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政治神学》中译本说明(刘小枫)
陶伯斯(Jacob Taubes,1923-1987)在西方政治哲学界名气不小,但他一生仅写过一本小书,即1947年他在瑞士苏黎世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欧洲终末论》(Abendländische Eschatologie)。这本24岁的年轻人完成的论文(仅62页)当然不会给陶伯斯带来什么学界声誉,直到他去世过后,人们才意识到这本书的确有点名堂(1991年重印时编者增加了一个附录,2007年第三版增加了编者后记,有意文[1997]、法文[2009]、英文[2009]、西班牙文[2010]译本)。博士毕业后,陶伯斯再没写过专著。他去世后由学生辑录的文集《从敬拜到文化:历史理性批判的砖石》(VomKultzur Kultur. Bausteinezueiner Kritik der historischen Vernunft. Gesammelte Aufsätzezur Religions — und Geistesgeschichte, München 1996),篇幅也不大。《保罗政治神学》并非是陶伯斯写的一本书,而是他临逝前几个星期在海德堡的福音学会研究坊的四次学术报告(1987年2月23-27日)——作报告时,陶伯斯手上连讲稿都没有……
《保罗政治神学》这个书名让人以为陶伯斯是在全面阐释保罗书信,其实,这个讲题阐释的仅仅是一个与施米特的“政治神学”概念相关的问题:“终末”或“弥赛亚”观念与政治神学的关系。陶伯斯在“引言”中说,他解读保罗的《罗马书》与新约神学研究无关,而是与施米特相关,他所讲的内容源于他自己与施米特一起阅读《罗马书》9至13章——当时他刚50岁出头,施米特则已经90高龄。因此,这本书的书名严格来讲应该是“施米特的政治神学与保罗”。陶伯斯承认,自己的一生如果“真学到了什么东西,那都是从施米特那儿学到的。”倘若如此,他学到的东西是什么呢?
陶伯斯还强调,他是作为犹太人而非作为哲学教授阅读《罗马书》——保罗既是犹太人又是基督徒,这与陶伯斯的生存位置颇为相似。陶伯斯出生在维也纳,他父亲是有学养的拉比,犹太教社群的高级祭司。13岁那年(1936),陶伯斯随父亲迁居苏黎世,在拉比中学毕业后,陶伯斯就读巴塞尔大学哲学系(辅修史学),却喜欢与住在巴塞尔的两位20世纪的神学泰斗——新教的巴特和天主教的巴尔塔萨——接触。他的博士论题“欧洲终末论”属于哲学系思想史专业,而非神学系的教义史专业。在苏黎世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陶伯斯远渡重洋来到美国(1949),在纽约的犹太神学院(Jewish Theological Seminary)任宗教哲学助教,同时也听施特劳斯、蒂利希、阿伦特等流亡美国的犹太裔学者讲课。两年后,在以色列耶路撒冷大学任教的著名犹太教思想史家索勒姆(Gershom Scholem)给陶伯斯提供了一个宗教哲学讲师的教职,但陶伯斯在耶路撒冷仅待了两年,因与索勒姆在学问上谈不拢,他又申请洛克菲勒奖学金回到美国,在哈佛大学做了三年访问学者(1953-1956),然后受聘为哥伦比亚大学宗教史与宗教哲学教授。陶伯斯早年在苏黎世念博士时就自称“激进左派”,在美国时,他与同样是犹太裔的“法兰克福学派”成员(比如马尔库塞、阿多尔诺)混得很熟——十年后(1966),陶伯斯受聘为柏林自由大学的犹太学和解释学教授——同时兼任巴黎的“人文之家”(Maison des Sciences de l’Homme)的教授,直到去世。
陶伯斯生前在政治哲学界的名气其实与施米特相关——早在1955年,30岁刚出头的陶伯斯因编书的机缘给施米特写了一封信,随后,他收到施米特寄来的题赠的所有著述。主动与同纳粹政权有过牵连的施米特联系,这件事情难免会招惹非议,何况陶伯斯还是一个犹太人。然而,从陶伯斯的忆述中我们看到,当时他所在的哈佛悄悄读施米特的年轻人其实不少——包括年轻的基辛格……陶伯斯在19岁时第一次读到施米特的《政治的神学》,佩服得不行。不过,尽管施米特给陶伯斯寄了书,陶伯斯没敢继续与施米特保持联系,甚至没有回信。直到20年后,已经在柏林任教的陶伯斯才开始与施米特有个人接触——施米特去世时,《法兰克福汇报》用了一整版篇幅刊登了三篇悼念文章,陶伯斯就是其中一篇文章的作者。可见,他与施米特的交往在当时的学界早已众所周知。
