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弱之外：关系概念的再思考

众多社会学家运用网络的概念和方法来探讨社会网络究竟是促进还是约束人们的行为。对社会网络的研究可以分为两个方向，一是社会资源派，他们展示从社会网络中抽离出来的关系对个体求职过程的影响；一是社会支持派，他们的研究表明了在对社会支持的获取中，强关系和同质构成（homophilous）关系的作用比弱关系和异质构成(heterphilous)关系要强（Jeanne S. Hurlbert et al.，2000：598-599）。 社会网络的研究涉及到三个重要的概念：关系 、社会资本或社会资源、嵌入性。社会资本的含义相当复杂，普特南（Putnam）用它来表述社会组织——例如制度或者信任机制——中有利于协作行为的特征，林南（Lin Nan）和博特（Burt）用它来反思社会关系的工具理性价值（Roberto M. Fernandez et al.，2000：1289）。科尔曼(Coleman)的定义是：“当人们间的关系变动有利于行为时，社会资本就被创造出来”（转引自Alberto Palloni et al.,2001：1264）。社会资本是行动者从特定的社会结构中得到的用于追求他们自己的利益的资源，它的产生源于行动者关系的变化（Coleman，转引自Baker，1990：619）。法国学者布迪厄把资本区分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是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那些资源是同对某些持久性的社会网络的占有密不可分的；特定行动者占有的社会资本的数量，依赖于行动者可以有效加以运用的联系网络的规模的大小，依赖于和他有联系的每个人以自己的权力所占有的资本数量的多少（布迪厄，1997：202）。对嵌入性概念的争议显然要少得多，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把它从波兰尼处借来用以说明个人行为的非原子化特征。嵌入性强调了具体的个人关系以及这种关系的结构在产生信任和防止欺诈（discouraging malfeasance）上的作用（Granovetter，1985：490）。 本文不打算全面反思社会网络，仅就关系概念及其在网络研究中的应用做一些建设性的探讨。 关系概念的应用、发展和评述 关系概念，最初出现在对劳动力市场的分析中。1973年格兰诺维特发表了《弱关系的力量》一文，初步提出了关系的一些理论界定及关系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可能的作用。格氏对关系概念并没有直接予以明确的定义，根据边燕杰的理解，在《弱关系的力量》一文中，关系（tie）“指的是人与人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由于交流和接触而存在的一种纽带联系”（1999：3）。这样，关系就不同于社会学分析中的变量关系和阶级关系，因为前两者是人们的属性，而关系则是由于交流和接触产生的那种纽带联系（边燕杰，1999：3）。格氏根据概述关系特征的时间量、情感紧密性、熟悉程度和互惠交换等四个标准把关系区分为强关系和弱关系（格兰诺维特，1999：39；Bian，1997：368），并提出了一个可行的判断方法，即朋友圈子的重叠程度，当两个人没有关系时，他们的朋友圈子重叠程度最小，关系强时，重叠程度最大，关系弱时，重叠程度适中（格兰诺维特，1999：39-40）。 格氏考察了信息传播过程中强弱关系所起的不同作用，他认为，强关系的组成者的相似度高，他们之间信息的重复性也高，通过强关系传播的信息更可能限制在较小的范围内；弱关系中的信息传播由于经过较长的社会距离，因此能够使信息流行起来。他进一步提出，强关系是群体内部的纽带，而弱关系则是群体间的纽带，“（弱关系）确实并不自动地充当桥梁，然而相当重要的东西在于所有桥梁都是弱关系”（格兰诺维特，1999：41）。格氏得出的结论是，弱关系因其在信息流通过程中的桥梁作用而被视为个人机会和社区整合所必须，强关系因为限制了信息向更大范围的流通而在培育局部的内聚力的同时导致了总体的支离破碎（1999：48）。