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嘉莹论缪钺先生在诗词评赏与诗词创作两方面之成就
论缪钺先生在诗词评赏与诗词创作两方面之成就
作者：叶嘉莹
彦威先生九旬初度之庆
当时锦水记相逢，蒙许知音倾盖中。公赏端临比容甫，我惭无已慕南丰。
词探十载灵谿境，人颂三千绛帐功。遥祝期颐今日寿，烟波万里意千重。
(东、冬二韻合用)
我对缪先生之景仰盖始于五十年代初读先生《诗词散论》一书之时，其后于一九八一年四月，我应杜甫学会之邀来成都参加会议，始得拜识先生于草堂之中。适值拙著《迦陵论词丛稿》一书，亦已早于前一年在国内出版，先生读后亦对之留有深刻之印象，是以虽属初逢，先生乃遽以知音见许，写诗相赠，即曾有“相逢倾盖许知音，谈艺清斋意万寻”之句，别后惠函更曾引清代学者汪中《与刘端临书》之语，以为“念他山攻错之义，诚使学业行谊表见于后世，而人得知其相观而善之美，则百年易尽，而天地无穷，今日之交乃非偶然。”而我与奉先生之答诗，亦曾有“早岁曾耽绝妙文，心仪自此慕斯人”及“千古萧条悲异代，几人知赏得同时”之句。正由于有此互相知赏之基础，先生遂提出了合作撰写“词说”之计划。自一九八二年开始撰写，至一九八六年为止，共写成论文三十九篇，题名为《灵谿词说》，已于一九八七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近数年来，先生与我又陆续写成论词之文稿二十一篇，内容因应仍属《词说》之续编，但体例则已微有不同，乃改题为《词学古今谈》，已交付湖南岳麓书社、台湾国文天地二家出版社排印，预计今冬十月前后，即可于海峡两岸以繁简二体同时问世。自从合作以来，先生对我之奖勉鼓励常使我感铭万分，近接先生函，谓今岁十月四川大学将为先生举行九十华诞祝寿之会，希望我能写一短文对先生在诗词评赏与诗词创作两方面之成就，略为简单之叙介，我虽自愧浅陋，然而谊不敢辞，爰谨就个人阅读先生之著作，及平日接谈之一得，略抒所见于后。
关于先生在诗词评赏与诗词创作两方面之成就，其可称述者甚多，而私意以为其所以能形成其过人之成就者，则实有两大重要之因素：其一是诗人之禀赋与学者之修养的互相结合；其二是创作之实践与评赏之理论的互相结合。先生少承家学，在十八岁以前，就已经接受了文史之学的基本训练，而且在创作方面对于文章诗词也已经有了实践的体验。而且先生之禀赋过人，自幼年诵读《诗经》、《左传》、《庄子》、《楚辞》诸书，就已经有了自得于心的感受，其后更曾致力精研汉魏六朝之历史与文学，而且对魏晋以来历经唐宋以迄于清代的各种文学体式，如魏晋辞赋、六朝五言诗、唐宋诗词之特变与流变，及历代之重要作者如曹植、王粲、陶渊明、颜延之、鲍照、陈子昂、杜甫、杜牧、李商隐、皮日休、两宋诸词人，以迄金元之元好问、请代之汪中、黄仲则、龚自珍、郑珍、王国维等，先生皆曾撰有专文之论著。先生对于治学之方法与态度，一向主张以“熟读深思”为基础，此四字虽看似常谈，而实含精义。先生尝自述其对熟读方面之体会，以为如果是“泛泛浏览”则“读后容易遗忘”且“用时不来”。而熟读成诵之后，则可以使之“变为自己之所有了”，“召之即来，运用自如”。如果以此种功力征之于先生之创作与评赏，我们便可见到先生在创作中遣辞使事之得心应手，在评赏之征今稽古左右逢源，凡此种种妙用，盖莫不得力于其熟读成诵之功。再就深思方面而言，则先生也曾提出两个致力的途径：一是探索隐微，要能如汪中之所云“于空曲交会之际，以求其不可知之事”；二是高瞻远瞩，要能如黄庭坚之所云“如禹之治水，知天下之脉络”。如果再以此种功力与目光征之于其著作，则如其《论词》与《论宋诗》诸文之探索不同时代及不同文类之特质；《论李义山诗》与《论李易安词》诸文之所析两种迥然不同的锐感之心灵；《论辛稼轩词》之能指出辛词之具含双重之意境；论《姜白石之文学批评及其作品》之能指出姜氏之以江西诗法入词，凡此种种评断及识见，盖皆可谓为“探索隐微”能“于空曲交会之际，以求其不可知之事”者。再如其《论六朝五言诗之流变》及《<文选>与<玉台新咏>》二文之就文学之体式与选录之标准之论诗歌之流变与作者之风格，又如其《汪容甫诞生二百年纪念》及《王静安与叔本华》诸文，前者对汪氏之才性造诣以探讨其在清代学术史上之地位，后者就王氏之才情秉赋以之与西方哲学家叔本华相比较，凡此诸文其通观达识融贯古今之目光，则皆可谓为高瞻远瞩“如禹之治水，知天下之脉络”者。像以上的种种成就，固皆足以见其在诗词评赏中，所具含的学者之熟读深思的学养与功力。
