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雷 | 为什么我反对才能

去年九月，王炜的诗剧《韩非与李斯》《罗曼·冯·恩琴》来杭州演出，在排演期间，针对人的才能如何重新激发、如何共同工作等问题，我和他有过一些琐碎的谈论。虽然浅尝辄止，并未深入展开，但于我而言，那似乎是难得的一次思及才能。今年元月，受郑宏彬、冯俊华之邀，我去西安参加朱建林主持的名为“不安的方法”的工作坊，再一次谈起才能，有了更多的认识。只是对于才能，我始终保持犹豫的态度，而且在犹豫之余甚至莫名生出不安来，以致在工作坊期间说出零星令大家疑惑的话，比如“才能的零度”、“没有才能”、“才能的毁灭”等。这些话很难展开去说，要说得有理有据尤其是令人信服无异做学问了，况且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清，所以在工作坊当中，我就像个闯入者一样，潦草扯乱线头就离开了。应该说，这篇短文，即来自于我的犹豫和朋友的疑惑，当然更多还是来自于我自己对于才能的不安。


“不安的方法”工作坊，西安美术馆，冯俊华摄

这份不安，归于西安工作坊的名下（“不安的方法”），自然是成立的，只是我的不安，和整个工作坊试图去揭示的那份不安并不一致。如前所说，去年九月之前，在我的思虑范围里，“才能”从来不成为一个问题，我也没有过多去纠缠它。甚至毫无谦虚之意地说，我从来不觉得自己是有才能的人，或者别的什么人是有才能的人。才能不可居有，不管是天才还是庸才，都不能说拥有这份才能，所以谈论人的才能，等同于谈论一个从未实现之物，或者说，谈论一个人的整体性未来。按照德里达的意见，对于这样一个未来，对于任何一个人——无论天才还是庸才——我们都需要无条件说是，除此之外，我们无能与它或主观或客观对应着去工作。因此，当王炜最初在杭州谈及“一群有才能的人聚集，实际发生的并非顺理成章的工作有效性”，而是“实际上加剧了不一致、加剧了对于自己和他人所不能之事的认识”的时候，包括他在《我们的归零地》诗剧笔记中提到“才能作为人的一种始终为之不安的可能性，得不到实现，即变成倦怠的沼泽”，以及“人不是被自己的无能拖垮，而是被自己的未被实现的可能性拖垮”的时候，还有在西安工作坊期间，郑宏彬、冯俊华论及通过准确的工作方法激活才能跨领域、跨个人的可能性，从而让才能在当下时代展开共同工作，实现才能之社会联结的时候，我可以觉察到，我们之间所感到的不安，应该存有一定的重叠，但并不是一回事。我对才能的不安，恰恰在于才能（或才能的可能性）在今天似乎被我们迫入一个关乎实现的主体性情境当中，好像在此情境中，主体的才能和行动成为非此即彼的一种状态，而对于如此情境，我们普遍感受到的是压抑、荒废和耗散……那个曾经与我们作为人之才能的客观对应的实践对象以及实践场域似乎消失了，或者被架空了，或者被置入多重力量形成的规训统治之中，以致我们成了无能的，行动成了脆弱的，实践成了落空的……

借用王炜《中亚的格列弗》中的诗句，这份不安，源自“我较劲是因为我并不寻求内在的/而是那外在的。我较劲是因为/我从我反对的事情里要找回的/并非失去的谜而是失去的现实。/我沿着一座波浪公路寻觅/缺氧中摸到了雷霆的开关”。关于才能的不安，在普遍的讨论和担虑中，无疑都是跟那种缺氧中是否能够摸到雷霆的开关有关。我们把这种在被压抑、被耗散、被规训的难以实现的现实中，找回那似乎理应被激活的失去的现实的能力，认作一种值得保卫的才能，就像护林人在风火中保卫森林一样。而这，因此也就成了我所谓那份不安的来源：一方面是和朋友们同感的通过才能去重组一个临时现实工作的迫切性，另一方面却是我所犹豫的才能无以保有的特殊性，以及重组临时现实的复杂性。尤其是在西安的工作坊中，我的这份不安更加明显了。这促使我开始注意才能的问题，并在有限的时间里，对“才能”这个词语以及才能之于实践的能力问题进行必要的“较劲”。





