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周读一本好书用“六维”眼光看世界 节选自《世界是平的》 托马斯·弗里德曼
对我来说，在金融领域加上政治、文化和国家安全的内容，犹如给一个人突然增加一副眼镜，用四维眼光看世界。我观察的新事物，以前从未有人将其当成新闻；我分析出事情的成因以前总认为站不住脚；我认为某些领导人和国家在干什么时，总有只无形的手或手铐妨碍他们，这都是我以前无法想象得出来的。
在我发现这四个方面的联系后不久，我又感到不满足，以前我作为国际专栏作家时，我已经渐渐认识到是什么力量促使市场的升降；国家与个人之间将会形成一种怎样的关系；全球化的真正核心是什么；最新技术成果是什么——从因特网到卫星通讯。我认识到，我无法解释清楚形成全球政治的力量是什么，除非我更好地懂得通过各种方式赋予人、公司和政府力量的技术，而现在只好任由读者去猜想了。在社会中谁掌握着枪杆子谁就起决定作用，但谁控制电话以及它们如何运作也是利益攸关的大事；你的国家拥有军队和核武器数量大会让人刮目相看，但你的因特网的频带宽别人也不敢小觑。因此，我还得增加另一维——技术——成为一名五维记者，这意味着将硅谷与世界其他首都——莫斯科、北京、伦敦和耶路撒冷——并列在一起，我每年都去这些地方，仅仅是想看看这些地方正在干什么。
最后，我对全球化体系工作情况观察越深入，就会发现因发展而释放出来的对森林资源破坏的能量就越明显，如果任其发展，很可能导致环境的破坏和文化的毁灭，其程度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我逐渐认识到，如果在我的分析中缺少环境这一块，那就将限制发展的主要力量遗漏了，会产生对抗全球化的后坐力。于是我在自己的套利行动中增加了第六部分——在环境保护主义中教育自己——在我的旅途中增加环境方面的内容，以便使大家知道全球化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如何，而生态环境的恶化对全球化的影响又如何。
现在我增加到第六维了，下一个是什么还不知道。假如什么时候有个新维出现，我就将其加进去。因为我是个“全球主义者”，我是属于这一思想库里的人。这也意味着我不是现实主义者，因为现实主义者认为，国际事务中的所有问题都可以通过寻找权力和全球政治利益来解决，认为市场无关紧要。我不是一位环境主义者，因为环境保护主义者看待世界的命运仅从环境的棱角出发，即他们认为拯救世界发展不是主要问题。我不是一位唯技术主义者，因为硅谷技术界一名精英相信，随着微机的发明，历史将重新开始，因特网将决定未来的国际关系，而地缘政治将不起作用。我不是一位现实主义者，因为现实主义者认为，人们的行为可以由某些现实文化和基因特征解释清楚，而技术问题无足轻重。我也不是一位经济学家，因为经济学家相信，只要利用市场上的资料就能解释世界，而政治权力和文化的影响解决不了问题。
我认为，这个新的全球化体系的本质是新的国家事务的基础，观察、了解和解释它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我上面列举的所有“六维”进行判断——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时刻，对不同局势得出不同的结论，但必须懂得这是所有因素汇总在一起内部运作的结果，这正是当今国际关系中最明显的特征。因此，作为一位全球主义者分析问题的唯一方法，就是将所有这些点有条不紊地连接在一起，观察全球化体系，然后再整顿秩序。
如果我错了，那就到此为止；如果我没错，那么很多人就需要重新回到学校学习。我认为这点对那些负责解释世界的新闻记者以及对那些像全球主义者思考的问题和对世界的形成负有责任的战略家都特别重要。不同世界范畴和不同机构之间的联系网天衣无缝，记者和战略家看问题就应如此。很不幸，新闻记者和战略家的偏见根深蒂固，通常用分割的狭隘的专业知识考虑问题，他们忽视了世界不是支离破碎这一事实，民主、政治、国际政治和技术行业也并没有全部崩溃。
