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的文体与文学革命的发生

非文学 创作
季剑青 发表于:
《汉语言文学研究》2015年第2期
创刊于1915年的《新青年》,以鼓吹新思潮和发动文学革命而成为一代名刊,这个形象定格在人们的历史记忆中,多少妨碍了对这个刊物做历史化的观察。近年来许多研究者都注意到《新青年》并非横空出世,而是有其自身的历史渊源,特别是在考察《新青年》和《甲寅》的关系方面,创获颇多。若进一步拉深视野,不难发现,《新青年》处在晚清以降政论杂志的历史谱系中,这里的“政论”不限于政治评论,而是泛称广义的思想文化评论,或者借用鲁迅的话来说,“《新青年》其实是一个论议的刊物”(《〈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和晚清的《清议报》、《新民丛报》、《民报》,民初的《庸言》、《甲寅》一脉相承。陈独秀也和梁启超、章士钊类似,是一位自觉运用报刊这一现代媒介来发表思想论说的新式知识分子,担当的“文化批评家”或“文化运动的启蒙家”(郭沫若《文学革命之回顾》)一类的角色。虽然《新青年》的文学革命话题不是一般政论杂志关心的,因而显得有些特别,但“文学”是作为一个论题呈现在《新青年》上的,和其他论题(如“孔教”)在性质上并无根本差异。问题在于,为何由胡适引发的关于文学革命的讨论,会生成和发展成一个影响深远的文学运动?更深一层来看,胡适提出的白话文学的主张,最初只是一个文学语言形式的问题,它在《新青年》上发表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但胡适的观点最终促成了一场“文学革命”,却与《新青年》作为一个政论杂志的身份有着直接的关系。 要理解文学革命与《新青年》之间的内在关联,我们需要简单地梳理一下晚清以降政论杂志和“文学”的关系。这里可以区分出两个层面,一个是文学观念自身的变化;一个是政论杂志“文体”的变化。我所说的文体不限于文字形式的层面(如通常所说的“报章文体”,这当然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还包括刊物结构形态上的特征,特别是栏目的设置。近代以来文学观念的变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这里只能非常粗略地概述。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文学”并不是一个稳定的概念,在不同的语境中可以被解释为文章博学、文辞、文字之学、思想学术等不同含义。晚清民初,当人们用“文学”指代书面文献的时候,原有的较为宽泛的、包含各类“文”在内的“文学”概念仍然通行,与此同时,随着西方文学观念的进入,“文学”开始作为literature的译语出现,出现了新的“文学”观念,“文学”不再被当作某种普泛的总名,而成为相对独立的一科。换言之,不是所有的“文”都被看作“文学”,“文学”被理解为一个规范性的概念,用于指称具有特定特征的“文”。这些特征往往指向两个相互联系的层面,一个是文字形式上的美观,一个是抒发和激起情感的功能,因而这个意义上的“文学”,常常和“美术”、“美文”、“美感”、“情感”等观念联系在一起。 如果从作为总名的“文”或“文学”概念的视角来看,容纳不同类型文字的报章杂志,也可以看作“文”或“文学”,谭嗣同《报章文体说》正是在这样的视野中,表彰报章包罗万象、“备哉灿烂”的长处。但是,就政论杂志主体部分的论说而言,其文字大体上是朝着浅近的方向发展,注重平易的说理,报章之文与传统的文集之文的区别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形成了自己的文体面貌,即所谓“新文体”。我们很难说“新文体”的出现是诸如梁启超这样的政论作家刻意经营的结果,它更多是适应报章杂志论学论政的需要而产生的。当时及后来对这种“新文体”有很多的批评,有些是出于传统的文章理想,有一些则是基于新的“文学”观念。按照前文的描述,政论杂志上的大部分文章,既不追求文字之美,同时又以议论而非抒情为旨,自然很难归入“文学”。 另一方面,我们从政论杂志的栏目设置上也能发现一些有趣的信息。我们看《清议报》、《新民丛报》等杂志的目录会发现,晚清政论杂志的栏目设置往往遵循着某种程式,首先是论说,这是最重要的部分,接下来会是新闻纪事及评论,或者各类分科新知的著述,也带有论说文的色彩,最后往往是“文苑”一类的栏目,登载诗词古文,有时候也刊登小说。