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晋语——你所不知道的此地话
作者:Yangtze
一.一颗汉语方言星河中的塞外明珠
众所周知,由于数千年的长期发展,汉语这个大家庭孕育出了众多方言,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语言文化财富。这里要谈的是内蒙古西部方言——一种十分重要的边疆方言。目前使用人数约有一千万。其通行地区具体包括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巴彦淖尔、乌兰察布、乌海和锡林郭勒盟大部分地区。不包括赤峰、通辽、呼伦贝尔、阿拉善、兴安盟。
蒙西方言学名是“内蒙古晋语”,有专家将其分为呼市小片(张呼片)、包头小片(大包片)和临河小片(五台片)。但这只是有关人士根据声调演变进行的分类,实际来讲并不准确。我们应该给出更加实际的分类。谁都能听出来,大同话和呼市话才是一类,和包头话不一样;临河话和包头话是一类,与五台话不是一路。大包片、张呼片、五台片这种分类在常人看来有恶搞的嫌疑。
由于现代移民的缘故,呼和浩特与乌海的市区,以及包头的青山区、昆都仑区有相当大一部分人是说普通话的,在这些地方普通话是主要通行的语言(由于包钢移民的原因,包头昆都仑区有一部分人说东北辽宁一带方言),另外在牧区(尤其是拥有大片牧区的锡林郭勒盟)还有很大一部分地区通行蒙语。
内蒙古晋语是汉语保存入声的方言中,最靠北的方言。仅凭此一条,就有理由称之为塞外明珠。
二.蒙西民间对内蒙古晋语的称呼
此地话:这个名字被用得最多,最广泛。最广为人知。出了外地,别人问你们说什么方言呀,答曰:此地话。对方晕了……
后套话:指巴盟话。也就是狭义的河套话。
梁外话:鄂尔多斯多沙漠化的丘陵地貌,即“圪梁梁”比较多,所以被人称作梁外。那里的方言被人称作梁外话。
后山话:阴山以北固阳、达茂旗、武川、四子王旗、商都、化德。后山话并不是指某种特定的方言,因为阴山横贯蒙西,各地都有后山。
河滩话:指沿黄河一带的方言,萨托二县、达拉特旗、杭锦旗。与后山话一样,河滩话也不是指某种特定的方言。
东路话:包头、巴盟、鄂尔多斯人对乌盟、呼市、锡盟西部方言的称呼。
这种名字还有很多,不再列举。总的来说,内蒙古晋语在民间最统一的名字是“此地话”。有时听到有些其他省份的人,随口把蒙西方言叫做蒙古话,这很不贴切,因为真正的蒙古话是蒙语。闽语不是闽人的语言而是汉语,粤语也不是越人的语言,也是汉语。但此地话却是绝对不能称为蒙语的,因为真正的蒙语还在。
三.略论蒙西各盟市方言
1。西区包括鄂尔多斯、巴盟、乌海。这三地的方言差不多,都属于广义的河套话。阴平、阳平、上、去、入五个调,与包头话类似。只有临河、乌海、杭锦后旗、磴口的阴平混入上声较为明显。河套话的调子与包头话一样,乍听起来,上声、去声两个调和普通话差不多,阴平与阳平和普通话相反。鄂尔多斯的方言给人一种含含糊糊、咬字不清的感觉,比巴盟话要难懂。
2。东区包括乌盟与半个锡盟。调子与呼市话差不多,和普通话迥异,和山西多数地区的方言类似。
乌盟:乌盟话平声不分阴阳,一般是平上去入四个声调。乌盟话大致分四类
(1)前山乌盟话。包括集宁区、察哈尔右翼前旗、卓资山大部、凉城,乌盟话的代表性方言。
(2)后山乌盟话。包括商都、化德、兴和、察哈尔右翼后旗。与第一类其实差不太多,略有不同。
(3)过渡类型。包括四子王旗、察哈尔右翼中旗,卓资山旗下营,呼市赛罕区。这类方言平声分阴阳,五个声调,是乌盟话向包头话的过渡。
丰镇话。它和大同话很像。
锡盟:锡盟有讲内蒙古晋语的地方大致包括二连浩特、太仆寺旗、镶黄旗、正蓝旗、正镶白旗。和乌盟话是一类。
3。中心区
中心区其实是东区与西区的过渡地带——呼包。包头以及呼市的托县、清水河可以算西区,呼市城区可以算东区。调值方面,和林、武川、土左旗是最典型的过渡地带。
呼和浩特:呼市的市区以说普通话为主,但这种普通话并不是纯粹的普通话,而是一种杂糅了方言的普通话。
玉泉区、回民区和赛罕区有一定数量的方言使用者。新城区基本都是普通话。回民区的方言被称作回民话,但这种话的使用者不仅有回民,汉民也说。回民话不同于玉泉区的方言,有点特殊。赛罕区是郊区,与乌盟挨着,方言使用者比较多,与乌盟话中的第三类是一种。玉泉区的方言可以看做是呼市话。“呼市话”这个称谓现在有点被滥用了。
首先,出于对大呼和浩特的认同,呼市下辖各旗县里有的年轻人将自己的方言也称为呼市话,其实他们的方言更接近包头话。托县与清水河的方言和包头话是一类。和林、武川、土左旗的方言属于包头调与呼市调的混合,但平声分阴阳,更接近包头话。
其次,在包头,乌盟话有时被尊称为呼市话,因为在包头人基本分不清乌盟话和呼市话。作为首府,呼市话却没能成为蒙西的权威方言,原因很多,以上已经列出了一部分。蒙西方言的代表是包头话。
包头:“包头”过去专指东河区,包头话指的也正是东河区的方言。九原区(以前叫郊区)、石拐区、白云区、土右旗、固阳、达茂旗的方言和包头话区别不大。不同的地方主要在新建的两个城区——昆区与青山区。由于建国后从京、津、冀、东北等省份有组织地移民,这两个区以普通话(这种普通话混有包头话成分)为主。昆区有一部分人至今讲东北话。昆区由于与巴盟相邻,周边一些乡村的方言属于后套话。回民聚居的地方,往往会产生一种有别于当地方言的“回民话”,东河区回民聚居地的方言也与包头话有点小差异。呼市、宁夏都有这种汉回方言不太相同的现象。
四.略谈内蒙古其他地区的语言与方言
1。蒙东的北京官话与东北官话
呼伦贝尔、兴安盟、通辽科尔沁区及其以东各旗县是东北官话长锦小片(乌兰浩特)与嫩克小片(海拉尔)。赤峰与科尔沁区以西各旗县是北京官话朝峰片。东北官话与北京官话没有绝对的分界线,其实是一种方言,这一点一般人也都能感受出来。方言学术界划分为两种,其实争论有很多。总的来说,蒙东的汉语方言内部差别不大,与普通话的差别也不大,属于现代汉语的嫡系方言。
2。阿拉善盟兰银官话
别看阿盟只有三个旗,二十万人口,方言还要分为两种。阿拉善左旗属于兰银官话银吴片,这是阿盟方言的代表,被当地人称为“新巴音话”。阿拉善右旗和额济纳旗属于兰银官话河西片,这种方言与甘肃民勤方言相似。额济纳旗其实是以普通话为主的。
阿盟方言前后鼻音不分,这点和内蒙古晋语比较像。另外,阿盟方言l、n不分,这点有点像江淮、巴蜀等南方的方言。
3。蒙语
对内蒙古的汉语方言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后,回头再看看内蒙古的蒙语方言,会惊奇地发现,竟然也有蒙西、蒙东、阿拉善之分。
蒙西蒙语:包括苏尼特、察哈尔、鄂尔多斯三个土语,可以对土语又分以旗县为单位的次土语。
阿拉善蒙语:也就是一般所谓的卫拉特蒙语。
蒙东蒙语:蒙东蒙语分两类,一类是科尔沁类,包括科尔沁、喀喇沁、巴林三个土语,可以对土语又分以旗县为单位的次土语;另一类巴尔虎布里亚特类,可以分为新巴尔虎、陈巴尔虎、布里亚特三个土语。
蒙语在内蒙古具有官方语言地位,在内蒙古的影响力还是不小的,尤其是东蒙和呼和浩特。蒙语现在面临着被汉语(官话、晋语)词汇渗透的状况,有些人对此很担忧。其实内蒙古晋语也在被普通话词汇渗透着,各种语言、方言被英语词汇渗透。现代社会的语言状况,只能是这个样子。
五.内蒙古方言的特征与分类——西口风与东口风
1。内蒙古晋语十大特征
(1)。完全保留入声,并且入声未分化出阴调与阳调。所保留的入声韵尾是喉塞尾-h。
(2)。含有韵尾-ng的字,主元音鼻化,通俗地说就是普通话中的韵母ing、eng、ong在这里变成了ie~ng、e~ng、ue~ng。从笔者翻阅过的资料看,这一特点山西和陕西的晋语都没有,为内蒙古所独有。
(3)。深臻曾梗通五摄合流。说得通俗点就是前后鼻音不分,普通话中in与ing、en与eng、un与ong、ün与üng四对韵母合并,分别读ie~ng、e~ng和ue~ng、üe~ng,都是后鼻音,并且统统押韵。如“音”“英”不分,“盆”“朋”不分,“伦”“龙”“晕”“庸”不分,并且这八个字是押韵的。
(4)。有大量的分音词,如不烂(绊)、圐圙(圈)、黑浪(巷)、扑拉(扒)、不浪(棒)。
