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平等是现代国家的义务

虽然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购买进口产品、出国旅游、留学、访问都正变得越来越容易，但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不管是中国人、美国人还是其他什么国家的人，在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里还是生活在一个固定的国家。我们受到的教育、参加的工作、拥有的财产、甚至我们的人身自由和安全等等，仍然高度依赖于这个国家的法律制度和社会环境。“国家”在现代人的生活中所占据的核心地位，有时候可能是隐蔽的，但却像空气一样，每时每刻都在发生作用。理解国家的一般功能，对我们每个人都有很现实的意义。而一个现代国家究竟应该发挥什么样的功能、应该怎样建设一个更加理想的现代国家，这也是摆在我们每个人面前的问题。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还只是讲公民对国家的义务；而说到国家应该为我们提供什么样的环境、机会、服务等等，每个人也都有很多的想法。“国家”其实跟我们的日常生活是息息相关的。

从历史上说，“国家”也跟人类的命运息息相关。历史学家们普遍认为，“国家”作为一种政治组织的出现，是一个人群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国家”的出现，意味着一群人可以依靠共同的法律规范来解决彼此的分歧，可以依靠共同的权威来保护各自的安全，可以联合起来对抗共同的敌人，解决共同的问题。当一个“国家”可以发挥这些职能的时候，人与人之间相互合作的可能性就会越来越多，人类文明的其它成就才有了生长的土壤。不管“国家”可能会带来多少的强制和不便，人类在农业、工艺、商业、文化等等领域的创造，都离不开“国家”所促成的社会合作。所以，不管是在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还是在印度河流域、黄河流域，人类各古代文明的兴起都以“国家”的出现为前提。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国家”第一次让一群人有了完整的生活样式，让他们在彼此的分工合作中满足生活中的一切需求。

不过，同样是“国家”，古代的国家和现代的国家又有不同的结构和功能。在这篇短文中，我将通过对比古代国家和现代国家，来具体阐述现代国家所应当具有的功能，并特别论证现代国家在促进社会平等方面的功能和职责。

古代国家与现代国家的功能对比
撇开几个少有的例外，古代国家一般建立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之上，而现代国家一般建立在工商业文明的基础之上。农业社会的政治架构，与工商业社会的政治架构，这两者存在着功能上的本质区别。农业社会的“国家”可以成为最大的地主，但工商业社会的“国家”不能作为一个企业而存在。一个农业社会的统治者，可以是全国生产资料的最终所有者，是农业经济的最大参与者；但是，一个工商业社会的统治者，不可能成为全部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工商业社会的国家机器，可以制定和监督市场规则，可以制造和管理货币，可以为本国企业寻找海外的原料和市场，也可以经营国有企业，但是作为一个整体，它自己不能变成一个追求利润的企业。原因如下：

首先，资本主义企业以营利为目的，企业的收益是资本的回报，是通过市场上的销售行为来实现的。而资本主义国家的收入来源，即税收，并不是市场销售行为的结果。其次，资本主义企业的行为，从投资、雇佣工人到生产、销售，全是自愿交换行为，不涉及任何强制性。而资本主义的国家，则对内拥有强制执法的权力，对外拥有使用武力的权力。第三，资本主义国家创造收益（即税收）的时候，不允许别的行为者跟自己竞争。而资本主义企业的市场行为，是在一种市场竞争的环境下实现的，竞争决定企业的成本和利润率。第四，资本主义国家掌握着货币的发行权，可以决定货币的利率，可以通过增加或减少货币投放来影响投资和消费。这种权力，显然任何一个资本主义企业都不可能拥有。最后，资本主义国家虽然也可以有投资和借贷（比如发行国债）等行为，但是当资本主义国家因债务过重陷于“破产”的时候，它不能把自己整体卖出去，相关债权人也不可能将这个国家收归己有。根据同样的逻辑，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极为顺利的时候，也不可能“并购”其它的国家。

