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最喜欢的学生之一 在西南联大书写抗战小说》——吴霖

                
                


舍下有一册《一年集》，是本散文集，得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版权页载，是书民国三十八年（1948年）一月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在上海初版。得书伊始，我并不知作者流金是为何人，记得查过数种文学词典，皆无功而返。直到1997年偶然买到尚丁《芳草斜阳忆行踪》一书，才在其中一文中得知流金本名程应鏐，为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程应鏐生于1916年，殁于1994年。倘若没有前半生的战乱和后半生的各种运动，作为书生，他的一生大概也一定会是平平淡淡或曰波澜不惊的。只是，个体的生命往往被无情地置放在大时代的舞台上，与各种历史节点猝然相遇，渺小的人生，不管你愿意与否，也便往往会彰显出戏剧性的价值。

程应鏐曾写过一篇《程应鏐自述》的文章，收入在千禧年出版的《世纪学人自述（第五卷）》中，文后仅书2月4日，未署写作年份。此文是程应鏐本人在晚年对自己人生的概括，自然很重要，故又被收进2016年出版的《程应鏐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一书，并被安排在了重要的位置上。该书由程门弟子和家人参与编辑，在《自述》一文篇后，补充了写作年份——1986年。在虞云国编著的《程应鏐先生编年事辑》中，此文则被列入1985年所作。程应鏐时甫过七十，身体、脑力尚健。

在《程应鏐自述》中，作者具体写到了自己人生中的一些重要年份。比如，他写到了1938年，斯年夏初，他到了延安。同年秋，他经江西、湖南、贵州，最后到达昆明，进入了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也写到了1940年，夏，程应鏐毕业。并在“秋初应友人之约，经重庆、成都，过剑门，由汉中至宝鸡，再到西安。在西安病倒了，十月初才到达洛阳。”这个友人，是程在燕京大学时候的同学赵荣声（1915—1995），此时正在洛阳的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任卫立煌的秘书。先是函邀，在得到程应鏐首肯后，寄来了路费和护照。护照上身份一栏写的是“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同上校秘书”。在这篇生平概述中，他未写到1939年。这一年，被省略了。

毕业当年的夏天，程应鏐编定了《一年集》。《程应鏐自述》中说：“流金是我从1936年开始使用的笔名，散文《一年集》，就是收集了1937至1938一年内发表的文章。”然而，这篇写于1985或1986年的《自述》，对《一年集》写作时段的认定是不准确的。可以推断，至少在写作该文时，程应鏐手中应无实体的《一年集》可供核实，他与自己的著作也睽违了多年。

翻阅《一年集》可知，此书共收散文13篇，除5篇未署创作日期，其他8篇是有明确日期的，有的甚至具体到年月日。这8篇中，除《第一个春天》，创作于1938年3月外，其余7篇全部写于1939年。

1939年，程应鏐24岁，在昆明的西南联大历史系读书。

程应鏐在1968年6月21日写的“交待材料”提到：“在联大两年中，我除了学习，便是写小说和散文。其内容都和抗战有关，但充满了对于故乡的留恋。这些文章，有一部分收在《一年集》中。这个集子是章靳以主编的‘烽火丛书’之一，是由联大教授沈从文介绍到那里出版的。”

流金《一年集》被编辑者靳以编入“烽火文丛”，从此书中的广告可知，该文丛共有六种，即巴金《无题》、靳以《遥远的城》、艾青《火把》、一文《向天野》、流金《一年集》和碧野《远行集》。《一年集》列为“烽火文丛之五”，1942年5月由重庆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发行者：烽火社，发行人：吴春生。这个版本据说是土纸本，应该印数不多。“烽火”版在旧书市中很是罕见，偶能见到的，多是“文季”版。1948年1月，该书被列入“文季丛书之二十五”，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在上海再版。除了封面，内容、排版均未变化，应是直接用了“烽火”版的纸型。

1939年5月15日，《中央日报·平明》副刊（昆明版）创刊，程应鏐由沈从文推荐担任了该刊的编辑。

中央日报西迁重庆后，在昆明设立了分社。《平明》是中央日报的一个文学副刊。1939年5月5日起，在重庆的中央日报和大公报、新华日报等10家报纸不再单独出报，而是联合出版，报头也改为《重庆各报联合版》，一直到当年的8月13日，才恢复各自出版。

在恢复独立出版后的重庆《中央日报·平明》上，8月18日刊登了流金的《秦皇岛上》，10月22日刊登了《澂江小记》，12月1日刊登了《寂寞》，前两篇被收入在《一年集》中。我迄今始终未能一睹昆明版的《中央日报·平明》真容，未知两地的《平明》是稿子可以互用，还是并不重复。
程应鏐还在回忆沈从文的《永恒的怀念》中，写到当时联大的学生，有不少是在昆明版《平明》上发表了处女作，他举例说有汪曾祺、袁可嘉、方龄贵。此说也需查阅昆明版“平明”后方可定论。据汪曾祺哲嗣汪朗考证，汪曾祺发表的第一篇作品是1941年在《大公报》上发表的小说《复仇》，由沈从文推荐。

