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黛云讲比较文学》精彩书摘

                
                
我们都曾梦想即将到来的新世纪会是一个和平发展的美好世纪，然而，我们在新世纪看到的却是各种文化陷阱和文化冲突正在将人类引向不确定的也许是毁灭的深渊。为了救助人类，全世界的有识之士都在进行深刻的反思，希望找到一条通向和平幸福的途径。这种找寻，一方面是回返自身的文化源头以探索新的文化资源，如中国古训所强调的“反本开新”；另一方面是以他种文化为参照，重新发现自身文化发展的特点与可能。
从中国来看，近年来，关心世界、关心人类的知识分子十分重视对古老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现代诠释，希望能从六千年的中国文明中发掘出对缓解世界文化危机有益的智慧。从西方来看，许多学者也在重新叩问自己的文化源头，他们更关注的是如何在他种文化的参照下，对自己熟知的文化进行新的审视和发现。
比较文学是一种跨文化和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对于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认识和对话有独特的作用。事实上，在全球资讯时代，人类面临的仍然是共同的老问题：生死爱欲问题，即个人身心内外的和谐问题；权力关系与身份认同问题，即人与人之间的和谐问题；人和环境的关系问题，即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问题。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就是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以及个人身心内外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是指天和人是一个相互关联的统一体。《易经》认为“天道”“地道”“人道”三者是统一的，都是乾坤的表现。“易，一物而合三才，天（地）人一，阴阳其气，刚柔其形，仁义其性。”（张载）既然是相互关联的统一体，“天”和“人”就有一个相通的、共同的道理，所以说“知天所为，知人所为，然后知道”。知“道”就是“知天命”。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论语•阳货》），“天”的道理要由“人”来彰显。如朱熹所说：“人之始生，得于天也；既生此人，则天又在人矣。”也就是说，“人”对“天”有一种内在的责任，人不仅要“知天命”，还要“畏天命”，要对“天”有所敬畏，按照“天命”行事。例如“天”有“盎然生物之心”，人就要体证“天道”，也有“温然爱人利物之心”。（朱熹）总之，“天人一体”，“人”得“天”之精髓而为“人”，“天心”“人心”实为一心。“人”有实现“天道”的责任，人生之价值就在于成就“天命”，故“天”“人”关系实为一内在关系。这样一种思维路径，不仅可以使我们走出“天人二分”（天人对立）的困境，而且为人类走向和谐的人生境界开辟了道路。
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即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也很重要。当今人类社会所存在的“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不仅涉及“自己与他人”“人与社会群体”，而且涉及“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地域与地域”之间的种种冲突。儒家的“仁学”对于缓解冲突、造就“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孔子“仁学”的出发点，首先是亲亲、爱人，并推己及人。《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中说：“道始于情。”也就是说人与人的关系是由情感出发的，“亲而笃之，爱也；爱父，其继之爱人，仁也。”“孝之放，爱天下之民。”“仁学”要由“亲亲”扩大到“仁民”。要“推己及人”，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才叫作“仁”。“推己及人”并不容易，必须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忠恕之道”作为实现“仁”的准则。
其次是克己复礼。把“仁”推广到社会（全人类社会），就是孔子说的“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克己”（克服私欲）和“复礼”（复兴礼制）不是平行的两个方面，费孝通先生解释说：“克己才能复礼，复礼是进入社会，成为一个社会人的必要条件。”一个人进入社会，必须遵守一定的社会规范（礼）；一个国家要进入世界，也必须遵守世界最基本的“公约”。这就是说，要克服自己的私欲，以使做人行事能符合礼仪制度规范。“仁”（爱人）是
人所具有的内在品德（“性生仁”）；“礼”是规范人的行为所必需的外在的礼仪制度，也包括具有强制性的权力、上下等级、尊卑贵贱等统治模式。“礼”的严苛可以用“乐”来“协调”，这就是“礼交动乎上，乐交应乎下，和之至也”（《礼记•礼器》）。总之，“礼”的作用是以共同的规范和秩序来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使之和谐相处，所以说“礼之用，和为贵”。
“仁”和“礼”的根本价值取向都是“和”。“天地之气，莫大于和。”（《淮南子》）“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国语•郑语》）以相同的事物叠加，不能得到发展，只能窒息生机。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理想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庸》）。“万物并育”“道并行”是“不同”；“不相害”“不相悖”则是“和”。此为多元文化共处的思想源泉。
