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岗工人廖丹的“悲惨世界”

陈永苗 撰文
        据报道，北京下岗工人廖丹，妻子患尿毒症，半年花光所有积蓄。为让妻子先不死，廖私刻公章到医院给妻子做了近4年的“免费”透析治疗。他在庭审时掩面而泣说：“被逼的没办法了，只为妻子能先不死，她病成这样，我总不能掐死她。”廖称愿意卖房退赔。近日拿着珠海市政协委员陈利浩捐助的17.2万元，到北京东城法院偿还了所有的赃款。目前尚未判决。
        在廖丹身上，仿佛看到法国伟大作家雨果笔下的《悲惨世界》：十九世纪的巴黎，冉•阿让为了挨饿的孩子去偷面包，结果被饱食终日的法官判处19年的苦役。出狱后冉•阿让被米里哀主教收留过夜，偷走了银器潜逃，被警察捉回。主教声称银器是送的，包庇了冉•阿让。冉•阿让受到感化，化名马德兰，洗心革面奋发向上，十年后成为成功商人并当上市长。在此期间，冉•阿让得知了妓女芳汀的悲惨遭遇，并承诺照顾她的私生女柯赛特。
        廖丹的故事告诉我们社会保障体系是如何吞噬一个生命乃至一个家庭的，而廖丹案件给政府一个巨大的道义压力就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使穷人不至于走投无路，病有所医，难有所济，老有所养。
        紧急避险来抗辩
        人心并不似铁，而官法如炉。审判廖丹的法官称，廖丹没有法定减轻处罚情节，无法对其作出过轻的判决；廖丹退赃属于从轻处罚情节，可在基准的3到10年量刑区间内，最多减少30%以下刑期。
        有一个强大无比的豁免理由放在法官面前，我国刑法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发生的危险， 不得已采取的紧急避险行为， 造成损害的， 应该负刑事责任， 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妻子的生命危机面前，廖丹退无可退，只得铤而走险，符合“紧急时无法律”这句古老的刑法格言。其基本含义就是：在紧急状态下，可以实施法律在通常情况下所不能禁止的某种行为，以避免紧急状态所带来的危险。
   生命权高于财产权
        我想起了电影《疯狂的石头》的结尾，在地窖中饿了几天的黑皮，手都在打颤，看到新鲜的面包，嘴唇又打颤了，但无奈黑皮没钱，只能露出自己的本行盗窃面包来。
        可以用生命权高于财产权民法原则为廖丹辩护。在西方法律传统中，生命权高于财产权，这是一种自然法。黑格尔认为，反对把生命权牺牲给所有权，这意味着，反对一个更大的违法，反对权利更大的侵犯。
        独立、自由和民主的价值，必须有一个物质上的前提条件，就是个体生命的延续。没有这个，一切都是空中楼阁。这是现代社会的基础。黑格尔把民族国家当作一个城邦，因为在城邦中参与政治、获取政治自由的前政治条件，例如生活资料的取得，对于每一个个体的自由，尤其是底层的个体，具有很大的制约作用。于是底层如何获得生活资料、实现自我保存、解决参与政治的物质性约束，成为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
        正是由于这种原因，黑格尔以极大的力量为“非法”辩护，捍卫底层民众的生命权。黑格尔的政治方案是在自我保存的前提之上，规定各种开放性的政治经济权利，供底层获得公民资格和上升空间。这就体现为英国式的市场经济和政治自由。
普遍现象
        在黑格尔的很多著作中，庄严宣布“一个快要饿死的人有绝对权力去侵犯另一个人的所有权”。这种“不法”成为那些有饿死危险的人权利。他们不仅有权偷面包，以使自己活下去，他们还有“绝对的权利”去侵犯所有权，违反盗窃的法律规范。这不算任意和暴行，而是对一个更高的权利的肯定。
        雨果《悲惨世界》这部小说的创作动机，来自这样一件事实：1801年，一个名叫彼埃尔•莫的穷苦农民，因饥饿偷了一块面包而判五年苦役。大规模贫困是社会现实，而不是艺术描写。贫困是黑格尔时代的大规模存在，决不是偶然的特殊的例外，是刑法体系必须面对的漏洞之一。
        英国式市场经济早期的奠定，与二十世纪的福利国家，都可以看到黑格尔“不法”问题的重要性。市场经济的初衷是为了大规模提供食品，来避免“不法”问题对自由体制和政治体制的冲击，福利国家甚至在市场经济初衷的基础上更进一步，用制度方式将其确立下来。“不法”问题始终威胁现代社会，这种危机需要直面来应付，而不是用残暴的镇压加以解决。
陈永苗：职业律师，著名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