而除去以上种种成就外，先生在诗词评赏方面，更有其以诗人之秉赋所达成的两点特色。第一点是关于以形象取譬，遂使论说之文平添了一份恍如诗歌之兴象的情致。即如先生在其《论宋诗》一文中，于论及唐宋诗之异点时，在做了概念之比较，谓“唐诗以韻胜，宋诗以意胜”，“唐诗之美在情辞，宋诗之美在气骨”的综述对比后，就更举引了一连串形象的对比以增强读者的感受，谓“唐诗如芍药海棠，秾华繁采，宋诗如寒梅秋菊，幽韻冷香”；“唐诗如啖荔枝，一颗入口，则甘芳盈颊，宋诗如食橄榄，初觉生涩，而回味隽永”。又以宋人审美之观念与六朝相比较，谓“六朝之美如春华，宋代之美如秋叶”，“六朝之美为繁丽丰腴，宋代之美为精细澄澈”。又如其在《论李义山诗》一文中，论及汉魏以降之诗人用情的两种典型，谓一则如庄子“如蜻蜒点水，旋点旋飞”，一则如屈子“如春蚕作茧，越缚越紧”。又如其在《论辛稼轩词》一文中，论及辛氏晚年闲适之词中，所蕴含的豪放之情与郁勃之气，亦曾举形象为喻，谓稼轩此种词“譬如江水滔滔东流，阻于山石，激荡回折，瀦为大湖。湖波虽似平静，而水势余怒，蕴藏于中，黛蓄膏渟，气象阔远”。凡此种种精美切当之譬喻，在先生而言，又都并非徒事盛藻，而皆为深辨甘苦，惬心贵当之言，固非兼具学识与才情如先生者不能道。这自然可以说是先生诗词评赏之著作中的一大特色。关于其第二点特色则是文体之优美。先生既是学者，也是诗人，因此在其论著中，乃于求“真”以外，亦致力于求“美”，而尤致意于骈散相融合以达成的一种气体之美。关于此点，先生在其论著中也曾屡屡述及，即如先生在其《颜之推的文学批评与作品》一文中，于论及颜氏作品的文学价值时，就曾赞美颜氏之文体，谓其“在南北朝末年崇尚华靡典丽的文章风气中，能树立清畅朴素的风格”。又谓其文章“隽美流畅，虽多骈语，也有散行”。又曾兼论东晋以来的作者，如王羲之、陶渊明、范晔、郦道元、杨衒之等人的文章，以为其“有骈文中诗化的优点，而没有堆砌雕琢，藻饰繁缛的弊病，有些句子很隽美，是从口语中凝炼出来的。通篇虽多排偶之句，但是又常有散行，气足以举其辞”。又如其在《汪容甫诞生二百年纪念》一文中，也曾称美汪氏之文，谓其“所涉者广，上有会于春秋辞令之妙，而下采唐宋疏宕之致，非仅囿于魏晋也。故风骨高秀，潜气内转，善用成语，融化无迹”。又谓“学六朝者易流于堆砌重膇，而容甫以轻灵之气运之；摹八家者又失于矫揉造作，而容甫以自然之致出之，故能兼散骈两体之长，而自具清新馨逸之美”。凡此种种称述骈散兼融之文章的气体之美者，私意以为此盖皆为先生的“夫子自道”之言。如果要从先生的论著中举出一些例证来看，则如先生在《论词》一文中，于论及文与诗的性质之不同时，曾有一段话说“文显而诗隐，文直而诗婉，文质言而诗多比兴，文敷畅而诗贵蕴藉，因所载内容之精粗不同，而体裁各异也”。又论诗与词性质之不同，也有一段话说“诗之所言，固人生情思之精者矣，然精之中复有更细美幽约者焉，诗体又不足以达，或勉强达之，而不能曲尽其妙，于是不得不别创新体，词遂肇兴”。如果以这两段话相对照来看，我们就可见到前一段话之特色，乃是在多次以骈语相对比后，而以两句散语作结，遂不仅在对比后增加了结论中判断的说明性，而且使文气从整饰的排比一转而变为了舒缓的长言，也更增加了一种气体摇曳多姿之美。至于后一段话，则表面之文字虽属散行，而在内容之本质方面则实为以词与诗相对比，义属散行而以散体变化出之者，于是遂又表现了文散而神骈的另一种气体之美。而凡此种种文章气体的变化连行之美，在先生而言又丝毫不见矫揉造作之迹。乃真能如先生称美汪容甫之所谓“潜气内转”、“融化无迹”、“以自然之致出之”者也。更何况在这种优美的文体之中，先生所叙写者又是其平生研读体会之所得的分析精微之见，像这种在内容方面既深具学人的识见，而在文体方面又洋溢着诗人之才情的诗词评赏之作，在今日作者中盖已绝难一觏。盖以诗词评赏之作，似易而实难，一般人往往以为此类作品但须略具一己之感受，再就原诗词加以阐释推述，便可敷衍成篇。而殊不知此类作品之佳者，固非兼具才、学、识三方面之修养者，不能极其致。而更能将此三方面之修养以优美之文体写出者，则尤不易得。这自然可以说是先生诗词评赏之著作的另一重要之特色。而近年来先生之文体乃又有一大改变，不复讲求文字之美，而纯以质朴之言语出之，则是所谓绚烂之极归于平淡，正如杜诗所谓“老去诗篇浑漫与”，平生学养皆从平实中自然流露，则又为人生学问之另一境界矣。
至于先生与我近十年来所撰写之《灵谿词说》中所收诸文，则撰写之体例乃全出于先生之计划，全书按词人时代之先后编排，每篇论文之前附有论词之绝句，至于论文之内容，则或者写对作者之评介，或者为对作品之欣赏，或者为对词学之讨论，或者为对词史之分疏，盖有意欲将古今诗词评赏之各种方式融为一编者。在书中，先生所撰写者共二十三篇，我所撰写者仅十八篇。先生所写固多为平生研读词与词学的深入有得之言，故此书出版后，颇获读者之重视，《四川大学学报》于八八年第二、三两期，曾专门辟有《〈灵谿词说〉笔谈》之栏目，此外如《读书》杂志之八八年第八期，及《群言》杂志之九0年第九期，以及港台两地之报刊亦多刊有评介此书之文字，其对先生之称誉，固属实至而名归，而我乃竟因曾获先生之知赏亦得以幸附骥尾，此则每一念及，常使我深增感慨者矣。
