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光里大理，被中产阶级吞噬的文艺小镇
文\毛利
来源\找牛网
雨绵绵地下过古城，人民路上有我的好心情。
一无所有，诗歌，远方，曾经的大理几乎集结了文艺需要的所有元素。每个偶然路过的诗人，画家，民谣歌手，都忍不住浑身一颤，掉落满身的文艺细胞，感叹上一句，大理，真是一个好得不像话的地方。
大批文艺青年，比如我这样的，当即拍案而起，闻讯前去，赶在一切还没丧心病狂之前，以一种最文艺的方式，端着廉价云南小粒咖啡，坐在某个院子大树下，躺平，瘫好，迫不及待拍下一组蓝天白云，送给远方在地铁里辛辛苦苦上下班的朋友。
普通青年痛苦的嚎叫，是文艺青年赖以生存的养料。文艺是什么？残酷点讲，即如何运用精神力量完美修饰从来不够完美的生活；再残酷点，即当你没办法比别人成功时，如何比别人看上去更浪漫，悠闲，神秘，捉摸不透。小说《非普通读者》里，高贵如女王，都需要喘息在书本里，以抵制漫长工作中无时无刻会侵袭来的疲惫。毕竟，跟参观一家啤酒厂相比，读一本麦克尤恩的小说要有意思得多。跟上班相比，逃窜到大理，本身就是一部沿途展开的小说。
在一篇名为《怎样在五六线城市做一个文艺青年》的文章里，作者说大城市没有作够的文艺青年，“他们可以去大理去丽江去西藏释放都市里未尽的文艺能量”。文艺青年看到此处，不禁痛苦闭起双眼，你怎么能把大理跟丽江，西藏相提并论？丽江太过呛俗，西藏又太过肃穆，佛里佛气。“释放文艺能量”这种简单的归纳，更给文艺人士来了一记心灵的重锤。当一个青年标榜自己具有文艺性质时，无疑像中产阶级一般，正在用各种方法标榜自己与常人不同。中产阶级号称自己只吃日本某省产的大米，只用德国某城出品的菜刀，只喝单一麦芽威士忌。文艺青年做不出这种只能用金钱划分势力范围的事，只能以奇怪的行为和不花钱的精神食粮不停为自己做注解，唯一的心愿是，我希望你觉得我很棒，但千万别读懂我。
回家一个礼拜，安静地做了七天小镇上或一个六线城市里的文艺青年。几天前，读到一篇文章，说中国小镇已经没有青年了。那小镇上还有文艺青年吗？
这些年，层出不穷的返乡笔记呈现了日渐凋敝的乡村，乡村文化的凋敝成为媒体和知识界瞩目的焦点。但小镇的面貌呢？以一个从大城市回到小城镇的文艺青年的眼光，我看到一幅日益精致但又趋于单调的小镇图景。
我生长在一个经济较为富庶的浙江小县，这些年县政府打出的官方宣传标语是要把县城打造成“杭州的后花园”，这个看似光鲜亮丽的标语也像一道判词，道出了今天千千万万中国的小镇的主体困境：它自身是没有主体地位的，只有寄生大城市、翻版大城市才能获得自己的主体性。
在县城荡一圈，你会发现，不远处的杭州、上海是这里的城市消费文化的终极度量衡。这里有西湖边、淮海路那般精致考究的主题餐厅，餐厅里有民谣歌手伴唱。这里的咖啡饮料一杯三五十，价格直逼大上海。这里的酒吧是六十年代怀旧纽约范儿。这里的消费者，这些年富起来的我的父老乡亲们驾着高档轿车从超市开回不远处的高档小区，即便路程只有区区一两千米。下班后或周末，他们会驾车去三十分钟车程之外的杭州扫货。这里的商业街的模板是杭州的南宋御街。这里一切的一切，就像是严格按照“杭州的后花园”这句标语建造和规划的，而此地富足的人民的生活伦理也和大城市保持同一频率。这里不只是杭州的后花园，它就是一个迷你版的杭州。
在县城新华书店逛一圈，你会发现一种和一线大城市书店一样驳杂的图书陈列图景。在这里，你能看到时下最流行的玄幻文学、官场小说、养生宝典，但与之比邻的是法国思想家波德里亚深邃晦涩的《冷记忆》，当然后者的陈列似乎只具有展示的意义，因为几乎无人问津。