翌年，格氏以职业流动为题对弱关系假设进行验证，得到的结论证实了弱关系在信息传播过程中的桥梁作用，即人们更经常地通过弱关系而不是强关系获得帮助。 众多调查支持了格氏的观点。威尔曼（Wellman）和沃特利（Wortly）认为强关系在提供财政帮助或大宗服务时的作用并不显著（Barry Wellman & Scot Wortly，1990：581）。一项对国际移民的社会关系的考察证实了弱关系的作用，帕伦尼等人认为，基于亲属关系的社会网络并不必然对移民决策产生最有效最显著的影响，反而是一些熟人关系或更弱的关系影响到人们移民机会的获得（Palloni et al.，2001：1295-1296）。 边燕杰利用格兰诺维特的方法对天津地区职业流动中的影响因素作了调查，发现在天津，人们职位的变迁往往是通过强关系而非弱关系来实现的。边燕杰认为尽管弱关系在信息传播方面的作用非常大，但基于信任和义务的强关系在获取代价更高、更难获取的影响上有更大的作用（Bian，1997：367）。边燕杰认为中国的人际关系有如下三个特点：熟悉和亲密性、值得信任、互惠义务（Bian，1997：368-369）。边燕杰的天津调查对格兰诺维特的理论进行了补充而不是反驳，因为在格氏的研究中，弱关系起作用主要是在信息的流通方面，在边的研究中，强关系的力量则在于获得权力机关影响方面。边燕杰和洪洵对新加坡职业流动的调查发现了强关系在市场经济国家的力量，他们的解释多少带有点功能主义的色彩：通过强关系实现的职业变迁有助于降低企业招募新员工的成本。此外，职业流动还涉及到信任的问题，对新加坡人来说，强关系意味着较高程度的信任，“弱关系意味着不太信任和缺乏义务”（边燕杰、洪洵，1999：32）。 威尔曼和沃特利认为大部分关系建立在无形或世俗资源的交换的基础上，社会经济资源的差异对它们的支持作用的影响不大。例如，实际交换关系似乎能提供或强或弱的物质服务，但妇女更多的是提供情感的支持（Barry Wellman & Scot Wortly，1990：581-582）。他们的基本观点是，不同的关系满足不同的需求，因而在不同的情景中，强弱关系的作用是不一样的。芬兰德兹（Fernandez）等人反思了关系在应用过程中的单向性，即只考虑到求职者的因素，没有考虑到企业的因素。他们认为关系在社会资本分析中的应用必须考虑到投资成本、回报率和被意识到的回报方式（Roberto M. Fernandez et al.，2000：1351）。雅库波维奇等从俄国的求职过程出发，把经济转型的社会结构中弱关系对强关系的替代的本质看成是国家社会主义向市场的转变（Valery Yakubovich et al.，2000：495）。彼得森等指出，求职过程涉及到的主体通常是分开的，一方是求职者和他或她的家庭，一方是雇主和招聘机构；他们彼此之间的了解很浅，难以知道对方在想什么和做什么（Tround Peterson et al.，2000：809）。关系就是提供了信息交流的渠道，这样，弱关系显然比较重要。 在上述的研究中，关系处于一种强弱对立的二元状态，它们是现成的、静止的，而不是有一定历史基础的，变化的；刘林平对此进行了批判和修正。刘林平从过去和现在两个时点定义关系，比如过去是强关系现在是弱关系，则是一种强弱关系，依此类推，一共得到了四种关系类型：强关系、弱关系、强弱关系和弱强关系。刘提出应该从动态的、多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竞争的角度把关系看成是一个生产和再生产的连续过程。通过关系链的建构，刘林平认为强关系也可以获得信息，弱关系除了提供信息外，还会起到别的作用。他认为关系的功用是在比较中存在的，是人们获取利益的一种手段，也是一种资源的配置手段；关系的实质是利益交换，在竞争不充分、信息不完全、规则不完善的条件下，关系就会发生作用；人们运用关系的原则是理性选择，寻找关系的路径是一个从强关系到弱关系的扩展过程。 几乎可以这样断言：所有社会资源派的研究都证明了弱关系的力量（格兰诺维特，1999；Nan Lin et al.，1981；Barry Wellman & Scot Wortly，1990；Tround Peterson et al.