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期 王笛 | 对三篇书评的回应

编者按：CCSA“Talk to the Author”栏目第十五期请到澳门大学历史系王笛教授一同讨论他的新书Violence and Order on the Chengdu Plain: The Story of a Secret Brotherhood in Rural China, 1939-1949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中文版译为《袍哥：1940年代的川西乡村暴力与秩序》，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本文为王笛教授对三篇书评中提到的问题所作的回应，即将刊发于《圆桌》2019年秋冬卷（人民出版社，2019年）。本期活动得到Global China Research Foundation的大力支持，特此致谢！
对三篇书评的回应
王笛
首先感谢CCSA组织这个 "Talk to the Author"活动，三篇书评都写得很有水平，而且都能把这本书放到微观历史和新文化史的学术大背景中进行分析，我读后获益良多。下面是我对书评提出的几个主要问题的回答。
01
问题一：沈宝媛的论文是否学理上如此有分量，如果这篇论文有问题，问题可能出在哪里？
答：正如我在书中和对媒体的采访中反复提到的，我看重沈宝媛的调查报告，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调查的对象高度的集中，提供了难得的故事和细节；二是虽然沈宝媛在报告中多少显示了她对袍哥的看法和批评，但是从通篇报告来看，她基本上还是客观的；三是沈没有对调查做更多的处理，这是作为一篇论文的不足之处，但是反过来则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当时她所看到的乡村袍哥的原貌。
对我来说，她使用什么方法和理论其实并不十分重要，我关注的是她怎样真实地记载了她田野调查的所见所闻。从她的描述看，尽管她不时用现代化的、受西式教育的精英的眼光，对她所记述的人和事进行一番评论，但是她的描述至少主观上是尽量不带偏见的。她力图去了解他们的生活和内心世界，对他们进行客观的观察。但在我看来，她更多的是采取的是田野调查中的微观的手段，和个别访问和观察的调查方法。在这种方法中，观察是十分重要的，从各种细节来发现经济情况、社会地位、性格爱好、宗教信仰等。
该书评作者乐桓宇问道：“沈的论文是否学理上如此有分量，如果这篇论文有问题，问题可能出在哪里？”这个问题问得有道理，是合理地的质疑。从学理上，这篇报告的确没有那么重的分量，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半成品。但正是因为缺乏加工的资料，才对我分外重要，才给了我发挥的空间。我自来主张对所有资料，哪怕是档案，都必须持批判的态度，而不是照单接收。虽然我没有列专章专节对这个资料进行批判，但是几乎在每一次沈宝媛对雷明远或者袍哥进行评论的时候，我都进行了分析。例如她对袍哥命运的预测、对雷大娘读张恨水小说的蔑视等。我在后记中所表述的“没有沈宝媛在1945年那个夏天的调查，就没有这本书”，除了对沈宝媛工作的肯定外，其实讲的是一个事实，因为写微观史资料是关键。准确地说，没有沈宝媛的这个报告，我就无法写成这本微观史。或者也可以说，我写的袍哥就完全是一本不同的著作。
02
问题二：如何理解林耀华与其学生所提到的“数学的方法” ？它与结构功能主义和行为人类学之间有什么关系？还是沈和她的同学们是否误用了老师教授的内容，误解了他的观点态度？
答：乐桓宇对沈宝媛论文中“运算”方法的探讨非常有启发，特别是作者追溯了劳拉·汤普森关于“行动人类学”（Operational Anthropology）的概念：