打开县图书馆网站，让你惊喜的是，著名诗人王家新成为“驻馆作家”，与本地青年诗人、高中教师一起畅谈里尔克、阿赫玛托娃。得益于日渐富裕的县经济，图书馆建造得比上海图书馆更豪华更壮观。但我依然有所困惑的是，里尔克、阿赫玛托娃和本地更广大的人民大众是什么关系呢？还是说就像在大城市里一样，这样的活动只是面向受过高等教育的、对文艺有兴趣的小众人群？这样的活动是不是也在县城这个空间里重新塑造并壮大一个文化精英阶层？
在这样一个向中国一线城市不断逼近的东部县城里，作为一个自诩的文艺青年，我却居然感觉到一种复杂的失落。一方面，在物流、交通如此便捷的今天，作为一个一般意义上的文艺青年，我想要的一部分文化资源似乎也可以在这里得到；但另一方面，我也看到，在县城生活日益变得精致、考究的今天，它似乎慢慢丧失了记忆中的活力。在文化的意义上，我需要通过杭州和上海作为尺度，才能识别这个城市。
我成长在县城搬迁之前的老县城。记忆中，爷爷每天清晨会去长桥下的小摊和早茶，但现在他不去了，因为茶摊没了，取而代之的是收费昂贵的茶馆。小时候看电影是一场仪式，但后来多厅影院来了，镇上的影院倒闭了，变成超市了，看电影只能坐车去县城的多厅影院了。镇上的KTV也衰败了，要好的音质也只能坐车去县城。当然，教育资源也全面移往县城，原来的高中改成初中了。镇上一年一度的唯一的文化盛事元宵灯会也愈渐暗淡，远远不及县城那条南宋风格的商业街上的灯火来得亮，来得花哨。小城镇的都市化战略，就像新一轮的跑马圈地，让中心的更中心，边缘的更边缘。
而新县城呢，这金碧辉煌的城市外衣似乎只是为新兴中产们打造的，从消费，到景观，到文化，与广大的人民是隔膜的。由里到外，县城的文化、情感结构都只是中国大都市的翻版。
这是我这样一个文艺青年在这个小镇里面临的尴尬：小镇本身只提供了大都市里的主流都市文化所能提供的资源，而小镇自身的文化主体性在这一波“都市缙绅化”的浪潮中陷落了。在费孝通1982年提出的“小城镇”模式里，似乎没有给文化留出空间。小城镇的文化应该是什么样的？它是微缩版的大城市，还是吸收乡土文明的资源？社会学家们来不及思考这样的问题。
怎样在一个今天的小镇上成为一个文艺青年？文艺创作者们给出过答案。在十多年前的电视剧《似水年华》里，从北京念完大学回到乌镇从事古籍修复的黄磊读着巴西作家保罗·科埃略的小说《我坐在彼德拉河畔哭泣》，念着聂鲁达的名句“等华美的叶子落尽，生命的脉络才历历可见”，在床上贴一张世界地图，对着地图上梭状的台湾岛，遥望那一个匆匆来过又匆匆离开的台北设计师刘若英。作为剧中背景的乌镇，真的只是一个背景。江南水乡的日常生活也像是明信片上PS过后的日常生活。
成为一个旅游空间，这是今天小镇的另一条路径。而戏里的文艺青年黄磊始终和小镇本身隔膜，他是乌镇人的身体，北京人的心。但放到现实里，在这类旅游化的小镇空间里，游客熙来攘往，你无法像电视剧里的黄磊那样在空无一人的小镇街头说出一句文艺兮兮的“黄昏是一天中最丰富的层次”。
而在今天的电影里，小镇青年似乎也清一色的台式文艺范儿，似乎总和真实的人民群众有一点距离。譬如在《三峡好人》里，在奉节这样一个小县城里，煤矿工人韩三明向失散多年的前妻夭妹打听女儿的下落，底层女性夭妹说出了一句文艺腔台词：比南方更南的南方。在《白日焰火》里，东北小城的落寞废墟气息也压不住说着一口台湾国语的桂纶镁那欲盖弥彰的文艺气息。在最近上映的《路边野餐》里，在一个叫凯里的贵州小镇里，我们看到一个爱听李泰祥《告别》的老医生，一个吟着一线城市观众也听不懂的诗句的文艺中年，一个虚构的只有在小清新电影里才能看到的叫荡麦的地名。
