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特 | 为什么要合作
![]() |
古希腊悲剧《复仇女神》中,俄瑞斯忒斯为父报仇,弑母后遭到复仇女神追捕(William-Adolphe Bouguereau, "Orestes Pursued by the Furies", 1862);这是雅典由家族式社会体系向城邦的公共政治转变的开端时刻
自主构建和言说的现代社会
为什么要合作?因为形势压迫。和传统社会那种客体观念不同之处在于,当今时局正在促成一种新的社会机制,它不再是冷冰冰的客体,而是具备了自主构建和言说的能力。全球化和世界金融一体化,生成了一种超越社会权力机制的更加广阔和抽象的动态操控意志力,它的规模和性质正在逐步接近大自然的规则。这便是我们当下的处境真相。大地在进入社会化的岁月里,酝酿出了言说机能。这种机能,通过自身的困境展现出丰富而坚固的社会协约性,它释放现象,动态力量在各领域催生智识动力,并在语言中转变为观念。但对于观念,经过后现代洗礼之后,我们颇为警惕。我们更信赖自然状态,认为社会自有其生存之道,我们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如何对抗“资本主义”“阶级斗争”等主题上。但这些主题,在本质上没有脱离科学主义路径。而现在我们要面对的是更加宏大和迫切的局面,一种大自然式观念,正在当今社会机制中滋生,那些漫无边际的社会不公、怨言、危机,正在逐步等同于台风地震和海啸。这些危机已经从社会专属领域,成长为笼罩全体人类的不安形势,面对它,我们不能再迷恋人本主义,所谓个体心灵的安慰看起来多么像自欺欺人。当代人的责任感之一,应该与社会对话,读懂它的诉求。而当代人最重要的责任,还是要摆脱主体性权力意识,摆脱自我保存观念,通过对社会言说机制的把握,我们应该面向社会的协约性,建立一种合作实践性观念,共同构建容纳主观、客观和社会的整体生活世界。
构建运用的观念
合作,作为完善现代性设计,正在开启一种新型的实践观念。但合作实践应在不丢失启蒙辩证法为内在推动力的前提之下,以同工复调,共同推进,实现自我意识和社会现实的良性循环,成就共同进步。合作实践不是工作方式,它近于生活方式,它短暂地重构了生活世界。兼具语言能力和行为能力的主体,并建立同工实践范式,来取代客观化视角,重构被现代性损坏的生活世界,这是当代人的责任。合作,是构建运作的实践。新时代正在催促我们构建这样的实践理念:在运用的实践中,奠基存在的基础。只有在合作中构建运作的实践,才能结束主体性理念。而只有合作的实践范式,才能承担这项事业的体系规划。但合作的机缘与归途,并非致力于一项事业,我们的努力并非要成就一番具体规划。事实上,合作源于共同的形势压力,而形势在变度中展现出的社会协作性,是个体无法独自承接的,其结局只能是虚无主义。在合作实践中,将个体的才能转移出来,彼此交流,达成共同使命的场地,方能构建个体的生活世界。不能脱离“主体性泥潭”是失败的艺术实践范式。而另一种失败的艺术实践范式,是放弃启蒙辩证法推动力,企图直面介入社会。
艺术如何介入社会
面向中国当下现场,介入到结构深处开展修复性工作,其实是一厢情愿的。现实社会的体系机能,对这种介入具有超强的内化能力,与此同时,还会诱导介入者投身具体的社会工作中。它造成进一步的破坏:启蒙辩证法被斥为腐朽而遭弃绝。很多身处社会现场的艺术家,不得不从社会效力出发自我调整:把主体意识放逐到劳动生产中,把艺术行为变成劳动行为。艺术介入社会,其实是危险的命题,因为它不是真命题。而最危险的是,一种在行为中产生的真诚混淆进来。艺术真实绝不能还原为真诚性的,因为它根本不能呈现实践过程的真实情景。艺术实践政治化,因为缺乏政治性分析作为前提,其源头缺乏分析,过程缺乏分析,甚至连动机也不作分析。它空有激情。有些艺术家已经迫不及待放弃艺术家身份,以社会人自居进入社会现场,但这个社会现场因为缺少被“分析”而在介入者眼前化为僵局。一个能动者,在一盘死棋里只能有作而无为,因为周遭拒绝与他产生呼应、交流和循环。天降大任于斯人也的时代早已逝去,英雄主义者在面对当下现实时,首先需要听懂社会在说着什么:它在述说自身的需求。
合作实践的真实根据:家乡
