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期 郭威廷 | ”接觸帶”中的跨文化政治

编者按：CCSA“Talk to the Author”栏目第十一期请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历史系陈利教授共同讨论他的著作《帝国眼中的中国法律：主权、正义与跨文化政治》 （Chinese Law in Imperial Eyes: Sovereignty, Justice, and Transcultural Politic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6）。本文为本期书评之一，作者郭威廷，加拿大西門菲沙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本文刊于《圆桌》2018年秋冬卷。
”接觸帶”中的跨文化政治
郭威廷
過去三、四十年，學界對於帝制中國法的運作實況不斷推出新的方法和觀點。一個始終引人注目的老問題是：帝制中國法到底是否欠缺所謂的＂理性＂面向？其是否僅僅是＂東方專制主義＂（oriental despotism）的產品？相對於近代西方法，中國法是否顯得＂停滯＂或者＂落後＂？顯然，環繞於這些問題的研究不僅關懷帝制中國法的運作本身，其同時也關注帝制中國法在比較視野中的定位。不少研究尤其關注中國法如何在明清時期發展和轉變其內部運作以及相應的社會、經濟關聯。相異於較早的靜態與結構性研究，學者已不再滿足過去動輒以西方概念、或過於專注抽象和規範性的探究模式。從一個較為寬廣的學術範疇來看，近年的研究益加關注兩種旨趣相異、卻又相互聯繫的面向：一個是基層的法律實踐與社會、經濟活動中的中國法，另一個則是中西話語與相互建構中的中國法。儘管不同的學者各自以其相異的學科背景探討相似的議題，這兩種研究方向已在很大程度上啟迪了帝制中國法在比較視野中的重新理解。前者通過特定範圍的區域和時期，探討個別制度實踐和同時期其他國家或區域的相似性和差異性。其探討的範疇，包括從契約、公司、家族、土地秩序、和民事審判等，到法律知識、法律社群、以及司法程序轉變等各種面向。後一種取徑則關注中國法律如何在中西文化交流中被理解、曲解、重構、甚至進一步影響雙方的互動與各自的政治及法律運作。其關注的面向，包括中西雙方互相觀看和理解對方的法律、刑罰、以及與此相關聯的文化和觀念；或者，通過雙方的交流和衝突，理解其如何交涉、妥協、並進一步協調關於法律紛爭上的處理方式。不管是哪一類的學術範疇，學者通過平面的制度脈絡以及縱向地歷史化（historicize）中國法律轉型的方法，重新探討法律在歷史以及社會中的作用。與其它新近的中國史領域相近，新取徑影響下的中國法律史研究，除了擴展宏觀、與微觀的各種考察，也逐漸關注不同文化與歷史接觸中的比較（comparison）和聯繫（connection）。通過這些學術成果，人們有了新的觀看帝制中國法律動態發展的視角。更重要的是，這些視角讓人們將原先的老問題轉向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到底，中國的法律發展是否和西方如此不同？如果是，此種＂“中國特色＂是在甚麼樣的脈絡下產生？我們該如何通過＂“中國特色＂的生產和製作理解更宏觀和長期的中國史發展？不同世界的人們又是如何因應和理解中西文化交流中所產生的各種相互理解、誤解、衝突，乃至進一步塑造對中國歷史發展軌跡的各種想像？