从内到外，其实都是属于导演的音乐趣味，是他自己的诗句，和他自己想象中的地理空间。这些人物，从声音，到语言，到趣味，这些元素和小镇之间，似乎都像是一种寄生的关系，而未曾真正扎根小镇的生活本身。他们的文艺腔也没有来龙去脉，缺乏历史纵深，和脚下的这片土地脱离，本质上是大城市趣味的文艺青年导演们的自我书写，尽管这些创作者有许多来自小城镇，但这些年的雨露风霜，他们的情感结构已经和北上广唇齿相依。
在美学的层面，今天的小镇还能安放文艺青年的能量吗？在去年备受争议的电影《少女哪吒》里，故事发生在九十年代南方的一个小城宝城，文艺女青年王晓冰和另一位文艺女青年李小路“青梅竹马”，她们一起读三毛，以果园和河堤作为比例尺丈量文艺作品之外的成人世界。故事的结局是，无法与小镇生活的平庸和虚伪和解的王晓冰像包法利夫人那样走上绝路，而把文艺和生活成功切割的李小路最终走出宝城，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成功的文艺青年——一名小说家。
对观众来说，他们普遍不喜欢带有自毁气质的王晓冰，因为她太作，小镇在今天所附载的美学能量显然无法和这样一个文艺女青年兼容。如果这样的“作”发生在北上广，可以有更合理的都市感作支撑。因为在大都市本身是所有文艺青年的“作”的退路，他们可以去大理去丽江去西藏释放都市里未尽的文艺能量。而在小镇里，没有退路，如此都市文青气质的“作”在和质地坚固的小镇生活短兵相接时，只能像王晓冰那样撞个头破血流或像李小路那样出走。
在电影里，似乎很难再看到没有完全被北上广“腐化”的小镇和小镇上的文艺青年了。值得庆幸的是，在当代文学作品里，我们还有一个“小镇文学”（这当然不是一个具有学术分析意义上的概念）的传统。从苏童那一代人的香椿树街，到70后一代路内的戴城，到80后一代颜歌的平乐镇，这些小镇和小镇上的人生百态悲欣交集为我们证明，小镇本身是可以和文艺青年们兼容的。而这背后的根本方法论或许是，脱掉都市里的文艺青年书写的那股安妮宝贝腔，扎根小镇生活、小镇历史的文艺青年有尚未被大都市收编的痞气、烟火气和厚重的气息。
用最近大热的文艺片《路边野餐》举例，一个普通观众看完电影后会摸不着头脑甚至愤怒，为什么要拍这种最破最土的地方，为什么男主角没事就要念诗，为什么故事莫名其妙没头没尾？只有文艺青年像找到了亲爹一样唏嘘：不错，很好，很喜欢。就喜欢那些猜不透的东西。
大理，曾经就是这样一个文艺得让人说不出所以然的地方。普通小镇容不下青年，更容不下文艺青年，大城市让青年痛苦，让文艺青年阵痛，特别想生出个奇怪的感慨，可是别人看我的眼神总是那么不对劲。大理，成为文艺和青年最佳的归宿。当年便宜到惊奇的价格，让一个不事生产无所事事的文艺青年，以每月不足千元的价格，在这里畅聊忧伤往事，一览苍山洱海，文艺的方式多种多样，晒一下午太阳，找个野生灵修大师一起修欢喜禅，做一餐饭摆放在树荫下等朋友来吃，在苍山上找一个空无一人的地方吃挂面，煮一锅绿豆粥在人民路上以两元一碗的价格出售……没有一件事是不文艺的，因为这些事放到北上广任何一个地方，都像某种精神障碍。
这是五年前大理的文艺地貌。
现在，文艺地貌早已被大幅摧毁，某些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走在如今的大理街头，不难发现，原来文艺是一件这么容易被复制的破玩意儿。原来一家无名早餐店，卖一元一碗的小米粥，五块钱一屉滋味勉强的荠菜包，现在，店名大笔一挥，成为“粥与面的故事”，我打赌文艺青年们走过故事时，心中涌动的情怀会忍不住逼迫自己，来尝尝故事。我更打赌，滋味或许比以前更糟，但情怀决定市场价格。文艺被大批量复制了，卖酸奶的小卖部变成酸奶生活馆，卖猪排饭的叫秋日便当，卖手串的摇身一变，单名一个字，可能跟武则天一样生造的，完全看不懂。