仅从栏目设置上也能看出某种文体的分野,论说类栏目体现了“新文体”的特色,“文苑”类栏目更接近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虽然主事者未必有这样的自觉。事实上,至少在晚清的政论杂志上,“文苑”栏目更像是一种可有可无的点缀,常常是编作者通过诗文相怡情悦性的空间,后来的研究者也不太重视。人们谈论报章文体或者政论文学,通常不会考虑这一类栏目,就是一个证明。大体上可以说,在晚清政论作家的眼中,“文学”并不是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对象。 这种情况到了民国初年开始发生变化。由于政治环境的相对宽松,民国初年是一个政论杂志繁荣的时代,政论作家也一时辈出,这里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黄远庸。1914年2月,从《庸言》第2卷起,黄远庸接手了这份杂志,在带有发刊词性质的《本报之新生命》这篇文章中,他特别提到了“文学”,认为文学最能够“激励感情”,对“表著民德,鼓舞国魂”意义重大。黄远庸计划“纂述西洋文学之概要”来影响思想文化,在他主编的《庸言》第2卷第1、2合期至第6期上,有意识地加重了文学翻译的分量。 黄远庸对“文学”的定义是,“文学者,为确实学术以外之述作之总称,而通常要以美文为限”,这基本上是现代的“文学”观念了,与一般政论作家不同的是,黄远庸对“文学”寄予了更高的期待,“鄙人向日持论,谓今欲发挥情感,沟通社会潮流,则必提倡新文学。今欲濬发智慧,输入科学,综事布意,明白可观,则必提倡一种近世文体,使之合于文法及名学。”(《晚周汉魏文钞序》)这里所说的“近世文体”,应当包括以论说为主的报章文体,它和文学承担着不同的功能。1915年,在给《甲寅》主编章士钊的那封著名的信中,黄远庸更明确地将“新文学”的重要性放到了“论政”之文的前面,认为前者才是根本救济之法。这里面其实隐含了某种不容易察觉的矛盾,黄远庸一面坚持“文学”的独立性,明白无误地把它和“近世文体”区分开来,另一方面又希望“文学”能够沟通社会,“与一般之人生出交涉”。 章士钊显然对黄远庸的意见不感兴趣,他重视的还是讲求逻辑的政论。《甲寅》杂志上虽然也开设了文录”、“诗录”、“文苑”等文学栏目,但章士钊并不看重它们。1914年11月,《甲寅》第1卷第4号上刊出了胡适翻译的小说《柏林之围》,这是胡适在国内政论杂志上的首次亮相。章士钊很欣赏这位年轻的作者,却并不看重他的文学翻译,而是希望他多多给《甲寅》写“论政论学之文”。有趣的是,胡适的回信里却大谈自己的文学翻译计划(包括易卜生的《娜拉》和《国民之敌》),那时候胡适刚从康乃尔大学的农科转到文科不久,正沉浸在西方文学的世界中。 1915年6月,在日本协助章士钊编辑《甲寅》的陈独秀回到上海,准备创办属于自己的杂志,9月,《青年杂志》创刊。从刊物的整体面貌和作者群来看,《青年杂志》和《甲寅》之间的连续性是很明显的。陈独秀很依赖《甲寅》的作者给他供稿,他通过他和章士钊共同的好友、同时也是胡适的同乡汪孟邹,向胡适数次约稿,态度不可谓不诚恳,“或论文,或小说戏曲,均所欢迎”(1915年10月6日汪孟邹致胡适信,《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7册)。这里可以看出陈独秀和章士钊的差别,陈独秀对文学显然要更为重视。《青年杂志》第1卷1至6期,各期封面上都印有外国名人的肖像,其中一半是作家:屠格涅夫、王尔德和托尔斯泰。虽然没有标出“文苑”这样的栏目名称,每一期都刊载文学作品,尤其是外国文学的翻译。《青年杂志》的文学色彩引起了胡适的注意,他专门给陈独秀写信,谈论如何创造“新文学”的问题,并且寄去了小说《决斗》的译稿,刊登在1916年9月出版的更名后的《新青年》第2卷第1号上。可以说,胡适和《新青年》的纽带最初是通过文学建立起来的。 《青年杂志》第1卷第3号的文学栏登出了谢无量的一首古体诗,引来了胡适的批评,陈独秀坦然接受。在给胡适的私函中,陈独秀表示“文学改革,为吾国目前切要之事”,“《青年》文艺栏意在改革文艺,而实无办法”(1916年10月5日陈独秀致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可见他有志于文学的热情和无从着手的困惑。