(5)。有入声词缀“圪”、“日”、“忽”、“卜”等,例如圪捣、日脏、一卜滩、忽绕等,这种词都数量非常庞大。这些词缀一般没有实际意思。值得一提的是圪头词,数量很大,词性广泛。另外“圪”字不仅组成圪头词,还有各种各样的语法用途,如“出圪”,“绿圪茵茵”。内蒙人说话,只要一开口,少有不带“圪”的。真可谓:驴友不为“圪”所烦,游遍内蒙也枉然。
(6)。咸山宕江四摄韵尾脱落,元音鼻化。详细的说就是普通话中的韵母an和uan分别读为ae~(像英语egg前面那个音)和üae~,韵母ian和üan分别读ie和üe,韵母ang读ɔ~(像英语lot中间那个音)。这导致了“钱=茄”,“靴=宣”。有人说内蒙人分不清普通话中的ian和ie,以及uan和ue,这种说法其实不完全对,原因是有入声,例如“列”读入声而不与“恋”混,“血”读入声而不与“选”混。
(7)舒声促化。如“时”、“措”、“把”、“指”等非入声字完全读入声或部分情况读入声。
(8)。普通话中ang和uang两个韵母不分,如“港=广”、“抗=况”、“航=皇”、“张”=“庄”
(9)。基本没有成系统的文白异读。这体现了方言发展比较成熟稳定、整合能力强,受外部方言干扰小。这一点和粤语(指广府话)比较像。汉语多数方言都有一定规模的系统性文白异读,以闽语最为突出。就连北京话也是如此,北京话从清朝后期才开始成为权威方言,可能前期受其他方言影响较大,所以文白异读的规模也不小(主要体现在入声字),如“落”文读为luo,白读为lao。再如“剥”文读为bo,白读为bao。而这两个字内蒙古方言中不分文读和白读,分别读lueh和beh。
(10)。叠词丰富。如拐角叫做“拐拐”,绳子叫做“绳绳”,假人叫做“人人”,板子叫“板板”。叠词在普通话中也有,但是比起内蒙古方言不在一个数量级,在语言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可同日而语。
2。内蒙古晋语的两个亚种——不是西风压到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
蒙西方言分两路,西路和东路。西路话唱出来的二人台是西路二人台。东路话唱出来的二人台是东路二人台。两路话最大的区别在于调子不一样(调值不同)。
包头——河套的西路调值一般是:213(阴平)、44(阳平)、535(上声)、52(去声)、54(入声),五个声调;
呼市——乌盟的西路调值大致是:31(平声)、53(上声)、24(去声)、54(入声),四个声调。
例如一个巴盟人与一个乌盟人用方言对话,虽然彼此能够感到对方的方言与自己是同一类型,但感觉差别很大。东路人听西路人说话的调,像是在有意模仿普通话的调,西路人则会觉得对方说话的音调在故意“鬼圪抽”,像唱歌。其实调值的差异在音韵学上只不过小菜一碟的事,但普通人观察一种方言首先注意的就是调值。调值的巨大不同是导致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产生语言疏离感的主要原因。只要留意一下词汇、语法、字音,就会发现两路话其实一致性相当高。
就像西路二人台的势头压过东路二人台一样,西路话的势头也压过东路话。就连“走东口”这个词,也是“走西口”这个概念下的分支。人们直观的感受来看,东路话要“土气”一点,西路话要“洋气”一点。有些糊涂的西路人以为自己说的话和普通话差不多,初去了外地还讲方言,结果自然就悲剧了。有些糊涂的东路人也以为西路话和普通话差不多,其实那只是比东路话更像普通话而已。“呼市话”一词的滥用,也昭示着包头一系的方言对呼市话的喧宾夺主。总的说来,是西口风盖过东口风。乌盟人学包头话的不少,巴盟人学呼市话的罕有。包头话虽然属西路话,但带有向东路过渡的色彩,东路人学起来也容易,只需要变个调子,再变一些字音,然后增加减少一些词汇就差不多了。若要东路人学说纯粹的西路话,比如东胜话,那就有些小门槛了。因为纯粹的西路话有zh、ch、sh这种声母,还有很多轻声,不太好领会。
另外,武川、和林格尔、土左旗的方言,调子(调值)属于东西过渡。东路人听了像西路话。西路人听了像东路话。
七.也谈晋语
1987年《中国语言地图集》的出版,标志着晋语在汉语中的一级方言地位首次得到主流观点承认。该地图集将晋语划分为八片:并州片、吕梁片、大包片、张呼片、五台片、志延片、上党片、邯新片。从实际的角度讲,除并州片和吕梁片外的其他六片,划分都不准确,问题很大,这大概是受当时研究条件的局限所致,当然也有研究方法本身的原因。这里沿用晋语八片论的说法。虽然都是晋语,但这八片之间的差别很大。
并州片和吕梁片的方言可以用“十里不同音”来形容,外人很难听得懂,并且其内部也不能相互交流(例如同处于太原的迎泽区与晋源区的方言就不容易交流)。这两片方言所反映的语言现象十分古老,所以被有些专家称为“核心晋语”。两片方言与内蒙古晋语有一定的相似性,尤其是调值,吕梁片北部的调像包头——河套,并州片的调像呼市——乌盟。这两片方言也与晋南方言(中原官话汾河片)以及陕西关中地区的方言(中原官话关中片、秦陇片)的联系很大,尤其是白读层,似乎同出一源。根据一些专家对《大乘中宗见解》、《开蒙要训》、《汉番合时掌中珠》等对音材料的研究,它们是唐五代、宋西夏时期西北方音的后代。志延片与吕梁片南部的方言与关中——晋南官话的相似性尤其大,属于过渡方言。
上党片与邯新片深处太行山脉,十里不同音的现象也比较显著,很多地方的方言应该说不比并州、吕梁两片好懂,但其所反映的语言现象却并不怎么古老。这两片方言靠近中原,与河南话有一定的相似性。比如疑母消失,分尖团,子尾变韵等方面,但和河南话终究不是一类。该地区某些方言的声调数目达到七个,为北方地区之最。
内蒙古晋语主要是大包片与张呼片,也有四个地方(临河、乌海、磴口、杭锦后旗)是五台片。这三片为北部晋语,根据专家对元代汉语的相关研究,它是《蒙古字韵》所记载的音系发展而来的。内部一致性相对来说比较高,相互交流的时候容易产生方言认同感。蒙西是北部晋语分布的主要地区。在外人看来,北部晋语是晋语里最好懂的,最接近普通话。学界对蒙西方言最早研究见于1935年《绥远旅平学会会刊》,文瑞华先后发表《绥远音与国音》《再论绥远音与国音》。五十年代中期,国家为了推广普通话,进行了全国方言大普查。诞生了几篇研究论文,如张清常的《内蒙古自治区汉语方言与普通话的对应规律》。这以后一直到八十年代中期,对内蒙古晋语的研究很少,没有太多论文出现。1985年晋语分立以后,内蒙古晋语的研究略微多了一些,冒出了一批著作,如《内蒙古西部汉语方言词典》、《内蒙古汉语方言志》、《内蒙古现代汉语方言》、《内蒙古西部汉语方言语法研究》、《内蒙古汉语方言辨正》等。
总而言之,晋语是一种内部很杂乱的方言,或者可以说是一群不同方言的**(这个**最大的共同点是有入声)。
晋语的分布地区与战国时的赵国版图大致吻合,也与汉朝并州刺史部的范围吻合。所以晋语的产生,是有地理、历史、社会原因的,并不偶然。晋语之所以被命名为晋语,一来因为山西的晋语使用者最多,大约占晋语使用者总数的三分之一。二来山西处于晋语区版图的中心位置。三来晋语主要是被山西学者研究出来的。比起粤语、闽语、湘语等方言的名称,“晋语”显得比较名不副实,因为晋语区内,山西在人口数量、土地面积等方面都不占绝对分量。
八.一致性很高的蒙西方言
方言贵在统一。相对于杂乱的晋语,作为其一个分支的蒙西方言,内部却比较统一。只要某个人会任何一个地方的内蒙古晋语,那么他从最西边的乌海出发,顺黄河而下经过鄂尔多斯(旧名简称伊盟)和巴彦淖尔(旧名简称巴盟),沿着阴山穿越包头和呼和浩特,路过乌兰察布,最后到达锡林郭勒的二连浩特,一路下来,方言基本不会有障碍。可见内蒙古方言的内部一致程度之高。这种统一性,有其历史社会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内蒙古方言在历史上是一种强势方言。据李立成研究,元朝官韵《蒙古字韵》反映的就是蒙西方言,其在古代的强势程度不言自明。强势方言往往意味着内部的统一程度很高,例如粤语,粤东、广西的粤语由于是弱势方言,所以内部很不统一。而珠三角地区的粤语(即一般人们所提到的粤语)是强势方言,内部很统一,广州、香港以及海外各国使用粤语的华侨基本都说这种粤语。