以上我们既然对缪先生在诗词评赏方面之成就，已做了简单之介绍，下面我们就将对先生在诗词创作方面之成就也略加介绍。如我在前文之所言，先生盖早在十八岁以前，对于各体诗文之写作就早已有了娴熟的训练。而且先生之根柢深厚，自先秦以下，对汉魏六朝唐宋以迄于清代的诸名家之作品，均早已熟读成诵有会于心，不过人各有其天性之所近，善于博观而约取者，自可于繁博之接触中加以提炼，而觅取其性情之所近者以为自己之所有。就先生之诗词创作方面的成就而言，则其诗之风格兼有晚唐与宋诗之美。其情韻之深长绵邈，近于晚唐之李义山，而无义山的隐晦之弊，其体格之清劲峭折，近于宋代之黄(山谷)陈(后山)，而无黄陈的枯淡之失。至其词之风格，则在小令方面其情致之蕴藉盖与晏小山为相近，而在长调方面则其气体之清空骚雅则又有得于南宋之姜白石。私意以为，先生在诗词二体之创作中之所以形成了如此之风格，此盖与其性格为人有密切之关系，盖以先生一方面既在天性中原具有锐感深情之秉赋，此在诗人中自与李义山为近，而在词人中则与晏小山为近。而另一方面则先生又复在为人方面具有耿介之风骨，不肯趋逐流俗，因此在吟炼文句之时，乃又独喜江西诗派之峭折，与白石词风之清雅。古人有云读其诗想见其人，诗品与人品之相表里，观夫先生之所作乃益信其言之有征矣。
先生诗词之作，共录存有手稿五册题名为《冰茧庵诗词稿》，所收古近各体诗及小令慢词等共约五百首之多，尚未付印。八十年代初期，先生虽曾以其手录之全部诗词旧稿相示，所惜当时匆匆拜读后当即奉还，未敢向先生请示复印留存，是以今兹撰写本文，乃深感对先生诗词创作之成就，难于包举整体作详细之评述。所幸自八一年以后，先生每有所作必录付函中邮寄见示，迄今已逾十年之久，与先生前所书赠之旧稿合计，盖亦有近百首之多。如果从我对先生诗歌之个人印象而言，则私意以为先生之作品大约可以分为以下几个不同之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四十年代的作品，此一阶段之作品又约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写个人生活的感受体验之作，第二类是写关怀国事的感慨乱离之作。前一类作品如其一九四三年所写的<夜读>一诗，曾有句云“少时佇兴观书卷，如向深山踽踽行。觸眼峰巒乱稠疊，回头脉络尽分明”，此盖真为读书人的深思有得之言，而乃全以形象之描述出之，使内容境界与艺术表现获得了极完美的结合。又如其一九四0所写的<惘惘>一诗，曾有句云“惘惘心情入世非，宛然弱丧渐知归”及“夜读不嫌灯照影，早行猶惜露沾衣”，则借用《庄子》<齐物>及《诗经》<召南?行露>之出典，而赋以新义，以写其不汲汲于世的一种介然的持守和修养。用古出新而别具清雅之致。至于后一类作品，则如其《玉楼春》词所写的“萋萋已遍天涯路，直北长安遮远雾。瘴花无俚带愁开，明月有情将梦去。 山河举目皆非故，客里清明惊几度。春来何处听流莺，只有柳条依旧舞。”及《一萼红?刘子植自重庆来宜山，离乱相逢，话旧增慨》一词所写的“瘴云深，叹相逢岭徼，村屋话秋霖。零泪移盘，藏舟去壑，愁对天际遥岑。更多少风吹梦断，独客久、辜负赏花心。照眼孤馨，堕流飞絮，斟酌幽襟。 琼岛碧荷千顷，恐从君去后，柳老烟沉。宝笈无憑，尊彝谁托，消息难问来禽。记曾共梁园载酒，想如今芳树已成荫。听墙边乱蛩，只有凄音。”这两首词自然都是感慨乱离之作，而各有不同之风格，前一词掌握了小令的蕴藉低迥之致，后一词则表现有南宋雅词的峭折深沉之美。先生在其《论词》一文中，曾举岳飞<小重山>，及辛弃疾<摸鱼儿>，与文天祥<满江红>诸词为例证，以为这些词人的“壮怀精忠、苦心孤诣，均借要眇蕴藉之词体，曲折达出”。先生此二词之以蕴藉与峭折来表现对国事之悲慨，其成就盖亦有近于是。而若以之与先生所称美之晏小山及姜白石二家相比较，则先生令词意境之深远既似有过于小山，慢词感慨之深挚亦似有过于白石。此则盖由于先生既曾身经战乱流离之遭遇，故其平时功力乃得与时世相结合，而有以成就之也。