“运算”应该是operational的误译，这里的operation应该是“行动”或者“操作”的意思，准确的翻译应为“行动人类学”。所以，沈说要使用数学方法，或者“依功能观点中的函数关系来解释” ，可能只是沈根据“运算”一词生发的学术想象？
我倾向于同意把operational method翻译成为“运算方法”是不恰当的，或许“操作方法”更准确。关于这个问题，我在《史学月刊》2018年第9期所发表的论文《社会学与1940年代的秘密社会调查——以沈宝媛<一个农村社团家庭>为例中》，有进一步的说明：
按照A.洛曼克斯（Alan Lomax）所编的关于民歌体例和文化一书中对“operational method”的解释来说，这种方法是民族志和文化人类学相结合的方法，利用调查者所采集的数据去确定调查的模式、形式、行为、标志、风格和文化等，再用分类、比较、个案等手段来达到认识对象的目的。
为什么沈宝媛把“operational method”翻译成为“运算方法”，我猜想是采用了林耀华当时的翻译。林耀华的另一个学生杨树因在其论文《一个农村手工业的家庭——石羊场杜家实地研究报告》中，开宗明义便称：
本文主要的目的是在介绍一个新的社会人类学的方法——运算方法（Operational Method），换言之，即是比较的数学的方法。它主张从功能的观点，应用数学的方法，去研究文化现象，本文就是运算方法的一个小小的实验，以方法为经，以事实为纬，层层推进，来验证这科学的方法。
杨的论文还提及，在1942-1943年修林耀华教授的“社会制度”的课程中，林教授将这个观点“介绍给同学”，并称这一理论是“在注重文化功能研究、实地描写之外，同时考察历史过程”的方法，同时其也运用了比较的数学方法，来“用划一的单位来考察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并预测未来”。林耀华是杨树因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这比沈宝媛的关系还要近一层。同样，在杨的论文中，我也没有发现运算方法的运用。
乐桓宇问“是林耀华其实也没有弄清楚数学方法、结构功能主义和行为人类学之间的关系，还是沈和她的同学们都误用了老师教授的内容，误解了他的观点态度？”由于缺乏林上课的具体内容，对此无法做出判断。林晚年自己在全面总结自己研究方法的《社会人类学讲义》中，对这个方法着墨不多，只是在评论人类学的批评派的时候说“惟在研究技术方面，应用统计数字去分析文化，因而复原民族文化的历史，似嫌机械化，且与事实毫无补益。”
为什么林的学生反复提到数学方法，而林本人好像并非对这种方法作非常积极的评价？我在书中做了两种可能的解释，一是林本人的研究和研究方法，从1940年代以来，也在不断的变化。也可能他随后对西方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从早期的热情接受，到后期的批判性思考。二是林虽然早期教授学生时，对这个方法有热情的介绍，但是自己也始终没有付诸实践，可能在操作的过程中，还面临诸多的困难，以至于最后将这种方法束之高阁。不过，在评论一的启发下，我也觉得还应该增加第三种解释，就是林耀华当时对这种方法甚至乃至中文翻译也存在某种缺陷或误解。
03
问题三：沈宝媛的论文明显受到沈的论文共产党及左翼思想影响，她的研究方法中存在的问题，对后来的研究者认识袍哥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在微观史研究的滤镜下，那些被遮蔽、扭曲的事实和真相，是经过何种方式变成了其现在的扭曲的表现形式呢？