第二个原因是地理环境因素。内蒙古方言分布在内蒙古高原上,总的来说地势不是太复杂,没有太多高山与峡谷。这种地形有利于相互之间的交流来往,促进方言向一致性的方向发展。虽然有一座东西走向的阴山横跨期间,但这似乎并没有造成方言的隔阂,阴山所过之处,前山和后山的方言基本上不分你我。内蒙古方言的内部差异主要反映在西部与东部的差异,而不是南北。近现代时期,京包铁路与包兰铁路又贯通了这一地带,更加方便了相互之间的往来。反观山西晋语区与陕北晋语区的地理环境,要么崇山峻岭,要么千沟万壑,严重阻碍了交通,大同人听不懂忻州人的方言,榆林人更不懂佳县人在讲什么,同处晋东南的长治与晋城方言不能互通。
第三个原因是蒙西地区经历了宋朝与明朝几百年的与中原地区隔绝的状态,尤其是明代长城的阻隔,致使方言内向发展,帮助促成了自身比较统一的局面。
不过蒙西方言的一致性毕竟分东西两路,一致性是有限的。说东路话的人比较容易听懂西路话。说西路话的人初听东路话有些小门槛,主要由于调子不同以及个别字的发音(如乌盟话“卖”、“妹”不分),但听得多了适应之后就问题不大了。
然而蒙西方言的一致性却带来一个负面影响,那就是人们喜欢用方言交流,想不到顾及听不懂的人。蒙东地区的人去到蒙西,往往反映方言不好懂,尤其是乌盟话最难懂。蒙东人想听懂蒙西方言,是有一定高度的门槛的,尤其是想完全听明白,非得有长时间在蒙西生活的经历不可。内蒙古的中心在蒙西,很多东四盟的人去这里求学、工作、游玩。若只是驻足于呼市市区、包头的青昆两区以及乌海,只要交际圈子不大,方言可能还不是什么问题。但如果去了东胜、东河、临河,方言就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麻烦。乌盟由于土地贫瘠人口较多,去呼包鄂谋生的人很多。年轻人虽然很多改了口音,但是岁数大一点的人都说乌盟话,不必担心别人听不懂自己说什么,更不担心自己听不懂别人方言。但蒙东人就不一样了,他们虽然不必担心别人听不懂自己的方言,因为他们的方言在蒙西人听起来就是普通话,但他们听蒙西方言就吃力了。假使蒙西方言一致性没这么高,相互之间不能以方言交流,那样大家交流就不得不用普通话了,普通话会有很高的上镜率,会给蒙东人士省不少麻烦。现在蒙西地区打工的外省人以山西和甘肃人为多。山西人中北部的人听内蒙古晋语基本没什么门槛,甘肃人有一些门槛,但情况似乎比蒙东人士好些。总之,蒙西方言并不算一种难懂的方言,无论是哪里人,只要在蒙西地区定居多年,都大致可以听懂。不像广州、福州那种方言真正难懂的地方,很多人定居了多年但对当地方言一个字都听不懂。
九.内蒙古晋语的延伸地区
内蒙古晋语有四个亲缘关系很近的兄弟方言,这四个地方紧挨着内蒙古,是内蒙古方言在其他省份的延伸区域。
1。雁北地区:大同和朔州。这两的地方紧挨乌盟,也属于塞外。察哈尔的首府曾经就在大同。这一带的方言像呼市话和乌盟话。
2。忻州地区:除了忻定盆地(忻府区、定襄和原平)外的其他县,方言一般都比较像内蒙话。西边的县像河套话,东边的县像乌盟话。“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指的就是这里。忻州地区曾是走西口的主力军。往大了说,走西口移民来自陕甘宁晋四省区,往小了说,走西口主要是山西人的移民史,再往小说,走西口其实主要是忻州人民的苦难史。
3。榆林北六县:在陕北的榆林,自古有“南六县”与“北六县”的说法。南六县是千沟万壑的黄土高坡,白羊肚手巾与羊皮袄是这里人的经典装束(歌手阿宝在舞台上的那种打扮)。榆林北六县是指陕北靠近鄂尔多斯的六个地方,分别是榆林(现在叫榆阳区)、神木、府谷、横山、靖边、定边。榆林北六县长城以北地区清代曾经属于鄂尔多斯,这块土地也是现在榆林主要的煤产地。为什么榆林北六县方言为什么像河套话,也就不言而喻了。
4。张家口:张家口与乌盟接壤,其方言整体来说比较像乌盟话和锡盟西部的方言,尤其是坝上地区。
至于山西的中南部、陕北其他地区、邯郸、豫北等地,方言和内蒙古晋语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尤其是山西中部与陕北其他地区,但总的来说差别比较大,虽然同属于晋语这个大概念,但是交流困难。
十.蒙西方言文化
建立在蒙西方言上的艺术有二人台、漫瀚调、爬山调等等,就不一一分说了。二人台和二人转一字之差,在全国的待遇天壤之别,主要恐怕就是方言。东北方言唱出来的二人转全国人能听懂,蒙西方言唱出来的二人台连自己人有时都听不大懂。有人想把二人台改用普通话唱,凭这个进军全国。这其实并不妥当,失败是肯定的。二人台的改革,首先现代化,应该改掉乡村味道太浓厚的特点,唱出来应该叫生活在城镇的人以农村的年轻人也易于接受与领会。其次要通俗化,通俗不是低俗,低俗的内容一定不要再唱了,这会毁了二人台。可以尝试包装一些可能受人追捧的艺人,走明星化道路。再次要创新化,别常来常去就那几个曲调,多创造一些具有地域特色的旋律,继往开来。
另外,蒙西的方言文化应该适应现代社会的状况,要能够跟得上时代。我们经常可以在媒体上听到粤语歌曲和闽南语歌曲,那我们能不能经常在电视上、网上听到此地话歌曲呢?答案是可以。阿宝、王二妮等人的上镜率是很高的。《走西口》、《五哥放羊》、《大拜年》、《圪梁梁》等此地话歌曲电视上也经常出现,全国只要是经常看电视的人,大概没几个不知道的。但所不同的是,粤语、闽南话歌曲是以流行音乐的面目出现的,而此地话的那些歌曲,是所谓的民歌,反反复复就那几首。再加上歌手每每喜欢作旧式农民打扮,所以面貌就更“土”了。如果艺术形式不创新,不与时俱进,这些走不完的西口,拜不完的大年,是要越来越走下坡路的。
十一.内蒙古方言的历史发展脉络
(这里要写几句不得不说的话。本文的内容都是在笔者阅读相关资料后做的融汇、总结,另外还写了些一些趣味性发挥。涉及纯学术的内容,基本不做原创。语言学的很多东西专家们也在争论,莫衷一是,各有各的观点。本文引用的内容,是对是错笔者也不知道,所以本文只作为参考性读物。读者若想对其中的某些具体内容了解清楚,建议亲自去翻看资料,可能会更精准。还有些内容笔者会记忆错误,在所难免,只可做为参考。)
1。前元朝时代——物是言非芳踪渺
从内蒙古方言的民间名称是“此地话”这一现象就可以知道,这种方言应该是本土产生、发展、传承下来的。战国时代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在蒙西开疆辟土,在阴山修建赵长城,长城以南属于赵国的雁门郡、代郡和云中郡,当时这里有很多城镇。鄂尔多斯那时属于秦国的上郡。从此,汉语文明在这一带生根发芽,以后一直连绵不绝。秦朝时,蒙西地区属于上郡、北地郡、九原郡、云中郡、雁门郡、代郡等郡。汉朝时分属云中郡、定襄郡、五原郡、上郡、朔方郡等郡、西河郡、代郡。当时蒙西地区是汉朝与匈奴对峙的主阵地。此后这里又被曹魏和西晋统治。从十六国到隋唐,是蒙西地区的政治辉煌期,出了很多英雄人物,仅仅一个武川就出了包括隋文帝、唐高祖在内的九个皇帝。轰轰烈烈的六镇暴动就发生在这一时期。这之后,蒙西地区曾是西夏国、辽国、金国的重镇。这三个塞北朝代一直与南边的宋朝互不统属,导致了这一时期蒙西方言走上了独立于中原地区的发展道路。尤其是石敬瑭割燕云十六州给辽国这件大事,无疑加重了塞北与中原的隔绝。上古汉语与中古汉语与现代汉语的差别很大,所以这一时期的蒙西方言和现代内蒙古蒙西此地话差别相当大,不可同日而语。
(其实元朝以前蒙西方言到底是什么状况,谁也说不清,可供研究的材料极少。这段内容属于联系史实做出的推想。他人写某个方言的历史时,对于远不可探的时期,也多用这种写法。这种内容只能作粗略的参考。)
2。元朝官韵——梦回草原帝国
