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期 傅朗（Nicolai Volland）| 現代中國文學及其世界主義傳統

编者按：CCSA“Talk to the Author”栏目第十二期，我们请到美国宾州州立大学亚洲研究系傅朗（Nicolai Volland）教授一同讨论其新著《社会主义世界主义：1945年到1965年的中国文学宇宙》（Socialist Cosmopolitanism: The Chinese Literary Universe, 1945-1965，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7）。本文为傅朗教授对本期三篇书评所作的回应，刊于《文学》2019年春夏卷。
現代中國文學及其世界主義傳統
傅朗（Nicolai Volland）
萬船齊發上海港
通往五洲三大洋
站在碼頭放眼望
反帝怒火燃四方
世界人民聲勢壯
相互支援力量強
——《海港》
1970年初冬是北京青年精神上的一個早春。兩本最時髦的書《麥田里的守望者》和《帶星星的火車票》向北京青年吹來一股新風。隨即，一批“黃皮書”傳遍北京：葉甫圖申科的《娘子谷及其他》、貝克特的《椅子》、薩特的《厭惡及其他》等。
——多多
革命樣板戲《海港》，以反帝國主義鬥爭爲主題。颱風逼近時，上海港口工人揭露階級敵人的破壞計劃，保證援外小麥裝上船艇，支援非洲人民的反殖民奮鬥。中國與第三世界國家的團結和聯盟，是京劇《海港》的意識形態核心。《海港》初演於1964年，隨即多次改寫而成爲樣板，定稿1972年發表。幾乎同時，詩人多多下放到白洋淀，行李中帶有多本“黃皮書”，即“内部發行”的世界文學名著。多多和《海港》對“世界”的定義雖截然不同，但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樣板戲的編纂組或北京的地下文藝青年，在文革浪潮的旋渦中，都沒有忘記放眼於世界。文革通常被視爲思想封閉、禁區重重的時期，中國同外部世界隔斷來往，尤其是文化來往。然而，官方與地下文化創造中，仍然能發見對世界的關懷、對世界的興趣。世界的痕跡從極端輿論的表面下時而露出。
現代中國的世界主義傳統始於二十世紀初。美國漢學家列文森（Joseph Levenson）曾指出，清末民初文人面臨儒家世界的崩潰，原本普世（universal）的思想文化突然顯得特殊（particular）、封閉、狹窄。文人從而轉向新的“世界”，重建自己的普世視野，建立二十世紀中國的世界主義。【1】從五四到1930年代的摩登上海，中國文學的世界主義不難看到。翻譯大量的外國文學，將中國文學重新寫入這種地球想象，是二三〇年代作家最主要的創作工程之一。冷戰初年，香港、臺灣的現代文學繼承了這一世界視野，探究現代主義的多種新方向。而八〇年代，無論中國大陸還是臺灣、香港、東南亞等，均出現新的文學浪潮，積極懷抱世界文學的多樣性。
世界主義在上述幾種歷史狀況下的興起，可以說是公認的事實。然而，世紀中葉文學——尤其是1942年《延安講話》至七〇年代末——到底要如何看待？“社會主義文學”是否意味著世界主義傳統的斷裂？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文學的世界主義是被消滅、排除、壓抑，抑或是變形、換像、改裝、轉向？從本文開頭所引入的案例，即文革時期官方與非官方文學同樣對“世界”的關懷，可見世界主義在世紀中葉的命運，并不是簡單的問題，反而可能是現代中國文學最爲核心的課題。換言之，世界主義傳統到底有多強、多深，試金石不是那些最開放、外國文學最流行的時期，而恰恰是最排外，世界主義受壓最大的時代。據此邏輯，我們必須將視野投諸五〇至七〇年代的社會主義文學。
拙著《社會主義世界主義：1945年到1965年的中國文學宇宙》重讀1949年前後的中國文學，并將文學生產與文學消費置於社會主義世界（即蘇聯及東歐、東亞社會主義國家）的跨國脈絡中。感謝三位評論者，從不同角度對本書的解讀與商酌，并提出書中的不同漏點或缺點。後文將從第三世界、國際主義、文學宇宙等三方面切入，對於幾項較爲重要的問題提供答案與更正，并且補充説明世界主義傳統的課題。
第三世界
