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并不想让他们来烦你

作者:
何磊
作品:
猎艳生活方式 (非文学 译作) 第4章 共9章
发表于:
《美术馆:历史、艺术与话语机制》
尽管相隔几近四十载,雅各布斯与狄伦尼对纽约城市规划的批判都指向“大都市应当效仿小城镇生活模式”这一由来已久的设想。这种设想认为,小城镇因更为安全而对居民更具吸引力,因为与大城市相反,在小城镇中遇见陌生人的几率极小。然而,涉及到诸如人均谋杀率之类的问题时,大城市则通常比小城镇更为安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说明了,城市中与陌生人的公开接触保障了安全,因而远非安全的威胁。值得注意的是,提出这一观点的简·雅各布斯是一名妻子与母亲,而对于狄伦尼在旧时代广场诸多性爱设施之背景中对猎艳进行的分析而言,其反对者的主要观点之一便是:这只对男人有效。我的异性恋女学生们不断提醒我,对于女性而言,雅各布斯与狄伦尼所主张的那种与陌生人的接触都太过危险。然而下文正是雅各布斯在1961年提出的相反观点:
陌生人成了我所居住街区及其周边区域的宝贵财富,在最需要安全保障的夜间尤为如此。很幸运的是,我们所在的街道上有两家本地人常去捧场的酒吧,其中一家位于街角,还有一家吸引了众多陌生人的著名酒吧,人们从邻近街区甚至其他城镇慕名而来。它之所以出名是因为诗人戴伦·托马斯(Dylan Thomas)经常去那里,并在自己的作品中提到过它。这间酒吧实际上轮换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营业内容:在早上及稍早的午后,这里一直都是本地区爱尔兰码头工人及其他手艺人的社交场所;而从下午三点以后开始,这里就开始了另一种生活,更像是大学里文学鸡尾酒会时的饮酒闲聊,而这将持续到第二天清晨。冬日的夜晚当你路过“白马”酒吧,门敞开着,里面洋溢着畅谈与亲密的氛围,而它同时也冲击并感染着你:多么温暖。酒吧里来来往往的人群充分保证了街道直到凌晨三点都有适量的人群,所以这总是一条非常安全的归家之路。(第40至41页)
雅各布斯并没有抱怨她所住街区的酒吧招徕了众多陌生人,而是承认陌生人的穿梭来往使街道更加安全,尤其在晚上行人稀少时更是如此。在她那部包罗万象的作品中,雅各布斯有力地论证了“多重用途”对完善城市生活的必要性。“白马”客栈在同一个地点为不同的社会阶层提供了服务,其顾客囊括了本地劳工、手艺人、学院派乃至有志文人。就像大多数有意思的同志酒吧那样,这一场所构成了一个异质性的空间,在其中,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们以随性而偶然的方式互相接触。根据雅各布斯的解释,“白马”代表了这样一种场所设施,它是有效的、经典哈贝马斯式意义上的公共领域乃至民主制度都必需的要素。 【注一】 《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强调了城市公共空间中陌生人的互相接触,即使是看起来最细微的接触,都具有重要的作用。雅各布斯认为,人行道作为邻里之间“混用”的一部分,恰恰能够极大地促进陌生人间的接触。城市需要拥有数量充足而且人群密集的公共空间,这样才能促进陌生人间的接触,因为“一旦城市人有趣、有益且重要的接触仅仅局限于那些私人生活中的熟人圈子,城市就变得毫无价值了”(第56页)。她冷静地分析道,“城市中充斥着这样的人,从你、我或任何人的观点来看,与他们进行一定限度内的接触是有益而快乐的;但你并不想让他们来烦你,而他们也不希望你去烦他们”(第56页)。在此,雅各布斯描述了公共空间中的各种微妙接触如何产生出一种人们之间的友爱氛围,而这些人并不是、也无意成为朋友。换句话说,尽管只是纯粹的量化关注,人们难免还是不熟悉,但常态的非正式接触培养了一种人群之间的普遍善意。当城市以这种方式运作时,身处人群中的生活便成为无限愉悦的源泉。 狄伦尼使雅各布斯的逻辑更进一步,将其延伸至情欲接触的领域。在《时代广场红与蓝》中,他不仅论证了具有“混合用途”的户外公共空间对城市民主生活的极端重要性,同时也论证了公共性爱设施对城市民主生活的重要作用,认为它们通过促进阶层间交往而推进了城市生活的多样性。恰如将社会交往局限于“私人生活中的熟人圈子”会使城市变得毫无价值(借用雅各布斯的说法),“类似地,如果每一次性爱邂逅都意味着将某人带回自己家,那么城市公众的性爱活动就将变得充满焦虑、受阶层限制且极为挑剔,”狄伦尼争辩道。“这正是公共休息室、偷窥秀、色情电影、带有调情室的酒吧、植物繁茂的公园……这一切对于营造民主大都市轻松友好的性环境来说必不可少的原因所在”(第127页)。