1206年,成吉思汗在斡难河上游即皇帝位,1211年成吉思汗挥师南下,分东西两路进攻金朝,兵临中都(今北京),未克而返。1213年,蒙古军队分三路再次南下,攻破金朝黄河以北华北平原大部分地方,占据九十余座州郡,1215年攻克中都。以后几十年间,金朝只据有河南一带。华北尽为蒙古人所有。1234年蒙宋联军攻打蔡州(今河南汝南),金朝灭亡。1235年窝阔台在和林建都,次年在此修孔庙和司天台。1260年忽必烈在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属晋语张呼片)。1273年正式建立元朝,并迁都于大都。可以说,从1235年到元朝建立的约四十年间,蒙古人的政教中心一直在和林与上都之间。1253年八思巴喇嘛来中国受忽必烈之命制订文字,1269年颁布八思巴字的1269年,国都都在上都。六百年前的晋语区包括北京也说不定,李立成的《元代汉语音系的比较研究》一书甚至认为《蒙古字韵》是通行于金朝故地的标准音。《元代汉语音系的比较研究》中说:“在金朝统治北方的一百年间,北京及其周围地区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发展。由于政治中心的转移,一个新的方言也在崛起。”
《元代汉语音系的比较研究》中还说:“从语音特点上看,《蒙古字韵》保留微母、疑母和娘母,平声不分阴阳,有入声,这些特点从现代汉语方言来看,只有晋语的的一些方言对它最具有解释力……其中跟《蒙古字韵》音系在语音和地域上关系最密切的是大包片和张呼片……其中太仆寺旗即元代上都开平府故地……张呼片的四声跟《蒙古字韵》音系的四声完全一样。”
和现在的蒙西此地话一样,《蒙古字韵》入声不分阴阳,但有29个入声韵母。到了今天,内蒙古晋语一般只剩8个入声韵母了。这种入声韵母的归并减少,和现在的内蒙古晋语发展趋势一致。现在的内蒙古晋语入声韵母正在朝4个的数量归并发展。蒙古兴起之初,为蒙古人效力的汉人,十之六七都是现代晋语区的人。蒙古人首先学会的汉语就是内蒙古晋语。和林和上都两个都市是蒙古人开展文化建设的地方。
这里要谈谈中国古代的韵书。从隋唐开始,在韵学中占权威地位的是切韵音系,该音系中的《广韵》一直是最举足轻重的韵书,被视为最正统。但这里要谈的不是《广韵》,而是这三部不太出名的书:《古音韵会举要》(以下简称“七音”)、《礼部韵略七音三十六母通考》(以下简称“举要”)和《蒙古字韵》。这三部韵书反映的是内蒙古晋语在元朝时期的状况。《举要》和《七音》都明确声明自己与旧韵或“吴音”的不同。并且极力批评旧韵或“吴音”。《七音》卷首说:“韵书始于江左,本是吴音。今以七音韵母通考韵字之序,惟以雅音求之,无不谐叶。”《举要》中说:“韵书起于江左,譌舛相承,千有余年,莫之适正。”《举要》和《七音》摆明了是要和旧韵决裂,斥之为“吴音”,自己要推倒重来。《元代汉语音系的比较研究》一书中说:“《蒙古字韵》无疑代表一种‘官韵’,它所记录的应当是一种蒙古所承认或熟知的一种较为流行的汉语方言。《七音》和《举要》是《蒙古字韵》的翻版。”也就是说《蒙古字韵》、《举要》、《七音》音系相同。元朝恢复科举时,允许士子们带入考场的唯一参考书是《礼部韵略》。
《蒙古字韵》是现存第一步汉语拼音韵书,用八思巴字母标引。八思巴字号称可以译写一切文字,所以有八思巴汉文、八思巴蒙古文、八思巴藏文等,当时其势力之大犹如今天国际音标。八思巴字的出现,标志着汉语第一次实现了拼音化。二十世纪有很多人为汉语的拼音化而努力摸索,其实他们不过是在炒古人的冷饭。以八思巴字为字母的这次汉语拼音化尝试,最终随着元朝的瓦解而告失败。
元朝时期还诞生了另一部在语言学家看来分量很重的韵书——《中原音韵》。有人认为是当时河南话的音系,也有人认为是大都话的音系,总之它是官话方言的音系,与《蒙古字韵》不同。这两部韵书的另一个不同点是,《中原音韵》是一部民间私修韵书,《蒙古字韵》是官韵。
今天的正蓝旗方言,因在上个世纪有很多河北(特别是承德丰宁)人移民,所以带有很大华北地区官话的色彩。
3。后元朝时代——洗尽铅华呈素姿
纵观整个明朝时期,蒙西地区再次回到了于中原地区隔绝的状况,戒备森严的明代边墙说明了一切,这边墙西起嘉峪关,东到鸭绿江,规模真是浩大。内蒙古晋语不受共同语与周边方言的影响,开始了独立发展的黄金期。
先来说说明朝前期内蒙那些事。洪武年间,明朝放弃东胜卫,并迁移走部分百姓到内地,然后以长城为界与北元分而治之。然后这里开始留下的汉族百姓是怎样的状况呢?既然没有随明朝撤走,自然投奔蒙古各部了。根据记载,明朝前期蒙古诸部中一直都有汉人存在,蒙古人利用归顺的汉人充当间谍、向导,有的汉人还为蒙古人放牧。蒙古人还经常南下明朝境内掳掠汉族人口来补充。史书并没有关于当地汉人全部撤往明朝境内或留下来的汉人被赶尽杀绝的记载。《明英宗实录》中就记载了很多当时蒙古人派汉人细作,刺探明朝军情的事。关于归顺汉人为蒙古人作向导的事,明代史学家郑晓的《今言》、叶向高《四夷考》、黄瑜《双槐岁抄》等书都有记载。尹耕的《塞语》记载有归顺汉人为蒙古人放牧的情况。《明武宗实录》则更记录了当时有汉人已经进入了蒙古人军事行动的决策层,,做了大官。
《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中说:“虏逢汉男子,老与壮皆杀之,少者与妇人皆携去为奴婢。”说明明朝前期归顺蒙古的汉人中,成年男子人群的主体应该不是被掳掠来的,而是没有随明朝撤走的那些人,掳掠来的男子中除了儿童都被杀了。(这段内容详见韦占彬《明代蒙古诸部对归顺汉人的任用及其军事影响》一文)
明朝中期以后,很多内地汉人背叛明朝投奔了蒙古,拉开了走西口的帷幕。嘉靖十二年,明朝北部重镇大同发生了兵变。时任大同总兵的李瑾被叛乱的兵士杀死,明朝遂派重兵弹压,遣兵入大同,大肆杀掠。叛兵被镇压,幸存者就逃到了内蒙古,丰州滩收留了他们。
嘉靖二十年又发生一次变故,也是在大同,白莲教徒集体北逃,来到了丰州滩。在这之后,明朝境内前往塞北的汉人越来越多。到16世纪60年代,丰州滩已开田万顷,连村数百,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到了明朝万历年间,他们在明朝的视野中成了“汉夷”,也就是汉裔蒙古人,彻底融入了蒙古社会。这时,他们的人数是多少呢?
1584年,明朝的兵科给事中陈亮向皇帝报告说:“板升夷人,众至十万。”
隆庆年间,大量山西、河北、河南、陕西人偷偷越过边墙,来到河套与土默特地区。
明清时代的内蒙古西部地区,距离内地遥远、而且关山阻隔、。长城是一道不可逾越的屏障。当时,汉族百姓想在关内外往来,那是不可想象的事。几百年来,
不少汉人走西口到关外,那是死里逃生,实出无奈的事。这主要是因为异地他域、或禁或卡、旅途艰险、行程太远,在当时那种人行肩挑车载的情况下,极不方便。由于地区偏远、交通不便,就决定了这一地区的封闭性。
众所周知,今天内蒙古中西部地区多数人都是走西口人的后裔。如果再加上明朝叛逃
和被掳掠到塞北的汉人后裔,总数比原住汉人的后裔数量多很多。那么内蒙古明代以前的方言会不会被外来移民的口音替换改造,方言面貌推倒重来?移民对本地方言的影响肯定是有的,但这种影响大概不会太大。比如现在的东北人多是山东人闯关东移民的后代,但是如今东北话却和山东任何地方的方言都不相像,虽然同属官话方言,却是不同的种类官话方言。仅有辽东半岛和胶东半岛的方言属于同一系统(胶辽官话)。山西与陕北的方言十分复杂前文已经说过,很多时候相邻的两个县彼此之间都无法交流。所以他们走西口到塞北后,后代大概都放弃了自己原来的方言,改用了内蒙古当地方言。(这里牵扯到一个问题,比较多的人认为,内蒙古晋语是走西口带来的,是新兴的方言种类。这种说法也有它一定的道理,毕竟内蒙古晋语与晋北、陕北的晋语相似度很高,而且在走西口前夕,蒙西地区汉人数量不多,基本是山陕汉人填充了这一地区。但实情到底是怎么样的,既然专家都有分歧,那笔者自然也不得而知了。所以正如上文所说,本文只罗列出一种观点,仅供参考。蒙西此地话源自走西口这种观点在语言学上有两个疑点,一是走西口移民来自晋语五台片区域的人最多,该片晋语阴平与上声相混,而内蒙古晋语除了后套的四个旗县区以外,都无此特点。这种语音简化现象在新形成的方言中没有体现,不好解释。另一个疑点是晋语张呼片平上去入的四声格局在晋语区只集中见于张呼片,山陕无张呼片。不见于山陕。或许,内蒙古晋语与山陕晋语相似,仅是因为从古至今互为近邻,都属于晋语。)
(全文完)
一.一颗汉语方言星河中的塞外明珠
