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历史的足迹——刘恒《中国书法史•清代卷》读后

追寻历史的足迹 ——刘恒《中国书法史•清代卷》读后 马新宇 中国的书法艺术与汉字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由此决定了书法极强的实用性和广泛的社会性。同时，社会历史的绵延发展又赋予了书法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精神特质。然而，书法发展到今天，随着实用基础的丧失，人们对书法的认识也变得隔膜起来。古人许多关于书法的论述，在今天已经无法理解，仅管在古人那里是当真的。但是，历史的客观存在，书法艺术所面临的窘境却是无法回避的事实，尽管每天太阳照样升起。令人稍感欣慰的是，近些年越来越多的人投身于书法研究工作之中，借鉴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对书法艺术进行着种种反思与探讨。著述渐丰，遗憾也不少。其中，最大的遗憾莫过于扎扎实实的基础工作——书法史研究的薄弱，很多问题的论述以及“思想“的产生，因缺少应有的根砥而显得苍白无力甚至虚脱。 在书法史研究中，以清代晚近，资料充足，与现当代书法艺术发展的联系最为紧密，而颇受研究者青睐。按理说，应该获得相对丰硕的成果，但理想与现实之间总是有一定的差距。由于清代的史料过于浩繁、散乱，要解决某个问题，仅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就足以令人兴味索然，更不用说对将近三百年的清代书法史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了。此外，清代是中国历史上较为特殊的历史阶段，传统与近代，中国与西方各种政治、文化思潮交织在一起，书法史的发展又与当时学术、思潮的关系表现得尤为突出，这无疑增加了书法史研究的难度。再加上目前整个书法史研究的薄弱状态，让我们有理由不去奢望一部全面研究清代书法史的力作出现。如此一来，刘恒先生所著《清代卷》面世之后，让人颇感惊讶也就不足为怪了。 刘恒先生早年毕业于北大历史系，也许正是这个缘故，论述严谨、资料详实，成为《清代卷》的主要特色之一。作者对资料的掌握能力颇可称道，在那些生涩枯燥的史料里，作者竟能得心应手的穿行。 书法史研究，自然少不了对某一时期特定社会文化背景的简述，这已经成为一条基本思路。问题是，历史背景的描述通常表现为某一时期具体的书法现象之前的简述，往往无法凸现其与文化、思想的直接联系。换句话说，书法审美趣尚、风格取向的具体展开很难与背景材料呼应，以至背景和描述内容成了两张互相割裂的皮。作者在本书中不但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而且使清代书法史研究在纵深上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应是对清代碑学形成诸多因素的详尽的清理和评述。 碑学的发展贯穿了整个清代书法史的始终，有着极为重要的历史意义，同时，也是后期书法史研究中极其重要的课题之一。客观地说，清代碑学思潮带有明显的反传统倾向，是对明代以前书法史以及传统审美标准体系的反思，也是创作实践中的再认识过程，具有浓郁的文化和学术色彩。作者在本书“隶书中兴与碑学研究的萌芽”一节中，就明确指出，“在学术界的影响和带动下，清代前期的书家纷纷把眼光投注到秦汉魏晋，不仅攻习篆、隶者言必称秦汉，即使是一般的书法论著，也越来越多地强调篆、隶为书法之本及学书当从秦汉入手之类的观点了。尽管在清初的书论中，这类观点多数还处在朦胧之中或是泛泛而谈的阶段，但已反映出当时的书法风气已经开始扭转，而且对明代书法举世囿于《淳代阁帖》的风气来说，无疑是一个超越。”