陳利的新作《帝國之眼中的中國法律：主權、正義、和跨文化政治》（Chinese Law in Imperial Eyes: Sovereignty, Justice, and Transcultural Politics）便是在這樣多重的學術脈絡中發展出來。師承於哥倫比亞大學曾小萍（Madeleine Zelin）教授，陳利的治學也有和業師相似之處──一方面，關注18至19世紀中外的法律比較；另一方面，也關注司法程序的運作及其背後的權力關係等議題。事實上，如同前面所述的兩類取徑，陳利的研究旨趣不僅包含中西交流中的相互影響，同時也涵蓋中國法律實踐內部司法人員、法律推理、以及法律知識等議題（例如其關於幕友及秋審等研究）。在這本修改自博士論文的新作當中，陳利更展現出其對國際關係與中外政治的研究關懷。更重要的是，本書大量運用中國和英國雙邊的檔案史料，不僅成功結合了中國法律史與清代外交史的既有研究，同時開拓了探究這兩個領域的全新模式。
本書談論的核心問題，在於帝制中國法的形象以及相關論述如何以及為何在近代西方的知識系譜中被建構出來。在此之前，新近的論著已在不同層面上探索中西法律交流中的知識建構。較具代表性的著作，包括絡德睦（Teemu Ruskola）的《法律東方主義：中國、美國、與現代法律》（Legal Orientalism: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Modern Law），卜正民（Timothy Brook）、鞏濤（Jerôme Bourgon）、與格力高利．布魯（Gregory Blue ）合著的《殺千刀：中西視野下的凌遲處死》（Death by a Thousand Cuts），以及柯塞北（Pär Kristoffer Cassel）的《審判的根據：十九世紀中國與日本的治外法權與帝國權力》（Grounds of Judgment: Extraterritoriality and Imperial Power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and Japan）。如同其他探討近代中西交流和帝國碰撞（clash of empires）的著作，這些研究超越過去強調單向衝擊的取徑，並將中國法形象的建構放在雙邊各自的歷史與話語脈絡中──例如，中國知識菁英與改革論者的「自我東方主義」(self-Orientalism)，以及西方國家以此合理化其對中國治外法權與外交交涉的各種要求。新的取徑成為作者立論的重要資源，並成為作者用以批判過度簡化的文化論、衝突論、和本質論的有力依據。時至今日，儘管學者已經批判費正清（John Fairbank）所建立的「衝擊－回應」模式，並反思費氏等人將中西衝突歸咎於清政府無法有效面對＂“文明化＂挑戰的論述，許多關於「文化差異」與「文化的不可共量性」（cultural incommensurability）的論述仍舊盛行於各種關於中西交流與衝突的解釋當中。為此，作者認為仍有必要對此複雜的中西交流互動進行進一步的探究，並以其間關於中國法的論述建構作為考察的中心。一方面，作者引用劉禾（Lydia Liu）的著名宣稱「文明之間不會相互碰撞，但是帝國會」（Civilizations do not clash, but empires do），認為中西的交流與衝突不能看作單純的文明與文化的相遇，而是要通過「特定歷史脈絡中的社會、意識形態、政治、與經濟因素」來探究複雜的多樣關係，並觀察相互競逐的政權如何發生軍事衝突甚至最終導致鴉片戰爭（第6頁）。另一方面，作者系統性地探索了西方關於中國法律形象建構的關鍵年代──1740年代至1840年代──，並探討此時期中國和英國雙邊複雜的權力運作。通過對一系列中西交流與衝突的重大事件的爬梳，作者主張此時期西方世界建構的中國法論述不僅深刻地影響了現代中西關係的發展軌跡，同時也成為中西文化與國族邊界在重構與協商上的重要場域。更重要的是，作者認為此書的研究不同於以往著重外交、思想、或文學層面上的研究，而是提供一種更為整合且具批判性的「檔案上、大眾層面上、思想智識上、和政治上」的中西遭遇與交流研究（第2頁）。
