中开埠。仅隔两年，这里便出现第一个租界——英租界。法国、美国进行效仿，相继在上海辟出法租界、美租界(1863年美租界与英租界合并为公共租界)。从本质上说，租界是西方列强在中国建立的“国中之国”，也是其对华实施政治渗透、经济掠夺的基地，但殖民主义者的动机不能完全决定效果:租界当局采取严格的市政管理方式和先进的建设手段，在客观上促进了上海城市近代化；租界内创办的教会学校、译书机构、外国报刊等，或多或少传播了西方科学文化知识。英租界、法租界起初合计长约10华里，被泛称“十里洋场”，后来租界疯狂扩张，竟掩有今上海老市区的大部分，与此同时华籍居民大量迁入。到19世纪末，据统计租界人口已骤增至40多万，外侨约占1.6％，此外均为上海和来自各省的居民。长期的“华洋共处”、“五方杂居”，实际也是一个中西文化剧烈碰撞、南北文化频繁交汇的复杂过程，最终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融合。这种融会，即为海派文化产生的基础。
“海派”一词肇始于中国画。晚清，大批画家为谋生或避乱，纷纷携艺来到上海，使之逐渐成为绘画活动中心。黄式权在1883年刻印的《淞南梦影录》中提及:“各省书画家以技鸣沪上者，不下百余人。”其中的有识之士发起组织画会，积极开展活动，如吴宗麟于同治年间兴办“萍花书画社”，吴昌硕等于光绪年间创设“海上题襟馆金石书画会”，让来自各地的画家共同切磋技艺，相互取长补短。与此同时，西洋画也开始流行，如同治年间上海徐家汇出现的“土山湾画馆”，专门教习铅笔画、水彩画和油画。许多画家受到新风气的影响，不愿再陷于窠臼，他们勇敢地向守旧派和复古派挑战，在中国画的传统基础上吸纳民间绘画艺术和西洋画技法，形成融古今土洋为一体的海上画派，又称海派，主要代表有赵之谦、任伯年、吴昌硕等。海派作为艺术流派滥觞后，很快从中国画、京剧漫开至电影、小说、美术教育等领域，乃至社会风尚、生活方式。
海派与生俱来有着多元、创新、变异、时髦这四个特质。多元，就是海纳百川、中西合璧；创新，就是见多识广、富有创造；变异，就是注重变化，与时俱进；时髦，就是追逐时尚，引领潮流。然而，毋庸讳言，海派也曾有消极面，如崇洋意识、市侩心理、奢浮风气等。为此，上世纪30年代初期文坛发生了“京海之争”。
1934年1月7日，沈从文在《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论“海派”》，其中这样抨击:“‘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相结合，便成立了我们今天对于海派这个名词的概念。但这个概念在一般人却模模糊糊的。且试为引伸之:‘投机取巧’，‘见风转舵’，如旧礼拜六派一位某先生，到近来也谈哲学史，也说要左倾，这就是所谓海派。如邀集若干新斯文人，冒充风雅，名士相聚一堂，吟诗论文，或远谈希腊罗马，或近谈文士女人，行为与扶乩猜诗谜者相差一间，从官方拿到了点钱，则吃吃喝喝，办什么文艺会，招纳子弟，哄骗读者，思想浅薄可笑，伎俩下流难言，也就是所谓海派。盛情主义的左倾，勇如狮子，一看情形不对时，即刻自首投降，且指认栽害友人，邀功牟利，也就是所谓海派。因慕渴出名，在作品之外去利用种种方法招摇；或与小刊物互通声气，自作有利于己的消息；或每书一出，各处请人批评；或偷掠他人作品，作为自己文章；或借用小报，去制造旁人谣言，传述撮取不实不信的消息，凡此种种，也就是所谓海派。”沈从文作为京派文人，在文章中虽然切中部分海派文人之时弊，但也明显带偏激，几乎一股脑儿将文坛的秽行都归结为海派。
对此立即作出反应的是曹聚仁，他于1月17日在《申报•自由谈》发表《京派与海派》，说:“‘京派’和‘海派’本来是中国戏剧上的名词，京派不妨说是古典的，海派不妨说是浪漫的；京派如大家闺秀，海派则如摩登女郎”，“若大家闺秀可嘲笑摩登女郎卖弄风骚，则摩登女郎亦可反唇讥笑大家闺秀为落伍”；“海派文人无一是，固也。然而穿高跟鞋的摩登女郎，在街头往来，在市场往来，在公园往来，她们总是社会的，和社会接触的。那些裹着小脚，躲在深闺的小姐，不当对之有愧色吗？”此种迂回的辩解，极为巧妙，也较易让人接受。