诗剧《韩非与李斯》演出前排练，浙江美术馆，王炜摄

与“才”这个字有关，除了“才能”，我们还经常谈到“才华”、“才情”、“才性”、“才气”、“才干”、“才艺”、“才学”等。前面四种，大致和言谈、修辞、文学有关，换句话说，一个人闷不作声且绝不写作，我们很难说一个人有“才”；后面三种，则跟经验、技能、知识有关，但是显然我们不能把它们和经验、技能、知识等同起来，因为我们很难想象一个白板一块的人，因此更为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后面三种和经验、技能、知识的情境性使用和临时性发挥有关。我们所谈论的才能，我认为更为接近后面三种的情况。那么，“才能”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经常能看到才能、才干、才艺、才华等的相互注释，好像在平常的语用关系中，我们已经放弃了对这些词语的“较劲”。单纯从字面意思来理解，“才”按照许慎的说法，是植物从土壤中初发吐露的形貌，“能”则是似熊非熊的猛兽，两个字组合到一起，是对人之能力在初发之时的一种记述。通俗点来理解，大抵类似谚语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由此看，才能关乎人之能力的开端性。那么，为什么要用一个似熊非熊的形象来说明这种开端性的力量呢？关于这一问题，众说自然可以纷纭，只是我个人的看法，倾向于认为，如此开端性不是凭空而来，也不是横刀斩获，而是在既有的——已经为人所掌握、所认识、所使用的——经验、技能、知识，在实践情境中变得似是而非，需要重新辨认才产生的。直白地说，才能，和既有的使用无关——尽管它包含既有的使用——而是和自由的使用有关。进一步说，任何一个“挟天子以令诸侯”，“狐假虎威”的人，在今天，就是我们通常所说有才能的人，而如此个人主体化的时刻，值得注意的是，恰恰也是我们重新被规训的时刻。虽然我从未说过“反对才能”的话，但是就像这篇文章标题显示的那样，如果说我确实反对才能，那么这就是我所反对的才能。
 
再次借用《中亚的格列弗》中的诗句：“我较劲是因为我并不寻求内在的/而是那外在的”，我想说的是，我的那份不安，不是来自于“较劲”本身，或者对“外在”不可触碰以及不可实现的忧虑，而是我们所寻求的外在化机制，正在成为内在化我们的规训。关于这一点，在福柯对城市空间治理之于麻风病人和瘟疫患者的区分与混用的考察中已经得到揭示，同样地，在阿甘本关于以居伊·德波为代表的情境都市战略的考察中也得到了回应，鉴于篇幅有限，在此恕不展开深究。然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阿甘本在“论潜能”系列文章中涉及的，关于人之能力如何开展工作的研究。在这些研究中，阿甘本将“才能”当中那个似熊非熊猛兽形象一般的能力推演到更为深刻的哲思上来，虽然他并不知道许慎对于才能的解释，而是直接从亚里士多德那里进行思考。从阿甘本论述的潜能出发，才能所蕴涵的开端性之能力，可以是其本身，就像我们惯常的在才能的个人主体性时刻自我认领与自我塑造一样，而更为重要的，才能也可以是其所非。简单来说，熊之凶猛，是因为熊就是熊，是熊在成为熊，是熊拥有熊自身那份天然的能力并随时可以自然而然向我们展示，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谓的才能时刻；而另一个时刻，在阿甘本看来，则是熊不是熊，而且熊不是被迫停止展示自己是熊，而是觉察到自己非熊的那个时刻。似熊非熊之间，就是真正的才能的时刻，一个才能的零度时刻。

当然，熊只会被迫停止（被猎人一枪毙命），或者选择休息而停止，要么就是根本不搭理你，总之，熊之为熊，在于它的“才能”和它是同时存在的。那么人呢？在阿甘本所论潜能的意义上，人之才能恰恰是人与自身才能的不可同时性，它始终保持一种巨大的、内在的歧异性，从而作为一种无以展露的“才不能”。人的能力，人的工作，人的生活，是基于如此“才不能”发生的。而这，也是人与熊的不同。如此思考，对于人的能力的理解与发挥所产生的影响在于，从潜能出发，换句话说，从“才不能”出发，人与猛兽以及自身能力之猛兽的区别，不在于人比动物更具天赋、更具才能，或某些人比另一些人更具天赋、更具才能，而是人无以拥有才能。人的能力是在那份“才不能”的深渊中被赋予开端性，并被实践情境本身持续吐露、绽出、外写的。我觉得，这似乎是“才能”最好的解释，当然，这个解释要归于许慎、亚里士多德、阿甘本，也许还有本雅明。他们告诉我们，有才能的人，即是那些在“才不能”的深渊之中保持开端性的人，而这种人，就是那以诸多形式（文字、图像、声音、身体等）幸存下来的任何一个。


芬雷，1983年生，泼先生发起人之一，记述电影联合发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