更可气的是，当年大理文艺气质之所以卓越，靠的是一群甘愿成为人肉背景的白族当地人，一个文艺青年想要体现自己的浪漫兴致，只要举例，一个白族人在我旁边看了好久，就有超凡脱俗引人入胜的效果。在这一群辛勤劳作的凡人衬托下，文艺青年才能有飘然欲仙的美妙感受。
但现在情况糟糕透了，相比起文艺青年，白族人竟然逆袭成了神话。他们开着宝马法拉利在窄小的古城制造一场又一场拥堵，他们开口闭口都是刚从美国回来，也就那么回事，非洲草原去过没有？我还是喜欢意大利，晒起太阳舒服得很。连导游都在风中呐喊：过去最穷的渔民才住海边，现在海边可都是暴发户喔。本来，姑娘们跑到大理，都在想象着一场和文艺老中青年的相遇，民谣、诗歌、故事，适量的青梅酒加两个家常菜，就能迷倒一个姑娘。现在，这些姑娘眼睛闪闪亮全都盯着皮肤黑黝黝穿着皮夹克的当地男人。
世道太坏了。
廉价文艺产业已经被全面破坏，大理不可避免地，像北上广一样，不再驻足于低廉的文艺情怀中，想要再让普通青年们刮目相看，喔，跟城里一样，首先，你要是一个有房有车的中产阶级；其次，你需要一门，经过欧美专业认证的手艺。
你花五万块一年的租金，租一个门面，在墙上贴点花花绿绿的墙贴，放两本村上春树，从当地人到死游客，没有一个人会进来心甘情愿点上一杯你说很便宜的云南小粒咖啡。必须装修得像纽约布鲁克林风格，或者希腊小岛风，北欧冷淡风，让人定睛一看，竟然逼格如此之高，才会信然踏步而入。
而一个客栈老板没点游历欧美、闯荡七大洲的经验，而是只会说，刚从泰国清迈回来，这可太糟糕了，怎么降服那些眼高于顶的城里人？当年，那可是去一回临近小镇沙溪都可以回来说上两天两夜的时代。现在，如果你从一二线城市来，在一场大理业主宴席，忽然以大城市的骄傲，开始吹嘘商业圈、规模化，或者吹嘘一次日本行，一定会发现这些大理常住人口讳莫如深的微笑，和迫不及待想要溜走的脚步。
大理发生了一场巨变，那些原本从城里来的贫穷文艺青年，早被时代的巨浪冲刷得干干净净，留下来的，只有以处变不惊的眼神，随随便便告诉你，刚用五百万搞了一个客栈的成功人士，只有他们，才能遏制住当地人步步紧逼的发财号角。
我有钱，我还有品位，我理所当然，可以在大理过着最好的生活。
这座文艺小镇，终于变成了中产阶级精致的后花园。
来源\找牛网
雨绵绵地下过古城，人民路上有我的好心情。
一无所有，诗歌，远方，曾经的大理几乎集结了文艺需要的所有元素。每个偶然路过的诗人，画家，民谣歌手，都忍不住浑身一颤，掉落满身的文艺细胞，感叹上一句，大理，真是一个好得不像话的地方。
大批文艺青年，比如我这样的，当即拍案而起，闻讯前去，赶在一切还没丧心病狂之前，以一种最文艺的方式，端着廉价云南小粒咖啡，坐在某个院子大树下，躺平，瘫好，迫不及待拍下一组蓝天白云，送给远方在地铁里辛辛苦苦上下班的朋友。
普通青年痛苦的嚎叫，是文艺青年赖以生存的养料。文艺是什么？残酷点讲，即如何运用精神力量完美修饰从来不够完美的生活；再残酷点，即当你没办法比别人成功时，如何比别人看上去更浪漫，悠闲，神秘，捉摸不透。小说《非普通读者》里，高贵如女王，都需要喘息在书本里，以抵制漫长工作中无时无刻会侵袭来的疲惫。毕竟，跟参观一家啤酒厂相比，读一本麦克尤恩的小说要有意思得多。