让我略举一例，数年前，克林顿政府威胁要对日本实行贸易禁运，除非日本对某些产品自行消除官方或隐避的关税壁垒。但每次在政府内部辩论是否采取行动时，精明的米基·坎特似乎赢了，总统也似乎下决心要对日本采取严厉措施，但到关键时刻，克林顿总统又退缩了。下面是我想象当时发生在椭圆形办公室里的争论：
坎特走进椭圆形办公室，一屁股坐在总统侧面的椅子上，对克林顿总统说，“总统先生，日本人正在高筑壁垒，他们再次向我们宣战。他们不让我们向他们出口，现在到了我们对他们采取严厉措施的时候了。对他们实行制裁，总统先生，时不我待，机不可失。另外，总统先生，我们还会赢得工会的欢心。”
“米基，你做得太对了，”总统说，“继续干。”但是当坎特离开房间准备对东京采取严厉措施时，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从椭圆形后面的办公室拐了进来。
“嗨！总统先生，”鲁宾说，“你是知道的，如果我们对日本实行制裁，美元将会直线下跌，日本将会把他们手中所有的美国国债卖掉，我们国内的利率就会因此而上升。”
总统立即对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的坎特说：“哟，米基，米基，米基，回来坐会儿，我们还得重新考虑考虑。”
几天后，坎特又折了回来，再次向总统陈述了他的看法，这次总统似乎真的被说服了，他告诉坎特，“我再也不会袒护这些日本人了，米基，制裁他们，严厉地制裁。”
正当坎特准备离去对日本采取严厉措施的时候，国防部长威廉姆·佩里从另一边进来。
“嗨，总统先生，”佩里说，“你是知道的，如果我们对日本实行制裁，日本将不会就冲绳基地问题与我们进行谈判，也不会支付他们就朝鲜核反应堆分摊的款项给我们。”
总统急如星火地对正要出门的坎特说：“哟，米基，米基，米基，回来坐会儿，我们还得重新考虑考虑。”
这是我想象出来的情景，但我敢下大注，实际情况与此相差无几。能将真实情况告诉读者的不是外贸记者，不是财政部的记者，也不是五角大楼的记者，而是能同时来回奔跑于三个部门、并利用三方面情况进行套利的记者。
耶鲁大学国际关系学和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和约翰·刘易斯·加迪斯将他们的工作看成是为美国培养下一代战略家。由于众望所归，他们一直在探索如何开设好这门课程，以便培养出能从全球范围内考虑问题而非仅仅是参与者的新一代战略家。在一篇由他们共同执笔撰写的专论中，加迪斯和肯尼迪对许多国家现在仍然由一些参与者制定和分析外交政策深表惋惜。
“这些人”，耶鲁大学的两位历史学家写道，“他们审视部分图画是非常能够胜任的，但要他们看清事情的全貌就为难他们了。他们总是坐在小房间里单独从事模仿性工作，互相之间很少有人试图抢夺他人所做的项目。他们信心十足地从这棵树走向那棵树，但让人吃惊的是，他们在森林里只是一棵树一棵树地解决。以前伟大的战略家是既见森林又见树木，他们知识渊博，善于从生态学的前景处理问题，他们认为世界是张大网，他们在一个地区所作出判断立即会影响到全局，因为每件事都是相互影响的。今天，到哪里去寻找一位知识渊博的人呢？大学或思想库里的主要倾向正朝着更狭隘的路子：对单一领导的功能抬得很高，而忽视其他跨行业的领域的作用。没有人认识到事情的整体，没有人知道怎样将研究成果汇总，或阻挠形成那种不可能是战略，而只能是随波逐流的现象。”
有些人开始明白 了，那就是为什么90年代后期，在全球各地搞偷听工作的超级秘密的国家安全机构（NSA）将人员大量撤退，改为用因特网方式处理信息，从冷战时期奉为座右铭的“需要知道”，转换到“需要分享”，即从如果想知道它就应该调阅它，变成除非我们共同分享彼此之间的每一小块图面，否则就不能了解事情的全貌。