接下来，作者在“金石学、文字学的兴盛及其对碑学的推动”一节中，对碑学发展的外部机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 作者认为，“乾隆、嘉庆时期，承清初余绪，学术界的关注方向和治学方法进一步转变，这种变化很快直接影响到书法界，从而使书法风气和书学观念产生了根本性的转换。”精研经史的学者加入官僚阶层，高官大吏兼擅学术研究，招请学者文人编撰刻印书籍，商人赞助学术研究，私家藏书风气浓厚，各地书院的兴盛等诸多因素聚合在一起，使得作为重要资料来源的古代金石碑版文字的广泛传播成为可能。更重要的是，金石学、文字学的深入发展对书法艺术的影响和渗透：一方面，“许多文字学、金石学的研究者都对书法有浓厚的兴趣并有亲身实践”，“大大促进了篆、隶书体的复兴，同时也引起了书法界对金石碑版的普遍重现和关注”。另一方面，“书法家加入搜访研究碑刻的行列中，并进而以大量的金石材料为依据，重新挖掘和阐述书法艺术的发展变迁”。至此，学者、书家共同关注金石碑版的局面初步形成，而碑学思潮的真正兴起，还需要“领袖”人物的振臂高呼，而这个历史史命便落在了官高位显的学者型书家阮元、包世臣等人的身上。换句话说，任何一种文化思潮、艺术形式的广泛普及绝不可能是一种民间的、自发的，书法史上每一次审美风尚的转变，概莫能外就是很好的证明。 作者对碑学形成的论述占用了本书大量的篇幅，除去上面所及章节之外，其他章节中也多处论及这个问题。征引之广博，论述之深入，实所未见。 明清之际，士大夫群体的心态、论学时的态度，体现着中国“士”的特点。在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革风暴”之后，本是士人常课的“进退出处”却使他们面临着选择的艰难。降臣也好，遗民也罢，最终都无法摆脱内心深处的困顿和压抑。在他们的著述中，很难看到朗照的东西。特定的历史情境，特定的群体意识，带来了书法艺术的新变化。书法的取法和创作中所体现的强烈的“自我意识”，对当时的书法甚至整个清代书法史的发展都造成了深远的影响。有鉴于此，作者在本书“王铎与晚明书风的延续”、“傅山与遗民书家”二节中，对相关问题进行了颇有深度的探讨。注重书家心态，性情与书法风格技法取舍之间关系的深入剖析，也是本书的一大特色。 作者认为，王铎书法在风格流派上应该属于明代，“但是明亡之前，他的书艺似乎并未达到炉火炖青的境界”。经历了崇祯末年“仕途和个人生活的低潮”，继而入仕清廷，虽然位居高官，实未重用。“而对于文人士大夫来说，官场失意之际，往往正是在学术和艺术方面完善自我、获得成就之时。因此，降清后的王铎也许心情并不舒畅，但其书法艺术却正经历着日趋成熟的过程，并且成为他表现性情、平衡心态的主要寄托”。此外，王铎的“临帖”问题也很有研究价值。刘恒先生认为，“王铎似乎并没有花费更多的精力去探究追寻古代书家们在笔法方面的奥秘精妙，而是更多地在提炼并强化自己的书写习惯和面目”，这种临帖方法正是王铎能取得突破性成绩的关键所在。受到“北廷”冷落之后，王铎渐渐“失去了自由狂放的心态”，而临古之作的数量和临帖方法均有较大的改变。作者认为，“也许他是想通过这种办法使自己保持与古人的交流和对传统的不离不即关系”。同时，也是“强调自己书法是属于‘二王’正统一派”的无奈申辩。换句话说，“贰臣”的尴尬境地，使王铎只能以书法的“正统”作为人格、心理的依托。“我无他望，所期后日史上，好书数行也”的自述，正是王铎复杂心态的流露。 相比之下，“遗民”这一特殊身份则造就了傅山的学者形象和书法成就。“遗民”作为民间身份，使遗民学术与当朝政治脱节，通过对学术的独立价值和境界的追求，促成了清代考据学、金石学的兴盛。借用葛兆光先生的话说，“清代考据学的背景，就是公共话语和私人话语的分裂”，“当‘公共空间’并没有存在的余地时，以注释经典取得合法性的学术话语，就成了智慧和心灵自由活动、自我操练的领域”。同样，对待学术的态度也影响到遗民书家对待书法的态度。傅山的学问气节为当时所重，并成为当时山西学术圈内的主要人物之一，处处都表现出孤傲不群的性格，书法则是他表现人格形象和特征的主要途径。