，2000；Palloni et al.，2001等）；所有社会支持派的研究都证明了强关系的力量（Bian，1997；边燕杰，洪洵，1999；刘林平，2001；Zang，2000）。这一方面是不同的研究目的造成的，另一方面是由网络理论自身造成的。 传统的网络研究只是在某一时间关注社会关系的某一领域（Palloni et al.，2001：1269；刘林平，2001：113）；对关系强弱的界定基于一个核心—边缘的网络，格氏的信息桥只有在这样的网络中才能得到理解（Bian，1997：368）。核心网络是网络中包含了强关系和同构成关系的部分，它们的结构显示出高密度和低分化（Hurlbert et al.，2000；格兰诺维特，1999；边燕杰，1999；刘林平，2001）。古拉蒂指出，强关系意味着高粘合度群体（cohesive clusters）妨碍其内部成员与外群体成员的合作（Ranjay Gulati & Martin Gargiulo，1999：1476）。网络的强弱关系假设面临着方法论的窘境，分析层次的选择上，面对面的互动太过微观，整个网络则太过宏观（Baker，1990：593）。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被研究的网络往往仅是一个行动系统（action set），它以某一个人为中心或出发点，以特定的工具理性交换为界限（Edwina Uehara，1990：529）。 格氏的嵌入性虽然注意到具体的个人关系以及这种关系的结构在产生信任和防止欺诈（discouraging malfeasance）上的作用（Granovetter，1985：490），但他却赋予了这种关系及其结构以边界，嵌入性从而不是整个网络的嵌入性，而是预先设定的一个事实上并不存在的网络的嵌入性。在现实生活中，所有的网络都是网络中的网络，如果不考虑方法论上的便利，则显然没有一个网络是有明确的边界的，在分析中的中心或者边缘也就失去了意义。同时，由于格氏本人把关系当成是经济生活中信任产生的原因（Granovetter，1985：491），因而关系是前在于信任的，也就是说，他没有给予关系一个信任的基础。问题在于，没有信任基础的关系如何可能？ 应该承认的是，刘林平建立在不同时点上的关系类型对关系概念来说是一种突破，其意义不仅在于对关系类型的区分超越了强弱的对立，更在于能够历史地看待嵌入在关系中的信任是如何产生和如何再生产的。从格兰诺维特到边燕杰，信任总是先在于关系的；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这样一种误解：关系不单是静止的，而且也是一成不变的。他们既无法解释关系从无到弱到强的产生，也无法解释关系从强到弱到无的破裂。刘林平的强弱关系当然仍无法解释过去的强关系是怎样随着信任的产生而产生，但却足以使得分析中的强弱关系有一个理性的信任基础。但刘林平本人似乎忽略了他的理论的意义，没有从这一方面去阐释，因此虽然关系理论的诞生是建立在对不充分社会化和过度社会化的批判上，他得到的结论却令人吃惊地带着浓郁的不充分社会化的理性人色彩（刘林平，2001）。认为关系是一种资源配置手段并无不妥，但把利益交换当成关系的实质，把理性选择当成人们运用关系的原则却不免有将个人原子化之虞。 此外，显然是由于关系与嵌入性原理是用来批判制度主义经济学的，我们看到的关系毫无例外都是人们之间相互的非正式关系，与制度安排没有任何相关。值得指出的是，新经济社会学家在试图泼掉制度主义的脏水时，把盆里的孩子也一同泼掉了：他们急于论证制度主义的缺陷，而忘却了制度限制给人们带来的心理张力对关系的影响。 关系概念的反思 回顾关系理论的发展和应用，可以看到，即使一直有社会学家对其进行补充，关系在经济社会学中的运用仍充满了争议和不确定性（边燕杰，1999：6-8）。笔者认为，网络理论在不同研究中得到不同结论的主要原因既不是“西方的组织行为理论不适合东亚及东南亚的公司行为”（Zang，2000：88），也不是不同的关系满足不同的需求，因而在不同的情景中，强弱关系的作用是不一样的（Barry Wellman & Scot Wortly，1990），而是他们在运用关系这一概念的时候，沿袭了格兰诺维特起初的定义，甚至对关系强弱的断定也以格氏提出的四个标准为坐标；而格氏对关系概念的界定是可以商榷的。