或许，这就可以解释清楚，为何我渐渐有这种感觉：这些日子我所熟悉的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当然绝非全部）既不是来自国际关系学的教授们，也不是国务院的外交官，他们相当多是日益兴旺的全球化学校英才——对冲基金的管理者们。我自己就越来越被这些精明的对冲基金管理者所深深吸引，他们与外交官和教授们完全相反，因为他们非常留心全球事务的信息，在他们作出决定之前，有一种自然而然地利用所有的“六维”信息进行套利的本能和愿望。他们中的突出代表是罗伯特·约翰逊，他曾是乔治·索罗斯的早期合作者之一。约翰逊与我经常在一起调侃，每当我们就世界局势进行一次谈话后，我们都会着手做同一件事，所不同的是，当天谈论结束时他会在股票证券方面下新赌注，而我则就国际关系方面发表一篇专论。但我们都利用同样的套利手法达到了目的。
用“六维”信息是观察全球体系的最佳办法，是用简单的事例来解释全球化的最佳途径——那就是读者为什么在本书中看到许多小故事的原因。如果通过纯理论来解释，全球化也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并且深奥难懂。一天下午，我与美国麦格劳·希尔公司执行副总裁罗伯特·霍马茨谈话时，他很形象地表达了我的意思：“将你自己想象成一名知识分子游民，这对理解和解释全球化体系是有帮助的。在游牧部落，人们没有自己明确的领域，那就是为什么游牧民族产生了一神论宗教，即犹太教和伊斯兰教。如果你祖祖辈辈居住在同一地方，就会对这座山或那棵树有种种传说，会得出这座山或那棵树是神的化身的结论。而游牧民族所看到的是个变幻不定的世界，他们明白上帝不是那座山或那棵树，神是无处不在的，他们或是坐在帐篷边的篝火旁，或是从一块绿洲迁移到另一块绿洲，用一个简单的故事讲述一个复杂的现实。”
在过去的日子里，一位记者、专栏作家或国家公务员可以将头脑中的“市场”观念，用市政厅、州政府、白宫、五角大楼、财政部、国防部代替。但今天的市场是与整个星球和全球的技术、金融、贸易和信息相互关联，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影响着世界上所有人的工资、利率、生活水平、文化、就业机会、战争甚至天气。全球化体系并不能将当今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解释清楚，只能从广义上讲，如果有一个体系于同一时间在更大范围内影响着更多的人，它就是全球化体系。
默里·盖尔·曼，诺贝尔奖获得者，曾是加利福尼亚州工学院理论物理教授、圣菲研究所创办人之一，他在一篇论文中称我所提出的信息套利观点，用科学家设计复杂的体系的眼光来看并不难。他是对的。当今世上没有谁的政治制度比全球化体系更复杂，而要理解它，需要同样复杂的新闻记者和战略家。
“这是地球，它一旦形成，日益增加的复杂体系就如地球上物理进化、生态进化和人类文化的进化一样，”盖尔·曼说，“这个进程发展得如此之快，以至于我们人类现在面临着巨大而复杂的生态、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当我们着手处理这些棘手难题时，自然而然地习惯将它们分割成好驾驭的单个问题，这是一种有用的实践，当然缺陷也不少。当与一个轮廓并非清楚的体系打交道，特别是当该体系错综复杂时，不能只看到局部，不能仅从某一个方位观察，也不能为其增加点什么就下结论说它是这样的或是那样的，应该将所有因素考虑进去，全方位地进行分析。对一个复杂的轮廓不清楚的体系，应该将它彻底打碎，然后逐个进行分析研究，特别要找出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只有这样才能认清整个体系。”
我们需要更多的学员、教授、外交官、新闻记者、间谍和社会科学家，而后将他们训练成出色的全球主义者。
“我们需要汇集这样一些人，他们认为，将整个体系进行一次严肃的专业性的彻底审查，”盖尔·曼说，“必须进行彻底审查，因为你对每一部分或它们的内在联系从未了解清楚。你认为多数新闻记者会弄明白，但他们不行。很不幸，在我们社会上很多部门里，包括研究院和多数官僚机构里的人，他们在某些领域（非常狭隘的）如贸易、技术、文化方面的研究颇有造诣，一旦涉及大的领域，他们的言论就降至在鸡尾酒会上谈论的水平，这真是不可思议。我们不仅要有从事研究的专家，还要有专门对不同部门之间的紧密联系及它们之间的矛盾进行研究的人，然后对事情的整体进行彻底审查。那些我们曾认为在鸡尾酒会上的人——是这个真实故事的关键部分。”