答：我在书中分析过，虽然沈宝媛对袍哥和雷明远有一些批评，但是比较1949年以后的类似作品，应该是相对客观的。评论一问：“而我好奇的，正是沈充满问题的研究方法以及产出的成果，究竟对后来的研究者认识袍哥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其实，如果没有这本袍哥研究，沈的这篇调查报告对我们今天认识袍哥就不会产生任何影响，因为已经被埋没多年了，但是一旦这份资料成为了本书的主要资料，对我们今后认识袍哥，无疑将扮演重要角色。这里我要强调的是，这本书对沈宝媛调查的解读，只能代表我的眼光和认识。
我曾经反复说过，对一个历史事件 ，往往有各种记载。而对每一种记载，我们都不能简单地视为信史，而只是一种文本。对文本的解读，可能是各种各样的，我们甚至很难确定哪一种解读更接近历史的真相，但是每一种解读（除了那些有明显政治目的地有意歪曲历史的），都推动我们向历史真相接近了一步。
正如我前面提到的，沈宝媛的报告还是以记述为主，有可能她对袍哥的记述有扭曲或者持偏见的地方，但是总体来看是客观的记录。当然，哪怕是”客观的记录”，也并不是说就可以不加批判地使用。其实，我认为，正是由于沈在许多情况下，注入了她自己的看法和判断，才给了我分析她思想倾向的机会。
04
问题四：王笛教授没有去追寻雷明远一家的后人，这是出于有意无意的忽略，还是出于资料的短缺以至于无法追踪雷明远在沈宝媛论文写成之后的故事？
答：我觉得乐桓宇提出是一个合理的问题，寻找沈宝媛的同时，我开始考证她所调查的真实地方（即本书的第15章），在确定是崇义桥以后，我去了那里做实地考察，想找到原来的居民了解进一步的情况。但是由于城市的扩张，崇义桥已经几乎没有了乡村的原貌，原来的村落、林盘、乡场都已经不复存在，被新开辟的公路、立交桥、工厂、商店、街坊等所取代，所以打听雷明远及其家庭的去向，成为了不可能。另外的障碍是，我们仍然不知道雷明远的真实姓名，所以即使通过派出所（如果有公安这条线的内部关系）帮助查找也没有任何头绪，无从下手。不过，我还是怀着某天奇迹出现的期望：万一某个老家是崇义桥的读者，发现了雷明远的故事就是他们家的故事，能够联系上我，听他们的后代讲述雷的故事，以后为《袍哥》这本书再增写一两章，甚至写出续篇，也并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05
问题五：《袍哥》一书的结尾写道，袍哥“可悲地走到了民众的对立面，最终难逃覆灭的命运。” 可实际上，谁是“民众”这个问题是否还值得商榷，尤其是它与共产党之间的关系？
答：正如上面提到的，由于找不到雷氏后人，对于1949年以后雷明远和雷家的结局便成为了一个难解的谜。虽然我以同地区袍哥的命运来弥补这个遗憾，但是毕竟不是雷自己的完整故事，这是令人遗憾的。
关于袍哥覆没的原因，我在第16章做了探索，不过是从乡村基层角度的观察。或许各地情况各有区别，但大趋势应该是相同的。从总体上讲，新政权不可能允许一个与国家长期对抗的组织的存在；从具体原因观察，袍哥领导暴力抗粮直接导致了解放军的“剿匪”行动。在2018年12月27日我拜访流沙河老先生时的聊天中，他还提到了另外一个有趣的细节：胡宗南部退入四川之后，成为袍哥攻击的目标，各地袍哥因之搞到了不少枪支。解放军入川后，不少地方袍哥根本分不清两者的区别，为了弄枪支抢了解放军，捅了马蜂窝。
关于这个问题，顺便多谈几句新情况。流沙河的老家就是金堂县，即书中经常提到的“右翼袍哥”贺松的老巢。书中我叙述了贺松被执行死刑的情况，由于资料缺乏，书中只有寥寥数语：“1949 年 12 月，解放军进入金堂县，贺松为了‘挽救自己的灭亡，疯狂地垂死挣扎’，多次‘组织暴乱’。1950 年 7 月被判处死刑，‘在金堂县城厢镇原县立中学校园内执行枪决’”。
奇特的是，流沙河当时就在执行死刑的现场，那年他19岁。这么多年过去了，那个场面他还记忆犹新：首先，文史资料的记载7月有误，准确的时间是1950年5月30日。贺松赤裸上身， 被五花大绑。流沙和先生描述他是个胖子，皮肤白，吊肚，串脸胡。死刑执行后，被埋在县城外的金钢山。所谓山其实是土坡，上面有座庙，周围都是埋的和尚火化后的骨灰。几年后，县中学教生物学的老师陈家丕，是流沙河的中学同学，因为需要讲人体骨骼，在金钢山挖出一副大骨架做了标本，被认为就是贺松的骷髅。这算是补充的题外话。