為了說明此種複雜多樣的中西交流關係，作者引用蒲蕊特（Mary Louise Pratt）在其著名的《帝國之眼：旅行書寫與跨文化過程》（Imperial Eyes: Travel Writing and Transculturation）中所提出的概念：「接觸帶」（contact zone）。在蒲蕊特的論述中，這個概念被用來描述相異文化相遇、衝突、競爭和纏鬥的社會空間。蒲蕊特以此概念批判了傳統強調＂“優勢＂或＂“從屬＂的權力不對等關係。其通過「跨文化過程」（transculturation）解釋被殖民者如何巧妙發展混雜文化以及開創各種應對策略。這兩組概念對於中西交流中的法律形象建構極具啟發，但如陳利指出，在中西遭遇的場合裡，這個概念必須經過適度的修正。首先，所謂的「文明的碰撞」與「文化的不可共量性」必須放在歷史現象與論述建構的脈絡中考察。它並不是預先給定的事實，而是通過接觸帶中文化代理人（cultural brokers）和跨帝國臣民（transimperial subjects）所不斷協調、傳述而產生。其次，直到鴉片戰爭前，中國政府對於如何決定中西之間文化、政治、與經濟的相互關係，持續佔據了將近三個世紀的主導地位。這也說明了為何英國人和西方人在中西交流中始終缺乏安全感。這樣的不安全感，最終也進一步形塑了中西雙方在接觸帶中的相互關係。再者，過去對於中西衝突以及西方優勢論的解釋當中，往往忽略了另外一種中西接觸帶的跨文化過程──亦即，歐洲國家也通過援引中國法律和政治制度的觀念，作為警示和參照對例來＂“現代化＂其自身社會（第8頁）。另一方面，非西方社會的行動者，也並非總是被動接受殖民者或優勢群體的文化，其本身也經常參與這種跨文化過程與＂“東方主義＂論述的建構。因此，作者指出，「跨文化過程」的概念需要視作雙向而非單向的過程。這不僅是用來挑戰歐洲中心式的全球現代性敘事──比如關於被殖民者本身的「能動性」（agency）以及殖民政權底下的各個行動者──，同時也是理解歐洲國家自身、探究其內部的多樣性和複雜性。進一步來說，這是要將各種東方主義敘事建構「去中心化」（decentering），同時考察互動雙方內部與相互間的多樣化的帝國形成過程（various imperial formations）的方式。在此，作者引用德里克（Arif Dirlik）的「揭露疊層關係」（unfolding relationship）概念，指出對於中國法論述建構的研究，必須同時探討西方與非西方的不同行動者在不斷轉換的知識生產場域以及不斷轉變的權力平衡中的各種動態、偶發機遇、以及緊張關係。通過這樣的理解，作者提出以「邊界形成的疊層揭露過程」（unfolding process of boundary making）考察各種對文化差異和認同的建構。其認為在這樣的過程中，「接觸帶」不僅是實體上、社會上的空間，同時也該視作中西之間觀念、語言、認知、以及情緒上的文化與論述空間（第10—11頁）。唯有在這樣的框架下，我們才能理解這段歷史如何出現在帝國與國際法逐漸從疆域上的主權演變為治外法權的一系列過程──尤其是關於甚麼才是個別行動者所期待與彰顯其主權（sovereignty）的行為與複雜交流當中（第12—13頁）。