至于先生第二阶段之作品，则当以七0年代后期至八0年代后期之所作为主。而五0年代及六0年代之作，则我手边并无此一时期先生之作品。此或者盖由于当时国内对古典之批判，故所作甚少之故。而自七0年代后期开始，国内既已拨乱反正，而一九八一年春先生与我在草堂相遇之后，又拟定了合作撰写《词说》之计划，是以此一时期先生之所作，乃充满了一种欣喜期望之心情，且其中大多为寄赠给我的诗篇。一九八一年相识不久之后，先生写诗相赠，即曾有“离合神光照眼新，婆娑冬树又生春，能从西哲探微旨，不与雕龙作后尘”之句，及至约定共同撰写《词说》之后，先生又复写诗相赠，乃更有“唐宋及五代，词兴四百年，微旨待探抉，相契写新编。天地本无穷，人生细隙迁。精英苟有托，永世期能传”之句。先生对我的溢美之辞。固使我愧不敢承，但就诗论诗则其所表现的对后学晚辈之奖勉，对诗词传统之关怀，既不废西哲之说，更相期永世之业，其胸襟之开阔与目光之深远，固已迥非流辈所及，至其风格之自然，则似乎更早已摆脱了晚唐与宋诗之约束，而进入了一种自得之境界矣。而在此一时期中，先生还写有两篇七言长古之力作，一篇是一九八二年春为杜甫学会在成都草堂开会纪念杜甫诞生一千二百七十年而写的长篇七古，全诗约长三百余字，历叙杜甫之生平志意，忠爱流离，及其诗篇之成就与影响，而结之以“华夏立国万载传，贵有诗教相绵延。远承杜公继骚雅，汉家新数中兴年”之祝愿，在全篇的沉郁顿挫之余。表现了豪迈的气魄。另一篇则是先生于一九八二年写赠给我的题为<相逢行>的一首长篇歌行之作。全长有将近四百字之多，篇中也曾叙写我之家世及我所遭遇的忧患，以及我虽在患难中不废读书写作的教学生涯，而结之以先生与我相逢之欣喜，曾有句云“草堂三月明春色，鹃花红艳松柟翠。早岁曾耽绝妙文，初逢竟似曾相识。论著精宏四五编，如游佳景入名山。最难所见多相合，宛似蓬莱有胜缘。灵光一接成孤往，庄惠相期非梦想。书生报国果何从，诗教绵绵传嗣响。凤凰凌风来九天，梧桐高耸龙门颠。百年身世千秋业，莫负相逢人海间。”先生对我之知赏与期望，固使我感愧无已，但先生这两篇七言长古的音调之铿锵与气韻之矫健，则实为近世诗壇上下可多得之作。盖以七言长古之声律往往变化无方，不似近体声律之有法可循，是以近世之为七言长古者日鲜，偶有作者亦往往不免失之琐杂芜蔓，声调不举，而先生之所作则气骨高翔，此固非精于诗法有熟读朗诵之功而通于神理者不能为也。此外先生在此一时期所写之词，亦多为赠我之作，如<高阳台>(西蜀鹃红)一首，曾有句云“人间万赖皆凡响，为曾听流水瑶琴。”<水调歌头>(首夏气薰暖)一首，曾有句云“高山流水新曲，倾听且为佳。莫道人生有限，请看无穷宇宙，日月自光华。澄澈灵谿水，同泛碧云槎”。诸作对我之赏契与推奖，常使我万分惭怍，我虽愧于征引，但先生此期词作所达致之自然高远之意境，则固有不可没者。
至于一九八七年以后以迄今日之诗词，则可视为先生第三阶段之作品。此一时期之所作，约言之大约有以下几点特色：其一，此一时期中颇多哀悼与感旧之作，如先生所写吴世昌先生挽诗，曾有“年来闻笛多伤逝，谁料清秋又哭君。诔德愧无光禄笔，衔哀空答秣陵文”之句。又如奉酬韩国磐教授之作，曾有“一别京华三十春，惊心几见海扬尘”。及“著史能通千载事，咏怀聊寄百年身”之句，莫不典雅贴切，情真意挚。先生尝自谓平生所作不为敷衍酬应之篇，不为无病呻吟之作，观夫前引二首挽诗与赠诗，其信然矣。其二，则此一时期中先生亦颇多感事之作。如其一九八七年所写<夜合花?用吴梦窗体纪念七七抗战五十周年>一词，曾有“春梦无痕，秋花易谢，人间万感微茫”及“卌载一梦苍凉，几红羊换劫，沧海生桑”之句。一九九0年所写<读陶渊源饮酒诗>一首七律，曾有“世事固难求甚解，桃源终亦愿常空。刑天猛志猶凌厉，都在遗编饮酒中”之句。一九九一年所写<季秋有作>七律一首，曾有“炙毂久嗤哗宠术，著书深耻稻梁谋”之句。凡此诸诗，莫不于温厚中寓有极深之悲慨，忧时伤世，固深有古诗人之遗风也。其三，则是此一时期先生之所作，亦有颇富哲理妙悟之诗篇，如其一九九二年春所写《元月书怀》五古一首。全诗云“少小读儒书，又复喜庄老。济世与避世，冰炭满怀抱。一接逍遥游，人当解意表。秕糠铸尧舜，鹏鷃齐大小。静室凝清香，亲朋聚昏晓。棋声泯胜负，诗句志拙巧。怡然养天和，宁复计寿夭。寒梅亦解意，繁花插晴昊。”乃真有化出蹊径妙臻自然之致，此固当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种极高之意境。而此一时期中先生来函，亦曾述及近日细读《庄子》及陶诗，有更深之悟入，意者继此之后先生必将有更多此类妙臻自然之作。不过自今年四月以后，先生为二竖所侵，已久未惠示新作，昔孔门弟子曾有“子如不言，小子何述”之叹，我在此诚恳地祝愿先生之身体早日康复，能有更多之著述与创作以嘉惠后学。谨奉先生之命撰为此文，以为先生九十华诞之庆。
一九九二年十月二日写毕于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