接着，徐懋庸于1月20日在《申报•自由谈》发表《“商业竞卖”与“名士才情”》，称:“文坛上倘真有‘海派’与‘京派’之别，那末我以为‘商业竞卖’是前者的特征，‘名士才情’却是后者的特征。海派文人，多半以稿费为第一目的，故‘投机取巧’、‘见风转舵’等丑态，诚不能免。京派文人，则或为大学教授，或兼政府官职，凭借官僚机关而生活，基础巩固，薪金丰厚，自不至如海派文人那样之穷形极相，故亦不必‘投机’、‘看风’”；“商人和名士都要钱用。但商人用的钱，是直接地用手段赚来的，名士用的钱，则可来得曲折，从小百姓手中出发，经过无数机关而到名士手中的时候，腥气已完全消失，好像离开厨房较远的人吃羊肉一样”。这也是间接的反驳，可谓十分机智。
在唇枪舌剑中，《申报•自由谈》和《大公报•文艺副刊》成为主要阵地，一些文艺刊物也有所介入，相继亮相的重头文章还有沈从文的《关于“海派”》，曹聚仁的《续谈“海派”》，苏汶的《文人在上海》，青农的《谁是“海派”？》，毅君的《怎样清除“海派”？》，师陀的《“京派”与“海派”》，胡风的《再论京派海派及其他》，仰孟的《大学生与海派》，韩侍桁的《论海派文学家》，姚雪垠的《京派与魔道》等。这场汇总对京派、海派种种看法的论争，虽然持续时间不算太长，但却异常激烈，结果弄得京派、海派都灰头土脸，以至高潮过后仍有余波。
当时，鲁迅很冷静地看待“京海之争”。1934年2月3日，他在《申报•自由谈》发表《“京派”与“海派”》，指出:“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但从官得食者其情状隐，对外尚能傲然，从商得食者其情状显，到处难于掩饰，于是忘其所以者，遂据以有清浊之分。而官之鄙商，固亦中国旧习，就更使‘海派’在‘京派’的眼中跌落了。”这段关于京派、海派的著名阐述，是最超然公正的，在社会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卢沟桥事变后，随着政局的动荡，文化教育界的情况也起较大变化。魏京伯在1939年6月发表于《鲁迅风》的《海派与京派产生的背景》中谈到:“凡是在上海教育文化上工作的人称为海派，凡在北京教育文化上工作的人名为京派。但七七全面抗战以来，北京的文化人一部到长安去，一部到昆明去，一小部来到上海，留一小部分在北京；上海的文化人也有一部分到外地去了；现在的京海二派亦不成其为派了。是以京派海派已成考古上名词。”这虽反映了实际现状，但所作推论未免极端化。因为，在“孤岛”时期的上海，仍活跃着以张爱玲、苏青、予且为代表的海派作家。
由于各种原因，海派一度沉寂，甚至被淡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以磅礴气势席卷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受到高度重视，上海作为近代文明兴起较早的大都市，自然会回眸文化底蕴，并凭借传统资源重塑城市形象。在这种背景下，海派又逐渐升温，诸如海派小说、海派昆剧、海派灯谜、海派插花、海派盆景、海派菜肴、海派点心、海派服饰等名称层出不穷。如今，海派早已不再指具体艺术流派，而是扬弃了原有糟粕，成为一种文化现象、文化风格和文化精神。因此，深入研究海派文化，将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市文化起到积极作用。
来源： 人民政协报