正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机器外在于资本主义经济，正因为国家运行逻辑不同于经济运行的逻辑，它才能在资本主义经济出现危机的时候进行有效的干预。当资本主义生产出现危机，资本家无力继续生产和投资，工人无法挣工资、无法消费的时候，资本主义社会的政府可以出面，通过市场规则的调整，通过货币政策的干预，重新组织生产、刺激消费。

而农业社会的国家机器，因为它直接控制主要的农业生产资料，它就成了农业生产方式的一部分。当农业生产方式陷入危机的时候，作为这种生产方式之一部分的“国家”，根本没有能力挽救这种颓势。

比如，“清朝皇帝是全国最大的封建地主。嘉庆时，皇庄达一千零七十八所，占有土地三万五千多顷。同时，大官僚也利用政治特权，恣意兼并土地……和绅不仅自身拥有八千多顷地，连他的两个家人也抢夺农民六万多亩土地。嘉庆十年，广东巡抚百龄获罪被抄家时，发现其‘买地五千余顷’。道光时大学士琦善霸占的土地亦有二百五十六万多亩。” 按照这个规模计算，则清朝全国的土地，肯定有很大的比例掌握在皇帝和各级官僚手中。而其它没有官位的地主，离开官僚阶级的庇护，恐怕也难以生存。这样，掌握国家机器的人，同时也掌握着全国主要的生产资料。在这种情势下，皇帝即便想要遏制土地兼并，他也只能依靠属下的官僚，而官僚作为土地兼并的推行者和受益者，又岂能自断手足？

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干预市场和货币来使资本主义经济走出危机，这据说是凯恩斯的创造。但实际上，早在中世纪晚期的欧洲城市里，行会作为城市经济的管理者，早已经发明了一些类似的办法，来避免经济危机的爆发。为了避免有些企业利润过高，城市里的手工业行会“禁止任何新的发明创造，除非同行都能使用”，商人行会则“要求它的所有成员对所出售的物品划一价格”。为了避免有工人陷入极端贫困，手工业行会“要求产品的价格和工资一致”。 由于欧洲近代城市相对游离于欧洲封建经济之外，有比较大的自由，城市的行会实际上就成了城市经济的管理者和统治者。行会对市场和货币的规范，延伸出来，就是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功能。

跟农业经济下的国家政权不同，资本主义经济的管理者和统治者必须独立于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之外，充当市场和货币的监护人。只有当“国家”不是一个追求利润的资本主义企业的时候，它才能够超脱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之外。而在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中，因为统治者就是最大的生产资料所有者，就是农业生产方式的一部分，它不可能在农业生产方式出现危机的时候，进行有效的干预。当中华帝国时代的农业社会出现极端贫富分化的时候，皇帝作为最大的地主，想要维持他的长远地位，是有动力进行改革的。但是，皇帝的代理人，即官僚阶级，并没有这样的动力，因为他们对天下并没有固定的、明确的产权。因此，历代王朝中后期所推行的再分配，都没有成功的希望，都无法遏制或者逆转贫富分化加剧的态势。当现有的制度体系完全被富人和官僚“绑架”以后，穷人不仅无法从现有体系获益，还被不断剥夺直到一无所有。于是，穷人不得不起来造反，农业社会的秩序不得不推倒重来。

跟中华帝国的农业社会相比，西欧封建时期的农业社会很少面临极端贫富分化对社会秩序的冲击，因为它将土地所有权和土地收益权限制在彼此独立、自给自足的封建庄园里。在西欧封建时期，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都捆绑在庄园上，庄园之间只有政治上的效忠关系，没有经济上的隶属关系，所以国王并不能在全国范围收取租金。这使得每个庄园主对本庄园的经济分配都有直接的掌控，因而庄园内的贫富分化一般都能得到有效的控制，不至于演变到极端。也因为如此，尽管西欧封建社会充满着贵族之间的征伐和混战，它却很少受大规模农民起义的困扰。