他希望胡适能“切实作一改良文学论文”,改变这种局面。不久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便如约而至,果然掀起了一场文学变革的运动,其影响力完全超出了《新青年》的“文艺栏”,而是在整体上改变了《新青年》的文体,进而推动整个中国文学和思想的版图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呢? 回头看《文学改良刍议》在《新青年》上引起的讨论,核心是确立白话作为正式的文学语言的地位,这个立场由胡适提出,而得到陈独秀、刘半农和钱玄同等人的赞同。然而仅仅在观点上达成共识,并不足以发动一场文学革命运动,这里的关键在于,在讨论的过程中,《新青年》同人对“文学”的理解发生了某种微妙的变异和位移。本来,陈独秀、刘半农等人在介入白话文学的讨论之前,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文学观念,简而言之,和黄远庸一样,他们也倾向于把“文学”理解为具有独立地位和可以识别的形式特征的文字。陈独秀在最初答复胡适文学革命“八事”的通信中,就提出“文学之文与应用之文不同,上未可律以论理文,下未可律以普通文法……其美感与伎俩,所谓文学美术自身独立之价值,是否可以轻轻抹杀,岂无研究之余地”(1916年第2卷第2号“通信”),“文学之文”和“应用之文”的区分,是当时普遍被认可的一种观念,它体现了对“文学”独立性的某种认识,不仅陈独秀、刘半农、钱玄同持这样的看法,对胡适主张不尽赞同的常乃惪、方孝岳等人也有类似的观点。“文学之文”应当是“以情为主”的“美文”,“应用之文”则“以理为主”(1916年第2卷第4号“通信”),陈独秀的这个见解是很有代表性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样一种二元论的视野中,《新青年》上的论说文——包括讨论白话文学的文字——就和晚清以降政论杂志上的论学论政之文一样,都属于“应用之文”,不在“文学”的范畴之内。后来人们对《新青年》上主张白话文学的论文用文言来写感到奇怪,其实这些论文并不算“文学”。刘半农在《我之文学改良观》一文中就说,“凡科学上应用之文字,无论其为实质与否,皆当归入文字范围。即胡、陈、钱三君及今兹所草论文之文,亦系文字而非文学”(1917年第3卷第3号),刘半农所谓“文字”和“文学”之分,大体上和“应用之文”与“文学之文”的区分相当。 对“文学之文”和“应用之文”的二分法,胡适在当时并没有表达明确的态度,我们从他后来的文章中得知,他是明确反对这样的区分的。胡适较为宽泛的文学观暂且不提,有意味的是,不待胡适的反对,在《新青年》的其他同人那里,“文学之文”和“应用之文”的分界已经开始出现松动,原因就在于“白话”的引入。当人们要求文学语言采用白话的时候,白话文作为一种可被普遍应用的书写文体,很容易溢出“文学”的边界,向“应用之文”的领域渗透。也正因为此,相对自足和独立的、被固定在文化空间中某个结构性位置上的“文学”,迎来了真正变革的契机。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刘半农的一则通信,就在发表《我之文学改良观》的同一期《新青年》上,刘半农在通信中提出,改良文学不应仅停留在理论的层面,还须付诸实践,“《新青年》杂志,既抱鼓吹文学改良之宗旨,则此后本志所登文字,即当就新文学之范围做去,白话诗与白话小说固可登,即白话论文亦当采用”,刘半农虽然主张区分“文学”与“文字”,但白话作为一种媒介,显示出沟通两者的潜能。不久,钱玄同在给陈独秀的信中,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我们既然绝对主张用白话体做文章,则自己在《新青年》里面做的,便应该渐渐的改用白话”(1917年第3卷第6号“通信”)。原先只是被当作新的文学语言的白话,现在已经扩展到“文章”的领域了。果然,从1918年1月《新青年》第4卷第1号开始,文学方面的论文基本上都用白话了。一些政论文章也开始采用白话,到了第5卷,《新青年》几乎完全成了一个白话文的刊物了。 在白话文学讨论的初期,《新青年》的文学栏目除了胡适的白话诗词外,基本上还是之前的面目,以外国文学的翻译为主,且多是文言,连胡适自己翻译的短篇小说《梅吕哀》(1917年第3卷第2号)也是用文言。