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飞明的短篇作品

1922年11月初，普鲁斯特已经衰弱不堪，不久他就与世长辞。那时他留着浓密的头发，蓄着像《追忆》里大作家贝戈特晚年时一样的浓须，他的脸因为写作而显现了平静。 普鲁斯特把自己最后的生命状态几乎移植到了贝戈特身上，和后者一样步履维艰。好多次他下楼梯差点摔倒，若是外出，回来都会疲惫不堪。在一次参观画展时，差点昏厥过去，尽管如此，他回家之后，仍然向女管家讲述他在喜欢的画前感到的快乐。他还是以前的那个普鲁斯特，生活与艺术、写作是一体的。美丽的艺术总是让他感动。 死前两个月普鲁斯特把精力投入到《追忆》第五卷和第六卷的修改工作上，出版社则在催促他交稿，提供给报纸用的选摘。在给出版社的信中，他写道：“放过一个不幸的人吧，他已经精疲力尽了。”尽管直到他去世，《追忆》仍有三卷未修改完，但小说的整体构架已经确立，这让他对死亡不那么感到惧怕了，如同贝戈特：“他的思想大部分已从他的大脑转入他的书中。他消瘦了，仿佛动过手术，把他那些书割掉了似的。”这一点不像马塞尔，在《追忆》的最后，他总算找到了创作的突破，因此他害怕死神来临，不让他有时间去完成巨著。 普鲁斯特似乎对自己不久于人世早有预感，他对朋友说：“只要涉及我的作品，我就有一种预见，这就像一只蜜蜂操心死后的事情似的，死亡确实也离我不太遥远了。”他不顾惜身体地写作，只有哮喘发作才暂时歇手，他甚至责备自己对作品不够尽力。10月初外出归来患上伤风，并转为重感冒，发烧不退，但他拒绝接受治疗，而是想到了禁食疗法，这使原来就吃得少的他更衰弱了。不久疾病转为了肺炎，他仍拒绝治疗，朋友一旦劝告，他就威胁要跳窗，弟弟的好言也只会让他暴跳如雷。直到生命的最后几天，医生才获准进入那间封闭的，散发着霉味和药味的房间，但已经迟了。临死之际他还在口授贝戈特死去的段落。《追忆》越到后面，对死亡的思考越稠密、明亮。“他对死亡以及每时每刻的生命的理解都非常深刻，他能分担死亡的重负，用自己的同情心和更深入的理解来照亮它——不存在没有死亡的生命，有生命就有死亡。”帕特里克·贾尔斯这样说普鲁斯特。 普鲁斯特的习惯是白天睡觉，晚上写作或外出。自从他患哮喘并投入写作《追忆》以来，他几乎摒弃了社交生活，只有在需要对小说的相关细节做补充时，他才会参加沙龙。他对社交、感官享受年轻时虽然持着厌恶的态度，但仍热衷追逐——这个沙龙的年轻宠儿是会赶时髦的，有人认为他的小说对社交界的新手来说无疑是最佳教科书——直到他发现这一切都没有意义，而生命短暂，自己却在痛失宝贵的时间，“如果说死亡可能解脱我们对于生命的义务，它却不能解脱我们对自己所负有的义务，其中头一件便是应当生活得有价值，无愧于此生。”他说。虽然他花了一段时日才退出社交界，忍受住了孤零零的生活，但是既然决定当作家，也就没有什么是需要顾虑的。“我在书中倾注了我的思想的精华，甚至我的生命。我对它无限珍视，远胜过我迄今所做过的一切，因为那一切都是毫无价值的。” 确实，能够使他从喧闹中抽身出来，在孤独中聆听自我的唯有写作和对艺术的热爱。那个自我，他后来写道，“在我们与他人在一起时处于等待之中。人们确实感到只有这个自我是真实的，并且只有艺术家最终能够为它而生活。”他对艺术的信念最终在贝戈特那里得到了凝练，“人们埋葬了他，但是在丧礼的整个夜晚，在灯火通明的玻璃橱窗里，他的那些三本一叠的书犹如展开翅膀的天使在守夜，对于已经不在人世的他来说，那仿佛是他复活的象征。”也许普鲁斯特意识到，《追忆》成就了自己的伟大，他可以放心丢开折磨自己却又锐化了他的感受力的疾病，丢开那让他深深着迷的、挥之不去的记忆。这一年春天，他对女管家说：“现在，我可以死了。”死前一个月，他告诉几个朋友，他将一去不返。 “一种博大的美随普鲁斯特渐渐远去，不再复返。”昆德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