众所周知,由于数千年的长期发展,汉语这个大家庭孕育出了众多方言,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语言文化财富。这里要谈的是内蒙古西部方言——一种十分重要的边疆方言。目前使用人数约有一千万。其通行地区具体包括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巴彦淖尔、乌兰察布、乌海和锡林郭勒盟大部分地区。不包括赤峰、通辽、呼伦贝尔、阿拉善、兴安盟。
蒙西方言学名是“内蒙古晋语”,有专家将其分为呼市小片(张呼片)、包头小片(大包片)和临河小片(五台片)。但这只是有关人士根据声调演变进行的分类,实际来讲并不准确。我们应该给出更加实际的分类。谁都能听出来,大同话和呼市话才是一类,和包头话不一样;临河话和包头话是一类,与五台话不是一路。大包片、张呼片、五台片这种分类在常人看来有恶搞的嫌疑。
由于现代移民的缘故,呼和浩特与乌海的市区,以及包头的青山区、昆都仑区有相当大一部分人是说普通话的,在这些地方普通话是主要通行的语言(由于包钢移民的原因,包头昆都仑区有一部分人说东北辽宁一带方言),另外在牧区(尤其是拥有大片牧区的锡林郭勒盟)还有很大一部分地区通行蒙语。
内蒙古晋语是汉语保存入声的方言中,最靠北的方言。仅凭此一条,就有理由称之为塞外明珠。
二.蒙西民间对内蒙古晋语的称呼
此地话:这个名字被用得最多,最广泛。最广为人知。出了外地,别人问你们说什么方言呀,答曰:此地话。对方晕了……
后套话:指巴盟话。也就是狭义的河套话。
梁外话:鄂尔多斯多沙漠化的丘陵地貌,即“圪梁梁”比较多,所以被人称作梁外。那里的方言被人称作梁外话。
后山话:阴山以北固阳、达茂旗、武川、四子王旗、商都、化德。后山话并不是指某种特定的方言,因为阴山横贯蒙西,各地都有后山。
河滩话:指沿黄河一带的方言,萨托二县、达拉特旗、杭锦旗。与后山话一样,河滩话也不是指某种特定的方言。
东路话:包头、巴盟、鄂尔多斯人对乌盟、呼市、锡盟西部方言的称呼。
这种名字还有很多,不再列举。总的来说,内蒙古晋语在民间最统一的名字是“此地话”。有时听到有些其他省份的人,随口把蒙西方言叫做蒙古话,这很不贴切,因为真正的蒙古话是蒙语。闽语不是闽人的语言而是汉语,粤语也不是越人的语言,也是汉语。但此地话却是绝对不能称为蒙语的,因为真正的蒙语还在。
三.略论蒙西各盟市方言
1。西区包括鄂尔多斯、巴盟、乌海。这三地的方言差不多,都属于广义的河套话。阴平、阳平、上、去、入五个调,与包头话类似。只有临河、乌海、杭锦后旗、磴口的阴平混入上声较为明显。河套话的调子与包头话一样,乍听起来,上声、去声两个调和普通话差不多,阴平与阳平和普通话相反。鄂尔多斯的方言给人一种含含糊糊、咬字不清的感觉,比巴盟话要难懂。
2。东区包括乌盟与半个锡盟。调子与呼市话差不多,和普通话迥异,和山西多数地区的方言类似。
乌盟:乌盟话平声不分阴阳,一般是平上去入四个声调。乌盟话大致分四类
(1)前山乌盟话。包括集宁区、察哈尔右翼前旗、卓资山大部、凉城,乌盟话的代表性方言。
(2)后山乌盟话。包括商都、化德、兴和、察哈尔右翼后旗。与第一类其实差不太多,略有不同。
(3)过渡类型。包括四子王旗、察哈尔右翼中旗,卓资山旗下营,呼市赛罕区。这类方言平声分阴阳,五个声调,是乌盟话向包头话的过渡。
丰镇话。它和大同话很像。
锡盟:锡盟有讲内蒙古晋语的地方大致包括二连浩特、太仆寺旗、镶黄旗、正蓝旗、正镶白旗。和乌盟话是一类。
3。中心区
中心区其实是东区与西区的过渡地带——呼包。包头以及呼市的托县、清水河可以算西区,呼市城区可以算东区。调值方面,和林、武川、土左旗是最典型的过渡地带。
呼和浩特:呼市的市区以说普通话为主,但这种普通话并不是纯粹的普通话,而是一种杂糅了方言的普通话。
玉泉区、回民区和赛罕区有一定数量的方言使用者。新城区基本都是普通话。回民区的方言被称作回民话,但这种话的使用者不仅有回民,汉民也说。回民话不同于玉泉区的方言,有点特殊。赛罕区是郊区,与乌盟挨着,方言使用者比较多,与乌盟话中的第三类是一种。玉泉区的方言可以看做是呼市话。“呼市话”这个称谓现在有点被滥用了。
首先,出于对大呼和浩特的认同,呼市下辖各旗县里有的年轻人将自己的方言也称为呼市话,其实他们的方言更接近包头话。托县与清水河的方言和包头话是一类。和林、武川、土左旗的方言属于包头调与呼市调的混合,但平声分阴阳,更接近包头话。
其次,在包头,乌盟话有时被尊称为呼市话,因为在包头人基本分不清乌盟话和呼市话。作为首府,呼市话却没能成为蒙西的权威方言,原因很多,以上已经列出了一部分。蒙西方言的代表是包头话。
包头:“包头”过去专指东河区,包头话指的也正是东河区的方言。九原区(以前叫郊区)、石拐区、白云区、土右旗、固阳、达茂旗的方言和包头话区别不大。不同的地方主要在新建的两个城区——昆区与青山区。由于建国后从京、津、冀、东北等省份有组织地移民,这两个区以普通话(这种普通话混有包头话成分)为主。昆区有一部分人至今讲东北话。昆区由于与巴盟相邻,周边一些乡村的方言属于后套话。回民聚居的地方,往往会产生一种有别于当地方言的“回民话”,东河区回民聚居地的方言也与包头话有点小差异。呼市、宁夏都有这种汉回方言不太相同的现象。
四.略谈内蒙古其他地区的语言与方言
1。蒙东的北京官话与东北官话
呼伦贝尔、兴安盟、通辽科尔沁区及其以东各旗县是东北官话长锦小片(乌兰浩特)与嫩克小片(海拉尔)。赤峰与科尔沁区以西各旗县是北京官话朝峰片。东北官话与北京官话没有绝对的分界线,其实是一种方言,这一点一般人也都能感受出来。方言学术界划分为两种,其实争论有很多。总的来说,蒙东的汉语方言内部差别不大,与普通话的差别也不大,属于现代汉语的嫡系方言。
2。阿拉善盟兰银官话
别看阿盟只有三个旗,二十万人口,方言还要分为两种。阿拉善左旗属于兰银官话银吴片,这是阿盟方言的代表,被当地人称为“新巴音话”。阿拉善右旗和额济纳旗属于兰银官话河西片,这种方言与甘肃民勤方言相似。额济纳旗其实是以普通话为主的。
阿盟方言前后鼻音不分,这点和内蒙古晋语比较像。另外,阿盟方言l、n不分,这点有点像江淮、巴蜀等南方的方言。
3。蒙语
对内蒙古的汉语方言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后,回头再看看内蒙古的蒙语方言,会惊奇地发现,竟然也有蒙西、蒙东、阿拉善之分。
蒙西蒙语:包括苏尼特、察哈尔、鄂尔多斯三个土语,可以对土语又分以旗县为单位的次土语。
阿拉善蒙语:也就是一般所谓的卫拉特蒙语。
蒙东蒙语:蒙东蒙语分两类,一类是科尔沁类,包括科尔沁、喀喇沁、巴林三个土语,可以对土语又分以旗县为单位的次土语;另一类巴尔虎布里亚特类,可以分为新巴尔虎、陈巴尔虎、布里亚特三个土语。
蒙语在内蒙古具有官方语言地位,在内蒙古的影响力还是不小的,尤其是东蒙和呼和浩特。蒙语现在面临着被汉语(官话、晋语)词汇渗透的状况,有些人对此很担忧。其实内蒙古晋语也在被普通话词汇渗透着,各种语言、方言被英语词汇渗透。现代社会的语言状况,只能是这个样子。
五.内蒙古方言的特征与分类——西口风与东口风
1。内蒙古晋语十大特征
(1)。完全保留入声,并且入声未分化出阴调与阳调。所保留的入声韵尾是喉塞尾-h。
(2)。含有韵尾-ng的字,主元音鼻化,通俗地说就是普通话中的韵母ing、eng、ong在这里变成了ie~ng、e~ng、ue~ng。从笔者翻阅过的资料看,这一特点山西和陕西的晋语都没有,为内蒙古所独有。
(3)。深臻曾梗通五摄合流。说得通俗点就是前后鼻音不分,普通话中in与ing、en与eng、un与ong、ün与üng四对韵母合并,分别读ie~ng、e~ng和ue~ng、üe~ng,都是后鼻音,并且统统押韵。如“音”“英”不分,“盆”“朋”不分,“伦”“龙”“晕”“庸”不分,并且这八个字是押韵的。
(4)。有大量的分音词,如不烂(绊)、圐圙(圈)、黑浪(巷)、扑拉(扒)、不浪(棒)。
(5)。有入声词缀“圪”、“日”、“忽”、“卜”等,例如圪捣、日脏、一卜滩、忽绕等,这种词都数量非常庞大。这些词缀一般没有实际意思。值得一提的是圪头词,数量很大,词性广泛。另外“圪”字不仅组成圪头词,还有各种各样的语法用途,如“出圪”,“绿圪茵茵”。内蒙人说话,只要一开口,少有不带“圪”的。真可谓:驴友不为“圪”所烦,游遍内蒙也枉然。
