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特 | 为什么要合作

古希腊悲剧《复仇女神》中，俄瑞斯忒斯为父报仇，弑母后遭到复仇女神追捕（William-Adolphe Bouguereau, "Orestes Pursued by the Furies", 1862）；这是雅典由家族式社会体系向城邦的公共政治转变的开端时刻



自主构建和言说的现代社会

为什么要合作？因为形势压迫。和传统社会那种客体观念不同之处在于，当今时局正在促成一种新的社会机制，它不再是冷冰冰的客体，而是具备了自主构建和言说的能力。全球化和世界金融一体化，生成了一种超越社会权力机制的更加广阔和抽象的动态操控意志力，它的规模和性质正在逐步接近大自然的规则。这便是我们当下的处境真相。大地在进入社会化的岁月里，酝酿出了言说机能。这种机能，通过自身的困境展现出丰富而坚固的社会协约性，它释放现象，动态力量在各领域催生智识动力，并在语言中转变为观念。但对于观念，经过后现代洗礼之后，我们颇为警惕。我们更信赖自然状态，认为社会自有其生存之道，我们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如何对抗“资本主义”“阶级斗争”等主题上。但这些主题，在本质上没有脱离科学主义路径。而现在我们要面对的是更加宏大和迫切的局面，一种大自然式观念，正在当今社会机制中滋生，那些漫无边际的社会不公、怨言、危机，正在逐步等同于台风地震和海啸。这些危机已经从社会专属领域，成长为笼罩全体人类的不安形势，面对它，我们不能再迷恋人本主义，所谓个体心灵的安慰看起来多么像自欺欺人。当代人的责任感之一，应该与社会对话，读懂它的诉求。而当代人最重要的责任，还是要摆脱主体性权力意识，摆脱自我保存观念，通过对社会言说机制的把握，我们应该面向社会的协约性，建立一种合作实践性观念，共同构建容纳主观、客观和社会的整体生活世界。
 
构建运用的观念
 
合作，作为完善现代性设计，正在开启一种新型的实践观念。但合作实践应在不丢失启蒙辩证法为内在推动力的前提之下，以同工复调，共同推进，实现自我意识和社会现实的良性循环，成就共同进步。合作实践不是工作方式，它近于生活方式，它短暂地重构了生活世界。兼具语言能力和行为能力的主体，并建立同工实践范式，来取代客观化视角，重构被现代性损坏的生活世界，这是当代人的责任。合作，是构建运作的实践。新时代正在催促我们构建这样的实践理念：在运用的实践中，奠基存在的基础。只有在合作中构建运作的实践，才能结束主体性理念。而只有合作的实践范式，才能承担这项事业的体系规划。但合作的机缘与归途，并非致力于一项事业，我们的努力并非要成就一番具体规划。事实上，合作源于共同的形势压力，而形势在变度中展现出的社会协作性，是个体无法独自承接的，其结局只能是虚无主义。在合作实践中，将个体的才能转移出来，彼此交流，达成共同使命的场地，方能构建个体的生活世界。不能脱离“主体性泥潭”是失败的艺术实践范式。而另一种失败的艺术实践范式，是放弃启蒙辩证法推动力，企图直面介入社会。

艺术如何介入社会

面向中国当下现场，介入到结构深处开展修复性工作，其实是一厢情愿的。现实社会的体系机能，对这种介入具有超强的内化能力，与此同时，还会诱导介入者投身具体的社会工作中。它造成进一步的破坏：启蒙辩证法被斥为腐朽而遭弃绝。很多身处社会现场的艺术家，不得不从社会效力出发自我调整：把主体意识放逐到劳动生产中，把艺术行为变成劳动行为。艺术介入社会，其实是危险的命题，因为它不是真命题。而最危险的是，一种在行为中产生的真诚混淆进来。艺术真实绝不能还原为真诚性的，因为它根本不能呈现实践过程的真实情景。艺术实践政治化，因为缺乏政治性分析作为前提，其源头缺乏分析，过程缺乏分析，甚至连动机也不作分析。它空有激情。有些艺术家已经迫不及待放弃艺术家身份，以社会人自居进入社会现场，但这个社会现场因为缺少被“分析”而在介入者眼前化为僵局。一个能动者，在一盘死棋里只能有作而无为，因为周遭拒绝与他产生呼应、交流和循环。天降大任于斯人也的时代早已逝去，英雄主义者在面对当下现实时，首先需要听懂社会在说着什么：它在述说自身的需求。