在沈宝媛看来，袍哥不可避免地衰落，是因为它逐渐走到了人民的对立面。在书的最后，我强调了这一点，有些读者认为是画蛇添足，不符合袍哥覆没的根本原因。这里其实我想表达的是一个普遍的规律，但是这个规律经常被有权力的人们所忘记，如果不能把民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如果为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而牺牲民众的利益，必然会走到人民的对立面。当失去人民信任的时候，固然使用暴力可以维持其一时的控制，但是绝不可能永远地维持下去。其实这就是“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
06
问题六：袍哥组织既然覆盖了相当宽泛的乡村成年男性，那么它的“精神世界”或社团仪式是否仍旧是一种带有神秘感的“亚文化”，抑或很可能早已是川西乡村社会中的“主流文化”的一部分？
潘博成提出的问题很有道理。如果我们考虑袍哥成员的普遍性，虽然他们是边缘人群的文化，但是当持有这种的文化的人群成为了大多数，就成为了主流。所以研究历史的趣味就在这里，其实并没有确定性，也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轨迹。在某个时期，它可能是亚文化或者边缘文化，但是在另一个时期，有可能成为主流的文化。所以，我觉得可以这样表述：在清代，袍哥文化在四川是边缘人群的文化。但是在辛亥革命之后，随着袍哥逐渐进入主流社会，他们的文化也进入主流文化，但是这个过程并没有完成。随着共产党的到来，就嘎然而止了。也正是由于在民国时期进入到主流文化的这样一个事实，由于曾经在这个地区的广泛散布，曾经深入到地方文化之中，所以哪怕半个多世纪已经过去了，哪怕社会经历过疾风暴雨般的洗礼，但是那种文化的某些因素，仍然顽强地传承下来。
我曾经不止一次地在书和文章中阐述过，文化是最顽固的因素，存在于我们的血液之中，不可能像政治那样在短时间内便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是潜移默化的。有的东西从表面上看是改变了，但是骨子里是根深蒂固，或者改变并不是看起来那么巨大。这也就是我在《街头文化》一书中所阐发的，“变化”（changes）和“持续”（continuity）总是相互相存的，文化的持续性必须认真地看待和研究。今天四川（包括分出去的重庆地区）的语言、性格、为人处世方式等等，可能在某些方面，仍然受到这种文化的影响。
至于袍哥文化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乡村民众的生活，我认为是在当时是非常巨大，如下面提到的“吃讲茶”，就几乎无处不在。还有书里面提到的地方社会基本上就是袍哥的天下，各行业的人几乎都参加袍哥以求得保护，便是明证。
07
问题七：为何雷大娘会有到法院打官司的考虑？这是否意味着，对于某些社会群体或在一些社会领域而言，以袍哥为代表的非官方权力是否并未取代官方权力，后者仍旧等同于地方统治权威？
答：我倒是认为雷大娘所谓的打官司，更多的是做一种反对的姿态，民国时期，纳妾并不违法，仅从这件事情上看，雷大娘没有什么好牌可以打赢官司。但是我想，雷大娘既然想到了这一步，估计也有什么可以拿捏住雷明远的地方，她到法庭去告雷明远，甚至可能不是纳妾的问题，而是一些外人所不知道的秘密。作为一个袍哥首领，还开着本身就是违法的鸦片烟馆，如果雷大娘孤注一掷，把雷的秘密在法庭上抖落出来，估计雷明远会吃不了兜着走。这甚至可能是他最后放弃纳妾的主要原因。不过，沈的报告中，对这些方面没有透露哪怕是任何蛛丝马迹。