(6)。咸山宕江四摄韵尾脱落,元音鼻化。详细的说就是普通话中的韵母an和uan分别读为ae~(像英语egg前面那个音)和üae~,韵母ian和üan分别读ie和üe,韵母ang读ɔ~(像英语lot中间那个音)。这导致了“钱=茄”,“靴=宣”。有人说内蒙人分不清普通话中的ian和ie,以及uan和ue,这种说法其实不完全对,原因是有入声,例如“列”读入声而不与“恋”混,“血”读入声而不与“选”混。
(7)舒声促化。如“时”、“措”、“把”、“指”等非入声字完全读入声或部分情况读入声。
(8)。普通话中ang和uang两个韵母不分,如“港=广”、“抗=况”、“航=皇”、“张”=“庄”
(9)。基本没有成系统的文白异读。这体现了方言发展比较成熟稳定、整合能力强,受外部方言干扰小。这一点和粤语(指广府话)比较像。汉语多数方言都有一定规模的系统性文白异读,以闽语最为突出。就连北京话也是如此,北京话从清朝后期才开始成为权威方言,可能前期受其他方言影响较大,所以文白异读的规模也不小(主要体现在入声字),如“落”文读为luo,白读为lao。再如“剥”文读为bo,白读为bao。而这两个字内蒙古方言中不分文读和白读,分别读lueh和beh。
(10)。叠词丰富。如拐角叫做“拐拐”,绳子叫做“绳绳”,假人叫做“人人”,板子叫“板板”。叠词在普通话中也有,但是比起内蒙古方言不在一个数量级,在语言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可同日而语。
2。内蒙古晋语的两个亚种——不是西风压到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
蒙西方言分两路,西路和东路。西路话唱出来的二人台是西路二人台。东路话唱出来的二人台是东路二人台。两路话最大的区别在于调子不一样(调值不同)。
包头——河套的西路调值一般是:213(阴平)、44(阳平)、535(上声)、52(去声)、54(入声),五个声调;
呼市——乌盟的西路调值大致是:31(平声)、53(上声)、24(去声)、54(入声),四个声调。
例如一个巴盟人与一个乌盟人用方言对话,虽然彼此能够感到对方的方言与自己是同一类型,但感觉差别很大。东路人听西路人说话的调,像是在有意模仿普通话的调,西路人则会觉得对方说话的音调在故意“鬼圪抽”,像唱歌。其实调值的差异在音韵学上只不过小菜一碟的事,但普通人观察一种方言首先注意的就是调值。调值的巨大不同是导致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产生语言疏离感的主要原因。只要留意一下词汇、语法、字音,就会发现两路话其实一致性相当高。
就像西路二人台的势头压过东路二人台一样,西路话的势头也压过东路话。就连“走东口”这个词,也是“走西口”这个概念下的分支。人们直观的感受来看,东路话要“土气”一点,西路话要“洋气”一点。有些糊涂的西路人以为自己说的话和普通话差不多,初去了外地还讲方言,结果自然就悲剧了。有些糊涂的东路人也以为西路话和普通话差不多,其实那只是比东路话更像普通话而已。“呼市话”一词的滥用,也昭示着包头一系的方言对呼市话的喧宾夺主。总的说来,是西口风盖过东口风。乌盟人学包头话的不少,巴盟人学呼市话的罕有。包头话虽然属西路话,但带有向东路过渡的色彩,东路人学起来也容易,只需要变个调子,再变一些字音,然后增加减少一些词汇就差不多了。若要东路人学说纯粹的西路话,比如东胜话,那就有些小门槛了。因为纯粹的西路话有zh、ch、sh这种声母,还有很多轻声,不太好领会。
另外,武川、和林格尔、土左旗的方言,调子(调值)属于东西过渡。东路人听了像西路话。西路人听了像东路话。
七.也谈晋语
1987年《中国语言地图集》的出版,标志着晋语在汉语中的一级方言地位首次得到主流观点承认。该地图集将晋语划分为八片:并州片、吕梁片、大包片、张呼片、五台片、志延片、上党片、邯新片。从实际的角度讲,除并州片和吕梁片外的其他六片,划分都不准确,问题很大,这大概是受当时研究条件的局限所致,当然也有研究方法本身的原因。这里沿用晋语八片论的说法。虽然都是晋语,但这八片之间的差别很大。
并州片和吕梁片的方言可以用“十里不同音”来形容,外人很难听得懂,并且其内部也不能相互交流(例如同处于太原的迎泽区与晋源区的方言就不容易交流)。这两片方言所反映的语言现象十分古老,所以被有些专家称为“核心晋语”。两片方言与内蒙古晋语有一定的相似性,尤其是调值,吕梁片北部的调像包头——河套,并州片的调像呼市——乌盟。这两片方言也与晋南方言(中原官话汾河片)以及陕西关中地区的方言(中原官话关中片、秦陇片)的联系很大,尤其是白读层,似乎同出一源。根据一些专家对《大乘中宗见解》、《开蒙要训》、《汉番合时掌中珠》等对音材料的研究,它们是唐五代、宋西夏时期西北方音的后代。志延片与吕梁片南部的方言与关中——晋南官话的相似性尤其大,属于过渡方言。
上党片与邯新片深处太行山脉,十里不同音的现象也比较显著,很多地方的方言应该说不比并州、吕梁两片好懂,但其所反映的语言现象却并不怎么古老。这两片方言靠近中原,与河南话有一定的相似性。比如疑母消失,分尖团,子尾变韵等方面,但和河南话终究不是一类。该地区某些方言的声调数目达到七个,为北方地区之最。
内蒙古晋语主要是大包片与张呼片,也有四个地方(临河、乌海、磴口、杭锦后旗)是五台片。这三片为北部晋语,根据专家对元代汉语的相关研究,它是《蒙古字韵》所记载的音系发展而来的。内部一致性相对来说比较高,相互交流的时候容易产生方言认同感。蒙西是北部晋语分布的主要地区。在外人看来,北部晋语是晋语里最好懂的,最接近普通话。学界对蒙西方言最早研究见于1935年《绥远旅平学会会刊》,文瑞华先后发表《绥远音与国音》《再论绥远音与国音》。五十年代中期,国家为了推广普通话,进行了全国方言大普查。诞生了几篇研究论文,如张清常的《内蒙古自治区汉语方言与普通话的对应规律》。这以后一直到八十年代中期,对内蒙古晋语的研究很少,没有太多论文出现。1985年晋语分立以后,内蒙古晋语的研究略微多了一些,冒出了一批著作,如《内蒙古西部汉语方言词典》、《内蒙古汉语方言志》、《内蒙古现代汉语方言》、《内蒙古西部汉语方言语法研究》、《内蒙古汉语方言辨正》等。
总而言之,晋语是一种内部很杂乱的方言,或者可以说是一群不同方言的**(这个**最大的共同点是有入声)。
晋语的分布地区与战国时的赵国版图大致吻合,也与汉朝并州刺史部的范围吻合。所以晋语的产生,是有地理、历史、社会原因的,并不偶然。晋语之所以被命名为晋语,一来因为山西的晋语使用者最多,大约占晋语使用者总数的三分之一。二来山西处于晋语区版图的中心位置。三来晋语主要是被山西学者研究出来的。比起粤语、闽语、湘语等方言的名称,“晋语”显得比较名不副实,因为晋语区内,山西在人口数量、土地面积等方面都不占绝对分量。
八.一致性很高的蒙西方言
方言贵在统一。相对于杂乱的晋语,作为其一个分支的蒙西方言,内部却比较统一。只要某个人会任何一个地方的内蒙古晋语,那么他从最西边的乌海出发,顺黄河而下经过鄂尔多斯(旧名简称伊盟)和巴彦淖尔(旧名简称巴盟),沿着阴山穿越包头和呼和浩特,路过乌兰察布,最后到达锡林郭勒的二连浩特,一路下来,方言基本不会有障碍。可见内蒙古方言的内部一致程度之高。这种统一性,有其历史社会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内蒙古方言在历史上是一种强势方言。据李立成研究,元朝官韵《蒙古字韵》反映的就是蒙西方言,其在古代的强势程度不言自明。强势方言往往意味着内部的统一程度很高,例如粤语,粤东、广西的粤语由于是弱势方言,所以内部很不统一。而珠三角地区的粤语(即一般人们所提到的粤语)是强势方言,内部很统一,广州、香港以及海外各国使用粤语的华侨基本都说这种粤语。
第二个原因是地理环境因素。内蒙古方言分布在内蒙古高原上,总的来说地势不是太复杂,没有太多高山与峡谷。这种地形有利于相互之间的交流来往,促进方言向一致性的方向发展。虽然有一座东西走向的阴山横跨期间,但这似乎并没有造成方言的隔阂,阴山所过之处,前山和后山的方言基本上不分你我。内蒙古方言的内部差异主要反映在西部与东部的差异,而不是南北。近现代时期,京包铁路与包兰铁路又贯通了这一地带,更加方便了相互之间的往来。反观山西晋语区与陕北晋语区的地理环境,要么崇山峻岭,要么千沟万壑,严重阻碍了交通,大同人听不懂忻州人的方言,榆林人更不懂佳县人在讲什么,同处晋东南的长治与晋城方言不能互通。