但是从1918年第4卷开始,胡适和其他同人创作的白话诗,周作人和胡适用白话翻译的外国诗歌和小说,逐渐占据了文学栏的篇幅。第4卷第5号上刊出了鲁迅的《狂人日记》,更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当《新青年》的文学栏和论说文字都采用白话时,两者间的界限也变得模糊起来,第4卷第5号上登出的周作人《读武者小路君所作的〈一个青年的梦〉》就将文学作品的译介和对其思想的阐发融为一体。第4卷第6号“易卜生号”,更是以前所未有的专号的形式,将易卜生作品的翻译和对其思想的论说组织到一起,完全打破了清末以来政论杂志的编辑体例。白话文学的倡导使得《新青年》的文体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这不仅指白话文这种书面文体对《新青年》的全面覆盖,更重要的是它打破了晚清以来政论杂志论说文与文学栏目分立的格局。 白话文既从“文学之文”扩展至“应用之文”,当时便有人注意到,《新青年》提倡的实际上是“文体革命”,却偏用“文学”来“代表文体”,对此钱玄同倒也回应得爽快,承认《新青年》造就的就是一种“新文体”(1919年第6卷第1号“通信”)。其实在此之前,钱玄同就已经把梁启超的政论文章追认为新文学的先声了(1917年第3卷第1号“通信”)。这种模糊处理“文学”和“文体”分野的方式,也体现在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胡适在这篇长文里,把清末到民初的政论文都置于“文学”的视野中来考察,以此说明白话取代文言的正当性和必然性。胡适的做法引起了胡先骕的抗议,在他看来,“梁启超之文,则纯为报馆文章,几不可语夫文学”(《评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1923年《学衡》第18期),这当然是基于晚清就已出现的规范性的“文学”概念。后来在新文学阵营内部,也有反对把论说文字当作“文学”的声音,这里暂且不提。 《新青年》的“文体革命”的意义不仅仅限于报章文体的变革,更重要的是,它为文学作品和思想论说之间的互动与融合创造了条件。当“文学”作为具有美感的文字处于一个相对自足的空间中的时候,它和晚清以降思想界的潮流实际上是相对隔绝的,黄远庸和陈独秀有志改革文学,寄望于文学发挥更大的作用,但他们并没有找到合适的入口。胡适提出白话文学的主张,本意只是着眼于文学形式的变革,但却无意中为新思潮进入“文学”提供了通道,由此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得以合流,最终汇聚为壮阔的新文化运动。“易卜生专号”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其中有易卜生作品的翻译,也有胡适的长篇论文《易卜生主义》,而这篇文章更多谈论的是思想问题。胡适后来自己也承认,“我们的宗旨在于借戏剧输入这些戏剧里的思想。足下试看我们那本《易卜生号》便知道我们注意的易卜生,并不是艺术家的易卜生,乃是社会改革家的易卜生”(1919年第6卷第3号“通信”)。联想到当年胡适给章士钊写的信中就谈到翻译易卜生的想法,可以想像,如果没有白话充当沟通文学与思想的媒介,即便胡适翻译出了《娜拉》和《国民之敌》,充其量也不过是填充《甲寅》或《新青年》的文学栏目,决不会产生“易卜生号”那样的深远影响。另外我们还可以举出鲁迅《狂人日记》的例子,这篇旨在攻击礼教制度的小说,发表后不久就引起吴虞的共鸣,他的论文《吃人与礼教》(1919年第6卷第6号)不啻是对作品的注解;而鲁迅自己的《我之节烈观》(1918年第5卷第2号)、《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1919年第6卷第6号)等文,和《狂人日记》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互文关系。 周作人在《思想革命》(1919年第6卷第4号)一文中写道:“文学革命上,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却比第一步更为重要”,这句话常常为研究者征引,用来说明文学革命发生和发展的阶段性。现在看来,没有“文字改革”,“思想改革”就不会成为内在于文学革命中的问题而被提出来。