作者：叶嘉莹
彦威先生九旬初度之庆
当时锦水记相逢，蒙许知音倾盖中。公赏端临比容甫，我惭无已慕南丰。
词探十载灵谿境，人颂三千绛帐功。遥祝期颐今日寿，烟波万里意千重。
(东、冬二韻合用)
我对缪先生之景仰盖始于五十年代初读先生《诗词散论》一书之时，其后于一九八一年四月，我应杜甫学会之邀来成都参加会议，始得拜识先生于草堂之中。适值拙著《迦陵论词丛稿》一书，亦已早于前一年在国内出版，先生读后亦对之留有深刻之印象，是以虽属初逢，先生乃遽以知音见许，写诗相赠，即曾有“相逢倾盖许知音，谈艺清斋意万寻”之句，别后惠函更曾引清代学者汪中《与刘端临书》之语，以为“念他山攻错之义，诚使学业行谊表见于后世，而人得知其相观而善之美，则百年易尽，而天地无穷，今日之交乃非偶然。”而我与奉先生之答诗，亦曾有“早岁曾耽绝妙文，心仪自此慕斯人”及“千古萧条悲异代，几人知赏得同时”之句。正由于有此互相知赏之基础，先生遂提出了合作撰写“词说”之计划。自一九八二年开始撰写，至一九八六年为止，共写成论文三十九篇，题名为《灵谿词说》，已于一九八七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近数年来，先生与我又陆续写成论词之文稿二十一篇，内容因应仍属《词说》之续编，但体例则已微有不同，乃改题为《词学古今谈》，已交付湖南岳麓书社、台湾国文天地二家出版社排印，预计今冬十月前后，即可于海峡两岸以繁简二体同时问世。自从合作以来，先生对我之奖勉鼓励常使我感铭万分，近接先生函，谓今岁十月四川大学将为先生举行九十华诞祝寿之会，希望我能写一短文对先生在诗词评赏与诗词创作两方面之成就，略为简单之叙介，我虽自愧浅陋，然而谊不敢辞，爰谨就个人阅读先生之著作，及平日接谈之一得，略抒所见于后。
关于先生在诗词评赏与诗词创作两方面之成就，其可称述者甚多，而私意以为其所以能形成其过人之成就者，则实有两大重要之因素：其一是诗人之禀赋与学者之修养的互相结合；其二是创作之实践与评赏之理论的互相结合。先生少承家学，在十八岁以前，就已经接受了文史之学的基本训练，而且在创作方面对于文章诗词也已经有了实践的体验。而且先生之禀赋过人，自幼年诵读《诗经》、《左传》、《庄子》、《楚辞》诸书，就已经有了自得于心的感受，其后更曾致力精研汉魏六朝之历史与文学，而且对魏晋以来历经唐宋以迄于清代的各种文学体式，如魏晋辞赋、六朝五言诗、唐宋诗词之特变与流变，及历代之重要作者如曹植、王粲、陶渊明、颜延之、鲍照、陈子昂、杜甫、杜牧、李商隐、皮日休、两宋诸词人，以迄金元之元好问、请代之汪中、黄仲则、龚自珍、郑珍、王国维等，先生皆曾撰有专文之论著。先生对于治学之方法与态度，一向主张以“熟读深思”为基础，此四字虽看似常谈，而实含精义。先生尝自述其对熟读方面之体会，以为如果是“泛泛浏览”则“读后容易遗忘”且“用时不来”。而熟读成诵之后，则可以使之“变为自己之所有了”，“召之即来，运用自如”。如果以此种功力征之于先生之创作与评赏，我们便可见到先生在创作中遣辞使事之得心应手，在评赏之征今稽古左右逢源，凡此种种妙用，盖莫不得力于其熟读成诵之功。再就深思方面而言，则先生也曾提出两个致力的途径：一是探索隐微，要能如汪中之所云“于空曲交会之际，以求其不可知之事”；二是高瞻远瞩，要能如黄庭坚之所云“如禹之治水，知天下之脉络”。如果再以此种功力与目光征之于其著作，则如其《论词》与《论宋诗》诸文之探索不同时代及不同文类之特质；《论李义山诗》与《论李易安词》诸文之所析两种迥然不同的锐感之心灵；《论辛稼轩词》之能指出辛词之具含双重之意境；论《姜白石之文学批评及其作品》之能指出姜氏之以江西诗法入词，凡此种种评断及识见，盖皆可谓为“探索隐微”能“于空曲交会之际，以求其不可知之事”者。再如其《论六朝五言诗之流变》及《<文选>与<玉台新咏>》二文之就文学之体式与选录之标准之论诗歌之流变与作者之风格，又如其《汪容甫诞生二百年纪念》及《王静安与叔本华》诸文，前者对汪氏之才性造诣以探讨其在清代学术史上之地位，后者就王氏之才情秉赋以之与西方哲学家叔本华相比较，凡此诸文其通观达识融贯古今之目光，则皆可谓为高瞻远瞩“如禹之治水，知天下之脉络”者。像以上的种种成就，固皆足以见其在诗词评赏中，所具含的学者之熟读深思的学养与功力。
