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劲峭险的柳公权

柳公权（778-865），字诚悬，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人。工诗、善书，性晓音律。31岁登进士科，又登博学鸿词科，初为校书郎，但久未升迁。45岁时，穆宗以其善书召为右拾遗，充翰林侍书学士。至此，开始了柳公权历经穆宗、敬宗、文宗三朝，作为朝廷专职书法教师的侍书生涯。唐文宗颇爱柳书，曾有“钟王复生，无以加焉”的赞誉；武宗朝官至太子少师，世称“柳少师”；宣宗朝曾御前作书，恩宠胜过当年的翰林学士李白；懿宗朝以太子太傅致仕，卒赠太子太师，终年88岁。 唐代以书取士，铨选官员注重“身、言、书、判”，又以“楷法遒美”为先决条件。利禄之途既开，习书、善书之风益盛，以致名家辈出，灿若群星，有唐一代书法艺术的高峰实赖于此。同时，唐代士大夫以名节相尚，以建立勋业为正途，书法不过致仕之末艺。就连深嗜书法、设立书学的唐太宗也说：“书学小道，初非急务，时或留心，犹胜弃日。”由此造成了唐代士大夫善书，却不甘于以书名世的普遍心态。以书致仕后反以为恨者，也不在少数。唐代大书法家徐浩就曾发出这样的感慨：“余年在龆龀，便工翰墨，力不可强，勤而愈拙。区区碑石之间，矻矻几案之上，亦古人所耻，吾岂忘情耶！德成而上，艺成而下，则殷鉴不远，何学书为？”柳公权以书入仕，给他带来了帝王的恩宠、通达的仕途及优裕的生活，却又无法排遣书法给他带来的内心苦闷与隐隐的痛楚。大和四年（830），家兄柳公绰曾在写给宰相李宗阂的信中说：“家弟苦心辞艺，先朝以侍书见用，颇偕工祝，心实耻之，乞换一散秩。”遗憾的是，柳氏书法已然成为他最醒目的招牌，最终也未能改变“侍书”的命运。终其一生，除了以“笔谏”的方式昭显士大夫本色之外，大部分时间都在论艺、书碑中度过。书名极重的柳公权，却如同一只关在禁笼中的落寞的金丝雀，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终究难免失落。在书法史上，他的楷书成就堪称一流，并与颜真卿以“颜筋柳骨”相提并论，但在更为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下，他的地位却远不及他的书法前辈颜真卿。 柳公权书法秉承家学，得力于同房族兄柳宗元，其后，出入颜真卿，兼收欧阳询之峭劲、褚遂良之疏朗，而成自家面貌。米芾称柳书“如深山道士，修养已成，神气清健，无一点尘俗”，项穆所说“骨鲠气刚，耿介特立，然严厉不温和矣”，均为的评。相比之下，颜真卿一生功业卓著而气概迈世；柳公权虽性情耿直，博贯经术，却不具备颜真卿那样的胸襟气度和生活体验。颜书无时名所累，复能变法出新，成熟时期作品的风格变化也比较明显；柳书成名既早，复矜持刻意，风格差异也不显著。从二人成熟时期的书法作品来看，颜书宽博雄强，如万马奔腾，所向披靡；柳书瘦劲峭险，如清涧寒水，苍岩嶙峋，二者均能笔力沉鸷而神情迥异。 柳公权47岁所书《金刚经刻石》是存世所见的最早作品。原石毁于宋，唯一的唐拓本发现于敦煌石窟，现藏巴黎博物馆。此作点画瘦劲峻拔而微含姿媚，结体纵长取势，中宫紧缩而四角伸展，初备“柳体”骨骼。59岁所作《回元观钟楼铭》，1986年出土于西安东郊，字口如新，很少磨损，用笔、结体与前碑极近，而锋芒凌厉，筋骨尽显。64岁所作《玄秘塔碑》声名最著，笔笔用力而斩截分明，可谓“惊鸿避弋，饥鹰下韝，不足以喻其鸷急”；圭角四出而方折峻整，可当“辕门列兵，森然环卫”之评，堪为柳公权平生最矜练之作。王世贞以为此碑乃“柳书中最露筋骨者。遒媚劲健，固自不乏，要之晋法亦大变耳”；赵崡《石墨镌华》认为“（柳）书虽极劲健，而不免脱襟露肘之病，大都源出鲁公而多疏。此碑是其尤甚者”，也是切中要害的公允之评。66岁所作《神策军碑》遒劲丰润，意态安详，而无此前书作刚猛峻险之势。此时的柳公权已经解脱内廷侍书之职，并外放为闲散之官，压抑矜持的心态有所改变，书法也臻于通会之境。 柳公权精于楷法，行草书也独具特色，《蒙诏帖》墨迹就是其中颇有代表性的作品。此帖为柳公权44岁所书，纵26.8cm，横57.4cm，现藏故宫博物院藏。首行“公权蒙”三字体势平和，笔力沉鸷；中间三行笔墨酣足处，体势、节奏如同首行，墨少处则提笔疾行；以超长的牵丝转引减缓“情嘱”二字之间的节奏，随即曲折连环、一气呵成。通篇参差错落而开阖翕张，刚柔兼济而气脉贯通，颇有“一笔书”的流动跌宕意趣。詹景凤评价此帖“笔法劲爽而纵横悉如意志，盖自文皇、大令而自成家”，所言大体不误。 整体而言，柳书法度精严而华美雕饰，刚健中亦不乏婀娜之致，堪称唐楷最为杰出的代表之一。不过，柳书字里行间所透露出的并不是颜真卿那种充满盛唐气象的盎然生机，而是一览众山小之后，凝聚了一代书魂的灿烂的晚霞。清代冯班以为：“颜书胜柳书，柳书法却甚备，便初学。”所言有一定道理，但后世众多追随柳书者，却很难跳出其中的藩篱，进行个性化的风格再造。或即如此，柳书独特的艺术魅力才会散发出永恒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