20世纪70年代,作为柏林自由大学的教授,陶伯斯组织了一个小型研究坊,专门研究施米特提出的“政治神学”问题,成果是以“宗教理论与政治神学”(Religionstheorie und Politische Theologie)为题的三卷本文集:卷一,《此世的王侯:施米特及其追随者》(Der Fürstdieser Welt. Carl Schmitt und die Folgen, 1983),卷二,《灵知与政治》(Gnosis und Politik, 1984),卷三《神权政制》(Theokratie, 1987)——这是陶伯斯的教授生涯留下的唯一学术成果。
“终末”或“弥赛亚”是犹太教—基督教的根本观念,在陶伯斯看来,这个观念给欧洲文明打上了决定性的品格印记。换言之,欧洲文明是地道的犹太—基督教文明,古希腊—罗马文明早就被犹太—基督教文明作为“异教”割除掉了。即便欧洲历史上著名的反基督教者——从罗马帝国时期的克尔苏斯到19世纪末的尼采,看似坚定地拒斥基督教,要回到古希腊的世界观,也仍然与犹太—基督教的根本观念脱不了干系。从而,要理解欧洲文明及其问题,必须深入理解犹太—基督教的决定性观念:“终末”或“弥赛亚”。陶伯斯的博士论文已经把“终末”观念与整个欧洲思想史联系起来,从他的临终学术报告《保罗政治神学》来看,他仍然关切的是“终末”或“弥赛亚”观念与欧洲思想史的关系——尤其是与20世纪思想的关系。如果陶伯斯一生想的都是这个问题,那么,当他承认自己的一生所学到的东西“都是从施米特那儿学到的”又是什么意思呢?从陶伯斯的谈话中可以看到,他已经把意思讲得非常清楚:施米特让他懂得,“终末”观念支配了欧洲文明的政治生存感觉。换言之,年轻时的陶伯斯还仅仅是从哲学观念上来看待“终末”观念,施米特却让他恍悟到,“终末”观念塑造的是欧洲人的政治生存方式。如今我们可以看到,新锐的阿甘本不过是在尽力扩展这个论题——如今可以称之为施米特—陶伯斯论题。
陶伯斯属于那种读书多、问题想得深但笔耕不勤的学者,这类学者在学界并不少见。要从这类学者那里学到东西,就得听他讲课或谈话——《保罗政治神学》就是证明。
附录中的“陶伯斯谈施米特”和“陶伯斯与施米特书信往来”是我们增补的,原书中没有这两个附录。除“施米特:反革命的末日预言家”是刊于《法兰克福汇报》的悼文外,其余都是陶伯斯生前未公开刊布的谈话和书信——感谢徐戬博士提供相关文献。需要提到的是,这里迻译的“陶伯斯与施米特书信往来”并非两人之间的全部书信,晚近出版的《施米特与陶伯斯书信往来》(Briefwechsel Carl Schmitt — Jacob Taubes, Thorsten Palzhoff/Martin Treml编, München 2012)才堪称完备。此外,《布鲁门伯格与陶伯斯书信往来》(Hans Blumenberg — Jacob Taubes. Briefwechsel 1961-1981,Herbert Kopp-Oberstebrink/Martin Treml编,Berlin 2013)想必也是一笔思想史财富。
2015年8月
于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
《保罗政治神学》这个书名让人以为陶伯斯是在全面阐释保罗书信,其实,这个讲题阐释的仅仅是一个与施米特的“政治神学”概念相关的问题:“终末”或“弥赛亚”观念与政治神学的关系。陶伯斯在“引言”中说,他解读保罗的《罗马书》与新约神学研究无关,而是与施米特相关,他所讲的内容源于他自己与施米特一起阅读《罗马书》9至13章——当时他刚50岁出头,施米特则已经90高龄。因此,这本书的书名严格来讲应该是“施米特的政治神学与保罗”。陶伯斯承认,自己的一生如果“真学到了什么东西,那都是从施米特那儿学到的。”倘若如此,他学到的东西是什么呢?