据现有资料看，虽然程应鏐和汪曾祺都是沈从文所喜欢得意的学生，但似乎两人之间并无直接交往。

在“一九三九年的春天已经过完了”（程应鏐语）的时候，从重庆远道来了两位朋友，一位是赵宗复（1915—1966），一位是陈矩孙（1913—1987），都是他在燕京大学的同学。没过几天，顾颉刚到昆明，因为他们都是顾的学生，所以见面，又过几日，顾请他们吃饭，在程应鏐的记忆中，是在一家“共和春”的饭馆。与席者有赵宗复、陈矩孙、程应鏐、李宗瀛外，还有陈梦家。席间，顾先生送同席者每人一本《汉代学术史纲》。

在《顾颉刚日记》中，顾的记载略有不同，一是饭馆的名字为“海棠”，二是参加的人名不能完全对上。此段时间，顾宴请和被请数次，与席者均无赵宗复。但8月14日日记中，留下了：“赵宗复偕程应鏐来”的记录。

之所以在此细节上孜孜以求，盖因从重庆来的这两位燕大同学都不是寻常人。陈矩孙曾是燕大中共地下党负责人，也是一二·九运动的领导者之一。1940年，陈重返北平燕京，曾做过司徒雷登的秘书。抗战胜利后，被中共闽浙赣省委书记曾镜冰任命为社会部负责人。赵宗复1933年在燕京期间入党，曾是著名红色特工组织“佐尔格小组”的成员。赵宗复在1939年的公开身份是阎锡山为司令长官的第二战区政治交通局局长。所以，这两位同学，除了都是地下党之外，也都还是中共在秘密战线上的活跃人物。但此一关节，不知当年的程应鏐是否知晓？

赵宗复在燕京大学是高程应鏐三年的学长，两人在燕园时并无交集。程应鏐称，他与赵的关系，始于1939年的昆明，其时赵来往香港两过昆明，都是住在程应鏐和李宗瀛（1915—1996）的租住的先生坡树勋巷5号中。两人的关系“终成好朋友”（程应鏐语）。

与程应鏐同屋的李宗瀛，也是燕京历史系的老同学，也曾是中共燕京支部的委员。程应鏐从家乡江西到昆明经过贵州，就是劝说李宗瀛和他同去西南联大复学的，当时，李的长兄李宗恩正在筹办贵阳医学院。在那里，程应鏐初遇李宗蕖，她是李宗瀛的胞妹，后来成为程应鏐相伴终身的妻子。
在西南联大，程应鏐被视为“左派同学”（许渊冲语）。在燕京时代，他曾积极投身到一二·九运动中，先加入“民先”组织，继尔成为北方“左联”盟员。“七七事变”后，程应鏐逃出北平。在武汉由范长江介绍，北上山西临汾，加入了当时因“平型关大捷”声名鹊起的八路军115师343旅686团。同时北上的，还有燕京的同学赵荣声，赵进入了丁玲领导的战地服务团。

在686团，程应鏐的主要工作是编印团里的一份油印小报。关于此段经历，程应鏐留下的文字中叙述极少。

1938年夏，经686团同意，程应鏐先是到延安，复去武汉，再回故乡。斯年秋，入西南联大。程应鏐的八路军生涯是短暂的。据说，程应鏐晚年缠绵病榻时，医生嘱咐最好用唱歌锻炼身体。他遵医嘱，躺在床上唱，但只会唱两首歌。一首是用日文唱的劝降歌，这是他在八路军时，两个日本俘虏教会的。另一首就是“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完全用江西话唱。

程应鏐毕业时，本已定入联大师范学院任助教，但终于应好友赵荣声之邀，决定北上洛阳赴第一战区卫立煌部。这是他第二次穿上戎装。

赵荣声也是中共党员，其在卫立煌身边工作，是受中共组织委派，刘少奇曾与之长谈，秘密指示他要长期潜伏下去。赵荣声的实际身份，估计程应鏐也是茫然的。

程应鏐的笔名流金，始用于1936年。后来在八路军686团，他也是以流金作为正式名字的。这个名字，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正式放弃不用。主要是他似乎已经下了决心与文学创作揖别。但这名字，在最熟的朋友间仍然活着。

《一年集》中，有一篇《一生》，写于1939年11月。还是写家乡，那江西农村的风景和人情。其中，犹可觑见沈从文那一路的风格，看似恬淡的很，实则浓郁之极。其中一段这样写道：
乡下地方，物产多，人情厚。山里出茶出笋，水里出鱼出虾。女人探茶攀笋，身体好。声音好，上山如猿，唱歌如鸟，男人种田，做完田里事，便捕鱼砍柴，柴不论钱，鱼也不论钱。吃鱼吃虾，都有一定季节，春鲈夏鲤，秋鲫冬鳜，不到该吃日子，鱼虾跳到岸上，亦必被人放回水里。

这样的文字，值得被人记住。1939年11月，是程应鏐的24周岁生日。他有《廿四初度》诗自贺。尾联是：“二十四年前事在，杜陵身世魏王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