而除去以上种种成就外，先生在诗词评赏方面，更有其以诗人之秉赋所达成的两点特色。第一点是关于以形象取譬，遂使论说之文平添了一份恍如诗歌之兴象的情致。即如先生在其《论宋诗》一文中，于论及唐宋诗之异点时，在做了概念之比较，谓“唐诗以韻胜，宋诗以意胜”，“唐诗之美在情辞，宋诗之美在气骨”的综述对比后，就更举引了一连串形象的对比以增强读者的感受，谓“唐诗如芍药海棠，秾华繁采，宋诗如寒梅秋菊，幽韻冷香”；“唐诗如啖荔枝，一颗入口，则甘芳盈颊，宋诗如食橄榄，初觉生涩，而回味隽永”。又以宋人审美之观念与六朝相比较，谓“六朝之美如春华，宋代之美如秋叶”，“六朝之美为繁丽丰腴，宋代之美为精细澄澈”。又如其在《论李义山诗》一文中，论及汉魏以降之诗人用情的两种典型，谓一则如庄子“如蜻蜒点水，旋点旋飞”，一则如屈子“如春蚕作茧，越缚越紧”。又如其在《论辛稼轩词》一文中，论及辛氏晚年闲适之词中，所蕴含的豪放之情与郁勃之气，亦曾举形象为喻，谓稼轩此种词“譬如江水滔滔东流，阻于山石，激荡回折，瀦为大湖。湖波虽似平静，而水势余怒，蕴藏于中，黛蓄膏渟，气象阔远”。凡此种种精美切当之譬喻，在先生而言，又都并非徒事盛藻，而皆为深辨甘苦，惬心贵当之言，固非兼具学识与才情如先生者不能道。这自然可以说是先生诗词评赏之著作中的一大特色。关于其第二点特色则是文体之优美。先生既是学者，也是诗人，因此在其论著中，乃于求“真”以外，亦致力于求“美”，而尤致意于骈散相融合以达成的一种气体之美。关于此点，先生在其论著中也曾屡屡述及，即如先生在其《颜之推的文学批评与作品》一文中，于论及颜氏作品的文学价值时，就曾赞美颜氏之文体，谓其“在南北朝末年崇尚华靡典丽的文章风气中，能树立清畅朴素的风格”。又谓其文章“隽美流畅，虽多骈语，也有散行”。又曾兼论东晋以来的作者，如王羲之、陶渊明、范晔、郦道元、杨衒之等人的文章，以为其“有骈文中诗化的优点，而没有堆砌雕琢，藻饰繁缛的弊病，有些句子很隽美，是从口语中凝炼出来的。通篇虽多排偶之句，但是又常有散行，气足以举其辞”。又如其在《汪容甫诞生二百年纪念》一文中，也曾称美汪氏之文，谓其“所涉者广，上有会于春秋辞令之妙，而下采唐宋疏宕之致，非仅囿于魏晋也。故风骨高秀，潜气内转，善用成语，融化无迹”。又谓“学六朝者易流于堆砌重膇，而容甫以轻灵之气运之；摹八家者又失于矫揉造作，而容甫以自然之致出之，故能兼散骈两体之长，而自具清新馨逸之美”。凡此种种称述骈散兼融之文章的气体之美者，私意以为此盖皆为先生的“夫子自道”之言。如果要从先生的论著中举出一些例证来看，则如先生在《论词》一文中，于论及文与诗的性质之不同时，曾有一段话说“文显而诗隐，文直而诗婉，文质言而诗多比兴，文敷畅而诗贵蕴藉，因所载内容之精粗不同，而体裁各异也”。又论诗与词性质之不同，也有一段话说“诗之所言，固人生情思之精者矣，然精之中复有更细美幽约者焉，诗体又不足以达，或勉强达之，而不能曲尽其妙，于是不得不别创新体，词遂肇兴”。如果以这两段话相对照来看，我们就可见到前一段话之特色，乃是在多次以骈语相对比后，而以两句散语作结，遂不仅在对比后增加了结论中判断的说明性，而且使文气从整饰的排比一转而变为了舒缓的长言，也更增加了一种气体摇曳多姿之美。至于后一段话，则表面之文字虽属散行，而在内容之本质方面则实为以词与诗相对比，义属散行而以散体变化出之者，于是遂又表现了文散而神骈的另一种气体之美。而凡此种种文章气体的变化连行之美，在先生而言又丝毫不见矫揉造作之迹。乃真能如先生称美汪容甫之所谓“潜气内转”、“融化无迹”、“以自然之致出之”者也。更何况在这种优美的文体之中，先生所叙写者又是其平生研读体会之所得的分析精微之见，像这种在内容方面既深具学人的识见，而在文体方面又洋溢着诗人之才情的诗词评赏之作，在今日作者中盖已绝难一觏。盖以诗词评赏之作，似易而实难，一般人往往以为此类作品但须略具一己之感受，再就原诗词加以阐释推述，便可敷衍成篇。而殊不知此类作品之佳者，固非兼具才、学、识三方面之修养者，不能极其致。而更能将此三方面之修养以优美之文体写出者，则尤不易得。这自然可以说是先生诗词评赏之著作的另一重要之特色。而近年来先生之文体乃又有一大改变，不复讲求文字之美，而纯以质朴之言语出之，则是所谓绚烂之极归于平淡，正如杜诗所谓“老去诗篇浑漫与”，平生学养皆从平实中自然流露，则又为人生学问之另一境界矣。
至于先生与我近十年来所撰写之《灵谿词说》中所收诸文，则撰写之体例乃全出于先生之计划，全书按词人时代之先后编排，每篇论文之前附有论词之绝句，至于论文之内容，则或者写对作者之评介，或者为对作品之欣赏，或者为对词学之讨论，或者为对词史之分疏，盖有意欲将古今诗词评赏之各种方式融为一编者。在书中，先生所撰写者共二十三篇，我所撰写者仅十八篇。先生所写固多为平生研读词与词学的深入有得之言，故此书出版后，颇获读者之重视，《四川大学学报》于八八年第二、三两期，曾专门辟有《〈灵谿词说〉笔谈》之栏目，此外如《读书》杂志之八八年第八期，及《群言》杂志之九0年第九期，以及港台两地之报刊亦多刊有评介此书之文字，其对先生之称誉，固属实至而名归，而我乃竟因曾获先生之知赏亦得以幸附骥尾，此则每一念及，常使我深增感慨者矣。