社會主義世界及其世界主義的“世界”到底有多大？世界主義并非全球主義（globalism），亦非地球主義（planetarism）。概念史上，世界主義出於歐洲的人文傳統，從歌德1830年左右對世界文學的反思到1848年的《共產黨宣言》。世界主義最初與（後）啓蒙價值體系緊密相關；因此也同歐洲殖民主義及其暴力擴張有所牽連。不過，近年來部分學者提倡對世界主義概念進行去中心化，承認并强調世界主義内部原有的多樣性，使得世界主義成爲更爲靈活的典範與分析工具。【2】本書同樣主張世界主義的多元性、多種世界主義的并存，將社會主義世界主義視爲社會主義國家在二戰後所有意建立的跨國、跨文化體系。書中指出，社會主義世界主義的特點主要有三：（一）國家/政府不與世界主義對立，而爲世界主義提供物資與非物資方面的條件；（二）世界主義跟民族主義的兼容與合并；（三）世界主義對現有世界權力體系的顛覆與挑戰，從而成爲反霸權的思想勢力。在這三方面，社會主義世界主義同傳統的世界主義顯然不同。從以上定義也不難看出，社會主義世界主義同社會主義世界（socialist world）的關係十分親密。所謂社會主義世界，即蘇聯及東歐、東（南）亞社會主義國家。更具體地説，社會主義世界包括：蘇聯、波蘭、東德（民主德國）、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中華人民共和國、北朝鮮、北越南（1954年後）（即冷戰輿論中的“社會主義陣營”）。
《社会主义世界主义的世界有多大？》一文質問，亞非拉的位置何在？南半球的新興獨立國家及被殖民區域，在冷戰二元化體系中，有不少依靠蘇聯和社會主義世界的經濟援助，受其意識形態渲染，并且跟新中國建立多種文化來往。更進一步說，西方的左派知識分子及其組織（包括各國共產黨與社會民主黨在内），是否也屬於社會主義世界？這些問題十分關鍵，牽涉到社會主義世界的規模及其地理想象，應當更進一步説明。
從歷史脈絡來看，北半球與南半球處於明顯不平等的位置，參與社會主義世界主義的能力相差頗大。1950年，非洲大陸僅僅有四個獨立國家，其中沒有一個跟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係。五〇、六〇年代更多國家陸續擺脫殖民主義統治，獲得獨立，并開始選擇將來的發展道路——在冷戰環境下，要麽是走資本主義道路，要麽是走社會主義道路。在非洲，新中國的首個外交夥伴是埃及：兩國於1956年5月30日正式建立關係。隨後，更多國家陸續進入中國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外交範圍。然而，上述情況卻説明，在五〇年代初、中期，非洲對於中國外交官基本上是禁區，在社會主義世界版圖上非洲根本不存在。亞洲大陸的國際政治情況對新中國便利些；但1950年代中國外交（包括文化外交）絕大部分都集中於蘇聯、東歐，即狹義的社會主義世界。
大約1955年以後，新中國的文化外交版圖漸漸擴大，社會主義世界主義的地理想象也隨之擴展。這種發展，主要有兩種原因。其一，是萬隆會議以來不結盟運動的興起，以及中國向南半球的開放政策。在周恩來倡導下，中國開始跟亞非世界更親密的合作；在文化方面有1958年的塔什干亞非作家會議，以及隨後建立的組織機構，成爲中國同南半球文化來往的主要渠道。其二，是中蘇關係從興榮走向緊張乃至破裂。這兩種去向，雖有不同來源，但具一定内在聯係。不管具體的歷史狀況如何，結果卻導致南半球得以進入社會主義世界主義的地理範圍與文化地圖。換言之，社會主義世界主義在1960年左右經歷過頗爲深刻的結構性轉變。這一轉變，在拙著最後一章以及結論中略做概述；六七〇年代的文化想象以及社會主義世界主義的進一步演變，卻要待更仔細的研究。如評論者之一所指出，這一課題十分重要，代表現代中國文學世界主義傳統新的環節，希望將來能獲得更系統、更深入的論述。
亞非世界在五〇年代末六〇年代初進入社會主義世界的視野，過程頗爲漸進、緩慢。《譯文》雜志（1959年改名《世界文學》）可以做為這一時期中國文學地理的指南。文學界對亞非拉區域文學的興趣雖然漸漸增長，《譯文》也常編輯相關的專號特號，但蘇聯文學直至1960年仍占該刊篇幅的絕大多數。中蘇破裂之後，亞非文學翻譯也無法立即代替蘇聯、東歐文學的位置；社會主義世界主義的機構歷史長達十數年，短期内難以改制。例如，中國現有的翻譯家，語言能力主要集中於俄文；對於亞非各國文化文學狀況的理解，亦然主要依靠來自蘇聯的出版物。《世界文學》1961年第12期，印有長達30頁的非洲文學特輯，包括莫桑比克、奈及利亞、剛果、土爾尼西亞、阿爾及利亞等國家的新詩、小説、民歌等等。但是，除兩首土爾尼西亞新詩外，其他内容全都轉譯自俄文。國内的亞洲文學譯者較多一點，但下一期的亞洲文學特輯，亦有兩部作品——來自土耳其與柬埔寨——是轉譯文。類似情形層出不窮，《世界文學》的編譯者遂不再提供原作來源與語言，掩飾這一尷尬情況。可見，社會主義世界主義的機構本身有其穩固性，不易隨著政治氣候的改變而轉向。