更重要的是，作者選擇以法律（包括國際法）作為研究對象，讓我們更能理解法律在中西交流中的重要角色。過去的研究注意到西方法律論述如何被用來正當化歐洲國家海外擴張、又和基督教普世價值以及亞洲國家主權建構相互競逐。這些法律論述不僅授予殖民者擴張的權力，同時也賦予遠渡重洋的西方人法律上的保障。法律作為主權和意識形態的延伸，對18至19世紀的中國同樣適用。更重要的是，法律不僅用於外交談判和司法交涉，同時也是殖民國家用以維繫帝國意識形態的重要工具。在中西法律的交流過程中，儘管中國並未淪為西方國家的殖民地，法律往往被用來建構雙方文化和權力的等級關係，同時用來維繫各種文化、社會、和種族的界線。正是因為如此，西方國家在建構其普世價值和平等權利的論述時，也通過對中國法形象的建構來支撐其治外法權的主張和排除中國適用國際法等論述。通過對這些法律論述的建構與其背後的文化與權力分析，作者指出此書的研究提供了「法律的帝國形成過程」（the imperial formation of law）與「帝國的法律形成過程」（the legal formation of empire）的重要範例（第16頁）。
第一章以1784年休斯女士號案（Lady Hughes case）及其後續之發展為中心，探討中國法形象的表述如何在西方治外法權的歷史編纂（historiography）以及帝國檔案（imperial archives）發揮作用。1784年，停靠於黃埔的英國休斯女士號因鳴放禮炮導致兩名中國人死亡。在中國政府的強烈要求下，英方交出砲手，最終依中國法將砲手絞刑處死。多數的觀點認為英國砲手僅係意外或過失殺人誤殺，而忽略此案和相互競逐的帝國利益之間的複雜關係。對此，作者提出強而有力的批判，並爬梳多種過去尚未系統研究的檔案史料，包括東印度公司地方代表給董事會的報告、董事會的回覆、中西多方自1680年代至1840年代的其他法律紛爭文件、以及19世紀以降西方漢學家與政府部門所作出的各種關於中西法律紛爭的解釋和評論。作者主張，不論是依照當時的中國法還是英國法，砲手的行為都難以認定為意外殺人。此種行為在雙方法律系統裡都難逃死罪，尤其在使用槍砲早受禁止、出事船隻並排停泊且非處偏僻無人處、且休斯女士號已知中國船隻在射程範圍仍然開炮的情況底下（第35—37、44—45頁）。有意思的是，早在本案發生前，西方國家就已長期慣稱外國人殺死中國人的行為皆為＂“意外＂。與此同時，對於中國人造成外國人死傷者，西方國家則大多認定其為蓄意謀殺（第37—38頁）。對此，作者認為西方製作大量關於”“意外致死”的論述，並非僅是出於其對中國法本質和運作的無知了解，而更多地來自於西方國家在獲得治外法權建立之以前，一方面既要原則上尊重中國法律和主權，另一方面又在實踐中期望逃避免於中國法律制裁的種族優勢和矛盾心態（第39—41頁）。而在中國方面，清朝政府亦非被動的受害者，而是在皇帝和地方官員巡撫不同利害關係的考量中各自盤算下引導全案的走向。深陷於朝廷和西方的壓力，廣東巡撫孫士毅既要捍衛清朝審判權限、又要朝廷懷柔處置；而面對北方叛亂和與日俱增的外國勢力，乾隆皇帝既要求地方官員要斥責嚴防外國傳教士進入內地製造動盪官員，又不得不仰賴廣東官員維繫既有的通商模式和防患法律主權上的爭端（第46—58頁）。另一方面，倫敦的東印度公司董事會同樣嚴斥身處廣州的地方代表，認為其報告錯誤百出且自相矛盾，不僅有損英方形象，甚至造成可能的貿易損失。此案之後，英方對於船長與船隻都有更多規範，包括廢除禮炮以及要求船長對於水手危害公司貿易的失當行為應負連帶責任（第59—61頁）。綜合言之，休斯女士號案不僅凸顯了中英交流中＂“管轄權政治＂（jurisdictional politics）的多方運作，同時也成為日後西方國家主張建構治外法權的重要理由源頭。一方面，多數的西方觀點持續不斷地將中國司法程序塑造為＂“負面的他者＂（negative other），儘管英國法對於命案的制裁幾乎與中國法同樣嚴厲。另一方面，在中西交流的實踐上，西方國家也竭力創造作者所稱的＂“法律邊區＂（legal limbo）；此種邊區，使得在中國境內犯法的西方人，往往既能免於中國法裁判，也能免受其本國法的嚴厲制裁（第42、46頁）。