以上我们既然对缪先生在诗词评赏方面之成就，已做了简单之介绍，下面我们就将对先生在诗词创作方面之成就也略加介绍。如我在前文之所言，先生盖早在十八岁以前，对于各体诗文之写作就早已有了娴熟的训练。而且先生之根柢深厚，自先秦以下，对汉魏六朝唐宋以迄于清代的诸名家之作品，均早已熟读成诵有会于心，不过人各有其天性之所近，善于博观而约取者，自可于繁博之接触中加以提炼，而觅取其性情之所近者以为自己之所有。就先生之诗词创作方面的成就而言，则其诗之风格兼有晚唐与宋诗之美。其情韻之深长绵邈，近于晚唐之李义山，而无义山的隐晦之弊，其体格之清劲峭折，近于宋代之黄(山谷)陈(后山)，而无黄陈的枯淡之失。至其词之风格，则在小令方面其情致之蕴藉盖与晏小山为相近，而在长调方面则其气体之清空骚雅则又有得于南宋之姜白石。私意以为，先生在诗词二体之创作中之所以形成了如此之风格，此盖与其性格为人有密切之关系，盖以先生一方面既在天性中原具有锐感深情之秉赋，此在诗人中自与李义山为近，而在词人中则与晏小山为近。而另一方面则先生又复在为人方面具有耿介之风骨，不肯趋逐流俗，因此在吟炼文句之时，乃又独喜江西诗派之峭折，与白石词风之清雅。古人有云读其诗想见其人，诗品与人品之相表里，观夫先生之所作乃益信其言之有征矣。
先生诗词之作，共录存有手稿五册题名为《冰茧庵诗词稿》，所收古近各体诗及小令慢词等共约五百首之多，尚未付印。八十年代初期，先生虽曾以其手录之全部诗词旧稿相示，所惜当时匆匆拜读后当即奉还，未敢向先生请示复印留存，是以今兹撰写本文，乃深感对先生诗词创作之成就，难于包举整体作详细之评述。所幸自八一年以后，先生每有所作必录付函中邮寄见示，迄今已逾十年之久，与先生前所书赠之旧稿合计，盖亦有近百首之多。如果从我对先生诗歌之个人印象而言，则私意以为先生之作品大约可以分为以下几个不同之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四十年代的作品，此一阶段之作品又约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写个人生活的感受体验之作，第二类是写关怀国事的感慨乱离之作。前一类作品如其一九四三年所写的<夜读>一诗，曾有句云“少时佇兴观书卷，如向深山踽踽行。觸眼峰巒乱稠疊，回头脉络尽分明”，此盖真为读书人的深思有得之言，而乃全以形象之描述出之，使内容境界与艺术表现获得了极完美的结合。又如其一九四0所写的<惘惘>一诗，曾有句云“惘惘心情入世非，宛然弱丧渐知归”及“夜读不嫌灯照影，早行猶惜露沾衣”，则借用《庄子》<齐物>及《诗经》<召南?行露>之出典，而赋以新义，以写其不汲汲于世的一种介然的持守和修养。用古出新而别具清雅之致。至于后一类作品，则如其《玉楼春》词所写的“萋萋已遍天涯路，直北长安遮远雾。瘴花无俚带愁开，明月有情将梦去。 山河举目皆非故，客里清明惊几度。春来何处听流莺，只有柳条依旧舞。”及《一萼红?刘子植自重庆来宜山，离乱相逢，话旧增慨》一词所写的“瘴云深，叹相逢岭徼，村屋话秋霖。零泪移盘，藏舟去壑，愁对天际遥岑。更多少风吹梦断，独客久、辜负赏花心。照眼孤馨，堕流飞絮，斟酌幽襟。 琼岛碧荷千顷，恐从君去后，柳老烟沉。宝笈无憑，尊彝谁托，消息难问来禽。记曾共梁园载酒，想如今芳树已成荫。听墙边乱蛩，只有凄音。”这两首词自然都是感慨乱离之作，而各有不同之风格，前一词掌握了小令的蕴藉低迥之致，后一词则表现有南宋雅词的峭折深沉之美。先生在其《论词》一文中，曾举岳飞<小重山>，及辛弃疾<摸鱼儿>，与文天祥<满江红>诸词为例证，以为这些词人的“壮怀精忠、苦心孤诣，均借要眇蕴藉之词体，曲折达出”。先生此二词之以蕴藉与峭折来表现对国事之悲慨，其成就盖亦有近于是。而若以之与先生所称美之晏小山及姜白石二家相比较，则先生令词意境之深远既似有过于小山，慢词感慨之深挚亦似有过于白石。此则盖由于先生既曾身经战乱流离之遭遇，故其平时功力乃得与时世相结合，而有以成就之也。
