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视觉形式辩证观（四）

四、书法视觉形式的拓展与艺术精神的偏至 明代中后期，“心学”大盛，“经学”式微，“个性解放”的叛逆思潮狂飚般席卷了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以徐渭、张瑞图、倪元璐、黄道周、王铎、傅山等为代表，以巨幅大字行草书为标志的变形出新、独抒胸臆的变革书风，再次成为动荡年代的晴雨表和绝佳注脚。明清之际，本是士人常课的“进退出处”，却面临着选择的艰难。王铎也好，傅山也罢，内心深处的困顿和压抑，成为他们以及当时文人士大夫群体生存状态的真实写照。“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儒家教义，“我注六经”的经学阐释传统，在理想与现实的尖锐冲突中变得苍白无力。傅山以作字如作人的“四宁四勿”警示儿孙，王铎则以“魔气甚大”而“饮誉”一时。书斋雅玩、品鉴自娱的文人书法，已经带有了浓郁的乱世情结。书法艺术日益明显的世俗化倾向，使固守古雅品格的帖学传统与社会文化思潮之间的矛盾空前激化。清代碑学思潮应运而生。 碑学思潮的发展贯穿了整个清代书法史的始终，既包括对明代以前书法史的重新梳理，也包括对传统帖学的经典、楷模及其审美认知体系的检讨，具有浓郁的文化反思和汲古出新的学术色彩。清初，汉学兴盛，篆隶古体书法随之复兴，取法则重在秦汉。风气所及，以董、赵为核心的新帖学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乾、嘉时期，随着考据学、金石学、文字学的兴盛和学术风气的进一步转变，汉魏六朝金石碑版遗迹逐渐从经史研究的学术视野渗透到书法研究领域。其中，官高位显的学者书家阮元所著《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被奉为碑学书法理论的开山之作。阮元认为：“书法迁变，流派混淆，非溯其源，曷返于古？”，“宋帖辗转摩勒，不可究诘。汉帝秦相之迹，并由虚造，钟王郗谢，岂能如今所存北朝诸碑皆是书丹原石哉？”进而提倡北派的“中原古法”，使“北碑”初步获得了与“南帖”平等的学术认同。[1]其后，包世臣著《艺舟双楫》、《国朝书品》，使碑学逐渐落实到具体的实践和操作环节，并隆重推出以邓石如为代表的碑派书法的新楷模。同、光之际，康有为推阐阮、包之说，明确提出“尊碑抑帖”的口号，极力倡导碑学，所著《广艺舟双楫》则被视为清代碑学理论体系的集大成者。领袖人物的振臂高呼和理论体系的建立，使书法风气和书学观念产生了历史性的转换。至此，碑学成为与篆隶古体、帖学三分天下的新生力量，帖学独尊的历史局面不复存在。 客观地讲，清人对于碑刻作品的关注，更多的是一种文化视角上的艺术精神的演绎与阐释，对于作品本身的认识却有很多不足。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的“导源”、“十家”、“十六宗”中所提出的书派源流及标立的楷模与经典系列，实为碑学以碑版遗迹拓本为唯一考察理据所带来的主观臆造、穿凿附会的流弊的集中体现。由于缺少对于碑版书法遗迹“二次加工”的客观属性的分析和论证，致使碑学理论的学术性大打折扣。然而，汲古出新的学术理念、好古尚奇的书画鉴藏风气、拟古移情的书法时尚等种种因素交织在一起，却使湮埋已久的六朝碑志书法遗迹笼罩上了“古法”的光环，即便是“不参经典”的“穷乡儿女造像”，也好像突然焕发了青春，甚至成为可以与帖学经典平起平坐的新“经典”。沙孟海曾经指出：“凡是笔画方头方脑的字体，他们都认为是魏碑、北派、守古法……以致竟然家喻户晓，习为固然。” 尽管米芾便已大声疾呼“石刻不可学”，清代书家也有类似梁谳提出的“类魏碑，笔意颇古，其字划失度处缘刻手不精耳”的清醒认识，但是，以古为尊的权威之声，仍然让众多的时尚追随者沉醉于“新理异态”之中。这时的盲从和迷信已经并不重要，关键是能否在“任情恣性”的创新中找到自我的感觉，寻求形式化的视觉刺激和短暂的心理平衡；能否在书法中体验到标新立异、愤世嫉俗的“名士”气概。刘熙载《艺概》中例举了时人书法的种种习气，诸如兵气、村气、市气、匠气、江湖气、门客气等等，大都是缺少些精蕴的“抗浪”之气。可以说，晚清碑学思潮的泛滥所反映的正是文人在滔滔的现实功利和生不逢时的生活际遇面前所流露出来的虚弱、疲惫、卑琐、放任的独特而又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心理体验。以反传统帖学经典和楷模为标志的碑学思潮及其带来的冲击力，直接导致了传统帖学赖以生存的，由取法经典而确立的书法艺术“精粹力量”的消解，书法艺术的发展已经形成了缺少真正意义上的楷模和经典的混乱局面。 五、结语 当我们重新检讨书法史，试图从中历史的沉积中寻觅我们的坐标时，才恍然发现：生活在传统文化断裂的今天的我们，并未真正摆脱晚清碑学思潮带来的惯性，并未清醒的意识到当代书法自身的先天不足。林林总总的关于创作与创新的概念与理论、风格与流派层出不穷，但似乎都很难突破“形”的困惑，“冷漠的造型”已经司空见惯。展厅效应、名利驱动，使今天的书法过分倚重于我们的视觉愉悦和感官刺激，在书法视觉形式的追求上，我们似乎已经走得很远。本来已经不够丰富的心灵栖息之所，正在被我们自己慢慢的消蚀。当然，我们无法拔着自己的头发脱离地球，但是坦诚而积极地面对传统却是可以做到的，尽管这需要的不止是勇气。 [1] 阮元《南北书派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