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归根结底，都要以个人身心内外的和谐作为基础。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孔子认为做人首先要“修德”（修养道德），要有关怀人类福祉的胸襟。其次要“讲学”（讲究学问），不但要求自己提高智慧，而且要负起对社会进行人文教化的责任。再次要“改过”，要能勇于改正错误，才可有助于社会的和谐。最后要“向善”，是说人生在世，应日日向着善的方向努力，以至达到“止于至善”的境地。“修德”“讲学”“改过”“向善”是孔子提倡的做人道理，也是通往身心内外和谐的路径。孟子说：“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如果一个人能修养他的善性，以践行天道的要求，就能实现身心内外的和谐。
目前，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和谐社会”都还只是一个尚未实现的梦想，一个前进的方向。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蓝图中，文化自觉是至为关键的一环。特别是现在，世界面临两大思潮：一种思潮认为世界秩序必须建立在美国军事力量无可匹敌的基础上，也就是要依靠美国的强大力量来统治世界，任其霸占全球资源，覆盖多元文化，推广单一的意识形态；另一种思潮代表世界大多数人的所思所想，他们看到事实已证明美国的单边统治不但不可能成功，而且会激起更大的反抗和更多的死亡，因此必须寻求另一种全球化，即多极均衡、文化多元共生、各民族和谐共处的全球化，也就是以中国提出的建设“和平世界”“和睦邻邦”“和谐社会”的主张为原则的全球化。
建设“和平世界”“和睦邻邦”“和谐社会”，核心是文化自觉问题。没有文化自觉，就谈不上文化的多元共生，就没有“和谐社会”。什么是文化自觉呢？文化自觉指的是深刻认识自身文化历史传统的种子或基因，并为其发展创造新的条件，同时将自身文化传播于世界，参与全球新文化的创建；没有文化自觉就不会有多元文化的共生，也就不会有世界社会的和谐。事实已多次证明，任何想以霸权覆盖或灭绝他种文化的企图不但不可能成功，还必然激起更大的反抗。
各民族只有充分地文化自觉，才能共同建立一个和平共处、各抒所长、共同发展的世界。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指出：“文化的生和死不同于生物的生和死，它有它自己的规律，它有它自己的基因，也就是它的种子……种子就是生命的基础，没有了这种能延续下去的种子，生命也就不存在了。文化也是一样，如果要是脱离了基础，脱离了历史和传统，也就发展不起来了。因此，历史和传统就是我们文化延续下去的根和种子。”主动自觉地维护一种文化的历史和传统，使之得以延续并发扬光大，是文化自觉的第一层意思。
要延续并发扬光大，只有种子还不行，还要创造条件，让种子开花、结果。传统和创造的结合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命题，“因为传统失去了创造是要死的，只有不断创造，才能赋予传统以生命”（费孝通）。文化自觉应同时指向过去、现在和未来，这样的文化自觉就不是回到过去，而是面对现实。费孝通认为我们所面对的现实最重要的特点就是“机械文明”和“信息文明”，这两个在西方分阶段发展的文明，在我们这里却重叠在一起了。因此，不能照搬西方经验，我们应该走自己的路。
除此之外，我们还要特别关注当前的外在环境，这是过去任何时代都不曾有过的。全球化的现实，需要有一些共同遵守的行为秩序和文化准则，我们不能对这些秩序和准则置若罔闻，而应该自觉地学习掌握，并在此语境下反观自己，找到民族文化的自我，知道在当前新的语境中，中华文化存在的意义，了解中华文化可能为世界的未来发展做出什么样的贡献。这是文化自觉的第三层含义。
总之，认知、理解和诠释自己的民族文化历史，联系现实，尊重并吸收他种文化的经验和长处，与他种文化共同建构新的文化语境，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化自觉。换句话说，文化自觉确立了一个坐标：纵轴是从传统和创造的结合中去展开未来，找到新的起点，这是时间轴；横轴是在当前的语境下找到民族文化的自我定位，确定其存在的意义和对世界可能做出的贡献，这是空间轴。任何民族文化都可以在这个坐标上找到自己的定位。显然，只有具备这样的文化自觉，才有可能建设多元共处共生的全球性的和谐社会。如果用这个坐标来衡量，我们在文化自觉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
首先是传统和现代的创造结合很不够，也就谈不上以新的观点去展开未来。文化自觉并不是“文化复归”，但是，目前这种完全“复归”的倾向很严重，一部分人寻求的不是对文化的“自知之明”，而是一种势头很猛的夸张的复旧，甚至认为中国一百多年的近代史都错了，走的都是所谓“文化歧出”“以夷变夏”的路。这种倒退复古、明显排外的取向当然不是提倡文化自觉的本意。其次是不加质疑地追随西方现代化的取向，对西方理论不加反思地接受，把本土资源作为论证西方理论、实现西方社会思想的工具，无视西方学者已经深刻揭示的现代化危机。此类更深层、更难解决的问题正在引起更多人的重视，成为进一步推动文化自觉的核心内容。再者，文化自觉的根本目的是“加强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费孝通），建立“和平世界”“和睦邻邦”“和谐社会”。只有理解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这个已经在形成的多元文化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以保证各种文化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唯我独尊，蔑视他族文化的“大国心态”是做到这一点的最大障碍：当国家贫弱时，它会演变成阿Q 的精神胜利法；当国家逐渐强盛时，它就滋生出企图覆盖他族文化的中心主义。只有在世界民族文化之林中，找到我们民族文化的自我，找到在新的语境中中华文化存在的意义，及其对世界的未来可能做出的贡献，才有可能向“和平世界”“和睦邻邦”“和谐社会”的目标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