至于先生第二阶段之作品，则当以七0年代后期至八0年代后期之所作为主。而五0年代及六0年代之作，则我手边并无此一时期先生之作品。此或者盖由于当时国内对古典之批判，故所作甚少之故。而自七0年代后期开始，国内既已拨乱反正，而一九八一年春先生与我在草堂相遇之后，又拟定了合作撰写《词说》之计划，是以此一时期先生之所作，乃充满了一种欣喜期望之心情，且其中大多为寄赠给我的诗篇。一九八一年相识不久之后，先生写诗相赠，即曾有“离合神光照眼新，婆娑冬树又生春，能从西哲探微旨，不与雕龙作后尘”之句，及至约定共同撰写《词说》之后，先生又复写诗相赠，乃更有“唐宋及五代，词兴四百年，微旨待探抉，相契写新编。天地本无穷，人生细隙迁。精英苟有托，永世期能传”之句。先生对我的溢美之辞。固使我愧不敢承，但就诗论诗则其所表现的对后学晚辈之奖勉，对诗词传统之关怀，既不废西哲之说，更相期永世之业，其胸襟之开阔与目光之深远，固已迥非流辈所及，至其风格之自然，则似乎更早已摆脱了晚唐与宋诗之约束，而进入了一种自得之境界矣。而在此一时期中，先生还写有两篇七言长古之力作，一篇是一九八二年春为杜甫学会在成都草堂开会纪念杜甫诞生一千二百七十年而写的长篇七古，全诗约长三百余字，历叙杜甫之生平志意，忠爱流离，及其诗篇之成就与影响，而结之以“华夏立国万载传，贵有诗教相绵延。远承杜公继骚雅，汉家新数中兴年”之祝愿，在全篇的沉郁顿挫之余。表现了豪迈的气魄。另一篇则是先生于一九八二年写赠给我的题为<相逢行>的一首长篇歌行之作。全长有将近四百字之多，篇中也曾叙写我之家世及我所遭遇的忧患，以及我虽在患难中不废读书写作的教学生涯，而结之以先生与我相逢之欣喜，曾有句云“草堂三月明春色，鹃花红艳松柟翠。早岁曾耽绝妙文，初逢竟似曾相识。论著精宏四五编，如游佳景入名山。最难所见多相合，宛似蓬莱有胜缘。灵光一接成孤往，庄惠相期非梦想。书生报国果何从，诗教绵绵传嗣响。凤凰凌风来九天，梧桐高耸龙门颠。百年身世千秋业，莫负相逢人海间。”先生对我之知赏与期望，固使我感愧无已，但先生这两篇七言长古的音调之铿锵与气韻之矫健，则实为近世诗壇上下可多得之作。盖以七言长古之声律往往变化无方，不似近体声律之有法可循，是以近世之为七言长古者日鲜，偶有作者亦往往不免失之琐杂芜蔓，声调不举，而先生之所作则气骨高翔，此固非精于诗法有熟读朗诵之功而通于神理者不能为也。此外先生在此一时期所写之词，亦多为赠我之作，如<高阳台>(西蜀鹃红)一首，曾有句云“人间万赖皆凡响，为曾听流水瑶琴。”<水调歌头>(首夏气薰暖)一首，曾有句云“高山流水新曲，倾听且为佳。莫道人生有限，请看无穷宇宙，日月自光华。澄澈灵谿水，同泛碧云槎”。诸作对我之赏契与推奖，常使我万分惭怍，我虽愧于征引，但先生此期词作所达致之自然高远之意境，则固有不可没者。
至于一九八七年以后以迄今日之诗词，则可视为先生第三阶段之作品。此一时期之所作，约言之大约有以下几点特色：其一，此一时期中颇多哀悼与感旧之作，如先生所写吴世昌先生挽诗，曾有“年来闻笛多伤逝，谁料清秋又哭君。诔德愧无光禄笔，衔哀空答秣陵文”之句。又如奉酬韩国磐教授之作，曾有“一别京华三十春，惊心几见海扬尘”。及“著史能通千载事，咏怀聊寄百年身”之句，莫不典雅贴切，情真意挚。先生尝自谓平生所作不为敷衍酬应之篇，不为无病呻吟之作，观夫前引二首挽诗与赠诗，其信然矣。其二，则此一时期中先生亦颇多感事之作。如其一九八七年所写<夜合花?用吴梦窗体纪念七七抗战五十周年>一词，曾有“春梦无痕，秋花易谢，人间万感微茫”及“卌载一梦苍凉，几红羊换劫，沧海生桑”之句。一九九0年所写<读陶渊源饮酒诗>一首七律，曾有“世事固难求甚解，桃源终亦愿常空。刑天猛志猶凌厉，都在遗编饮酒中”之句。一九九一年所写<季秋有作>七律一首，曾有“炙毂久嗤哗宠术，著书深耻稻梁谋”之句。凡此诸诗，莫不于温厚中寓有极深之悲慨，忧时伤世，固深有古诗人之遗风也。其三，则是此一时期先生之所作，亦有颇富哲理妙悟之诗篇，如其一九九二年春所写《元月书怀》五古一首。全诗云“少小读儒书，又复喜庄老。济世与避世，冰炭满怀抱。一接逍遥游，人当解意表。秕糠铸尧舜，鹏鷃齐大小。静室凝清香，亲朋聚昏晓。棋声泯胜负，诗句志拙巧。怡然养天和，宁复计寿夭。寒梅亦解意，繁花插晴昊。”乃真有化出蹊径妙臻自然之致，此固当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种极高之意境。而此一时期中先生来函，亦曾述及近日细读《庄子》及陶诗，有更深之悟入，意者继此之后先生必将有更多此类妙臻自然之作。不过自今年四月以后，先生为二竖所侵，已久未惠示新作，昔孔门弟子曾有“子如不言，小子何述”之叹，我在此诚恳地祝愿先生之身体早日康复，能有更多之著述与创作以嘉惠后学。谨奉先生之命撰为此文，以为先生九十华诞之庆。
一九九二年十月二日写毕于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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