在格兰诺维特看来，关系是客观存在的，由人们从属于同一群体的属性或由血缘确定，如同学关系、兄弟关系、同事关系等。由于个人间关系的力量决定于概述关系特征的时间量、情感紧密度、熟识程度和互惠交换的复合体，而没有考虑到处于关系的连结点的个人对关系的认同程度，关系在上述社会学家的研究中更多的时候是一种对称的理想型。 关系作为网络结构观，被认为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结构。于是，影响个体行为的是个体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个体的特征；将个体按其社会关系分成的社会网络代替了按个体的特征分类的社会阶层；对人们社会关系面、社会行为的嵌入性关注代替了对人们身份和从属群体的关注；强调人们对资源的占有转变成强调人们对资源的涉取能力；网络的平行的中心－边缘位移代替了结构的垂直的顶端－底层距离（边燕杰，1999：2）。这些表面上的区别掩盖不了这样一个事实：无论是地位结构观还是网络结构观都赋予人们在社会空间的位置以客体性，一种垂直的漠视人们意识的武断被一种平行的漠视人们意识的武断所代替。更重要的是，后一种武断显然与前者有着同样多的非理性，如果不比前者更多的话。 总之，强关系假设的缺陷是简化了社会网络和假定了在多元社会中并不存在的高同质群体；弱关系假设的缺陷却是先验地断言存在着两个或者更多没有任何交集的群体。尽管刘林平认识到了关系的变动形态，但他依赖格兰诺维特的关系定义的结果使足够描述关系的动态过程的理论工具显得那样遥不可及。强弱关系和弱强关系在分析的应用中仍是静止的，一张20岁时拍的相片固然无法使观看者对相片里的人过去20年的成长历程有动态的把握，再加上一张10岁时拍的相片所能得到的结果也不会比这好多少。前文已经提及静止的关系令信任的产生十分费解，而离开信任，人们之间的交往、附着在其上的由交往体现出来的义务与权利又如何可能？从而导致了关系危机：关系如何产生和维持？古拉蒂认为新关系的产生是相互依赖性和网络嵌入性的结果（Gulati，1999：1475-76），但这两者并不能等同于信任。总之，信任不可能先于关系而存在，关系也显然不能等同于交往，信任与关系究竟怎样在交往中发展起来？这些问题都是静止的关系观所无法解答的。 针对上述静止的、客体性的、对称的和强弱二元对立的关系概念，作者认为必须对关系的概念进行去世俗化的建构，也就是说，要超越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用的关系概念的不确定性和世俗性，而以一个比较严格的学术的界定来代替。对关系概念的再界定必须先认识关系的一些基本属性，包括共时性和历时性、不对称性、主体间性，以及关系的向度和强度。 关系的属性 1、历时性与共时性 关系不是一种静止的社会结构，而是一个历时性和共时性统一的过程。把社会当成结构的后果之一便是过分地侧重共时性（synchronic）的描写，而关系，作为一种人们之间变动不居的联系，更多地具备历时性（diachronic）的特点。社会结构观认为“人之所以是人，不是因为他是一个有机体，而是因为他在社会结构中占有位置”；各个位置的联系组成的社会关系网络的绵延构成了社会结构（拉德克利夫-布朗，1999：10-11）。在这样静态的结构中，事物本身的一些重要特征，事物内部不同因素之间的复杂关联，以及这一事物在与不同的情景发生遭遇时所可能发生的种种出人意料的变化，都并不是前在地存在于既有的结构之中（孙立平，2000：8）。虽然有的社会学家认识到网络是动态的、自形成（self-evolving）的结构（Castells，2000：697），拉德克利夫本人也承认人们所能观察到的“具体事实并不是一种实体，而是一个过程” （拉德克利夫-布朗，1999：4），但在分析中明显缺乏对历时性的侧重；同时社会现象的非线性认识伴随着分析工具的线性（Castells，2000：698）应用。面向不断变化的社会，世界和多元关系一直存在于一个形成的过程中而不是静止的（Crossley，1996：173），历时性的缺席意味着关系稳定的同时难以追溯关系以及关系维持所必须的信任的起源。 2、关系的不对称性。 关系不是对称的，或者说，关系大部分不是对称的。