第二章分析小斯當東（Sir George Thomas Staunton）翻譯《大清律例》的背景和影響。過去的研究著重小斯當東在中英關係中的角色，包括其跟隨父親參與馬戛爾尼使團謁見乾隆、其任職英國東印度公司廣州代理處經手中英法律案件、其參與阿美士德使團與中國再行交涉、以及其出任國會議員對於英國對中政策的制定與辯論等。然而，對於小斯當東翻譯《大清律例》的背景，以及其翻譯對於西方世界理解中國的深遠影響，卻少有人深入探究。此章的分析可謂填補了這片空白。作者一開始分析西方國家掌握中國語言的困境。自16世紀起，儘管歐洲國家體認到語言與教育的政治意義，通過傳教士、貿易商、以及外交官所進行的一系列努力一直顯得力不從心。到了18世紀時，清政府的「廣州體系」更進一步強化對外國貿易的掌控。外商文件需通過官方核可的翻譯才能通過行商上交政府。而私自學習中文或尋找未經核可的翻譯更要面臨嚴厲的處罰。一直到小斯當東的翻譯之前，英國貿易商一直處於一個很尷尬的局面：一方面，不論是官方核可抑或是是私下經營的翻譯均難以準確表達外商想要表達的意思；另一方面，為了處理法律紛爭，英商不得不尋求其他相互競爭的歐洲國家的協助，或通過間接翻譯了解中文文件的原意（第71—78頁）。在這樣的困境下，小斯當東的出現為使得英國的外交和貿易帶來了前所未有的便利獲得了及時的協助。1800年起，小斯當東再次來到中國，並協助東印度公司處理多起法律糾紛。尤其在1800年的天佑號案（Providence case）中，小斯當東的翻譯不僅讓東印度公司順利進行協調，還使英國官員首度獲得參與審判機會，並以中文詰問證人且在程序進行中對審案清朝與官員施壓官府人員溝通，最後使得此案不了了之，而該兇殺案中的英國被告也免於受罰（第79—83頁）。更重要的是，儘管朝廷嚴禁外國人取得圖書、官報、以及律典，小斯當東仍然設法取得上千本的中文圖書，並翻譯《京報》中與英國利益相關的奏摺與聖諭。小斯當東對於中國法律與政府運作的知識，使得英國東印度公司在接下來的中英衝突案件中得以擺脫中方的控制。尤其在一件聚眾鬥毆並使用凶器殺人的海王星號案（Neptune case）中，小斯當東對律文的瞭解讓英國得以《大清律例》條文據理主張，使幾十名大量英國涉案人員免無需受中國監禁與刑責審判。此種＂“以中國法維護英方利益＂的操作，最終逼使中國官員以假報案情和大事化小之計銷案了事。有趣的是，在小斯當東之後的《大清律例》翻譯中，此案文書件被收入附加至附錄中，讓並西方讀者據此更加強化了清朝司法制度專斷官員腐敗、英國水手自保的東方主義形象。而正是因為這樣的交涉，讓英方更加堅信翻譯中國法律有助於維護英國利益（第83—86頁）。之後的十數年，小斯當東翻譯出版《大清律例》。其翻譯深受歐洲啟蒙運動以來的影響，一方面為了解探索東方法律和社會創造知識，另一方面也出於英國外交的實務考量。為了使歐洲讀者易於瞭解，小斯當東的翻譯包含了大量刪節、改變律例的內容與結構。而在強調自己做為優秀漢學家已能跨越文化隔閡的同時，他這種預設西方概念和刪節原文的作法，實際上反而進一步強化了歐洲東方主義的想像。尤其在標題的選擇上，小斯當東除了保留了富有異國風情的音譯標題（＂Ta Tsing Leu Lee＂），還自行創造了副標題，尤其是放大字體的＂“中國刑法典＂（Penal Code of China）。