然而，当上海跃为江南重要商业城市并迸发巨大潜力朝近代化方向迈进之际，却遇到前所未有的变局。在鸦片战争的硝烟中，清政府被迫与英国签订不平等的《南京条约》，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1843年11月，西方列强觊觎已久的黄金口岸上海在屈辱中开埠。仅隔两年，这里便出现第一个租界——英租界。法国、美国进行效仿，相继在上海辟出法租界、美租界(1863年美租界与英租界合并为公共租界)。从本质上说，租界是西方列强在中国建立的“国中之国”，也是其对华实施政治渗透、经济掠夺的基地，但殖民主义者的动机不能完全决定效果:租界当局采取严格的市政管理方式和先进的建设手段，在客观上促进了上海城市近代化；租界内创办的教会学校、译书机构、外国报刊等，或多或少传播了西方科学文化知识。英租界、法租界起初合计长约10华里，被泛称“十里洋场”，后来租界疯狂扩张，竟掩有今上海老市区的大部分，与此同时华籍居民大量迁入。到19世纪末，据统计租界人口已骤增至40多万，外侨约占1.6％，此外均为上海和来自各省的居民。长期的“华洋共处”、“五方杂居”，实际也是一个中西文化剧烈碰撞、南北文化频繁交汇的复杂过程，最终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融合。这种融会，即为海派文化产生的基础。
“海派”一词肇始于中国画。晚清，大批画家为谋生或避乱，纷纷携艺来到上海，使之逐渐成为绘画活动中心。黄式权在1883年刻印的《淞南梦影录》中提及:“各省书画家以技鸣沪上者，不下百余人。”其中的有识之士发起组织画会，积极开展活动，如吴宗麟于同治年间兴办“萍花书画社”，吴昌硕等于光绪年间创设“海上题襟馆金石书画会”，让来自各地的画家共同切磋技艺，相互取长补短。与此同时，西洋画也开始流行，如同治年间上海徐家汇出现的“土山湾画馆”，专门教习铅笔画、水彩画和油画。许多画家受到新风气的影响，不愿再陷于窠臼，他们勇敢地向守旧派和复古派挑战，在中国画的传统基础上吸纳民间绘画艺术和西洋画技法，形成融古今土洋为一体的海上画派，又称海派，主要代表有赵之谦、任伯年、吴昌硕等。海派作为艺术流派滥觞后，很快从中国画、京剧漫开至电影、小说、美术教育等领域，乃至社会风尚、生活方式。
海派与生俱来有着多元、创新、变异、时髦这四个特质。多元，就是海纳百川、中西合璧；创新，就是见多识广、富有创造；变异，就是注重变化，与时俱进；时髦，就是追逐时尚，引领潮流。然而，毋庸讳言，海派也曾有消极面，如崇洋意识、市侩心理、奢浮风气等。为此，上世纪30年代初期文坛发生了“京海之争”。
1934年1月7日，沈从文在《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论“海派”》，其中这样抨击:“‘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相结合，便成立了我们今天对于海派这个名词的概念。但这个概念在一般人却模模糊糊的。且试为引伸之:‘投机取巧’，‘见风转舵’，如旧礼拜六派一位某先生，到近来也谈哲学史，也说要左倾，这就是所谓海派。如邀集若干新斯文人，冒充风雅，名士相聚一堂，吟诗论文，或远谈希腊罗马，或近谈文士女人，行为与扶乩猜诗谜者相差一间，从官方拿到了点钱，则吃吃喝喝，办什么文艺会，招纳子弟，哄骗读者，思想浅薄可笑，伎俩下流难言，也就是所谓海派。盛情主义的左倾，勇如狮子，一看情形不对时，即刻自首投降，且指认栽害友人，邀功牟利，也就是所谓海派。因慕渴出名，在作品之外去利用种种方法招摇；或与小刊物互通声气，自作有利于己的消息；或每书一出，各处请人批评；或偷掠他人作品，作为自己文章；或借用小报，去制造旁人谣言，传述撮取不实不信的消息，凡此种种，也就是所谓海派。”沈从文作为京派文人，在文章中虽然切中部分海派文人之时弊，但也明显带偏激，几乎一股脑儿将文坛的秽行都归结为海派。
对此立即作出反应的是曹聚仁，他于1月17日在《申报•自由谈》发表《京派与海派》，说:“‘京派’和‘海派’本来是中国戏剧上的名词，京派不妨说是古典的，海派不妨说是浪漫的；京派如大家闺秀，海派则如摩登女郎”，“若大家闺秀可嘲笑摩登女郎卖弄风骚，则摩登女郎亦可反唇讥笑大家闺秀为落伍”；“海派文人无一是，固也。然而穿高跟鞋的摩登女郎，在街头往来，在市场往来，在公园往来，她们总是社会的，和社会接触的。那些裹着小脚，躲在深闺的小姐，不当对之有愧色吗？”此种迂回的辩解，极为巧妙，也较易让人接受。