跟上班相比，逃窜到大理，本身就是一部沿途展开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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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篇名为《怎样在五六线城市做一个文艺青年》的文章里，作者说大城市没有作够的文艺青年，“他们可以去大理去丽江去西藏释放都市里未尽的文艺能量”。文艺青年看到此处，不禁痛苦闭起双眼，你怎么能把大理跟丽江，西藏相提并论？丽江太过呛俗，西藏又太过肃穆，佛里佛气。“释放文艺能量”这种简单的归纳，更给文艺人士来了一记心灵的重锤。当一个青年标榜自己具有文艺性质时，无疑像中产阶级一般，正在用各种方法标榜自己与常人不同。中产阶级号称自己只吃日本某省产的大米，只用德国某城出品的菜刀，只喝单一麦芽威士忌。文艺青年做不出这种只能用金钱划分势力范围的事，只能以奇怪的行为和不花钱的精神食粮不停为自己做注解，唯一的心愿是，我希望你觉得我很棒，但千万别读懂我。
回家一个礼拜，安静地做了七天小镇上或一个六线城市里的文艺青年。几天前，读到一篇文章，说中国小镇已经没有青年了。那小镇上还有文艺青年吗？
这些年，层出不穷的返乡笔记呈现了日渐凋敝的乡村，乡村文化的凋敝成为媒体和知识界瞩目的焦点。但小镇的面貌呢？以一个从大城市回到小城镇的文艺青年的眼光，我看到一幅日益精致但又趋于单调的小镇图景。
我生长在一个经济较为富庶的浙江小县，这些年县政府打出的官方宣传标语是要把县城打造成“杭州的后花园”，这个看似光鲜亮丽的标语也像一道判词，道出了今天千千万万中国的小镇的主体困境：它自身是没有主体地位的，只有寄生大城市、翻版大城市才能获得自己的主体性。
在县城荡一圈，你会发现，不远处的杭州、上海是这里的城市消费文化的终极度量衡。这里有西湖边、淮海路那般精致考究的主题餐厅，餐厅里有民谣歌手伴唱。这里的咖啡饮料一杯三五十，价格直逼大上海。这里的酒吧是六十年代怀旧纽约范儿。这里的消费者，这些年富起来的我的父老乡亲们驾着高档轿车从超市开回不远处的高档小区，即便路程只有区区一两千米。下班后或周末，他们会驾车去三十分钟车程之外的杭州扫货。这里的商业街的模板是杭州的南宋御街。这里一切的一切，就像是严格按照“杭州的后花园”这句标语建造和规划的，而此地富足的人民的生活伦理也和大城市保持同一频率。这里不只是杭州的后花园，它就是一个迷你版的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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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县城新华书店逛一圈，你会发现一种和一线大城市书店一样驳杂的图书陈列图景。在这里，你能看到时下最流行的玄幻文学、官场小说、养生宝典，但与之比邻的是法国思想家波德里亚深邃晦涩的《冷记忆》，当然后者的陈列似乎只具有展示的意义，因为几乎无人问津。
打开县图书馆网站，让你惊喜的是，著名诗人王家新成为“驻馆作家”，与本地青年诗人、高中教师一起畅谈里尔克、阿赫玛托娃。得益于日渐富裕的县经济，图书馆建造得比上海图书馆更豪华更壮观。但我依然有所困惑的是，里尔克、阿赫玛托娃和本地更广大的人民大众是什么关系呢？还是说就像在大城市里一样，这样的活动只是面向受过高等教育的、对文艺有兴趣的小众人群？这样的活动是不是也在县城这个空间里重新塑造并壮大一个文化精英阶层？