合作实践的真实根据：家乡

从主体性实践向合作性实践转变，是因为整个生活世界在变革。不是习惯、思想、经验，或者方式在变革，而是身而为人的基础发生了变更。之前我们向理性的他者追索存在，如今我们要在形势变度中，通过一种合作范式亲手呈现存在。心灵不再是秘密的源头，创作者的使命应该把心灵资源提领到阳光之下。权力不再是人的自我保存的保障，它的良善使命逃离个体才能运作成为根本性推动力。在全球化资本主义体系里，合作实践作为新生观念，它的真实根据是被遮蔽和排斥的。全球化资本体系凭借其资源运作系统，抹杀区域性差别的同时，也释放出来自地缘的自然性动态抗拒。但时间对资本是有利的，这种抗拒始终能得到拖延。不过同时我们要清楚，全球化资本以及各种变体，对社会体系及人造成的伤害是不可逆的。那些来自社会底层的呻吟，具有大自然式的悲剧性，它必然会生成公正的萌芽，而这种公正超越个体幸福，是与更大范畴但又是切身的根据相关联的，作为一个文学写作者，我称之为：家乡。埃斯库罗斯的《复仇女神》描述了雅典由原先自给自足的封建状态向城邦政治的重大转变，家族式生存关系被打破，雅典人以公民身份而能与陌生人联合起来共同治理城邦，面对危在旦夕的现实“形势”。公正不是个体或群体的自我保存的信念，公正不需精神角落，它只有在运作中才能被考量。但是，和古代雅典的政治化过程不同，当今社会的变度是维系在整体的生活世界之上的，这其中除了政治化，还有一种理性的生产观念：主人翁式的合作实践。将一切内在才能转移出去，搭建未来的共同平台的工作，便是实现自身存在感的生活方式。

在文学中预设观念

作为文学写作者，我始终在寻找文学的根据：它必须来自对社会现实的分析，事件分析，特别是观念分析。一个内心的声音是：一种全新的时代观念正在到来。因为不如此，汉语难以开启全新的命理和空间。现代汉语急需“观念震惊”，但事实令人悲观：不是来自社会现实，而是来自次要领域的不良观念正在干扰当代汉语——排斥观念，沉浸于叙述。但在叙述中，绽放那种及时显现、当下应对并具有现场推动力的语言本质，我认为是不可能的。相比叙述上的现代性转化，我认为当代汉语急需的是戏剧性的观念震惊，否则只能徘徊在个体解脱的虚无之路上。人的光辉应当在真实的世界中燃烧，而这真实的世界便是燃烧着的现场，它不再是士大夫式的伦理天下，而是赤裸裸的大自然式的辩驳现场。我的文学根据便是“现场”，同工合作的实践现场。那么，现场为何？根据如何定夺？突破口在哪里？



潘毅讲座：如何超越市场经济，黄边站，2012年2月

2016年2月，香港社会学家潘毅女士在广州黄边站进行了“如何超越市场经济”的讲座。潘毅女士以“团结经济”这种新型社会经济形态，思考正面临经济与社会双重压力的当下中国空间的新出路。在合作社内部，团结经济是一种团体性互惠合作经济体制，其系统包括消费者合作社、住宅合作社及农业合作社和建筑合作社。在讲座现场有个重要概念需要提及，就是“中国”。当下中国不乐观的现状，其根本原因是经济问题吗？存活于合作社系统内部的经济主义实践，是否能构建中国的公共理性空间？事实上，在中国空间之下，我们切身遭受着辩驳的张力：中央与地方、国家与社会，以及城市与农村。而另一个事实是，所谓“中国”的有效性，多大层面上与我们的生活切实相关？当下对“中国”的概念建构，能否安抚来自地缘与家乡的衰落及消极性？生活世界能否落实在“中国”之上？事实是悲观的，因为当下“中国”的公共空间结构，过度依赖于政治和经济的系统功能，但公共理性空间的构建，其前提是“对话”“交往”“辩护”，不过很显然，民众对现状及形势缺少安全感、认同感和责任感。因为没有“对话”平台，民众无法在国家范畴内参与“合作式实践”。“中国”缺乏观念根据。

诗人王炜在一篇文章中说：“用‘中国空间’称呼我们工作的地带和内容是错误的……用‘亚洲’称呼它也是错误的……应当发明一种新的空间意识，一种反复的地理位移，以改写事物的关系和知识路径。”以人之言语，与大地深处的动态相关联，这是王炜带给我的启发。那么，生活世界那真实而坚固的根据究竟在哪？透过中国和亚洲之间，国家与乡土之间，我看到了“地缘—家乡”。在当下中国，地缘带来的辩证张力，正从深处更改着我们的生活世界。地缘承载一方公共理性具备天然性，能更为直接地唤起公民责任感共同参与家乡建设，不仅具备抗争他者的自主意识，也能避免在地精英主义形成。在这里，地缘、家乡和自我，主观、客观和社会，共同融汇于生活世界之中。结合自身的成长经历，我具体定义在“东北亚”，这块地缘承载我在文学上力图实现的生活世界，并试图预设一种类似于《复仇女神》里雅典城邦的社会整体性转变，并以此制定了相应的写作计划。东北亚是家乡的根据，文学的根据，也是观念的根据，更是语言的根据。如何在东北亚地缘上，实现人与家乡的共同良性变化，如我所述，合作式实践观念是必然的前提。


金特，小说作者，1982年生于东北，满族。1996年迁至广东韶关，2004年毕业于广东民族学院，现生活和工作于广州。著有《西伯利亚》《冷水坑》《满洲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