“关系被假定为积极的和对称的，一种全面的理论需要讨论消极的和不对称的关系，这将会增加目前的探讨性批论的不必要的复杂性”（格兰诺维特，1999：40）。为了分析和讨论的简化，格氏故意忽略了关系的不对称性。令人遗憾的是，他及他的后来者只关注能给分析带来方便的对称性，而使“一种全面的理论”到目前为止仍付诸阙如。 关系的不对称性体现在三个方面，（1）关系主体对关系的认同；韦伯指出，关系的客体性对称只有当它对双方的意义都一样时才存在，社会关系由于被赋予不同的意义而客体性地不对称（objectively asymmetrical）（Weber，1978：27）。当交换对双方来说不具备同等重要性时，关系是不对称的（Baker，1990：602）。（2）权力的介入和关系主体间身份的不对称。权力和身份是微观社会互动的两个相联系的基本分析维度（Kemper et al.，1990：32），社会关系中的权力使行动者能让别人做不愿意做的事，社会关系中的身份使行动者获得他者自愿的服从，这种服从往往和接受和喜爱结合在一起（Kemper et al.，1990：34）。在布劳那里，权力是在能向对方提供某些必须的、其他地方无法得到的报酬，同时还不依赖于对方的回报时获得的（蔡禾，1994：152）。由于权力和身份不同，关系主体拥有的社会资源和社会吸引力也就有了一定的不对称性，即他们拥有的战略资源、替代来源和强制力量是不一样的。这必然影响到关系过程的不对称性。当然，权力和身份仅是在分析意义上分开的，它们是结合在一起的维度（Kemper et al.，1990：59）。（3）关系的不对称性不仅仅在于它所承载的主体意义，还在于关系过程中流通的信息和资源的不对称性。关系过程中流通的信息和资源的不对称性主要在于，双方的获得在量上或质上的差别。LJG花4万多元送礼，换来了40万的贷款，对他来说，这样的结果当然是不对称的；对接收他的礼物的人来说，他们的付出并不是40万（贷款终归是要还的），而是批贷的决策（刘林平，2001：115）。正是这种不对称的双赢使关系成为可能。刘林平所谓的理性选择原则实际上是这种不对称性的结果，而不是人们进行关系过程的行为规范。 3、关系的主体间性 关系不是客体性或者主体性的，而是一种主体间性的存在。主体间性在哲学上的意义是对传统主、客体对立的认识论的突破，关于主体间性的哲学研究很多（胡塞尔，1994；梅洛-庞蒂，2001；Crossley，1996），主体间性被引入到社会学是舒茨（Alfred Schutz）的功劳（蔡禾，1994：206），随后众多社会学家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研究（Goffman，1959；Mead，1967；埃利亚斯，1998）。在巴伯（Buber）的我－你（I-You）关系中，主体间性意味着自我以自我意识的缺席和面向他者的无条件的交往开放（communicative openness）的形态和无法经验到的他者交往；在胡塞尔和梅洛-庞蒂的著作中，它主要是通过设身处地的想象经验他者的移感意向性（empathic intentionality）（Crossley，1996：23）。主体间性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这样一个哲学问题的寻绎：“他人如何可能？他者的世界如何可能？”它强调对象间的状态而不是对象本身。 克洛斯里把主体间性上升到社会哲学的高度，认为它是社会过程的架构（Crossley，1996）。关系，作为关系主体互动产生的社会联系，必然牵涉到他们对他者意图的移感经验，因而，关系的变化往往是连结点依据他所经验到的他者意图做出的行为调适的结果。以观测者（observer）视角所看到的关系的客体性和以局内人(agent)身份所体验到的关系的主体性都只描述了关系的某一被碎化了的（segmented）属性，前者无法诠释存在于关系中至关重要的意义，后者则在揣摩行为主体的意图时顾此失彼。由于关系的存在必须通过人们的互动才能得以实现，关系的主体间性主要地体现在关系主体及其行动上。 （1）关系主体的主体间性。 关系主体的主体间性产生于自我意识对他者（otherness）的依赖，同时也产生于关系主体的行为和角色认同对他人的依赖。