在这样一个向中国一线城市不断逼近的东部县城里，作为一个自诩的文艺青年，我却居然感觉到一种复杂的失落。一方面，在物流、交通如此便捷的今天，作为一个一般意义上的文艺青年，我想要的一部分文化资源似乎也可以在这里得到；但另一方面，我也看到，在县城生活日益变得精致、考究的今天，它似乎慢慢丧失了记忆中的活力。在文化的意义上，我需要通过杭州和上海作为尺度，才能识别这个城市。
我成长在县城搬迁之前的老县城。记忆中，爷爷每天清晨会去长桥下的小摊和早茶，但现在他不去了，因为茶摊没了，取而代之的是收费昂贵的茶馆。小时候看电影是一场仪式，但后来多厅影院来了，镇上的影院倒闭了，变成超市了，看电影只能坐车去县城的多厅影院了。镇上的KTV也衰败了，要好的音质也只能坐车去县城。当然，教育资源也全面移往县城，原来的高中改成初中了。镇上一年一度的唯一的文化盛事元宵灯会也愈渐暗淡，远远不及县城那条南宋风格的商业街上的灯火来得亮，来得花哨。小城镇的都市化战略，就像新一轮的跑马圈地，让中心的更中心，边缘的更边缘。
而新县城呢，这金碧辉煌的城市外衣似乎只是为新兴中产们打造的，从消费，到景观，到文化，与广大的人民是隔膜的。由里到外，县城的文化、情感结构都只是中国大都市的翻版。
这是我这样一个文艺青年在这个小镇里面临的尴尬：小镇本身只提供了大都市里的主流都市文化所能提供的资源，而小镇自身的文化主体性在这一波“都市缙绅化”的浪潮中陷落了。在费孝通1982年提出的“小城镇”模式里，似乎没有给文化留出空间。小城镇的文化应该是什么样的？它是微缩版的大城市，还是吸收乡土文明的资源？社会学家们来不及思考这样的问题。
怎样在一个今天的小镇上成为一个文艺青年？文艺创作者们给出过答案。在十多年前的电视剧《似水年华》里，从北京念完大学回到乌镇从事古籍修复的黄磊读着巴西作家保罗·科埃略的小说《我坐在彼德拉河畔哭泣》，念着聂鲁达的名句“等华美的叶子落尽，生命的脉络才历历可见”，在床上贴一张世界地图，对着地图上梭状的台湾岛，遥望那一个匆匆来过又匆匆离开的台北设计师刘若英。作为剧中背景的乌镇，真的只是一个背景。江南水乡的日常生活也像是明信片上PS过后的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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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一个旅游空间，这是今天小镇的另一条路径。而戏里的文艺青年黄磊始终和小镇本身隔膜，他是乌镇人的身体，北京人的心。但放到现实里，在这类旅游化的小镇空间里，游客熙来攘往，你无法像电视剧里的黄磊那样在空无一人的小镇街头说出一句文艺兮兮的“黄昏是一天中最丰富的层次”。
而在今天的电影里，小镇青年似乎也清一色的台式文艺范儿，似乎总和真实的人民群众有一点距离。譬如在《三峡好人》里，在奉节这样一个小县城里，煤矿工人韩三明向失散多年的前妻夭妹打听女儿的下落，底层女性夭妹说出了一句文艺腔台词：比南方更南的南方。在《白日焰火》里，东北小城的落寞废墟气息也压不住说着一口台湾国语的桂纶镁那欲盖弥彰的文艺气息。在最近上映的《路边野餐》里，在一个叫凯里的贵州小镇里，我们看到一个爱听李泰祥《告别》的老医生，一个吟着一线城市观众也听不懂的诗句的文艺中年，一个虚构的只有在小清新电影里才能看到的叫荡麦的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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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内到外，其实都是属于导演的音乐趣味，是他自己的诗句，和他自己想象中的地理空间。