此種翻譯強化了歐洲人對中國＂“原始＂法律的想像。不但讓此 往後的論著普遍出現了＂“中國只有刑事法、沒有民事法＂的見解，更讓不少學者深信中國法律仍未完成梅因（Sir Henry Summer Maine）所稱的＂“從身份到契約＂的歷史進化過程（第91—99頁）。更重要的是，小斯當東多次強調《大清律例》為理解中國法律與政府運作的唯一權威文本。此種強調單一文本和本真性（authenticity）的作法，在其強調律例作為理解中國整體法律、知識、以及國民性格的解讀下，更加強化了帝制中國落後和靜止不變的＂“前現代＂印象（第104—108頁）。綜合言之，作者認為小斯當東的翻譯不僅僅是中英雙方帝國形成的重要產物，同時更要放在全球脈絡的帝國知識生產下考察（第108—111頁）。這尤其和歐洲內部所形成的關於中國法律的知識相關，且與下一章要討論的歐洲法律改革緊密聯繫。
第三章談討小斯當東之前的多種觀看中國法的方式，以及《大清律例》翻譯出版後，歐洲國家興起的新一波中國法討論，和與此相關的現代性論述和法律改革。自十八世紀起，歐洲啟蒙思想家對中國法有非常多不同的論述。其中，孟德斯鳩對於中國法的描述，強化了各種關於＂ “東方專制主義＂的想像。孟德斯鳩的分析將中國政體描繪為僅憑君主個人意志、不受任何基礎法限制的法律系統。這樣的描繪無可避免遭遇挑戰，尤其在如何理解中國高度發展的法典和刑罰體系上。但是，孟德斯鳩一方面認為中國法律僅是統治者高壓政治的工具，另一方面卻又承認了中國法的一些優點，包括具有預防犯罪功能，且依照精密的分析將不同行為以相應程度的刑罰處置（第115—121頁）。跟孟德斯鳩同時和稍後的思想家，也分別提出各種對於中國法的理解。比如貝加利亞（Cesare Beccaria）雖然沒直接援引中國， 卻繼承和進一步發揚了孟德斯鳩受認為中國法啟發而提倡的除了等比處置和刑法應著重於預防犯罪的這些現代法律的重要原則功能外，還發展出非常清楚且細緻的法典；伏爾泰則指出中國法在死刑犯的審理上發展出極其複雜的多層級審查制度，且其高度系統化的法律體系已經維持了數千年之久。簡而言之，儘管許多思想家認為中國法律和政治制度專制且落後，但同時期的不少思想家和傳教士則又都認為中國已發展出開明、有效且具理性的法律體系（第121—127頁）。這樣的觀點在小斯當東翻譯出版《大清律例》後更為盛行，甚至不少人認為中國法遠比歐洲法律先進、理性、且仁慈，其繁複的法典、統一而一致的結構、以及對犯罪行為與相應刑罰犯罪的精細等級分類等，均值得歐洲國家學習（第127—139頁）。這樣的特徵正好反對照了映英國普通法體系久為詬病的零散法源、缺少統一法典、欠缺可預測性、以及刑罰判決過於嚴厲和主觀等問題。在1811年左右的修法辯論中，不少議員和評論者都英國議會頒布的修法提示手冊明確提到了剛建議參考甫才出版不久的《大清律例》英譯本。一些提倡法律改革者在該手冊除了批判英國現行法缺乏一致性以及刑罰過於嚴厲的同時外，同時指出應參照《大清律例》將英國普通法欠缺法典化，並引入 的英國法亦應納入比例刑罰的規定以節制大量英國法官的恣意裁決。這場修法引來許多辯論，其中包括對法典化是否只適合像中國一樣的“的＂專制主義＂國家特色的問題 及其＂嚴厲控制人類全部行動＂等的疑慮（第143—148頁）。修法辯論的最終的修法結果並未將法典化帶入英國，但法典化和法律現代化的運動卻在英國殖民的印度和其他英國殖民地國家以傳播以現代英國法制的名義取得了很大進展，頒布了包括著名的《印度刑法典》在內的一系列律典，並從而使英國法律制度能夠在此後繼續躋身於所謂世界上“偉大”的或者“現代 ”的法治體系之林＂文明化＂ 的方式大力宣揚並納入殖民地法律體制（第150—153頁）。
