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融合与普世价值

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把文化的传播和演化，比之于生命的繁衍和进化。 它们都依靠一种可以自我保存、自我复制的元素，但它们的演化路径却完全相反。好比一座大山，山顶只有一个，但山脚却有很多，而且山脚之间可以相隔很远。生命的演化，就像从同一个山顶往下走，最后走到相距很远的不同山脚。而文化的演化，则很像从不同的山脚出发，最后都在同一个山顶上会合。

小到一个细菌，大到一头鲸鱼，所有生命体都有两个核心的功能，即自我保存和自我复制。自我保存的功能通过新陈代谢（metabolism）来实现，它决定一个生命体一生的时间。自我复制的功能则通过基因复制来实现，它可以使一个生命作为一个物种延续下去，直至生生不息。如果不考虑物种之间的竞争和生存环境的演化，则一个物种一旦产生，就可以凭借自我保存和自我复制的功能而永远存在下去。但这里也有一个变数：自我复制的产物从来都不是原来那个生命体的完全翻版，因而一个物种即使永不灭绝，也绝不可能以最初的形态永远存在下去。基因本身会发生变化，环境的因素也会促使基因以不同的形式表现自己。前一种变化叫做“基因型”（genotype）变异，可以遗传给下一代；后一种变异叫做“表现型”（phonotype）变异，不能遗传，因而对生物的进化不构成影响。长时段来讲，基因型变异可以将一个物种变成另一个物种，可以由一个物种产生出很多个物种。这样，即使在生命诞生之初，地球上只有一种生命形式，但经过35亿年的演化，地球上的生物圈也可以呈现出今天这样的丰富多彩。

当然，物种不仅可以变得越来越多，也可以因为不适应环境的变迁和物种间的竞争而灭绝。这就是生物进化中的“自然选择”：生物本身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是有限的，但基因的随机变异（包括基因突变和杂交带来的基因流动）会产生新的物种，而那些未被环境变化和物种竞争淘汰的物种，就算是被“自然”选择了。而按照现在的估计，所有曾经在地球上生活过的物种，99.9%都灭绝了，都被“自然”淘汰了。 但不同物种的产生和灭绝，发生在生物进化的不同阶段。而灭绝，既可以是一个物种的完全消失，也可以是一个物种进化成另一个或者另几个物种（多样化）。这样，生物的灭绝并不是简单地由下一个进化阶段的生物取代上一个进化阶段的生物。毋宁说，只有那些有直接竞争关系的物种才会相互取代，而绝大多数物种是可以和平共处的。因此，自然选择的结果，有时候会消灭物种的多样性，有时候也会增加物种的多样性。由于不同的生物要求不同的生存环境，不同的生存环境又创造不同的生物，所以地球上生存环境的多样性，也有利于促进生物界的多样性。

地球上现存的0.1%的物种，几乎囊括了生物进化的所有阶段。单细胞的细菌，单性生殖的蜥蜴，无脊椎的蚯蚓，卵生的麻雀，哺乳类的蝙蝠，灵长类的人……所有这些物种，都可以同时存在于同一个生物圈。最古老的物种可能来自生命起源之初，而最新的物种也可能就是今天诞生的，虽然它还没有来得及确立自己作为一个物种的地位。

总结地球上生命进化的故事，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规律：生命的形式由单细胞体向越来越复杂的多细胞生物演化，生物的种类也通过变异和自然选择而不断增加。生命的演化，本身没有目的、没有方向，而只是靠“变异”和“自然选择”；但总地来讲，生命形式从简单走向复杂，从单一走向多样。

文化的演化，其载体是一种类似于生物基因的元素，即“文化形式”。 一旦一种文化形式被发明出来，它也会像一个基因那样，“自我保存”并“自我复制”。比如火的发明，最开始可能完全是一种巧合，就像基因的偶然变异一样。但只要有人学会了点火，其他人就会纷纷仿效，并且会不断开发和交流新的、更复杂、更有用的形式。人们先是钻木取火、击石取火，后来又发现了不同形式的火种，最后又在机车里实现了电子取火。

文化形式的演化，也像基因的演化一样，从简单到复杂，从单一到多样。但是，有一点两者是不同的：单细胞生物、单性繁殖动物可以和哺乳类动物共存于同一个生物圈，但那些只会钻木取火的人，不可能和懂得电子取火的人共存于同一个文化圈。当这两群人相遇的时候，要么只会钻木取火的人也学会电子取火，要么会电子取火的人就会消灭只会钻木取火的人。