这些人物，从声音，到语言，到趣味，这些元素和小镇之间，似乎都像是一种寄生的关系，而未曾真正扎根小镇的生活本身。他们的文艺腔也没有来龙去脉，缺乏历史纵深，和脚下的这片土地脱离，本质上是大城市趣味的文艺青年导演们的自我书写，尽管这些创作者有许多来自小城镇，但这些年的雨露风霜，他们的情感结构已经和北上广唇齿相依。
在美学的层面，今天的小镇还能安放文艺青年的能量吗？在去年备受争议的电影《少女哪吒》里，故事发生在九十年代南方的一个小城宝城，文艺女青年王晓冰和另一位文艺女青年李小路“青梅竹马”，她们一起读三毛，以果园和河堤作为比例尺丈量文艺作品之外的成人世界。故事的结局是，无法与小镇生活的平庸和虚伪和解的王晓冰像包法利夫人那样走上绝路，而把文艺和生活成功切割的李小路最终走出宝城，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成功的文艺青年——一名小说家。
对观众来说，他们普遍不喜欢带有自毁气质的王晓冰，因为她太作，小镇在今天所附载的美学能量显然无法和这样一个文艺女青年兼容。如果这样的“作”发生在北上广，可以有更合理的都市感作支撑。因为在大都市本身是所有文艺青年的“作”的退路，他们可以去大理去丽江去西藏释放都市里未尽的文艺能量。而在小镇里，没有退路，如此都市文青气质的“作”在和质地坚固的小镇生活短兵相接时，只能像王晓冰那样撞个头破血流或像李小路那样出走。
在电影里，似乎很难再看到没有完全被北上广“腐化”的小镇和小镇上的文艺青年了。值得庆幸的是，在当代文学作品里，我们还有一个“小镇文学”（这当然不是一个具有学术分析意义上的概念）的传统。从苏童那一代人的香椿树街，到70后一代路内的戴城，到80后一代颜歌的平乐镇，这些小镇和小镇上的人生百态悲欣交集为我们证明，小镇本身是可以和文艺青年们兼容的。而这背后的根本方法论或许是，脱掉都市里的文艺青年书写的那股安妮宝贝腔，扎根小镇生活、小镇历史的文艺青年有尚未被大都市收编的痞气、烟火气和厚重的气息。
用最近大热的文艺片《路边野餐》举例，一个普通观众看完电影后会摸不着头脑甚至愤怒，为什么要拍这种最破最土的地方，为什么男主角没事就要念诗，为什么故事莫名其妙没头没尾？只有文艺青年像找到了亲爹一样唏嘘：不错，很好，很喜欢。就喜欢那些猜不透的东西。
大理，曾经就是这样一个文艺得让人说不出所以然的地方。普通小镇容不下青年，更容不下文艺青年，大城市让青年痛苦，让文艺青年阵痛，特别想生出个奇怪的感慨，可是别人看我的眼神总是那么不对劲。大理，成为文艺和青年最佳的归宿。当年便宜到惊奇的价格，让一个不事生产无所事事的文艺青年，以每月不足千元的价格，在这里畅聊忧伤往事，一览苍山洱海，文艺的方式多种多样，晒一下午太阳，找个野生灵修大师一起修欢喜禅，做一餐饭摆放在树荫下等朋友来吃，在苍山上找一个空无一人的地方吃挂面，煮一锅绿豆粥在人民路上以两元一碗的价格出售……没有一件事是不文艺的，因为这些事放到北上广任何一个地方，都像某种精神障碍。