其背後原因，卻是社會主義世界主義内在的特性。如上所述，社會主義世界主義的特點之一，是國家/政府的積極角色。傳統世界主義以個人爲主要主體（agent）；社會主義世界主義卻依賴國家的主動參與及推動。文化來往的龐大網絡建立於國家的外交活動之上——雙邊的文化合作協議，兩國外交官每年重新編制的文化合作計劃等等。無論作家還是大型歌舞團對外訪問，都依靠這些官方機制。然而，這也意味著，一國政府需要另一個政府機構合作，才能建立社會主義世界主義的運行體系。許多新近獨立的國家，尚未具有較健全的政府官僚機構；尚待獨立的殖民地，或西方國家的左翼群體，更無法依賴任何政府支持與資源。狹義社會主義世界以外的這些區域與團體，在社會主義世界主義的機制中，衹能處於附屬地位，不能指定文化往來的方向。非國家型的團體或個人，難以配合社會主義世界主義的邏輯。如此看來，社會主義世界主義對國家/政府的依賴與兼容，也就是其是主要限制之一。個人或非政府團體重新加入跨國文化關係的運行，新型的世界主義模式開始代替社會主義世界主義，要待到八〇年代。
國際主義
世界主義與國際主義的界限與定義，是一個關鍵性的議題，牽涉到世界主義傳統的延續/斷裂問題。1949年，就中國文學而言，是繼承世紀上半葉的歷史經驗，抑或是隔斷、拒絕晚清、五四以來的發展脈絡？
作爲概念的世界主義與國際主義，可以從兩個角度來定義。在修辭層面上，兩種概念的區別微妙。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强調世界，即宏觀的大同體（cosmos），主張個人超越自身所在的臨近範圍，關懷及包容天下所有的他（它）者。如上文所述，傳統世界主義的幼稚普世主義近二十年來屢受批判、解構；隨後興起的批判世界主義卻同樣承認個體對世界的興趣、關懷，對異同的包容。【3】國際主義（internationalism）則尋求“國”（nation）與“際”（inter-）之間的平衡，雖超越國家，但總是在國家本身的基礎上。從觀念史的角度，世界主義根源於（後）啓蒙時代，同十九世紀自由主義傳統密切相關。國際主義則是世界共產運動的產物，跟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傳統無法分開。顯而易見，兩個概念都出自特殊的歷史脈絡，帶有一定思想包袱，但亦並非涇渭分明。如蘇聯文學專家Katerina Clark所言，在二十世紀中葉的歷史條件下，民族主義（nationalism）、國際主義、世界主義等相互關聯、并存。【4】這是很敏銳的洞見。
觀察現代中國文學，世界主義與國際主義的重叠或并存不難看到。二〇年代作家難以分爲“左”與“右”，大多知識分子的思想體系頗爲龐雜，取自不同來源，其文化觀念并不固定，文學消費（閲讀）範圍十分多元。例如魯迅，雖然認識到蘇聯文學與文學理論對中國文學的價值，并且翻譯和組織翻譯大量的左翼文學，但并不單一衹專注來自蘇聯的最新文學動態。作爲“革命文學” 先驅的魯迅，1929年翻譯盧那卡爾斯基的《藝術論》與《文藝與批評》，在左翼文學盛行的三〇年代卻繼續翻譯其他非左翼作品，如果戈里的《死魂靈》（1935）及契訶夫的《壞孩子和別的奇文》（1934—35）。就魯迅而言，階級立場與關懷世界文化并不矛盾；國際主義與世界主義可以合并。二三〇年代許多作家持有類似態度。
拙著所分析的詩人馮至，是另一個例子。馮至三〇初留學德國，專攻德國浪漫詩人群，自身以“抒情詩人”之稱而聞名。1949年後，馮至一面成爲新中國的“文化使者”，受官方派送到東德、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擔任《譯文》雜志編委，并且撰寫散文集《東歐雜記》，向本國讀者介紹社會主義世界。但同時，他繼續翻譯德國十九世紀文學作品。也就是說，馮至雖然成爲國際主義的倡導者，但并未放棄其世界主義關懷。像大多知識分子、作家一樣，馮至是從民國時期而走來的，在新中國力圖建立新的一種新的世界主義——社會主義世界主義。
1949年後的政治話語，强調國際主義而排斥世界主義，是一種有意識的修辭選擇。新政府的合法性依賴於强調同過去的決斷，以“新”與“舊”的話語在任何領域中建構這樣的二元對立邏輯。這是國際主義這一概念的具體歷史脈絡，也是其歷史包袱。當然1949年并不是純粹的話語操作，對現代中國文學的實際效果是顯見而深刻的，但並非絕對的。絕對化邏輯難免掩蓋長段歷史的大動向與延續性。中國文人知識分子的世界主義在1949年沒有死亡：對外部世界的興趣、關懷、包容，在新中國尋求著新的運行模式。社會主義世界主義是現代中國世界主義傳統的延續與演變，同國際主義牽手與合并，但并未被國際主義取而代之。
