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不同的国家观

《战争与国家形成》这本书，是华裔美籍学者许田波2005年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部专著，2009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了中译本。这本书系统比较了中国和西方的两段历史，从中概括出中西方国家建构的两种模式。从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文化传统中对国家的理解，与西方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个研究提醒我们，在讨论相关的政治问题、哲学问题和文化问题的时候，一定要有历史的眼光，不能简单地采用普遍主义或者特殊主义的立场。非历史的观点，在理论探讨上会造成无谓的争论，在实践上也容易让人误入歧途。

许田波发现，西方人的现代国家概念，是16世纪以来西方历史自然演化的一个结果；而中国人的国家概念，则具有远为悠久的历史根源，可以上溯到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221年这段历史。在这两段各持续四、五百年的历史中，中西方都出现了战争逐渐升级、国家权力日益强大的现象，但中国最终出现了一个大一统的国家，而西方则出现了很多个彼此独立的民族国家。西方的近代史表明，在纷争的列国中出现一个一统天下的政权是很困难的，因为扩张者面临成本逐渐上升、收益逐渐下降的压力。但中国的历史则表明，当一个强国出现以后，弱国之间要联合抵制强国，也面临集体行动的悖论，使得强国可以分而治之、各个击破。为什么中西方的历史出现这样不同的结局？谁是历史的例外？

前770年是周朝迁都洛邑的第一年，东周第一年，也是秦国列为诸侯的第一年。至少从前656年齐桓公称霸开始，中国就进入了列强争霸、战争升级、国家权力强化的历史性进程。不过，在前356年商鞅变法之前，各国的竞争仍然是在一种势力均衡的框架内展开的，不同的国家先后称霸，然后霸主被弱国的联盟制约并被逐渐削弱，直到出现新的霸主。在这种格局下，偏远如吴国、越国也能成为列国承认的霸主，只要它采取了足够精明的富国强兵策略。不过，商鞅变法彻底打破了这种平衡，把秦国变成了一个其它各国难以抵挡的强国。

商鞅变法的主要措施，就是让拥有世袭封地的贵族完全退出政治舞台，将有影响的官位全部交给有能力的外国人（客卿），从而将国家的权力完全集中到秦王手中。秦王以能力为标准来任命官员，根据耕种土地的业绩和战场上的功劳来奖赏、激励民众，并且有能力在全国范围内控制征兵、征税。在商鞅变法之后，秦国的军队战斗力明显增强，秦国的后勤补给明显增强，因而在与其它六国的战争中占据越来越明显的优势。六国也尝试过用不同的联合来“合纵”制衡秦国，但秦国的“连横”战略使这些联盟纷纷解体。最后，秦国终于在“远交近攻”的战略下先后灭掉了六国，建立了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官僚制的政权。在此后的中国历史上，每当出现国家解体、地方割据的时候，总能有某一个政权最后力克群雄，重新建起大一统的国家。

西方16世纪以来的历史则有另外一种结局。在各国的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下，君主们也都有动力强化国家的征兵、征税、用人的权力，但受到几百年封建传统的影响，欧洲君主们采取的集权措施在很大程度上反过来成了限制君主权力的手段。比如，在封建时代，欧洲的君主必须依靠封建贵族的自愿服务来整合武装力量，国王并没有常备军。出于战争的需要，君主们不得不采用雇佣军的形式来建立常备军。但为了养一支雇佣军，君主又需要向资本家借钱，因为君主没有权利在全国范围内征税。资本家则反过来靠自己手中掌握的经济资源向君主们购买官职，购买进出口课税权。在西欧，资本主义是在封建经济的边缘处发展起来的，国王和政府对资本家的控制力非常有限。国王本来想联合资本家来扩大君主的权力和政府的权力，这种联合也确实在很大程度上让欧洲各国出现了比较强大的中央政府。但资本家利用传统的议会，又反过来制约国王的权力，并且像原来的贵族一样，不惜使用武力来迫使国王让步。再加上西欧长期以来的政教分离的传统，西欧各国的君主实际上仍然受到议会、教会和行会的制衡，无力实现中央集权。

西欧各国的内部力量均衡，跟西欧各国之间的力量均衡，具有惊人的同构性。16世纪以来，凡是想称霸欧洲的国家，最后都被他国的联盟限制住了，无一例外。而那些在中央集权的方向上走得最远的国家，也都先后衰落了，比如西班牙、法国、德国和俄罗斯。近代西方历史似乎印证了一条规律：真正能够在列强争霸中获胜的国家，恰恰都是那些在国内政治中较好地保持了权力制衡的国家，比如英国和美国。这跟秦国给我们的教训完全相反。

正是在这种国际与国内的制衡结构中，西欧以及后来的所谓欧美西方国家发展出了一种与中国不同的国家建构模式。如果说中国的中央集权官僚制是一种以“强制机制”为主的权力运行模式的话，那么西方国家的权力运行模式首先是一种力量制衡格局下的“规范机制”。相互竞争的各种力量需要用共同遵守的规则来求得彼此的安全，这就是近代以来西方的社会契约传统的由来。在这个基础上，西方的法治、民主和自由主义的传统才得以生长。

西方的自由民主是否具有普适性？这个困扰当今中国的问题，在许田波这本书中似乎可以找到一种更加开放的视角。首先，我们应该注意到，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及其相应观念是在一种特殊的国际政治环境中经过几百年的演变才发展出来的。我们很难将这种国家建构模式当作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模式。其次，在当代国际政治的背景下，这种源自西方的国家模式却又有极强的适应能力和示范性质，因为这种国际政治的背景跟西方民族国家成长期的国际政治背景具有很大的连续性和相似性。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实际上也被纳入到这种相互竞争、相互制衡的国际政治背景之中了，我们从前的那种“至大无外”的天朝帝国模式及其对应观念都需要经历一个长期的重新调整、重新适应的过程。

这并不是说西方的国家建构模式更有历史的普遍性或者必然性。西方之所以走上今天这种国家建构之路，本身也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和特殊性。但是这种偶然的、特殊的模式却是当今世界每个国家、每种文化都需要直接面对的国际大环境，而这种国际大环境又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各个国家内部的政治结构。承认这种影响，并不意味着那些非西方的国家都应该向西方国家看齐。当前具有全球普遍性的，是这种相互竞争、相互制衡的国际大环境，而不是某一种具体的西方国内制度。在这种相互竞争和相互制衡的格局下，自高自大和自暴自弃都不是制胜的策略。

未来中国将走向何方，这在很大程度上要看世界格局的发展。与大一统的政治格局中的那种相对稳定性相比，相互竞争、相互制衡的格局带有很大的开放性和不确定性。面对这种不确定性，历史给我们的启示，不是某种模式的“普遍性”或者“必然性”，因为“普遍性”和“必然性”都是往后看的结果，是马后炮。我们研究历史不是为了放马后炮，而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现在、前瞻未来。

（注：本文的主体部分已经发表于《学习时报》2012年5月28日一期。“人民网”转载请见http://theory.people.com.cn/GB/49157/18005626.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