狄伦尼的观点只不过是运用性的语言转述了雅各布斯的坦率之见:“城市中充斥着这样的人……与他们进行一定限度内的接触是有益而快乐的;但你并不想让他们来烦你。”可以说城市同志文化中的最大发现就是与他人分享性爱愉悦的可能性,在此过程中你不一定会被他或她“烦”到(have him or her “in your hair”),而且你也不需要诉诸商业手段以确保不受困扰。 这就将我们带回了陌生人能否成为爱人的问题,尽管我们现在知道,陌生人成为爱人的潜在能力取决于公共空间的存在与否,陌生人可在其中自由地互动,如果有意愿的话,他们也能获得一些隐秘空间。人们不可能在家里猎艳,却只能在自己身为陌生人的场所进行此事。然而当问题涉及到性爱时,“城市因为可以充分提供可供陌生人交欢的场所而变得更舒适且更安全”这一基本洞见却被人们(甚至雅各布斯本人)遗忘了。公开性爱这一概念看来会引发某种恐慌,人们担心在大街上任意胡搞会最终摧毁文明社会;它让人想起任意妄为的身体暴力之幽灵。尽管猎艳通常发生在城市街道上,公开性爱显然并非如此,至少在光天化日之下不是如此。“公开性爱”指家庭房舍之外的情欲接触;它发生于家庭领域之外的性质,在很大程度上就说明了它的吸引力何在。弔诡的是,有时它会排除掉任何非参与者的接近,并且要求所有参与者都服从,这种意义上的公开性爱又是私密性的。换句话说,公开性爱并无意侵犯个人隐私或者身体完整,而是在挑战将性爱理解为私密事件的误区。 公开性爱并非某种狂放(Dionysian)而任意的行动,而是某种高度自律且充分社会化的行为,它有着自己的成规与惯例。就其定义而言,不仅公园及海边的猎艳,绝大多数公开性爱的发生地点都是文明社会的一部分而非其内在威胁。然而,因为这些设施仍常常隐蔽于无知与污名之幕的背后,公开性爱这一概念就变得极为引人不安,更不用说它与传统性隐私观点的格格不入了。狄伦尼这样解释此问题:
许多同志活动场所——俱乐部、各类酒吧、浴室、茶室、各种同志色情电影院、便餐馆、娱乐设施、交友区、停车场、环道派对…,等等——蓬勃发展于这个直人占大多数的世界的感知范围之外。但是这些场所与设施仍然位于我们的社会之内,而非外在于它。它们在各个方面都受到诸多限制,也正因此它们成了现在的样子。抛开所谓社会责任观念不谈,它们并没有在某些超社会的无约束“外在/超越”领域疯狂扩张,即便浴场“纵欲室”中发生的一切亦如此。没有选择参与享用这些设施的自由,“做”“同志”的自由就毫无意义,就像在任何犹太教仪式、文本或文化实践都被宣布为非法的前提下拥有“做”“犹太人”的自由那样毫无意义。(第193至194页)
因此,真正的性自由包含了使用性设施的权利,用酷儿理论家勃兰特(Berlant)及华纳(Warner)的说法即,使用“性公共设施” 【注二】的权利。 《时代广场红与蓝》生动描绘了这些性设施、目击了对它们的无情摧毁,并由此得出结论:时代广场的改造摧毁了一种性文化,甚至摧毁了一整套生活方式。运用叙事的敏锐笔触与小说家专注细节的目光,狄伦尼勾勒了四十年间时代广场色情电影院的荣辱兴衰,描绘了一个个出现在剧院中人物的率真形象,记录了在他们之间发生的性活动,以及这些活动所促成的各种关系。【注三】那些去过旧时代广场附近任何一家小剧院的人都知道,这些场所中放映的绝大多数色情电影都是异性恋内容的,尽管场下的性行为大多只发生在男人之间。通过带领我们进入这些已消失于纽约的性爱设施之内,《时代广场红与蓝》向我们这些再无机会或意愿造访这些地方的读者们提供了关于它们的一些知识。因此,通过揭示这些幽暗所在中上演的情欲活动(绝大多数是口淫或手淫),狄伦尼的研究扮演了类似于色情电影的角色,用他自己的话说,“代表了某种面向工人阶级观众的、极佳的性教育”(第78页)。同时,为防止对此问题出现任何疑义,狄伦尼澄清道,这些场所与设施不可能完全存在于直人世界的认知或体验之外。而对这些视觉感官王国以及狄伦尼对它们的解释来说,它们大部分的魅力就在于,它们并不刻意区分出直人或同志的性爱。很显然,公共性爱设施的存在问题不再“仅仅”是一个同志议题。 正如我在第二章中所指出的,录像带、DVD及互联网技术的发明通过深入家庭的方式促进了色情消费的私密化,因此也使得去当地色情电影院或录像带放映厅的行为成为明显的多余之举。狄伦尼并未提及这些技术的发展如何促进了时代广场周边剧院的衰落。然而,技术解释掩盖了一个事实,即,这些场所与设施中发生的性爱是公开而社会化的,而电脑显示器或电视前的性行为正恰恰相反,它们大多是独自进行的。色情消费品的内容可能差不多,但体验却判若霄壤。狄伦尼与我都不认为自体性行为或者家庭色情消费有什么不妥,远非如此。不妥的是,像纽约这样的大城市竟然褫夺了人们进入这些性文化设施的权利,而很多市民,尤其是工薪阶层或少数族群,恰恰需要靠它们来享用城市的便利。正如雅各布斯的解释所指出的,当那些陌生人可在其中进行善意交往的公共空间之数量遭到削减时,城市便走向了自身利益的对立面。然而,这正是时代广场的改造对纽约市产生的后果。