当近代资本主义开始在西欧萌芽、生根的时候，西欧的政治整合也有所进步。国王们打着“主权”的旗号，开始接管城市，开始用官僚体系治理国家，开始削减贵族在经济和政治上的权力。其结果，由于官僚制的影响，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作用，西欧的贫富分化开始加剧，西欧也开始出现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和地方造反。封建的政治经济分割本来是社会矛盾的缓冲器；当国王把封建贵族的政治经济权力收拢到一个中央集权的官僚系统手里的时候，国王的权力是增强了，他面临反叛的风险也加大了。欧洲17世纪以后的绝对君主制，就像古代中国的王朝政治一样，受皇权官僚制本身的逻辑制约：国王对农民和城市居民的盘剥，被官僚体系逐级放大，最终老百姓被迫造反。这类造反的高峰，就是以法国大革命为代表的近代欧洲一系列推翻王权政治的社会革命。

对于欧洲来说，幸运的是，欧洲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时候也已经发展壮大起来了，它足以支撑起一种新型的“国家”。欧洲因此没有陷入中国王朝政治的简单循环，而是开始创造一种新的政治文明。这种政治文明的核心有两点：首先，国家成了本国资本主义企业寻求海外原料和市场的推手，为本国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张服务；其次，国家不再是直接的生产资料所有者，而是置身于社会主要生产之外，为社会生产提供规范的市场法制秩序和公共服务，包括市场规则、基础设施、社会安全保障和公共福利。

跟农业文明相比，这两种新型的国家功能都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古代的农业帝国也会开展对外战争，但其目的要么是多占土地，要么是保护现有土地，以确保国家可以从土地中获得稳定的、丰厚的收益。但是，从地理大发现开始的近代欧洲国家的海外殖民掠夺，并不以领土扩张为目标，而是为了控制海外的资源和市场。就市场秩序和公共服务而言，古代的国家也会为工商业提供规范的市场，也会为了商业的便利而修建道路、港口，为了农业的安全而兴修水利，但是，社会安全保障和公共福利这两项，主要是近代的发明。

近代西方国家对海外殖民和贸易的支持，跟中华帝国的闭关锁国政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这背后的原因，正是两种“国家”在功能上的区别。中华帝国是农业国家，皇帝是最大的地主。在皇帝看来，国家机器的主要功能，是保证自己拥有最高的、最后的收租权。为此，他不仅会防范国内的篡权者，也会防范外来的可能取代他地位的政治势力。在实现了这两个职能以后，国家再没有更多的任务。海外的疆域，如果能够占领，那当然很好，因为那就意味着皇帝的土地所有权扩大了。但是，一片海外疆域，如果不能对它进行有效的长期占领，不能从中收取租金，甚至不能向它收取贡赋，它对皇帝就没有意义了。如果本国人民与海外发生贸易关系，皇帝会觉得弊大于利：固然皇帝可以从海外得到一些奇珍异宝，但人民也可能因为贸易而拥有造反的手段，因为与海外的沟通而有造反的动机。

所以，明朝皇帝在郑和七下西洋以后，突然中止了对海外的兴趣，转而推行闭关锁国的政策。而清朝的皇帝和太后，在鸦片战争以后，也并不觉得自己的政权受到了洋人的威胁。来自准噶尔的噶尔丹可能会取满清而代之，成为中华帝国的新主人，但来自欧美的洋鬼子，并没有这样的打算。他们不过是想从对华贸易中多挣一点儿钱。就算他们想要的更多，皇帝大不了从老百姓那里多收一点给他们罢了，军事上打不过他们又有什么关系呢？

