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拉”来后怎样

非文学 创作
季剑青 发表于:
《书城》2013年第10期

面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如此庞大的学术对象,通常的研究路数大致或可概况为两种,一种是正面出击,全面论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或核心人物与思想命题,另一种则是选取具体的个案,从细部和具体史实入手,呈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某一侧面。前者容易流于教科书或通论式的空泛之谈,后者则难免堕入饾饤琐碎的陷阱。要想兼顾两面,从小处入手而又能笼罩全局,绝非易事(陈平原先生的《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是这方面不多的力作之一)。这不仅关乎学力,更关乎眼光,选择什么样的论述对象本身就是一项考验。张春田的《思想史视野中的“娜拉”:五四前后的女性解放话语》一书,从标题上看似乎平淡无奇,但其旨趣却是通过五四时期轰动一时的“娜拉”形象,探讨五四个性解放话语的内在肌理及困境,取径虽小而立意甚高,显示出作者不凡的识见。   就影响力和辐射力而言,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没有哪一个形象或符号像“娜拉”这样,能够引来如此多的评论、阐释乃至社会实践,牵扯到如此多的重要观念和命题:个人、自我、女性解放、社会改造等等,更不必说它对话剧发展的刺激和推动了。奇怪的是,后来的研究者似乎很少着力探讨这其中的奥秘,常常是把“娜拉”的故事作为某种常识交代一下就过去了。这或许是因为如作者所言,许多人仍然是局限在比较文学的视野中来讨论《玩偶之家》及“娜拉”的引入和接受,缺少将“娜拉”和更广阔的思想文化运动结合起来的理论视野,自然所见有限。   比较易卜生的原作不难发现,现代中国对“娜拉”的接受充满了明显的误读,书中对此有精当的概括:“摆脱诈伪的锋芒,被改写为反抗压迫的斗志;走出现代核心家庭,被替换为背叛封建家庭;‘处在旧日的虔诚与“新的真理”两个必然之间’的‘无所适从’,被个人自决的浪漫主义信条所取代;作为‘精神的再生’的‘解放’,被引导入政治层面的‘解放’和民族国家的合理化规划。”最根本之处在于,“《玩偶之家》中反思现代性的面相,被对现代性的渴望与设计所遮蔽并且替代了”(第55页)。这样的变形与错位,仅仅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是无法给予充分而合理的解释的,只有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整体视野出发,才能重构扭曲和重塑“娜拉”的语境。反过来说,也正是“娜拉”接受过程中的种种变化和歧异之处,会帮助我们去勘测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地图,就好像磁针被投入磁场中以后,以磁力线的形式呈现出磁场的内在结构一样。在我看来,作者所说的“通过‘娜拉’重探‘五四’”(自序),正体现出这种方法的自觉。   大而言之,“娜拉”折射出现代中国对个人、自我的想象,女性解放与个性解放在这里并非泾渭分明,它们都服务于一个现代中国主体性之建构这一更宏大的叙事。“娜拉”们从家庭—宗族的束缚中挣脱出去,是为了投身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伟大工程,这里体现了民族国家意识形态将“个人”询唤为“主体”的内在机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者敏锐地将“娜拉”故事理解为现代中国的一个“民族寓言”。但是作者同时注意到,“娜拉”故事中也包含着对意识形态询唤机制的质疑和批判之声,鲁迅对“娜拉走后怎样”的追问,周作人对于性别伦理的特殊关切,特别是“娜拉”现实生活中的肉身——现代女作家们的挣扎与斗争,都以不同的方式瓦解了那充满了对光明未来之美好承诺的意识形态话语机器。借助“娜拉”故事中的不同主题和声部,我们也得以窥见五四新文化运动内在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其中包含的冲突和矛盾,昭示了现代中国的建构与成长,必然命运多舛,危机四伏。   作为一个西方文学中的人物形象,“娜拉”降临到现代中国以后,开启了属于它自身的奇妙旅程,它穿梭于文学、思想乃至社会革命的世界中,经历种种不同的环境,结出种种意料之外的果实,这是它在西方故乡所不曾想见的。讲述“娜拉”的中国故事,必须结合文学史、思想史乃至社会史的多重视野,这或许跟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一场全面的思想变革和社会变革运动的性质有关。其实晚清也不乏“茶花女”、罗兰夫人这样的文学偶像,但她们只是局限在文本的领域中,在文本的播撒和流变中成为不断被消费的符号和形象(参见胡缨《翻译的传说:中国新女性的形成(1898-1918)》一书),不像“娜拉”这样具备如此强大的“生产性”。在我看来,这种“生产性”也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核心特征,它使跨越文本内外和不同领域的“娜拉”故事成为可能。《思想史视野中的“娜拉”:五四前后的女性解放话语》在并不算长的篇幅中勾勒出“娜拉”故事的基本面貌,挖掘出表面上耳熟能详的常识背后隐没不彰的问题脉络和观念结构,必将引发我们对“娜拉”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新思考。将近一百年过去了,“娜拉”的生命力和能量还没有耗尽,它在中国的旅程还没有终结,这本小书就是一个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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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更新 2013-10-20 18:05: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