首先，自我意识的形成产生于它与他者的联系中（Crossley，1996；Hollis，1997；Goffman，1959；Mead，1967；黑格尔，1997；梅洛-庞蒂，2001；休谟，1996）。我们不把没有任何强制的主体间性本身称之为辨证的，而是把压制和建立主体间性的历史称之为辨证的（哈贝马斯，1999：52）。社会学中关于主客体对立主要表现在社会与个人的对立上，传统的理论不是把个人看成是客观存在的，就是把社会现象或者作为整体的社会看成是客观存在的；两者的共同特点是把社会中的行动者视为“封闭的个人”（埃利亚斯，1998：28-36），社会网络理论对关系主体的看法也未能脱离这一窠臼。关系主体的行为尽管受到社会网络的约束（也就是所谓嵌入性问题），但他们的意图与决策仍能保持一种令人吃惊的自主性。主体间性的关系主体是一个开放的主体，他必须依靠和依赖于他人（埃利亚斯，1998：46），而不是类似于莱布尼茨的没有窗户的单子。社会和个人不再是对立的两个方面，而是表示同一事物的个体方面和集体方面（库利，1999：27；埃利亚斯，1998：9）。个体的日常行为是他对很多被社会地建构和传递的经验的主动选择结果（吉登斯，1998：221），个体与他人进行交流的公共领域——语言也不是单方面能完成的（梅洛-庞蒂，2001：446），任何个人都应被视为社会群体的特殊性表现，他没有独立的存在（库利，1999：28）。任何人都不能脱离开他人同他共同具有的相同性来建立他自己的认同 （哈贝马斯，2000：17）。自我认同（personal identity）总和一定的社会角色联系在一起，离开了角色界定，自我是无法被表达的。彼得•伯格（Peter Berger）指出：“当你说‘我是一个男人’的时候，角色宣称的成分和‘我是美国陆军的一名上校’是一样的。”（转引自Hollis，1997：176）个人认同融合了个人的各种社会认同成分（王宁，2001a：57），角色的建构则是主体间性在场（presence）的结果。总之，个体的主体性与客体性只有置入在一种主体间性的背景中才能被理解。 （2）行动的主体间性。 必须明确的是，关系作为一个社会过程，是以关系的主体间性也由行动的主体间性来体现，行动的缺席是不可思议的。韦伯区分了个人行动和社会行动，当个人行为应对他人的行动或者能引起他人的应对时，其行动就是社会行动（Weber，1978：22-23）。行动具有两种意义：一是主体性的，即行动者试图通过它表达的意义；一种是主体间性的，即行动在他人眼里的意义（Hollis，1997：148）。行动的主体间性意义涉及到双重诠释（Double Hermeneutic）：为了明白行动的意义，我们需要行动者的解释；为了明白行动者的解释，我们需要对它进行再解释（Hollis，1997：146）。在关系过程中，关系主体的社会行动不是一种受到客观的社会网络约束的主观意图的展示，它在行动的过程中已经掺杂了他者的意图。在林南对求职过程的研究中，求职者必须知道中间人（intermeditaries）愿意帮助自己，而且能够得到目标人（target persons）的帮助；中间人必须确认求职者对新工作的胜任和渴求，也必须确认目标人提供影响的意愿和可能；目标人则必须权衡中间人对他施加的影响、求职者的能力和可能流动的机会（Nan Lin，1981）。在这样一个简单的三角互动（triadic interaction）中，对他人意图的移感以及由此做出的行为调适正是社会行动的主体间性表现。 （3）资源与信息的主体间性。 我们把在关系过程中流通的区分为资源 和信息。社会资源派研究的实际上是关系过程中信息的流通，社会支持派研究是的关系过程中资源的流通。信息的流通依赖于话语或者文本，话语的意义强烈地和它的背景联系在一起（Wittgenstein，1953：20），维特根斯坦用语言游戏（Language Games）来强调语言背景对理解的重要性。克洛斯里指出：“对维特根斯坦来说，语言建基于不可还原的语言使用者和语言规则的一致的基础上。”（1996：41）语言背景和语言规则即是语言的主体间性的两个主要方面。书写文本，在吉登斯处获得了跨时－空而仍能持久存在的固定性（1998：51），从而成为他所说的监控（surveillance）的基础。文本不再渗透着表面指涉的同时，提供了一种新的视界和指涉；对文本的诠释过程无疑也涉及到文本的主体间性。