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婚礼

电视，作为一个最为日常化的媒介，无时不传递着讯息。毫无疑问，我们都在经历一个前所未有的电子文化阶段。
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以“象征暴力”来比拟电视的功能，电视便成为了“暴力”符号。所谓“象征暴力”是一种通过施行者与承受者的合谋和默契而施加的一种暴力，通常双方都意识不到自己是在施行或在承受。
婚礼，作为宗教或律法等权力意识形态的机制下一种逐渐成形的仪式，象征着个体体系与集体秩序的演变。在此，婚礼借指本次为沙龙特定制造的场域内戏谑的仪式性相遇。
二战前后，法兰克福学派的精英们就开始了对新技术新媒介等问题的探讨。本雅明对技术带来的新形式和新媒介欢心鼓舞，他坚信卓别林式的艺术与大众的关系，远比毕加索式的关系更为进步。这个论断隐含了一个信念：通俗文化和新技术与新媒介的结合将是革命性的，它促进了文化民主化的进程。但是阿多诺忧心忡忡，他在《启蒙辩证法》中，对文化工业的危险的描述语出惊人。虽有过激之嫌，却也道出了文化工业的内在逻辑和潜在威胁。50年代以来，多伦多学派异军突起，从因尼斯到麦克卢汉，他们预言了电子媒介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变革和进步，描绘了一幅带有明显技术决定论色彩的未来图景。麦克卢汉的两个基本论断：“媒介即讯息”和“媒介是人的延伸”，不啻是对媒介的膜拜和礼赞。进入70年代，随着东西方对抗和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同时也随着媒介对社会生活的广泛渗透，西方知识分子的反思愈加深入，批判理论的立场成为媒介思考的基点。一些激进的知识分子拒绝媒介，特别是拒绝上电视，他们宁愿选择站在媒介之外来批判媒介的策略。然而布尔迪厄进步之处在于利用“媒介”来批判“媒介”的策略。
本次沙龙，我以此在“参与性对象化”的结构主义框架下偷换概念后，于“困顿与延伸•从南京出发”的展览中，以谈话抑或作品实践地展示形式，讨论那些生活工作中的“象征暴力”。
时间：
2013年1月27日，下午3点
地点：
南京三川当代美术馆一层展厅中央
主持人：孙青
参与者：徐松、刘菁、李竞雄、张鹏宇、赵喻姗、卞卡、林伽/Shivakira、高雷、彭涛、iRRi（德国）、汪莺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