入清以后，遗民身份使傅山更加重视和突出自己在人们心目中的人格形象。作者指出：“一旦这种人格形象的表现需求发展到极端，便超过书法艺术本身的价值，使书法变成了作者人格形象的表露形式”。因此，“傅山对书法的理解首先建立在人格的完善之上”，“其书法实践和追求更是建立在这种人格至上的思想基础之上的”。换言之，摆脱传统规则技法的束缚和极端的个性追求，正是傅山以及遗民群体“自我意识”与人格的极端表现，内心深处的共鸣和沟通成就了他的书法声名。“人书合一”与“书因人贵”的特点，在傅山身上得到典型的近乎完美的体现。 本书对具体书家的研究，很好地贯彻了这一原则。通过对不同类型、不同身份、不同成就的各类书家的个人性情、心态，与各自的取法途径、技法运用以及风格面貌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并试图赋予作品以鲜活的个性特征，颇有启发、借鉴意义。 宋代以后的书法史中，技法、风格问题受到普遍关注，书家及其流派传承发展成为贯穿后期书法史的主要线索。换句话说，人们已经习惯于按照传统的思维方式对书家作品进行流派划分。不过，界定流派的标准常常是后人所理解的某“家”、某“派”的基本思路和价值取向。线索的明晰常常使人们自觉不自觉的陷入一种机械的、简单化的派系划分之中。典型的作法是，找出书家的“代表作品”，依此对号入座。在这种“净化”处理中，书家原本丰富多彩的风格式样、审美取向也就失去了应有的光彩与鲜活的魅力，血肉丰满的书法史也因此变成了X光机下的骨骼图。这既不利于书法史研究的纵深发展，更容易误导今天的学习和借鉴。重视书家个人风格与区域性书法审美取向的整体关照，则是本书的又一特色。 举个例子。在“清代前期的崇董书风”一节中，作者对清初崇董书风的形成进行了颇为深刻的分析。帝王的喜好自然影响一时风气，但董书风弥的状况似乎又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康熙曾以擅长书法、专学董其昌的沈荃为师，而沈荃因善各体书才受到皇帝青睐并入值南书房。进而作者认为，“沈荃的价值在于，他把董其昌的风格和技法忠实完整地传入清朝，并利用自己的声誉和影响力，使董书征服了刚刚熟悉汉文化的满族统治者”。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假设沈荃未因书受重用，或者沈氏所学不是董书，结果又会如何呢？刘恒先生通过对崇董书家的具体情况的考察分析，对我们的疑问作了解答。作者指出，清代前期的崇董书风实际上是宋代以后“”江南文人的整体气质特征”，是“文人士大夫从内心深处向往那种雍容典雅、潇洒飘逸的审美境界”的结果，而董其昌的书法风格只是“更典型、更具有代表性罢了”。“如果从地域文化特征来看，可以说，许多书法家对董书风格的认同和仿效，表面上看是囿于董书的普遍影响和时代风气的熏陶，但其深层的动力，则是来源于这种风格与其自身精神气质的契合。”经过这样一番深刻的阐述，让我们理解了崇董书风偶然性背后隐含着的历史必然性。 循此思路，作者对“扬州八怪”这一独特艺术风格群体，进行了专题论述。兼擅书画是他们的共同特征，绘画对书法风格的影响表现及尤为突出。这也是作者在全书中着意探讨的的问题之一。 本书的学术思想、学术方法颇值得我们借鉴与学习，而书中一些具体论述也令人受益良多，还是留给读者自己去体味吧。以上所谈，仅是拜读此书之后的一点感想，粗陋浅薄自不待言。除此以外，心中另有一种真切的感受。一般说来，研究者往往因为本人对某个书家或某类作品风格的特别关注，而在著述中有所体现，以至某些论述带有明显的感情色彩或主观倾向，使学术研究出现趣味之谈。也许是刘恒先生淡然处事的性格使然，作者持论适中而不作赘语，令本书的学术性又增色不少。在冷静与节制中，作者敏锐的才思依旧自然的流淌，这一点给人的印象尤其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