因而,白话文学的主张不只是引发了文学语言形式的变革,它本身就有非常重要的思想史意义,虽然这可能不是胡适预料所及的。当新文学形成气候之后,在一般人眼中,白话文体是它最显明的标识,新思想则构成了它的核心,这两者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当时颇有一些读者以看不懂新文学为苦恼,虽然它是用白话写的,沈雁冰就直言,“我觉得现在一般人看不懂‘新文学’,不全然是不懂‘新式白话文’,实在是不懂‘新思想’”(1922年《小说月报》第13卷第1号“通信”)。 沈雁冰说的“新式白话文”是一个有意味的提法。胡适最初提出白话文学的主张时,他设想的用作文学语言的“白话”,还是以历史上章回小说或宋明语录所用的白话为模本。但是当思想通过白话被引入到文学中的时候,古代的白话便显然不敷应用了。容纳了思想的文学构成了一种新的“文学”观念,而思想本身又对文学语言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使得白话文成为一种“新式白话文”。概括地说,以白话文学的主张为发端的文学革命,同时更新了人们对“文学”和“白话”的理解,由此产生了真正的、全新的现代文学,它的意义是无论给以多么高的估价都不过分的。 回到历史语境中来看,《新青年》创办初期发表的那些用文言写的论说文章,回应的是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议题。共和政治的危机,一战带来的国际形势的变化,在陈独秀等知识分子那里引发了一些新的思考。换言之,作为新文学核心的新思想,最初是植根于具体的现实土壤之中的。相比之下,胡适在《新青年》上提出白话文学的主张,是有一定的偶然性的,这个偶然性的事件之所以获得了某种原点式的意义,很大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新青年》本身作为政论杂志的身份或者说“思想性”,它决定了新文学运动以我们现在所知的方式展开。新文学从一开始就和思想界保持着密切的互动关系,这也是现代文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 戊戌变法以来,以政论杂志为代表的新式印刷媒介,自诞生时起就担负着传布思想的职能,用梁启超的话来说,“报馆之天职,则取万国之新思想,以贡于其同胞者也”(《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清末民初的中国思想界经历了波谲云诡的转变,大量的报刊论说就是这个过程的见证,这个过程同时也推动了报章文体的改变,然而这其间却不大容易找到“文学”的位置,特别是那种新的规范性的“文学”概念的位置。也许有人会说,晚清小说不是传布新思想的重要媒介么?但是在晚清,小说与“文学”的关系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厘清,人们赋予白话小说开启民智传播新知的重任,主要是基于小说作为特定文类的历史传统和社会功能,这种传统和功能与得自域外的规范性的“文学”概念之间,并没有必然和直接的关系。事实上,到了民国初年,当小说被视为“文学”的一部分的时候,反而开始向“美文”的方向靠拢,文言小说也代替白话小说成为主流,这就是我们在《庸言》、《甲寅》和早期的《新青年》上看到的情况。在整个文化空间中,“文学”大体上被放在一个相对独立但又边缘的位置上,无法介入到思想的生产和传播中去。黄远庸和陈独秀曾尝试改变这种局面,没有产生什么效果,直到胡适白话文学主张的提出,才打开了文学与思想之间的藩篱。同时覆盖文学栏目和论说文字的白话文,使得《新青年》的文体焕然一新,也使得“文学”真正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新文学由此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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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更新 2015-12-31 22:4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