文學宇宙
1950年代中國文學的版圖到底多大？中國文學與世界文學的關係可以如何來解釋？這一問題所涉甚廣，在方法上關係到世界文學研究的一些核心難題。本書建議，與其從理論高度來觀察，不如從讀者（文學消費者）的實際經驗入手：閲讀文學作品時，讀者一般并不嚴格分隔中國文學與外國文學（翻譯文學），而是兩種都讀；就是觀察自己書架，經常有魯迅與托馬斯•曼并排，或張愛玲與伍吳爾夫混雜，或加繆同高行健作伴。讀者并不會給自己規定，夏季衹讀本國文學，冬天專閲翻譯作品，而是同時交叉閱讀不同來源與背景的書籍。換言之，文學消費的邏輯是混雜性的（promiscuous），是貫通性而不是分析性、歸類性的（classificatory）。將本國與外國文學一分爲二，嚴格規劃不同專家/專業的“領土”，乃是學術分科的慣性邏輯而已。如何超越這種狹義的邏輯，構建一種能夠接近文學消費實際行爲的理論體系，對世界文學研究是一種挑戰。
《作为世界文学的中国文学》一文頗爲仔細的介紹美國學界世界文學研究的不同支流，隨後指出拙著相比之下“批評想象力的缺乏。”評論者雖然自稱“受過文學理論訓練，”但似乎完全忽略了《社會主義世界主義》一書的的理論介入與創新層面。這從評論者將書名副標題的Chinese literary universe誤譯爲“中國文學世界”便可以見到。所謂universe，不是“世界”，而是“宇宙”。文學宇宙的運行及内在結構，爲世界文學提供新的研究方法與角度。
何謂“文學宇宙”？首先，文學宇宙爲一切文學版本的全體（totality）。文學宇宙包含所有古今中外的一切文學作品與版本，理論上無限之大。值得注意的是，文學宇宙包括的是一種作品的原文及其各種“副文”，例如改寫本、簡寫本、插圖本、外文譯本等，即凡是能獨立被閱讀的版本。其二，文學宇宙既無限又有限。上文中“所有”/“一切”是指各國、各語文、各時代的文學版本，因而無限。然而，實際上讀者衹能看到宇宙的一小部分而已——“可見宇宙”的界限決定於讀者的具體視野（perspective），受限於語文能力、教育水平、對文學流通的限制等因素。例如，除受過外文培訓的少數專業讀者以外，一般讀者的文學宇宙限於本國語文的“原創”文學與翻譯文學。其三，“可見宇宙”因此可以用複數來理解。例如，當前法國文學宇宙和1920年代中國文學宇宙顯然不同，其讀者能讀到的文本亦截然不同——雖然有一小部分共通作品，但兩者用不同（語文）版本去讀這些作品。再譬如，1920年代中國與1950年代中國各自的“可見文學宇宙”相差不菲，因爲新文學作品的出現、不同地域文學的中譯文的出版、其他（地域）文學作品的查禁等。
文學宇宙的理論視野，對世界文學研究本身以及對本書的方法，有幾方面的意義。首先，Moretti所提倡的“遠讀”方法受到不少批判，其對文本的忽略以及“遠讀”對象選擇的肆意性應屬其主要缺點。“遠讀”方法突出研究者本身而去歷史化（dehistoricize）其研究對象。文學宇宙的視野所恢復的不單是具體的歷史脈絡——例如1950年代中國——而且是歷史的文學消費者，即1950年代的中國讀者。在考慮世界文學時不光靠數據，而能夠重新照顧文學經典（如《暴風驟雨》或《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應屬於更令人滿足的結果。其二，因爲歷史化的角度，文學宇宙的視野不單包含“翻譯文學”在内，而且也强調，研究者必須去解讀其中譯本，而不是原文作品。譬如絕大多數的中國讀者是通過梅益的譯本（轉譯自英文）來讀《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對社會主義中國文學/文化起重大影響的，是該書的譯本，不是其原文（俄文本）。欲瞭解1950年代中國文學/文化，因此要讀原文還是譯本？“自然”是後者。然而，作爲學科的比較文學，長期以來都蔑視所謂“翻譯文學”，要求研究者閲讀原文原本。從文學宇宙的角度來看，這種方法是非歷史的、去歷史的，可以質疑的。其三，部分學者對翻譯文學有很尖銳的批評，尤其是Emily Apter關於“不可翻譯性”（untranslatability）的研究。【5】Apter所指出的問題很有洞見；不過既然翻譯過程難以傳達個別詞匯或文化特徵，也就更進一步證實文學宇宙視野的必要性：關鍵不在於譯者能否傳達“原文”的“原意”，而在譯文本身不屬於原文的“可見宇宙”，而已加入目的語文的文學宇宙，在新範圍内產生新的意義。