第三个原因是蒙西地区经历了宋朝与明朝几百年的与中原地区隔绝的状态,尤其是明代长城的阻隔,致使方言内向发展,帮助促成了自身比较统一的局面。
不过蒙西方言的一致性毕竟分东西两路,一致性是有限的。说东路话的人比较容易听懂西路话。说西路话的人初听东路话有些小门槛,主要由于调子不同以及个别字的发音(如乌盟话“卖”、“妹”不分),但听得多了适应之后就问题不大了。
然而蒙西方言的一致性却带来一个负面影响,那就是人们喜欢用方言交流,想不到顾及听不懂的人。蒙东地区的人去到蒙西,往往反映方言不好懂,尤其是乌盟话最难懂。蒙东人想听懂蒙西方言,是有一定高度的门槛的,尤其是想完全听明白,非得有长时间在蒙西生活的经历不可。内蒙古的中心在蒙西,很多东四盟的人去这里求学、工作、游玩。若只是驻足于呼市市区、包头的青昆两区以及乌海,只要交际圈子不大,方言可能还不是什么问题。但如果去了东胜、东河、临河,方言就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麻烦。乌盟由于土地贫瘠人口较多,去呼包鄂谋生的人很多。年轻人虽然很多改了口音,但是岁数大一点的人都说乌盟话,不必担心别人听不懂自己说什么,更不担心自己听不懂别人方言。但蒙东人就不一样了,他们虽然不必担心别人听不懂自己的方言,因为他们的方言在蒙西人听起来就是普通话,但他们听蒙西方言就吃力了。假使蒙西方言一致性没这么高,相互之间不能以方言交流,那样大家交流就不得不用普通话了,普通话会有很高的上镜率,会给蒙东人士省不少麻烦。现在蒙西地区打工的外省人以山西和甘肃人为多。山西人中北部的人听内蒙古晋语基本没什么门槛,甘肃人有一些门槛,但情况似乎比蒙东人士好些。总之,蒙西方言并不算一种难懂的方言,无论是哪里人,只要在蒙西地区定居多年,都大致可以听懂。不像广州、福州那种方言真正难懂的地方,很多人定居了多年但对当地方言一个字都听不懂。
九.内蒙古晋语的延伸地区
内蒙古晋语有四个亲缘关系很近的兄弟方言,这四个地方紧挨着内蒙古,是内蒙古方言在其他省份的延伸区域。
1。雁北地区:大同和朔州。这两的地方紧挨乌盟,也属于塞外。察哈尔的首府曾经就在大同。这一带的方言像呼市话和乌盟话。
2。忻州地区:除了忻定盆地(忻府区、定襄和原平)外的其他县,方言一般都比较像内蒙话。西边的县像河套话,东边的县像乌盟话。“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指的就是这里。忻州地区曾是走西口的主力军。往大了说,走西口移民来自陕甘宁晋四省区,往小了说,走西口主要是山西人的移民史,再往小说,走西口其实主要是忻州人民的苦难史。
3。榆林北六县:在陕北的榆林,自古有“南六县”与“北六县”的说法。南六县是千沟万壑的黄土高坡,白羊肚手巾与羊皮袄是这里人的经典装束(歌手阿宝在舞台上的那种打扮)。榆林北六县是指陕北靠近鄂尔多斯的六个地方,分别是榆林(现在叫榆阳区)、神木、府谷、横山、靖边、定边。榆林北六县长城以北地区清代曾经属于鄂尔多斯,这块土地也是现在榆林主要的煤产地。为什么榆林北六县方言为什么像河套话,也就不言而喻了。
4。张家口:张家口与乌盟接壤,其方言整体来说比较像乌盟话和锡盟西部的方言,尤其是坝上地区。
至于山西的中南部、陕北其他地区、邯郸、豫北等地,方言和内蒙古晋语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尤其是山西中部与陕北其他地区,但总的来说差别比较大,虽然同属于晋语这个大概念,但是交流困难。
十.蒙西方言文化
建立在蒙西方言上的艺术有二人台、漫瀚调、爬山调等等,就不一一分说了。二人台和二人转一字之差,在全国的待遇天壤之别,主要恐怕就是方言。东北方言唱出来的二人转全国人能听懂,蒙西方言唱出来的二人台连自己人有时都听不大懂。有人想把二人台改用普通话唱,凭这个进军全国。这其实并不妥当,失败是肯定的。二人台的改革,首先现代化,应该改掉乡村味道太浓厚的特点,唱出来应该叫生活在城镇的人以农村的年轻人也易于接受与领会。其次要通俗化,通俗不是低俗,低俗的内容一定不要再唱了,这会毁了二人台。可以尝试包装一些可能受人追捧的艺人,走明星化道路。再次要创新化,别常来常去就那几个曲调,多创造一些具有地域特色的旋律,继往开来。
另外,蒙西的方言文化应该适应现代社会的状况,要能够跟得上时代。我们经常可以在媒体上听到粤语歌曲和闽南语歌曲,那我们能不能经常在电视上、网上听到此地话歌曲呢?答案是可以。阿宝、王二妮等人的上镜率是很高的。《走西口》、《五哥放羊》、《大拜年》、《圪梁梁》等此地话歌曲电视上也经常出现,全国只要是经常看电视的人,大概没几个不知道的。但所不同的是,粤语、闽南话歌曲是以流行音乐的面目出现的,而此地话的那些歌曲,是所谓的民歌,反反复复就那几首。再加上歌手每每喜欢作旧式农民打扮,所以面貌就更“土”了。如果艺术形式不创新,不与时俱进,这些走不完的西口,拜不完的大年,是要越来越走下坡路的。
十一.内蒙古方言的历史发展脉络
(这里要写几句不得不说的话。本文的内容都是在笔者阅读相关资料后做的融汇、总结,另外还写了些一些趣味性发挥。涉及纯学术的内容,基本不做原创。语言学的很多东西专家们也在争论,莫衷一是,各有各的观点。本文引用的内容,是对是错笔者也不知道,所以本文只作为参考性读物。读者若想对其中的某些具体内容了解清楚,建议亲自去翻看资料,可能会更精准。还有些内容笔者会记忆错误,在所难免,只可做为参考。)
1。前元朝时代——物是言非芳踪渺
从内蒙古方言的民间名称是“此地话”这一现象就可以知道,这种方言应该是本土产生、发展、传承下来的。战国时代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在蒙西开疆辟土,在阴山修建赵长城,长城以南属于赵国的雁门郡、代郡和云中郡,当时这里有很多城镇。鄂尔多斯那时属于秦国的上郡。从此,汉语文明在这一带生根发芽,以后一直连绵不绝。秦朝时,蒙西地区属于上郡、北地郡、九原郡、云中郡、雁门郡、代郡等郡。汉朝时分属云中郡、定襄郡、五原郡、上郡、朔方郡等郡、西河郡、代郡。当时蒙西地区是汉朝与匈奴对峙的主阵地。此后这里又被曹魏和西晋统治。从十六国到隋唐,是蒙西地区的政治辉煌期,出了很多英雄人物,仅仅一个武川就出了包括隋文帝、唐高祖在内的九个皇帝。轰轰烈烈的六镇暴动就发生在这一时期。这之后,蒙西地区曾是西夏国、辽国、金国的重镇。这三个塞北朝代一直与南边的宋朝互不统属,导致了这一时期蒙西方言走上了独立于中原地区的发展道路。尤其是石敬瑭割燕云十六州给辽国这件大事,无疑加重了塞北与中原的隔绝。上古汉语与中古汉语与现代汉语的差别很大,所以这一时期的蒙西方言和现代内蒙古蒙西此地话差别相当大,不可同日而语。
(其实元朝以前蒙西方言到底是什么状况,谁也说不清,可供研究的材料极少。这段内容属于联系史实做出的推想。他人写某个方言的历史时,对于远不可探的时期,也多用这种写法。这种内容只能作粗略的参考。)
2。元朝官韵——梦回草原帝国
1206年,成吉思汗在斡难河上游即皇帝位,1211年成吉思汗挥师南下,分东西两路进攻金朝,兵临中都(今北京),未克而返。1213年,蒙古军队分三路再次南下,攻破金朝黄河以北华北平原大部分地方,占据九十余座州郡,1215年攻克中都。以后几十年间,金朝只据有河南一带。华北尽为蒙古人所有。1234年蒙宋联军攻打蔡州(今河南汝南),金朝灭亡。1235年窝阔台在和林建都,次年在此修孔庙和司天台。1260年忽必烈在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属晋语张呼片)。1273年正式建立元朝,并迁都于大都。可以说,从1235年到元朝建立的约四十年间,蒙古人的政教中心一直在和林与上都之间。1253年八思巴喇嘛来中国受忽必烈之命制订文字,1269年颁布八思巴字的1269年,国都都在上都。六百年前的晋语区包括北京也说不定,李立成的《元代汉语音系的比较研究》一书甚至认为《蒙古字韵》是通行于金朝故地的标准音。《元代汉语音系的比较研究》中说:“在金朝统治北方的一百年间,北京及其周围地区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发展。由于政治中心的转移,一个新的方言也在崛起。”