在我发现这四个方面的联系后不久，我又感到不满足，以前我作为国际专栏作家时，我已经渐渐认识到是什么力量促使市场的升降；国家与个人之间将会形成一种怎样的关系；全球化的真正核心是什么；最新技术成果是什么——从因特网到卫星通讯。我认识到，我无法解释清楚形成全球政治的力量是什么，除非我更好地懂得通过各种方式赋予人、公司和政府力量的技术，而现在只好任由读者去猜想了。在社会中谁掌握着枪杆子谁就起决定作用，但谁控制电话以及它们如何运作也是利益攸关的大事；你的国家拥有军队和核武器数量大会让人刮目相看，但你的因特网的频带宽别人也不敢小觑。因此，我还得增加另一维——技术——成为一名五维记者，这意味着将硅谷与世界其他首都——莫斯科、北京、伦敦和耶路撒冷——并列在一起，我每年都去这些地方，仅仅是想看看这些地方正在干什么。
最后，我对全球化体系工作情况观察越深入，就会发现因发展而释放出来的对森林资源破坏的能量就越明显，如果任其发展，很可能导致环境的破坏和文化的毁灭，其程度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我逐渐认识到，如果在我的分析中缺少环境这一块，那就将限制发展的主要力量遗漏了，会产生对抗全球化的后坐力。于是我在自己的套利行动中增加了第六部分——在环境保护主义中教育自己——在我的旅途中增加环境方面的内容，以便使大家知道全球化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如何，而生态环境的恶化对全球化的影响又如何。
现在我增加到第六维了，下一个是什么还不知道。假如什么时候有个新维出现，我就将其加进去。因为我是个“全球主义者”，我是属于这一思想库里的人。这也意味着我不是现实主义者，因为现实主义者认为，国际事务中的所有问题都可以通过寻找权力和全球政治利益来解决，认为市场无关紧要。我不是一位环境主义者，因为环境保护主义者看待世界的命运仅从环境的棱角出发，即他们认为拯救世界发展不是主要问题。我不是一位唯技术主义者，因为硅谷技术界一名精英相信，随着微机的发明，历史将重新开始，因特网将决定未来的国际关系，而地缘政治将不起作用。我不是一位现实主义者，因为现实主义者认为，人们的行为可以由某些现实文化和基因特征解释清楚，而技术问题无足轻重。我也不是一位经济学家，因为经济学家相信，只要利用市场上的资料就能解释世界，而政治权力和文化的影响解决不了问题。
我认为，这个新的全球化体系的本质是新的国家事务的基础，观察、了解和解释它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我上面列举的所有“六维”进行判断——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时刻，对不同局势得出不同的结论，但必须懂得这是所有因素汇总在一起内部运作的结果，这正是当今国际关系中最明显的特征。因此，作为一位全球主义者分析问题的唯一方法，就是将所有这些点有条不紊地连接在一起，观察全球化体系，然后再整顿秩序。
如果我错了，那就到此为止；如果我没错，那么很多人就需要重新回到学校学习。我认为这点对那些负责解释世界的新闻记者以及对那些像全球主义者思考的问题和对世界的形成负有责任的战略家都特别重要。不同世界范畴和不同机构之间的联系网天衣无缝，记者和战略家看问题就应如此。很不幸，新闻记者和战略家的偏见根深蒂固，通常用分割的狭隘的专业知识考虑问题，他们忽视了世界不是支离破碎这一事实，民主、政治、国际政治和技术行业也并没有全部崩溃。
让我略举一例，数年前，克林顿政府威胁要对日本实行贸易禁运，除非日本对某些产品自行消除官方或隐避的关税壁垒。但每次在政府内部辩论是否采取行动时，精明的米基·坎特似乎赢了，总统也似乎下决心要对日本采取严厉措施，但到关键时刻，克林顿总统又退缩了。下面是我想象当时发生在椭圆形办公室里的争论：