从主体性实践向合作性实践转变,是因为整个生活世界在变革。不是习惯、思想、经验,或者方式在变革,而是身而为人的基础发生了变更。之前我们向理性的他者追索存在,如今我们要在形势变度中,通过一种合作范式亲手呈现存在。心灵不再是秘密的源头,创作者的使命应该把心灵资源提领到阳光之下。权力不再是人的自我保存的保障,它的良善使命逃离个体才能运作成为根本性推动力。在全球化资本主义体系里,合作实践作为新生观念,它的真实根据是被遮蔽和排斥的。全球化资本体系凭借其资源运作系统,抹杀区域性差别的同时,也释放出来自地缘的自然性动态抗拒。但时间对资本是有利的,这种抗拒始终能得到拖延。不过同时我们要清楚,全球化资本以及各种变体,对社会体系及人造成的伤害是不可逆的。那些来自社会底层的呻吟,具有大自然式的悲剧性,它必然会生成公正的萌芽,而这种公正超越个体幸福,是与更大范畴但又是切身的根据相关联的,作为一个文学写作者,我称之为:家乡。埃斯库罗斯的《复仇女神》描述了雅典由原先自给自足的封建状态向城邦政治的重大转变,家族式生存关系被打破,雅典人以公民身份而能与陌生人联合起来共同治理城邦,面对危在旦夕的现实“形势”。公正不是个体或群体的自我保存的信念,公正不需精神角落,它只有在运作中才能被考量。但是,和古代雅典的政治化过程不同,当今社会的变度是维系在整体的生活世界之上的,这其中除了政治化,还有一种理性的生产观念:主人翁式的合作实践。将一切内在才能转移出去,搭建未来的共同平台的工作,便是实现自身存在感的生活方式。
在文学中预设观念
作为文学写作者,我始终在寻找文学的根据:它必须来自对社会现实的分析,事件分析,特别是观念分析。一个内心的声音是:一种全新的时代观念正在到来。因为不如此,汉语难以开启全新的命理和空间。现代汉语急需“观念震惊”,但事实令人悲观:不是来自社会现实,而是来自次要领域的不良观念正在干扰当代汉语——排斥观念,沉浸于叙述。但在叙述中,绽放那种及时显现、当下应对并具有现场推动力的语言本质,我认为是不可能的。相比叙述上的现代性转化,我认为当代汉语急需的是戏剧性的观念震惊,否则只能徘徊在个体解脱的虚无之路上。人的光辉应当在真实的世界中燃烧,而这真实的世界便是燃烧着的现场,它不再是士大夫式的伦理天下,而是赤裸裸的大自然式的辩驳现场。我的文学根据便是“现场”,同工合作的实践现场。那么,现场为何?根据如何定夺?突破口在哪里?
![]() |
潘毅讲座:如何超越市场经济,黄边站,2012年2月
2016年2月,香港社会学家潘毅女士在广州黄边站进行了“如何超越市场经济”的讲座。潘毅女士以“团结经济”这种新型社会经济形态,思考正面临经济与社会双重压力的当下中国空间的新出路。在合作社内部,团结经济是一种团体性互惠合作经济体制,其系统包括消费者合作社、住宅合作社及农业合作社和建筑合作社。在讲座现场有个重要概念需要提及,就是“中国”。当下中国不乐观的现状,其根本原因是经济问题吗?存活于合作社系统内部的经济主义实践,是否能构建中国的公共理性空间?事实上,在中国空间之下,我们切身遭受着辩驳的张力:中央与地方、国家与社会,以及城市与农村。而另一个事实是,所谓“中国”的有效性,多大层面上与我们的生活切实相关?当下对“中国”的概念建构,能否安抚来自地缘与家乡的衰落及消极性?生活世界能否落实在“中国”之上?事实是悲观的,因为当下“中国”的公共空间结构,过度依赖于政治和经济的系统功能,但公共理性空间的构建,其前提是“对话”“交往”“辩护”,不过很显然,民众对现状及形势缺少安全感、认同感和责任感。因为没有“对话”平台,民众无法在国家范畴内参与“合作式实践”。“中国”缺乏观念根据。
诗人王炜在一篇文章中说:“用‘中国空间’称呼我们工作的地带和内容是错误的……用‘亚洲’称呼它也是错误的……应当发明一种新的空间意识,一种反复的地理位移,以改写事物的关系和知识路径。”以人之言语,与大地深处的动态相关联,这是王炜带给我的启发。那么,生活世界那真实而坚固的根据究竟在哪?透过中国和亚洲之间,国家与乡土之间,我看到了“地缘—家乡”。在当下中国,地缘带来的辩证张力,正从深处更改着我们的生活世界。地缘承载一方公共理性具备天然性,能更为直接地唤起公民责任感共同参与家乡建设,不仅具备抗争他者的自主意识,也能避免在地精英主义形成。在这里,地缘、家乡和自我,主观、客观和社会,共同融汇于生活世界之中。结合自身的成长经历,我具体定义在“东北亚”,这块地缘承载我在文学上力图实现的生活世界,并试图预设一种类似于《复仇女神》里雅典城邦的社会整体性转变,并以此制定了相应的写作计划。东北亚是家乡的根据,文学的根据,也是观念的根据,更是语言的根据。如何在东北亚地缘上,实现人与家乡的共同良性变化,如我所述,合作式实践观念是必然的前提。
金特,小说作者,1982年生于东北,满族。1996年迁至广东韶关,2004年毕业于广东民族学院,现生活和工作于广州。著有《西伯利亚》《冷水坑》《满洲里》等。
© 本文版权归 黄边站HB STATION 所有,任何形式转载请联系作者。
© 了解版权计划
> 我来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