接着，徐懋庸于1月20日在《申报•自由谈》发表《“商业竞卖”与“名士才情”》，称:“文坛上倘真有‘海派’与‘京派’之别，那末我以为‘商业竞卖’是前者的特征，‘名士才情’却是后者的特征。海派文人，多半以稿费为第一目的，故‘投机取巧’、‘见风转舵’等丑态，诚不能免。京派文人，则或为大学教授，或兼政府官职，凭借官僚机关而生活，基础巩固，薪金丰厚，自不至如海派文人那样之穷形极相，故亦不必‘投机’、‘看风’”；“商人和名士都要钱用。但商人用的钱，是直接地用手段赚来的，名士用的钱，则可来得曲折，从小百姓手中出发，经过无数机关而到名士手中的时候，腥气已完全消失，好像离开厨房较远的人吃羊肉一样”。这也是间接的反驳，可谓十分机智。
在唇枪舌剑中，《申报•自由谈》和《大公报•文艺副刊》成为主要阵地，一些文艺刊物也有所介入，相继亮相的重头文章还有沈从文的《关于“海派”》，曹聚仁的《续谈“海派”》，苏汶的《文人在上海》，青农的《谁是“海派”？》，毅君的《怎样清除“海派”？》，师陀的《“京派”与“海派”》，胡风的《再论京派海派及其他》，仰孟的《大学生与海派》，韩侍桁的《论海派文学家》，姚雪垠的《京派与魔道》等。这场汇总对京派、海派种种看法的论争，虽然持续时间不算太长，但却异常激烈，结果弄得京派、海派都灰头土脸，以至高潮过后仍有余波。
当时，鲁迅很冷静地看待“京海之争”。1934年2月3日，他在《申报•自由谈》发表《“京派”与“海派”》，指出:“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但从官得食者其情状隐，对外尚能傲然，从商得食者其情状显，到处难于掩饰，于是忘其所以者，遂据以有清浊之分。而官之鄙商，固亦中国旧习，就更使‘海派’在‘京派’的眼中跌落了。”这段关于京派、海派的著名阐述，是最超然公正的，在社会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卢沟桥事变后，随着政局的动荡，文化教育界的情况也起较大变化。魏京伯在1939年6月发表于《鲁迅风》的《海派与京派产生的背景》中谈到:“凡是在上海教育文化上工作的人称为海派，凡在北京教育文化上工作的人名为京派。但七七全面抗战以来，北京的文化人一部到长安去，一部到昆明去，一小部来到上海，留一小部分在北京；上海的文化人也有一部分到外地去了；现在的京海二派亦不成其为派了。是以京派海派已成考古上名词。”这虽反映了实际现状，但所作推论未免极端化。因为，在“孤岛”时期的上海，仍活跃着以张爱玲、苏青、予且为代表的海派作家。
由于各种原因，海派一度沉寂，甚至被淡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以磅礴气势席卷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受到高度重视，上海作为近代文明兴起较早的大都市，自然会回眸文化底蕴，并凭借传统资源重塑城市形象。在这种背景下，海派又逐渐升温，诸如海派小说、海派昆剧、海派灯谜、海派插花、海派盆景、海派菜肴、海派点心、海派服饰等名称层出不穷。如今，海派早已不再指具体艺术流派，而是扬弃了原有糟粕，成为一种文化现象、文化风格和文化精神。因此，深入研究海派文化，将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市文化起到积极作用。
来源： 人民政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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