《元代汉语音系的比较研究》中还说:“从语音特点上看,《蒙古字韵》保留微母、疑母和娘母,平声不分阴阳,有入声,这些特点从现代汉语方言来看,只有晋语的的一些方言对它最具有解释力……其中跟《蒙古字韵》音系在语音和地域上关系最密切的是大包片和张呼片……其中太仆寺旗即元代上都开平府故地……张呼片的四声跟《蒙古字韵》音系的四声完全一样。”
和现在的蒙西此地话一样,《蒙古字韵》入声不分阴阳,但有29个入声韵母。到了今天,内蒙古晋语一般只剩8个入声韵母了。这种入声韵母的归并减少,和现在的内蒙古晋语发展趋势一致。现在的内蒙古晋语入声韵母正在朝4个的数量归并发展。蒙古兴起之初,为蒙古人效力的汉人,十之六七都是现代晋语区的人。蒙古人首先学会的汉语就是内蒙古晋语。和林和上都两个都市是蒙古人开展文化建设的地方。
这里要谈谈中国古代的韵书。从隋唐开始,在韵学中占权威地位的是切韵音系,该音系中的《广韵》一直是最举足轻重的韵书,被视为最正统。但这里要谈的不是《广韵》,而是这三部不太出名的书:《古音韵会举要》(以下简称“七音”)、《礼部韵略七音三十六母通考》(以下简称“举要”)和《蒙古字韵》。这三部韵书反映的是内蒙古晋语在元朝时期的状况。《举要》和《七音》都明确声明自己与旧韵或“吴音”的不同。并且极力批评旧韵或“吴音”。《七音》卷首说:“韵书始于江左,本是吴音。今以七音韵母通考韵字之序,惟以雅音求之,无不谐叶。”《举要》中说:“韵书起于江左,譌舛相承,千有余年,莫之适正。”《举要》和《七音》摆明了是要和旧韵决裂,斥之为“吴音”,自己要推倒重来。《元代汉语音系的比较研究》一书中说:“《蒙古字韵》无疑代表一种‘官韵’,它所记录的应当是一种蒙古所承认或熟知的一种较为流行的汉语方言。《七音》和《举要》是《蒙古字韵》的翻版。”也就是说《蒙古字韵》、《举要》、《七音》音系相同。元朝恢复科举时,允许士子们带入考场的唯一参考书是《礼部韵略》。
《蒙古字韵》是现存第一步汉语拼音韵书,用八思巴字母标引。八思巴字号称可以译写一切文字,所以有八思巴汉文、八思巴蒙古文、八思巴藏文等,当时其势力之大犹如今天国际音标。八思巴字的出现,标志着汉语第一次实现了拼音化。二十世纪有很多人为汉语的拼音化而努力摸索,其实他们不过是在炒古人的冷饭。以八思巴字为字母的这次汉语拼音化尝试,最终随着元朝的瓦解而告失败。
元朝时期还诞生了另一部在语言学家看来分量很重的韵书——《中原音韵》。有人认为是当时河南话的音系,也有人认为是大都话的音系,总之它是官话方言的音系,与《蒙古字韵》不同。这两部韵书的另一个不同点是,《中原音韵》是一部民间私修韵书,《蒙古字韵》是官韵。
今天的正蓝旗方言,因在上个世纪有很多河北(特别是承德丰宁)人移民,所以带有很大华北地区官话的色彩。
3。后元朝时代——洗尽铅华呈素姿
纵观整个明朝时期,蒙西地区再次回到了于中原地区隔绝的状况,戒备森严的明代边墙说明了一切,这边墙西起嘉峪关,东到鸭绿江,规模真是浩大。内蒙古晋语不受共同语与周边方言的影响,开始了独立发展的黄金期。
先来说说明朝前期内蒙那些事。洪武年间,明朝放弃东胜卫,并迁移走部分百姓到内地,然后以长城为界与北元分而治之。然后这里开始留下的汉族百姓是怎样的状况呢?既然没有随明朝撤走,自然投奔蒙古各部了。根据记载,明朝前期蒙古诸部中一直都有汉人存在,蒙古人利用归顺的汉人充当间谍、向导,有的汉人还为蒙古人放牧。蒙古人还经常南下明朝境内掳掠汉族人口来补充。史书并没有关于当地汉人全部撤往明朝境内或留下来的汉人被赶尽杀绝的记载。《明英宗实录》中就记载了很多当时蒙古人派汉人细作,刺探明朝军情的事。关于归顺汉人为蒙古人作向导的事,明代史学家郑晓的《今言》、叶向高《四夷考》、黄瑜《双槐岁抄》等书都有记载。尹耕的《塞语》记载有归顺汉人为蒙古人放牧的情况。《明武宗实录》则更记录了当时有汉人已经进入了蒙古人军事行动的决策层,,做了大官。
《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中说:“虏逢汉男子,老与壮皆杀之,少者与妇人皆携去为奴婢。”说明明朝前期归顺蒙古的汉人中,成年男子人群的主体应该不是被掳掠来的,而是没有随明朝撤走的那些人,掳掠来的男子中除了儿童都被杀了。(这段内容详见韦占彬《明代蒙古诸部对归顺汉人的任用及其军事影响》一文)
明朝中期以后,很多内地汉人背叛明朝投奔了蒙古,拉开了走西口的帷幕。嘉靖十二年,明朝北部重镇大同发生了兵变。时任大同总兵的李瑾被叛乱的兵士杀死,明朝遂派重兵弹压,遣兵入大同,大肆杀掠。叛兵被镇压,幸存者就逃到了内蒙古,丰州滩收留了他们。
嘉靖二十年又发生一次变故,也是在大同,白莲教徒集体北逃,来到了丰州滩。在这之后,明朝境内前往塞北的汉人越来越多。到16世纪60年代,丰州滩已开田万顷,连村数百,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到了明朝万历年间,他们在明朝的视野中成了“汉夷”,也就是汉裔蒙古人,彻底融入了蒙古社会。这时,他们的人数是多少呢?
1584年,明朝的兵科给事中陈亮向皇帝报告说:“板升夷人,众至十万。”
隆庆年间,大量山西、河北、河南、陕西人偷偷越过边墙,来到河套与土默特地区。
明清时代的内蒙古西部地区,距离内地遥远、而且关山阻隔、。长城是一道不可逾越的屏障。当时,汉族百姓想在关内外往来,那是不可想象的事。几百年来,
不少汉人走西口到关外,那是死里逃生,实出无奈的事。这主要是因为异地他域、或禁或卡、旅途艰险、行程太远,在当时那种人行肩挑车载的情况下,极不方便。由于地区偏远、交通不便,就决定了这一地区的封闭性。
众所周知,今天内蒙古中西部地区多数人都是走西口人的后裔。如果再加上明朝叛逃
和被掳掠到塞北的汉人后裔,总数比原住汉人的后裔数量多很多。那么内蒙古明代以前的方言会不会被外来移民的口音替换改造,方言面貌推倒重来?移民对本地方言的影响肯定是有的,但这种影响大概不会太大。比如现在的东北人多是山东人闯关东移民的后代,但是如今东北话却和山东任何地方的方言都不相像,虽然同属官话方言,却是不同的种类官话方言。仅有辽东半岛和胶东半岛的方言属于同一系统(胶辽官话)。山西与陕北的方言十分复杂前文已经说过,很多时候相邻的两个县彼此之间都无法交流。所以他们走西口到塞北后,后代大概都放弃了自己原来的方言,改用了内蒙古当地方言。(这里牵扯到一个问题,比较多的人认为,内蒙古晋语是走西口带来的,是新兴的方言种类。这种说法也有它一定的道理,毕竟内蒙古晋语与晋北、陕北的晋语相似度很高,而且在走西口前夕,蒙西地区汉人数量不多,基本是山陕汉人填充了这一地区。但实情到底是怎么样的,既然专家都有分歧,那笔者自然也不得而知了。所以正如上文所说,本文只罗列出一种观点,仅供参考。蒙西此地话源自走西口这种观点在语言学上有两个疑点,一是走西口移民来自晋语五台片区域的人最多,该片晋语阴平与上声相混,而内蒙古晋语除了后套的四个旗县区以外,都无此特点。这种语音简化现象在新形成的方言中没有体现,不好解释。另一个疑点是晋语张呼片平上去入的四声格局在晋语区只集中见于张呼片,山陕无张呼片。不见于山陕。或许,内蒙古晋语与山陕晋语相似,仅是因为从古至今互为近邻,都属于晋语。)
(全文完)
在有一些语音资料就更详细
音频
我就是集宁人,第一次真正的了解家乡方言。
哦,真好,谢谢整理
丰镇人看过了
好文
楼主辛苦!察哈尔右翼中旗地区科布尔镇基本上阴阳不分了,但是农村地区还是分的。
杭锦后旗的飘过~蒙西方言也可能与当地蒙语融合过吧
谢谢楼主,正写关于呼市方言的论文呢
喜欢研究方言 好文
谢谢楼主
关于调值,典型的就是川板子人说乌盟人“买”“卖”不分,乌盟人觉得分得挺清楚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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