坎特走进椭圆形办公室，一屁股坐在总统侧面的椅子上，对克林顿总统说，“总统先生，日本人正在高筑壁垒，他们再次向我们宣战。他们不让我们向他们出口，现在到了我们对他们采取严厉措施的时候了。对他们实行制裁，总统先生，时不我待，机不可失。另外，总统先生，我们还会赢得工会的欢心。”
“米基，你做得太对了，”总统说，“继续干。”但是当坎特离开房间准备对东京采取严厉措施时，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从椭圆形后面的办公室拐了进来。
“嗨！总统先生，”鲁宾说，“你是知道的，如果我们对日本实行制裁，美元将会直线下跌，日本将会把他们手中所有的美国国债卖掉，我们国内的利率就会因此而上升。”
总统立即对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的坎特说：“哟，米基，米基，米基，回来坐会儿，我们还得重新考虑考虑。”
几天后，坎特又折了回来，再次向总统陈述了他的看法，这次总统似乎真的被说服了，他告诉坎特，“我再也不会袒护这些日本人了，米基，制裁他们，严厉地制裁。”
正当坎特准备离去对日本采取严厉措施的时候，国防部长威廉姆·佩里从另一边进来。
“嗨，总统先生，”佩里说，“你是知道的，如果我们对日本实行制裁，日本将不会就冲绳基地问题与我们进行谈判，也不会支付他们就朝鲜核反应堆分摊的款项给我们。”
总统急如星火地对正要出门的坎特说：“哟，米基，米基，米基，回来坐会儿，我们还得重新考虑考虑。”
这是我想象出来的情景，但我敢下大注，实际情况与此相差无几。能将真实情况告诉读者的不是外贸记者，不是财政部的记者，也不是五角大楼的记者，而是能同时来回奔跑于三个部门、并利用三方面情况进行套利的记者。
耶鲁大学国际关系学和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和约翰·刘易斯·加迪斯将他们的工作看成是为美国培养下一代战略家。由于众望所归，他们一直在探索如何开设好这门课程，以便培养出能从全球范围内考虑问题而非仅仅是参与者的新一代战略家。在一篇由他们共同执笔撰写的专论中，加迪斯和肯尼迪对许多国家现在仍然由一些参与者制定和分析外交政策深表惋惜。
“这些人”，耶鲁大学的两位历史学家写道，“他们审视部分图画是非常能够胜任的，但要他们看清事情的全貌就为难他们了。他们总是坐在小房间里单独从事模仿性工作，互相之间很少有人试图抢夺他人所做的项目。他们信心十足地从这棵树走向那棵树，但让人吃惊的是，他们在森林里只是一棵树一棵树地解决。以前伟大的战略家是既见森林又见树木，他们知识渊博，善于从生态学的前景处理问题，他们认为世界是张大网，他们在一个地区所作出判断立即会影响到全局，因为每件事都是相互影响的。今天，到哪里去寻找一位知识渊博的人呢？大学或思想库里的主要倾向正朝着更狭隘的路子：对单一领导的功能抬得很高，而忽视其他跨行业的领域的作用。没有人认识到事情的整体，没有人知道怎样将研究成果汇总，或阻挠形成那种不可能是战略，而只能是随波逐流的现象。”
有些人开始明白 了，那就是为什么90年代后期，在全球各地搞偷听工作的超级秘密的国家安全机构（NSA）将人员大量撤退，改为用因特网方式处理信息，从冷战时期奉为座右铭的“需要知道”，转换到“需要分享”，即从如果想知道它就应该调阅它，变成除非我们共同分享彼此之间的每一小块图面，否则就不能了解事情的全貌。
或许，这就可以解释清楚，为何我渐渐有这种感觉：这些日子我所熟悉的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当然绝非全部）既不是来自国际关系学的教授们，也不是国务院的外交官，他们相当多是日益兴旺的全球化学校英才——对冲基金的管理者们。我自己就越来越被这些精明的对冲基金管理者所深深吸引，他们与外交官和教授们完全相反，因为他们非常留心全球事务的信息，在他们作出决定之前，有一种自然而然地利用所有的“六维”信息进行套利的本能和愿望。他们中的突出代表是罗伯特·约翰逊，他曾是乔治·索罗斯的早期合作者之一。约翰逊与我经常在一起调侃，每当我们就世界局势进行一次谈话后，我们都会着手做同一件事，所不同的是，当天谈论结束时他会在股票证券方面下新赌注，而我则就国际关系方面发表一篇专论。但我们都利用同样的套利手法达到了目的。