第四章轉向西方對中國法再現的情感層面，探討西方觀察者面對中國刑罰的影像與文字記錄時，如何將＂“感性的自由主義＂（sentimental liberalism）轉化為＂“感性的帝國主義＂（sentimental imperialism），並進一步形塑關於中國法律的情感社群（emotional community）。西方的＂“感性文化＂（sentimental culture）與其自由主義傳統緊密聯繫。不少啟蒙思想家均強調同情與理解他人的痛苦。此種感性文化延伸至中西交流，並與西方對中國社會的想像、以及自身文化認同的界定密切相關。作者先以梅森（George Henry Mason）編著《中國的刑罰》（The Punishments of China）為個案，分析中國刑罰形象如何通過中國畫家與西方收集者的想像與交流而呈現於編者所收集的中國水彩畫中。不難想像，在這樣相互揣摩的過程中，該書所收集的水彩畫呈現出極具異國情調（exotic）和怖慄（horror）的中國刑罰景象（第164—169頁）。此種曲解與誤解自然混淆了中國刑罰（punishment）與酷刑（torture）的差異，但作者進一步指出此書圖像凸顯了感性（sentiment）對於西方想像、同情、以及將中國建構為文化差異他者的重要作用（第169—170頁）。在此之後，19世紀廣為流傳的報紙與報導，也同樣通過直接和間接的觀察，將中國死刑描繪為殘忍野蠻的行為（第174—180頁）。大量的遊記、報導、照片、明信片、甚至旅遊導覽渲染著中國死刑充滿奇異、驚悚、和超乎尋常的畫面。而遊歷中國的西方旅行者，不僅難以抵抗親臨刑場目睹殘暴的誘惑，還將此連結至人道關懷、以及＂“情感社群＂成員的道德責任和進行道德評判的資格。顯然，如同作者指出，19世紀中的中國已被當作是一個＂“殘酷的劇場＂（第184頁）。而中國死刑的景觀（spectacle）、甚至是中國官員刻意選擇在西方商行門前船面前的處死鴉片死刑犯人執行，不僅對西方商人、水手、和外交官帶來了創傷性的影響（cultural trauma），甚至時而造成西方水手暴動、扭打官員、以及激烈的抗爭。這種將西方人拉進死刑執行景觀的作法，最終造成西方群體在情感上更深的衝擊，同時也在鴉片戰前升高了西人對中國銷煙行動的抵制（第192頁）。就連在英方要求迅速處死中國嫌犯的案例中，中國官員仍被西方群體批為殘酷不仁無道，而脅迫中方執行的英方官員則被讚為處置妥當（第193—195頁）。通過這些案例，作者認為西方群體對於其所承受傷害（injury）的主張和論述──包括對生命、財產、條約權利、以及國族情感上的各種＂“傷害＂──，其對中西關係的影響實並不亞於西方其對中國在軍事和政治上的運作。正是通過這樣的操作，西方＂“感性的自由主義＂得以加入＂“理性的自由主義＂而成為19至20世紀西方帝國主義中的重要一環（第197頁）。
最後一章探討鴉片戰爭的法律層面。過去關於鴉片戰爭的研究著重鴉片經濟、自由貿易帝國主義 （free trade imperialism）、以及文化衝突等面向，但作者認為鴉片戰爭也是一場＂“關乎法律、帝國主權、以及文化界線的戰爭＂（第203頁）。早在18世紀中，清朝政府就已禁止非醫療用途鴉片的販售與傳佈。19世紀初清廷持續升高鴉片禁令的刑罰度。但是直到1830年代，當此情形持續惡化且貪污與走私日益猖獗時，朝廷內也開始出現如何管制鴉片的爭論。而在1838年後，朝廷採取嚴厲取締的政策，但在對中國煙犯除了執行更多和更快迅速的死刑仍然無法震攝住外國煙販之後外，最終還在1839年從英商手中查扣了大量鴉片並大量銷毀煙。面對清廷嚴厲的政策，英國內部產生了極多的辯論。