这是五年前大理的文艺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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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文艺地貌早已被大幅摧毁，某些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走在如今的大理街头，不难发现，原来文艺是一件这么容易被复制的破玩意儿。原来一家无名早餐店，卖一元一碗的小米粥，五块钱一屉滋味勉强的荠菜包，现在，店名大笔一挥，成为“粥与面的故事”，我打赌文艺青年们走过故事时，心中涌动的情怀会忍不住逼迫自己，来尝尝故事。我更打赌，滋味或许比以前更糟，但情怀决定市场价格。文艺被大批量复制了，卖酸奶的小卖部变成酸奶生活馆，卖猪排饭的叫秋日便当，卖手串的摇身一变，单名一个字，可能跟武则天一样生造的，完全看不懂。
更可气的是，当年大理文艺气质之所以卓越，靠的是一群甘愿成为人肉背景的白族当地人，一个文艺青年想要体现自己的浪漫兴致，只要举例，一个白族人在我旁边看了好久，就有超凡脱俗引人入胜的效果。在这一群辛勤劳作的凡人衬托下，文艺青年才能有飘然欲仙的美妙感受。
但现在情况糟糕透了，相比起文艺青年，白族人竟然逆袭成了神话。他们开着宝马法拉利在窄小的古城制造一场又一场拥堵，他们开口闭口都是刚从美国回来，也就那么回事，非洲草原去过没有？我还是喜欢意大利，晒起太阳舒服得很。连导游都在风中呐喊：过去最穷的渔民才住海边，现在海边可都是暴发户喔。本来，姑娘们跑到大理，都在想象着一场和文艺老中青年的相遇，民谣、诗歌、故事，适量的青梅酒加两个家常菜，就能迷倒一个姑娘。现在，这些姑娘眼睛闪闪亮全都盯着皮肤黑黝黝穿着皮夹克的当地男人。
世道太坏了。
廉价文艺产业已经被全面破坏，大理不可避免地，像北上广一样，不再驻足于低廉的文艺情怀中，想要再让普通青年们刮目相看，喔，跟城里一样，首先，你要是一个有房有车的中产阶级；其次，你需要一门，经过欧美专业认证的手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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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花五万块一年的租金，租一个门面，在墙上贴点花花绿绿的墙贴，放两本村上春树，从当地人到死游客，没有一个人会进来心甘情愿点上一杯你说很便宜的云南小粒咖啡。必须装修得像纽约布鲁克林风格，或者希腊小岛风，北欧冷淡风，让人定睛一看，竟然逼格如此之高，才会信然踏步而入。
而一个客栈老板没点游历欧美、闯荡七大洲的经验，而是只会说，刚从泰国清迈回来，这可太糟糕了，怎么降服那些眼高于顶的城里人？当年，那可是去一回临近小镇沙溪都可以回来说上两天两夜的时代。现在，如果你从一二线城市来，在一场大理业主宴席，忽然以大城市的骄傲，开始吹嘘商业圈、规模化，或者吹嘘一次日本行，一定会发现这些大理常住人口讳莫如深的微笑，和迫不及待想要溜走的脚步。
大理发生了一场巨变，那些原本从城里来的贫穷文艺青年，早被时代的巨浪冲刷得干干净净，留下来的，只有以处变不惊的眼神，随随便便告诉你，刚用五百万搞了一个客栈的成功人士，只有他们，才能遏制住当地人步步紧逼的发财号角。
我有钱，我还有品位，我理所当然，可以在大理过着最好的生活。
这座文艺小镇，终于变成了中产阶级精致的后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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