用“六维”信息是观察全球体系的最佳办法，是用简单的事例来解释全球化的最佳途径——那就是读者为什么在本书中看到许多小故事的原因。如果通过纯理论来解释，全球化也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并且深奥难懂。一天下午，我与美国麦格劳·希尔公司执行副总裁罗伯特·霍马茨谈话时，他很形象地表达了我的意思：“将你自己想象成一名知识分子游民，这对理解和解释全球化体系是有帮助的。在游牧部落，人们没有自己明确的领域，那就是为什么游牧民族产生了一神论宗教，即犹太教和伊斯兰教。如果你祖祖辈辈居住在同一地方，就会对这座山或那棵树有种种传说，会得出这座山或那棵树是神的化身的结论。而游牧民族所看到的是个变幻不定的世界，他们明白上帝不是那座山或那棵树，神是无处不在的，他们或是坐在帐篷边的篝火旁，或是从一块绿洲迁移到另一块绿洲，用一个简单的故事讲述一个复杂的现实。”
在过去的日子里，一位记者、专栏作家或国家公务员可以将头脑中的“市场”观念，用市政厅、州政府、白宫、五角大楼、财政部、国防部代替。但今天的市场是与整个星球和全球的技术、金融、贸易和信息相互关联，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影响着世界上所有人的工资、利率、生活水平、文化、就业机会、战争甚至天气。全球化体系并不能将当今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解释清楚，只能从广义上讲，如果有一个体系于同一时间在更大范围内影响着更多的人，它就是全球化体系。
默里·盖尔·曼，诺贝尔奖获得者，曾是加利福尼亚州工学院理论物理教授、圣菲研究所创办人之一，他在一篇论文中称我所提出的信息套利观点，用科学家设计复杂的体系的眼光来看并不难。他是对的。当今世上没有谁的政治制度比全球化体系更复杂，而要理解它，需要同样复杂的新闻记者和战略家。
“这是地球，它一旦形成，日益增加的复杂体系就如地球上物理进化、生态进化和人类文化的进化一样，”盖尔·曼说，“这个进程发展得如此之快，以至于我们人类现在面临着巨大而复杂的生态、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当我们着手处理这些棘手难题时，自然而然地习惯将它们分割成好驾驭的单个问题，这是一种有用的实践，当然缺陷也不少。当与一个轮廓并非清楚的体系打交道，特别是当该体系错综复杂时，不能只看到局部，不能仅从某一个方位观察，也不能为其增加点什么就下结论说它是这样的或是那样的，应该将所有因素考虑进去，全方位地进行分析。对一个复杂的轮廓不清楚的体系，应该将它彻底打碎，然后逐个进行分析研究，特别要找出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只有这样才能认清整个体系。”
我们需要更多的学员、教授、外交官、新闻记者、间谍和社会科学家，而后将他们训练成出色的全球主义者。
“我们需要汇集这样一些人，他们认为，将整个体系进行一次严肃的专业性的彻底审查，”盖尔·曼说，“必须进行彻底审查，因为你对每一部分或它们的内在联系从未了解清楚。你认为多数新闻记者会弄明白，但他们不行。很不幸，在我们社会上很多部门里，包括研究院和多数官僚机构里的人，他们在某些领域（非常狭隘的）如贸易、技术、文化方面的研究颇有造诣，一旦涉及大的领域，他们的言论就降至在鸡尾酒会上谈论的水平，这真是不可思议。我们不仅要有从事研究的专家，还要有专门对不同部门之间的紧密联系及它们之间的矛盾进行研究的人，然后对事情的整体进行彻底审查。那些我们曾认为在鸡尾酒会上的人——是这个真实故事的关键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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