除了既要堅守國際法的普遍原則、又不願承認中國享有對外國人司法管轄權外，這些辯論還涉及中西主權、以及中國鴉片氾濫的人道問題與合法性問題（第206—214頁）。為了正當化其出征中國以及尋求賠償的主張，英方還試圖解釋在中國境內視為非法走私的鴉片如何能被 合理視為外國人合法的財產（第214—222頁）。而最終要解決的問題還是中國是否屬於國際法體系一員秩序的問題，因為如果否認其國際法地位，西方國家將難以在理論上要求其負擔違反國際法之責任。為此，包括小斯當東在內不少和律師出身的英國國會議員都曾提出修正觀點。主張，其一方面應將中國視為＂“半文明化＂國家而且不能未能直接適用國際法的國家，另一方面則根據所謂（通過帝國主義）＂“常理＂（ordinary sense）的角度，堅持等認為中國有遵守國際法的義務，所以須要對其概念歸責中國銷毀鴉片之行為負責，並建立以國際條約的方式要求中國遵守條約義務（第225—238頁）。
本書立論詳實、視角獨具，且在檔案史料上用力極深，是近年難得一見的佳作。尤其其成功結合中西交流史與中國法律史研究，又能通過外交、法律、翻譯、與感性層面深入解釋中英衝突各個案件，為不同領域的結合開創了全新的典範。全書的分析環繞在中國法作為一種他者的想像如何在不同情境下接受多重建構、同時還能深刻影響中英關係。從較廣的學術範疇來看，此書的研究更涉及法律與帝國、以及帝國主義之間的關聯。通過“接觸帶＂的概念，作者探討中英交流中雙方相遇、纏鬥的交織過程。其帶領讀者深入案件背後複雜的脈絡，同時又能爬梳關鍵人物在個案進行過程中的複雜心態。若要雞蛋裡挑骨頭、針對此書精湛的分析提出未來可能的探究方向，或許是關於此時期裡中國法內部的複雜轉變如何與中英關係乃至中國法形象的建構產生關聯。如同作者所述，當18世紀末休斯女士號案爆發時，乾隆皇帝面對的不僅是中外之間的衝突，同時還有帝國內部的複雜動態。而與此同時，清朝法律也面臨極多改革，包括皇帝對死刑、城市抗爭、海盜、祕密結社、以及邊疆叛亂的各種調整。乾隆皇帝本身的個人性格也相當鮮明，其對官僚與司法程序有著極大的影響力。究竟，乾隆個人對於司法程序與死刑執行，在中英交流中扮演何種角色？皇帝個人意志與法律制度的轉變，在何種程度上影響了中西法律交流？在此之後，嘉慶和道光年間的清廷進一步延續省級司法程序的改革，同時也增加了許多彈性的法律措施。此些改革，以及在此之前即已開始的大量死刑制定和即行正法擴張，對於中國法形象的塑造又造成了何種衝擊？如果如作者所說，中國於中西交流中並非被動接受優勢群體的政策與文化，那麼，在這複雜過程中中國內部的動態與轉變扮演了甚麼角色？皇帝、地方官員、以及其他相牽涉的行動者，又對此帶來何種影響？
或許，對於作者所稱的＂關鍵歷史時期＂，我們還可進一步追問一個更宏觀的問題：到底為何，這樣關鍵的法律互動發生在18世紀中到19世紀中？這個問題看似無需證明、甚至無庸置疑，畢竟這個時期是中國與西方、尤其是英國之間相互衝突的重要時期。但是，如果我們從法律與帝國的互動、以及與此相關的＂文明化＂與帝國主義發展來看，我們仍不禁要問到底為何所謂＂傳統帝國＂在這個時期裡＂出了問題＂，最後除了因應內部的問題外，還得重新調整法律與制度以因應西方貿易和鴉片等問題。通過比較，我們不難發現18至19世紀考驗著許多歷史帝國相類似的問題。儘管類似的＂普世法＂、＂文明化＂、以及＂正義之戰＂等議題早已於17世紀浮現，18世紀後半以降仍然凸顯了世界歷史發展的重要轉折。由此觀之，乾隆、嘉慶、道光等所進行的法律改革與內部轉變，以及其與中西互動和背後複雜的全球歷史趨勢如何相關，或許是本書所開創的議題於未來可再進一步延伸探究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