Как закалялась сталь屬於斯大林時代蘇聯的文學宇宙，而《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則屬於四〇、五〇年代中國文學宇宙。譯文對“原文”有多“信”，大多讀者并不會問及，對解讀該書在社會主義中國文學宇宙所起的作用也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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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爲方法的文學宇宙論，讓世界文學研究既顧及到具體的歷史與文化脈絡，又允許宏觀的比較。從文學宇宙的視野，可以分析同時代不同區域，或者同區域不同時代“可見宇宙”的結構。如此看來，可以將所謂“世界文學”解構爲不同區域/時代的“世界文學們”，即世界文學的複數化。同時，文學宇宙的視野提供時間/空間二主軸比較的可能。
現代中國的文學宇宙，在長二十世紀如何演變？觀看不同時期中國文學宇宙的結構不難發現，無論清末民初，還是五四前後、五〇年代社會主義文化、八〇年代文化熱，翻譯文學皆是文學宇宙極其重要的成分。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一世紀初的長段文學史，來自於國外的文學作品是文學消費不可或缺的因素。在不同時間點，消費集中於不同的外國文學作品，所謂“外國文學”的内涵也經歷了幾次轉變。但是，外國文學并入中國文學宇宙這一宏觀去向是一致的。
對於世界文學的興趣與關懷——世界主義傳統——是現代中國文學的最顯著的特點。中國文學的宇宙觀，在十九世紀中葉以後，經歷過深刻的改變。世界主義從此興起，成爲中國文學的主流：現代中國文學處於世界，是世界不可或缺的成分，并且有意識的面對世界。
現代中國文學的世界主義傳統，不是定態而是過程，不停的演變與革新，但其走向從未截斷。就連文學之外環境壓力最大的情況下，現代中國文學也沒有忘卻自己的世界性。戰亂的1942年，毛澤東發表了《延安講話》，但同年也出現了《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的中譯本。文革高潮的動亂年代，知青行李中帶有本本世界文學“黃皮書”，連“樣板戲”中也能看到對外部世界的意識與關懷。相比之下，1950年代乃是國家敞開文學的大門之時期，迎進大量的國外文學作品，豐富了文學讀者的經驗，改建了文學宇宙的結構。《社會主義世界主義》一書旨在觀察現代中國文學世界主義傳統的這一重要環節。
注释：
【1】 Joseph Levenson. Revolution and Cosmopolitanism: The Western Stage and the Chinese Stag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
【2】 可見Pheng Cheah, Bruce Robbins (eds.). Cosmopolitics: Thinking and Feeling Beyond the Na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8; Carol A. Breckenridge, Sheldon Pollock, Homi K. Bhabha, Dipesh Chakrabarty (eds.). Cosmopolitanis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2.
【3】 可見Kwame Anthony Appiah. Cosmopolitanism: Ethics in a World of Strangers. New York: W.W. Norton, 2006.
【4】 Katerina Clark. Moscow, the Fourth Rome: Stalinism, Cosmopolitanism, and the Evolution of Soviet Culture, 1931-1941.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5】 例如新近出版的Dictionary of Untranslatables: A Philosophical Lexic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