需要清醒认识的是,雅各布斯在1960年代初所严厉批评的城市规划代表了某一计划的初期阶段,四十年后,这一计划带来了狄伦尼所描述的毁灭;因此,《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1961年)与《时代广场红与蓝》(1999年)之间的共鸣就不仅在于它们共同关注了同一城市,还在于它们分析了同一进程的两个阶段。 两书中所描述的城市破坏进程进展之所以如此缓慢,是因为它自始自终都面临着纽约居民的抵制。然而,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支持“改造”的那些居民开始煽动人们对艾滋病萌生的恐惧,以此支持取缔性爱设施乃至禁止时代广场内及周边所有小本生意的计划。希望城市更加安全的合理愿望被安全性爱的修辞所利用,而后者正是由参与公开性爱的同志所发明的,最终以所有使用者(尤其是性少数群体)为代价,这种愿望被嘲讽般用来禁止公共性爱设施。极为反讽的是,这些设施有助于不同种族、族群、性群体及阶层间进行轻松地融合,它们在维护城市环境谐和方面的极大作用恰恰使得藉某种安全措施之名取缔它们变得轻而易举。由于难以预测后果,人们倾向于把接触异己者,尤其是接触陌生人视为危险之事,而促成这种接触的场所设施就理所当然地被视为贻害无穷之物,即便相反的推理也能成立。正如狄伦尼所指出的,“安全”与“家庭价值”的背后潜藏着“某种对阶层间交往所产生的、全然短视而褊狭的恐慌。”(第153页) 【注一】见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哲学探究》(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An Inquiry into a Category of Bourgeois Society),托马斯·博格(Thomas Burger)译,麻省剑桥: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89年。在哈贝马斯式公共领域理论与福柯式酷儿理论之间进行的最富成果的探讨可见迈克尔·华纳(Michael Warner),《公众与反公众》(Publics and Counterpublics),纽约:区域出版社(Zone),2002年。 【注二】勃兰特与华纳,“公共领域的性”(“Sex in Public”),第322至328页。在关于公开性爱的批判文献中,我发现以下文献特别有用:理查·D·摩尔(Richard D. Mohr),《同志观念:出柜与其他争议》(Gay Ideas: Outing and Other Controversies),波士顿:灯塔出版社(Beacon),1992年;帕特·卡里菲亚(Pat Califia),《公开性爱:激进性爱文化》(Public Sex: The Culture of Radical Sex),旧金山:克莱斯出版社(Cleis),1994年;蔷西(Chauncey),《同志纽约》(Gay New York);柯尔特(Colter)等,《管理公开性爱》(Policing Public Sex);威廉·L·里普(William L. Leap)编,《公共性爱/同志空间》(Public Sex/Gay Space),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9年;D·特拉弗斯·司各特(D. Travers Scott)编,《策略性爱:为何他们不能待在卧室》(Strategic Sex: Why They Won’t Keep It in the Bedroom),纽约:哈灵顿公园出版社(Harrington Park),1999年;迈克尔·华纳,《正常者的麻烦》(Trouble with Normal);力柯(Ricco),《引诱的逻辑》(Logic of the Lure)。 【注三】通过这种方式,狄伦尼回应了酷儿理论家约翰·香槟(John Champagne)的热切呼吁,即,对色情电影的传播环境以及“主体如何使用这些文本”进行更深入的民族志研究,以取代催生了电影研究这一学科的、没完没了的电影细读。见约翰·香槟,“‘停止解读电影!’:电影研究、细致分析与同志色情片”(“‘Stop Reading Films!’: Film Studies, Close Analysis, and Gay Pornography”),载于《电影期刊》(Cinema Journal),第36期之第4辑(1997年),第76至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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