关于茶馆讲理，我几年前在《史学月刊》上发表过一篇题为《“吃讲茶”——成都茶馆、袍哥与地方政治空间》的论文，讨论了这种行为在地方扮演的角色，也列举了若干茶馆“讲理”的案例，对此感兴趣、希望探索究竟的读者，可以参考。
 “吃讲茶”，或“茶馆讲理”，不需要政府或官员的介入，反映了强烈的社会自治的观念和广泛的实践。给地方精英一个极好的机会在地方社区建立他们的影响和主导权。袍哥是茶馆的常客，他们甚至把茶馆作为码头，“吃讲茶”的活动经常都有他们的参与。
虽然这种非官方力量从来没有发展到与官方对立或直接挑战的地步，但是它的存在及其对社会的影响，都使官方的“司法权”在社会的基层被分化。遇到争端，居民们大多喜欢选择茶馆讲理，而不是到地方衙门告状，这一情况不仅表明人们不信任国家权力，而且也可以反映出地方非官方力量的扩张。袍哥参与“吃讲茶”的活动，表现了如何处理个人之间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冲突。这也是一个观察基层社区如何维持社会稳定、民间秩序如何存在于官方司法系统之外的窗口。人们把自己的公平、正义和命运尽量掌握在自己手中，至少是自己认可的人的手中。
不过，这种调解也是很有局限的，也没有一种力量保证其公正，更何况政府对此加以控制和取缔，在国家的权力之下，这种社会力量显得是那么脆弱。这种缺陷也是我们经常忽视和低估中国民间社会力量的原因之一。如果我们认真考察这种活动的存在及其存在的环境，我们便不得不惊叹其韧性和社会的深厚土壤。
08
问题八：骨子里女性当成玩物的雷明远为什么要结婚呢？接受了较好教育的摩登女郎又为什么会在雷明远落魄的时候选择和他在一起？这与“自由恋爱”的意识、与妇女地位的提高是否有关？说妇女仍然受桎梏于封建礼教是否有些草率？
张倍瑜注意到这本书虽然是描绘的一个男人的世界，但是也描述了望镇妇女的命运，书中有若干女性形象：沈宝媛、雷大娘、女儿淑英和淑清、仆人俊芳等。她们有不同的背景、处境和故事。
从大的背景来看，说传统社会那“吃人的”礼教杀死了淑清应该没有错，毕竟雷明远不过是因为所谓“偷情”的谣传就杀死了亲生女，毕竟“猪笼沉潭”等私刑的普遍存在。但是我也同意张倍瑜女性视角的看法，这几个不同类型女人的命运，其实还有一些分析的空间，本书还没有把现有的信息使用到极致。
张倍瑜认为雷明远“把女性当成玩物”，我觉得有些过分解读，说她是雷明远的“情人”，也缺乏进一步的证据。在第12章，出场了另外一个女人，沈宝媛是这样记述的：“雷大娘从旁处打听而来的消息，说雷大爷又准备与另外一个女人结婚了。这女人也是再醮的，只有母亲，家里有三十亩田，住成都外西，也是开烟馆的。她还烫的头发，穿的蓝布长衫，很时髦，传说在XX小学当教员呢！”
沈宝媛关于这个女人的描述太简单，也让我困惑，如果信息更多一点，也可能使这本书关于妇女的处境，更丰满一些，至少多一个有趣的故事。不过，这个书评者的提出的问题，倒是提醒了我，其实关于这点信息，还是可以进一步做点文章出来，可以进行一些合理的推断和分析。
沈没有透露他们是怎么认识的，而且时髦的小学老师，怎么会找一个已经破产的鸦片烟鬼呢？这使我百思不得其解。我猜想，对于这个女人来讲，有依靠这个袍哥首领的意味，哪怕是过气袍哥首领。对雷明远来说，时髦的女人对他显然有吸引力，而且他很可能还有经济的考虑。他现在正是需要钱的时候，那女人有30亩田，的确可以帮助解决雷的燃眉之急。可能也就是雷要娶她的另一个原因。对雷大娘来说，这个女人进入家门，肯定是一个巨大的威胁，除了雷明远移情所造成的心理伤害，还会造成她家庭地位的下降。在年龄、外貌和教育上都无法与这个女人相比，再加上那个女人带来的30亩田，这个新来者无疑会在家里有相当的话语权。这也是雷大娘拼死都要反对雷明远纳这个小妾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