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横开阖黄庭坚

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号山谷道人，晚号涪翁，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黄庭坚家学渊博，父亲是当时著名诗人，与王安石、欧阳修、梅尧臣等人都有交往。自幼聪慧过人，工诗文，诗风奇崛瘦硬，开创“江西诗派”，与苏轼并称“苏黄”。工书法，对后世影响深远，为“宋四家”之一。早年受知于苏轼，为“苏门四学士”之首，晚年也如东坡一样，命运多舛。50岁时，因新党以“诬毁先帝”、“修实录不实”加罪，被贬为涪州别驾，黔州安置，后迁戎州安置。59岁时，又因所作《承天院塔记》被诬为“幸灾谤国”，除名羁营宜州。次年，因官府刁难，被迫栖身在城南破败的戍楼，病逝于潦倒困厄之中，时年61岁。 在黄庭坚看来，不随世碌碌是士大夫立身处世之本，“雅俗”问题则是他诗论、书论中始终关注的焦点。他认为，书法要脱俗，就必须“要胸中有道义，又广之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若其灵府无程，即使笔墨不减元常、逸少，只是俗人耳。”表明看来，所谓的道义、学问似乎与书法并无直接关联，其实，这正是宋代文人以文化关照艺术、由技而达道的命意所在，也是黄庭坚总结自己学书经历的肺腑之言。当然，对于黄庭坚这样杰出的艺术家来说，读书万卷的书生意气是远远不够的，行万里路的胸襟眼界以及超乎常人的倔强性格，显然占有更大的比重。黄庭坚初学当时名噪一时的周越，意思浅近，后被东坡、钱勰等人斥为“俗笔”，这使个性狂放、喜欢独标新意的黄庭坚颇受刺激，以致久不作草。 正是在屡遭贬黜、历经坎坷的晚年，书法才与他结下了不解之缘，并最终达到了辉煌的顶峰。他在晚年自述学书经历时说：“予学书三十余年，初以周越为师，故二十年抖擞俗气不脱。晚得苏才翁子美书观之，乃得古人笔意，其后得张长史、僧怀素、高闲墨迹，乃窥笔法之妙”；“余在黔南，未甚觉书字绵弱，及移戎州，见旧书多可憎，大概十字中有三四差可耳。今方悟古人沉著痛快之语，但难为知音尔。”早年在书法上的苟同流俗、晚年波澜老成却难觅知音的百感交集，均跃然纸上。 此外，他还善于从自然物理和生活感悟中得到有益的启示。据他本人讲，“山谷在黔中时字多随意曲折，意到而笔不到。及来僰道，舟中观长年荡桨，群丁拨棹，乃觉少进，意之所到，乃能用笔”。书家“字中有笔，如禅家句中有眼”，则是他“深解宗趣”之后，借禅家语录中深藏禅机的“眼”，进一步说明用笔要知擒纵变化的至理名言。 黄庭坚传世行书以《经伏波神祠诗》、《松风阁诗》、《东坡黄州寒食诗跋》最为著名，均为逝世前五六年所作。视觉效果强烈，个性极为鲜明：极度夸张结体的聚散开阖，中宫缩紧而纵横波撇均呈辐射状宕逸而出；中锋用笔，以大幅度的提按动作沉劲涩行，可当冯班“笔从画中起，回笔至左顿腕，实画至右住处，却又跳转，正如阵云之遇风，往而却回也”之评。通篇跌宕欹侧而老笔纵横，雄健豪迈而一往无前，浩然之气在字里行间鼓舞震荡。本已年衰体弱、困顿潦倒的黄庭坚，居然能写出这般力敌千钧、动人心魄的绝世之作，显然得益于他“临大节而不可夺”的超拔英迈之气。 相比之下，他晚年的草书作品如《诸上座帖》、《廉颇蔺相如列传》等，皆能笔势飞舞跌宕，极尽变态险绝之势。既具有强烈的抒情色彩和视觉震撼力，复能曲折低昂、从容娴雅，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可谓深得张旭、怀素神髓，又能工参造化、自出机枢。需要说明的是，黄庭坚作草与晋唐时期有很大的不同：其一，笔法与速度的变化。晋唐名家几乎无一例外地以迅疾凌厉的笔势作草，黄庭坚则以笔舒缓沉稳的笔调，强化用笔的提按、夸张字形的纵横开阖，来增加点画内部的迂回曲折。其二，空间感与章法的重组。晋唐名家往往以笔势的自然流动构成字间、行间及通篇的章法基调，黄庭坚则有意阻断字间笔势的流动，以空间的整合布置构成通篇的章法。可以说，强化提按、重组章法的独特手法，使黄庭坚在传统草书领域之外开拓出一种新奇之境，也成功地诠释了他“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的艺术理想。 大体说来，作书如做人，笔情墨趣皆以人的性情为本。“书如其人”既是苏、黄评判书家优劣得失的起点，也是他们毕生孜孜以求的终极目标。东坡书法以狮蹲虎踞、沉雄茂密见长，山谷则以纵横开阖、跌宕奇崛著名，都是二人站在既定文化立场上做出的个性化选择。与此同时，苏、黄二人都欣欣然向往张旭、怀素的倚酒通神；东坡“我书臆造本无法”、山谷“老夫之书，本无法也。但观世间万缘，如蚊蚋聚散，未尝一事横于胸中。遇纸则书，纸尽而已，亦不计较工拙与人之品藻讥弹。譬如木人，舞中节拍，人叹其工；舞罢，则又萧然矣”的道白，也可以作为他们参禅悟道、人书合一的绝佳注脚，但宋代文人士大夫特有的矜持和理性色彩，又使他们无法真正彻底地洒脱起来。 尽管黄庭坚倔强豪迈的性格比东坡更加张扬外露，将心中郁勃之气发为阳刚纵横之笔的狂草也更适合他，但终究无法真正达到旭、素那般解衣磅礴、了无滞碍的自由之境，行草书中略显做作的刻意经营就是明显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