陶伯斯还强调,他是作为犹太人而非作为哲学教授阅读《罗马书》——保罗既是犹太人又是基督徒,这与陶伯斯的生存位置颇为相似。陶伯斯出生在维也纳,他父亲是有学养的拉比,犹太教社群的高级祭司。13岁那年(1936),陶伯斯随父亲迁居苏黎世,在拉比中学毕业后,陶伯斯就读巴塞尔大学哲学系(辅修史学),却喜欢与住在巴塞尔的两位20世纪的神学泰斗——新教的巴特和天主教的巴尔塔萨——接触。他的博士论题“欧洲终末论”属于哲学系思想史专业,而非神学系的教义史专业。在苏黎世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陶伯斯远渡重洋来到美国(1949),在纽约的犹太神学院(Jewish Theological Seminary)任宗教哲学助教,同时也听施特劳斯、蒂利希、阿伦特等流亡美国的犹太裔学者讲课。两年后,在以色列耶路撒冷大学任教的著名犹太教思想史家索勒姆(Gershom Scholem)给陶伯斯提供了一个宗教哲学讲师的教职,但陶伯斯在耶路撒冷仅待了两年,因与索勒姆在学问上谈不拢,他又申请洛克菲勒奖学金回到美国,在哈佛大学做了三年访问学者(1953-1956),然后受聘为哥伦比亚大学宗教史与宗教哲学教授。陶伯斯早年在苏黎世念博士时就自称“激进左派”,在美国时,他与同样是犹太裔的“法兰克福学派”成员(比如马尔库塞、阿多尔诺)混得很熟——十年后(1966),陶伯斯受聘为柏林自由大学的犹太学和解释学教授——同时兼任巴黎的“人文之家”(Maison des Sciences de l’Homme)的教授,直到去世。
陶伯斯生前在政治哲学界的名气其实与施米特相关——早在1955年,30岁刚出头的陶伯斯因编书的机缘给施米特写了一封信,随后,他收到施米特寄来的题赠的所有著述。主动与同纳粹政权有过牵连的施米特联系,这件事情难免会招惹非议,何况陶伯斯还是一个犹太人。然而,从陶伯斯的忆述中我们看到,当时他所在的哈佛悄悄读施米特的年轻人其实不少——包括年轻的基辛格……陶伯斯在19岁时第一次读到施米特的《政治的神学》,佩服得不行。不过,尽管施米特给陶伯斯寄了书,陶伯斯没敢继续与施米特保持联系,甚至没有回信。直到20年后,已经在柏林任教的陶伯斯才开始与施米特有个人接触——施米特去世时,《法兰克福汇报》用了一整版篇幅刊登了三篇悼念文章,陶伯斯就是其中一篇文章的作者。可见,他与施米特的交往在当时的学界早已众所周知。
20世纪70年代,作为柏林自由大学的教授,陶伯斯组织了一个小型研究坊,专门研究施米特提出的“政治神学”问题,成果是以“宗教理论与政治神学”(Religionstheorie und Politische Theologie)为题的三卷本文集:卷一,《此世的王侯:施米特及其追随者》(Der Fürstdieser Welt. Carl Schmitt und die Folgen, 1983),卷二,《灵知与政治》(Gnosis und Politik, 1984),卷三《神权政制》(Theokratie, 1987)——这是陶伯斯的教授生涯留下的唯一学术成果。
“终末”或“弥赛亚”是犹太教—基督教的根本观念,在陶伯斯看来,这个观念给欧洲文明打上了决定性的品格印记。换言之,欧洲文明是地道的犹太—基督教文明,古希腊—罗马文明早就被犹太—基督教文明作为“异教”割除掉了。即便欧洲历史上著名的反基督教者——从罗马帝国时期的克尔苏斯到19世纪末的尼采,看似坚定地拒斥基督教,要回到古希腊的世界观,也仍然与犹太—基督教的根本观念脱不了干系。从而,要理解欧洲文明及其问题,必须深入理解犹太—基督教的决定性观念:“终末”或“弥赛亚”。陶伯斯的博士论文已经把“终末”观念与整个欧洲思想史联系起来,从他的临终学术报告《保罗政治神学》来看,他仍然关切的是“终末”或“弥赛亚”观念与欧洲思想史的关系——尤其是与20世纪思想的关系。如果陶伯斯一生想的都是这个问题,那么,当他承认自己的一生所学到的东西“都是从施米特那儿学到的”又是什么意思呢?从陶伯斯的谈话中可以看到,他已经把意思讲得非常清楚:施米特让他懂得,“终末”观念支配了欧洲文明的政治生存感觉。换言之,年轻时的陶伯斯还仅仅是从哲学观念上来看待“终末”观念,施米特却让他恍悟到,“终末”观念塑造的是欧洲人的政治生存方式。如今我们可以看到,新锐的阿甘本不过是在尽力扩展这个论题——如今可以称之为施米特—陶伯斯论题。
陶伯斯属于那种读书多、问题想得深但笔耕不勤的学者,这类学者在学界并不少见。要从这类学者那里学到东西,就得听他讲课或谈话——《保罗政治神学》就是证明。
附录中的“陶伯斯谈施米特”和“陶伯斯与施米特书信往来”是我们增补的,原书中没有这两个附录。除“施米特:反革命的末日预言家”是刊于《法兰克福汇报》的悼文外,其余都是陶伯斯生前未公开刊布的谈话和书信——感谢徐戬博士提供相关文献。需要提到的是,这里迻译的“陶伯斯与施米特书信往来”并非两人之间的全部书信,晚近出版的《施米特与陶伯斯书信往来》(Briefwechsel Carl Schmitt — Jacob Taubes, Thorsten Palzhoff/Martin Treml编, München 2012)才堪称完备。此外,《布鲁门伯格与陶伯斯书信往来》(Hans Blumenberg — Jacob Taubes. Briefwechsel 1961-1981,Herbert Kopp-Oberstebrink/Martin Treml编,Berlin 2013)想必也是一笔思想史财富。
2015年8月
于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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