处在不同进化阶段的生物，彼此不是简单的竞争关系，而是可以兼容互补。更为复杂的生命形式，也未必能在生存竞争中打败更为简单的生命形式。像细菌这样的简单生命体，可以寄生在更复杂的生命体身上，并且作为一个物种，比更复杂的生命体更能承受环境的变化和物种的竞争，因而物种生命可以更加持久。这种有助于保持和加强物种多样性的机制，在文化的演化中并不存在。人类文化的积累和进化，更多地表现为新文化形式对旧文化形式的取代，表现为“先进”对“落后”的取代。

物质文化的交流和传承既如此，精神文化的交流和传承也不例外。比如文字，最初可能只是在一群人中使用，但后来却推广到所有的文明群体，并成为“文明”本身的标志。那些拒绝使用文字的人，不是被消灭，就是因为人数越来越少而被淘汰。货币的发明也是如此：至少在两千年前，金和银就成了不同民族之间通商易货的公认载体，而在当时，限于交通手段的落后，这些民族本来很少其它层面的相互交往。像“市场”、“企业”这样的生产和交换形式，也由于它们的便利，而在早期各个文明、各个民族中广泛传播。

就连“国家”这种制度，也是这样传播、演化的。一群人为了抵抗其他人群的侵扰，结成了一种带有强制性的合作体系：只要每个生产者都能上交一定的税费，提供一定的劳役、兵役，这个人群就可以有一支专业的军队抵御外侮，有一支常任的官僚队伍来维持内部秩序。这样，“国家”这种制度一旦建立，人群的组织化水平和对外竞争力就会有极大的提升。这种制度是如此的成功，以至于只要有一群人建立了“国家”，所有跟这群人相邻的人群也都必须紧紧跟上，如法炮制。要不然，处于无组织状态的他们，就无法跟这个“国家”竞争了。

中国历史上那些先后“汉化”的民族，都是为了提升本民族的组织水平和竞争力，而主动向汉族学习的。在那时，先进的制度就意味着：国王由同一个家族的人担任，下一任国王由上一任国王亲自决定，所有其它的官僚都经王权选拔，受王权支配。比起原始部落的酋长推举制度，这种君主世袭和君主集权制度，不仅更加有效率，而且更加稳定，更不容易被掌权者的分裂从内部拖垮。因此，匈奴人、鲜卑人、突厥人、蒙古人和满洲人，都先后放弃了他们原来的那种更加“民主”的政治体制，而以中央集权的君主制跟汉族政权竞争。他们中间的很多民族还青出于蓝，以更加有效率的制度，征服和统治了整个中国。同样，中国人在鸦片战争以后，先是主动学习西方的技术（“洋务运动”），然后学习西方的制度（“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最后又学习西方的文化和价值观（“五四运动”）。竞争的压力既促使人们做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上的创新，也让他们成为这些文化形式的积极热情的学习者和改进者。文化形式就在这样的交流、传承、学习和改进的过程中推陈出新，日趋“进步”。

尽管文化形式和生命基因都有自我保存和自我复制的功能，都从简单的形式向复杂的形式传递和演变，但它们借助的机理，后者是无意识的变异和自然选择，前者则是有意识的学习和改进。这一点不同，使得两者的演化方向大异其趣。

生物界的进化，将物种之间的距离越拉越大，以至于“本是同根生”的物种，后来竟然很少相似之处。比如，在8000万年前，人类和小白鼠的祖先都是同一群哺乳动物；8000万年后的今天，人类的基因组也和小白鼠的基因组有90%的相同之处。正因为如此，很多用来治疗人的药物和手术，才会先在小白鼠身上试验。但是，从外表上看，又有谁会想到我们跟它们是“近亲”呢？

而文化的传播和交流，却不是趋于分化和差异，而是趋于会通和融合。整个的人类文明史，就是一个文化交流和融合的历史。人类文明本来起源于地球上很多个分散的点，但仅仅过了几千年，各个分散的文明就已经汇聚成了一种全球性的人类文明。幸亏有如此迅速的文化融合，所以还没有等全人类在基因上分化成不同的物种，文化又把我们团聚成了一家人。一个澳大利亚的土人，如果接受了足够的现代教育，是完全能够理解相对论的。黑非洲的大多数国家，现在也学会了以“民主制度”来建构属于自己的民族国家和现代政府。

（注：本文摘录自“文化融合与普世价值”，《理论视野》2010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