当资本主义经济成为一个国家的经济主体以后，“国家”对海外的兴趣会发生变化。资本主义生产所需要的原料，以及资本主义产品所需要的购买者，都可以轻易在国外找到。对于资本主义企业而言，海外的原料和市场有极大的吸引力，所以它们是海外扩张的积极推动者。对于以资本主义经济为主的国家的统治者来说，海外贸易既然可以为本国的企业带来更大的利润，当然也可以为国家的税收创造更多的来源，所以海外扩张也有利于增强国力。因此，近代欧洲出现了这样一种景象：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推动了官僚制和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的发展，而民族国家又竞相为本国工商业争夺海外殖民地和海外市场。

近代西方民族国家的成长，不仅得益于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而且得益于近代欧洲国家之间的激烈竞争。中世纪以来，欧洲历史上罕有政治和经济上的统一，不同的王国和封建领主一直在打来打去。这个混战的乱局，激励西欧诸政治体各显神通、互争雄长；就像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一样，国家间的竞争促进了对“国家”的建设和技术（尤其是与战争有关的技术）上的创新。西欧各国都有出海口；当一国处于竞争劣势的时候，通过出海口寻求外援，或者到海外去寻找新的资源和财富，这是各国的当然选择。

地理大发现就是在这样一种竞争的环境中实现的：哥伦布得到了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的赞助，才能发现美洲（1492）；麦哲伦的船队能够实现人类第一次环球旅行（1519-1522），也得益于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的支持。西班牙如此慷慨解囊，终于得到了十分可观的回报。在此后的两个世纪中，西班牙的殖民者遍布美洲，西班牙的国库从海外的殖民、贸易和掠夺中汲取了大量的财富，西班牙也因此成了第一个称霸全球的“日不落帝国”。当然，由于国内有顽固的中央集权传统，西班牙没能利用海外的资源来推动国内资本主义经济的良性发展。大量的财富被集中到中央政府手中，集中到国王手中，用于挥霍和战争。西班牙的“国家”错位了，变成了一个盈利的“企业”。这样，西班牙的强盛没能持续到19世纪。到了20世纪，西班牙甚至成了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不过，两个世纪的辉煌，仍然给西班牙人留下了宝贵的遗产。时至今日，拉丁美洲的绝大多数国家（除了说葡萄牙语的巴西），仍然操西班牙语，仍然跟西班牙有千丝万缕的文化、经济和政治联系。世界上以西班牙语为母语的人口，总数在4亿以上，仅次于说汉语的人口。

近代工商业的发展，也同样受到了近代欧洲掌权者的鼓励，因为工商业有助于提升国力，提升本国在列强环伺局面下的竞争地位。因此，从16世纪到18世纪，欧洲国家最流行的经济学说，就是“重商主义”（Mercantilism）。重商主义者的宗旨，“是促进私人企业家的生产和商业，这些企业家致力于民族国家的统一、繁荣和强大，并因此而受益；重商主义还把对外贸易看成最具战略性的变量。” 近代欧洲国家的这种“工商业立国”的思想，又跟中华帝国的“重农抑商”思想大异其趣。

现代“国家”与经济状况的平等
通过深入比较农业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所产生的两种“国家”的不同特征，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不管是农业经济还是资本主义经济，都会自发地造成财富的集中，自发地引起贫富不均；如果没有一种外部的力量来遏制这种贫富分化的趋势，两种经济最终都会在极端贫富分化中解体；这种外部力量是“国家”；由农业经济产生和支撑的“国家”，如果实行封建制，可以将这种贫富分化的矛盾限制在小范围之内予以解决，但是如果实行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则会加速贫富分化；更有甚者，因为农业社会的“国家”（皇帝和官僚）本身就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所以“国家”不可能有效地遏制农业社会的土地兼并和贫富分化；由资本主义工商业经济所产生和支撑的“国家”，本身不能完全变成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不能完全变成一个企业，所以它能够有效地从外面推动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从外面遏制资本主义经济所产生的贫富分化。