社会资源的概念在林南处被界定为财富、身份、权力以及和某一个体有着或直接或间接的联系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Nan Lin，1981：395）。财富、身份和权力都只有在社会中，在人们的生活之间才具备意义，它们指涉到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的主体；社会关系也是如此。依照林南的定义，则在关系过程中流通的社会资源当然也是主体间性的。 4、关系的向度 和强度 由于过去对关系的分析没有超越强－弱的维度，关系的不对称性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与此相关的关系向度也就被忽略了。上面我们已经说明关系是不对称的，这就意味着关系过程有一定的向度。首先要区分主动关系主体和被动关系主体：主动关系主体是关系过程的寻求者，他们对关系的认同与渴求比后者要强烈；被动关系主体是关系过程的被寻求者，他们首先是满足前者的需求，然后才能在这种满足中得到另一种满足。其次，虽然关系往往是双赢的，但关系主体的受益程度无论在心理上还是物质上都有一定的差别；受益程度之间的落差是关系向度的一个重要维度。最后，关系主体对关系的情感、时间、物质和权力等的投入是不对称的，投入程度成为关系向度的另一个维度。如果关系过程中可以明确区分出主动关系主体和被动关系主体、最大受益者和其他受益者、关系主体间对关系过程投入程度的不等，那么，我们说关系是单向的，求职过程往往就是单向的。如果这三者在关系过程中很难判别，那么，我们说关系是双向的，如热恋中的男女。 格兰诺维特对关系强度的判断标准已经被认定是不恰当的，必须寻求另外的标尺。最好的显然是关系过程中流通的信息或资源。信息和资源在量化上制造了一个难题，但它们的强度不能凭量上的差别来衡量，而是要依靠它们对关系主体寻求关系的目的的满足程度：关系主体是否从关系过程中流通的信息和资源完成目标的达致？关系主体对关系的投入程度也应该成为权衡强度的一个指标，必须注意投入的内容不仅仅是物质，情感、时间和权力等都得考虑在内。此外，由于上述两个指标在关系过程中的测量有某些困难，对关系结果的考察可以成为另外一个辅助指标。 结论 本文回顾了从格兰诺维特以来的众多有关关系在社会网络研究中的应用的文献，认为尽管在此应用中的视角和方法不断变化，但关系概念本身和分析中的强－弱维度却始终被捧为圭臬。作者反思了关系的属性，认为关系是历时性的、不对称的和主体间性的，关系的强度必须和向度结合在一起。关系的概念不再是那个源于格兰诺维特而被毫不犹豫地使用了近30年之久的概念，而应该被定义为在具体的事件过程中关系主体间的信息和资源的流通渠道。应当指出的是，尽管上面对关系属性的概述更多的是一种普遍性的界定，但关系并不能脱离具体的事件而存在，否则也就成了所谓的网络结构观了；只有把关系与具体的事件联系起来，关系才是可以是被理解和分析的。 对关系概念的再定义的理论上的意义不在于格兰诺维特所期望那样，使社会网络成为沟通微观层次的互动和宏观层次的社会结构的桥梁（格兰诺维特，1999：39），而在于使人们对日常生活的互动的复杂与混沌（chaos）有一种全面的把握。以人造的天堑把微观层次的互动和宏观层次的社会结构隔开，试图通过对日常生活的考察获得对整个社会的规律性认识，并没有脱离布莱克（Black）所说的古典社会学的意义。对此进行批判在本文的论题之外，笔者所需要强调的是，关系所能提供的仅仅是对纷繁的日常生活的一个可能的分析方法，这种方法自身的多变与复杂使它具备较强的适应性的同时失去了方法论上的简化和便利。是优是劣，则取决于研究者所采用的学科范式。 参考文献 诺贝特•埃利亚斯，1998，《文明的进程Ⅰ》，三联书店。 边燕杰、洪洵，1999，《中国和新加坡的关系网和职业流动》，《国外社会学》第4期。 边燕杰、1999，《社会网络和求职过程》，载涂肇庆、林益民主编《改革开放与中国社会——西方社会学文献述评》，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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