这些结论中，前面几条我们已经讲得很清楚了，现在来看最后一点。

新型的资本主义“国家”（或者说，现代国家），由于本身不是一个资本主义企业，不受资本主义的经济逻辑支配，所以它不仅能够避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盲目性，而且可以从外面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从外面解决资本主义经济所产生的问题。现代国家之所以能具有这种相对于经济生产方式的外在性、独立性和主动性，不仅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需要，而且也是近代欧洲各政治体激烈竞争的结果。客观上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要求有一个外在的主体来规范市场，来管理货币，来寻找外部的资源和市场。主观上说，近代欧洲列强的竞争，又从正面要求一个强大的“国家”来保护和促进本国工商业。

问题是，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就像古代的农业生产一样，也依靠一个制度性的“装置”，即生产资料所有者和劳动者的相对割离。任何一种经济形态，如果它不能将生产资料所有者和劳动者相对割离，它能够创造的财富就是极其有限的，它造成的贫富分化也是极其有限的。如果每个人都只在自己的生产资料上劳动，如果每个生产资料的所有者都不能以任何方式雇佣别人替他劳动，替他创造财富，那么很显然，任何人的财富都是极其有限的。在这种安排下，分工也是有限的：没有人能够脱离基本生活用品的生产，没有地主，没有资本家，没有政客，更没有文化上的创造。不过，当人们发明了某种制度性的“装置”，可以将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相对割离的时候，人们能够制造的财富增加了，贫富分化的道路也向人类敞开了怀抱。资本主义工商业是一种比农业更加巧妙的制度性装置，它所实现的生产资料与劳动者之间的割离更加明显，它带动的生产和交换方面的分工更为精细复杂，它能够制造的财富更加惊人，但是它也可以产生更加让人不可思议的贫富分化。

资本主义的“国家”能够避免这样的贫富分化发展到极端，发展到摧毁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整个社会秩序吗？

答案要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功能上找。相比于农业帝国时代的“国家”，资本主义“国家”的优越之处，就在于它本身并不占有生产资料，因而它可以站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外面来调节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如果它想要这么做，它有很多现实的手段。首先，资本主义经济需要市场和货币才能运转，而且任何一个资本主义企业都不可能将市场和货币“内化”到企业中。“国家”这时候就可以出面，以法律和行政的手段调节市场的规则和货币的供给。其次，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交通和通讯手段也在不断改进。这些手段既可以被资本主义企业用来转移资本、货物和信息，也可以被“国家”用来协调全社会范围的生产、流通和分配。这就增强了“国家”本身（由政府的官僚系统来体现）的组织化程度和效率，增强了“国家”干预经济的能力。最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水平越高，就越是会产生一些公共物品（public goods）的领域， 而要提供这些物品，单靠自愿的投资、交换和消费是无法实现的。这就需要“国家”作为一个外在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行为者来提供和管理。“国家”的功能因而也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强大，越来越超出任何一个企业的影响范围，越来越具有自己的主动性。
正是这种主动性，可以被用来遏制资本主义经济内生的贫富分化趋势，使资本主义的经济和社会秩序不至于因极端贫富分化而崩溃。只要资本主义的“国家”能够避免跟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合流，避免沦为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体系的一部分，它就有能力调整资本主义经济的进程，有能力缓和现代经济条件下的贫富分化。

可以说，在现代经济体系中，要实现人们之间在经济状况上的相对平等，希望就在现代“国家”，责任也在现代“国家”。有一种观点，认为“国家”对经济运行的干预越少越好，认为“市场”本身能够通过需求与供给之间的自动调整，来规范经济运行。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它混淆了“干预”和“参与”之间的差别。“国家”的确不应该“参与”到现代经济运行中，作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谋求利润。现代“国家”也的确可以做到不参与经济运行，所以它比农业社会的“国家”要更加优越、更加独立、更加中立。但是，如果“国家”放弃了“干预”经济的职责，现代经济的运行将不可避免地陷入生产“过剩”和消费不足，陷入极端的贫富分化。

（注：本文整理自《平等：历史的动力》第二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