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忠党自述 :依然在仰望星空
按:本文是著名传播学者潘中党应王怡红主持的“中国传播学30年”课题组之约撰写的自述性文字(删节稿表于王怡红、胡翼青主编:《中国传播学30年》,中国大百科出版社,2010年版,第726-730页。)转载自吴飞教授博客
http://linkwf.blog.hexun.com/54296745_d.html
我的书架上有本散文集,名为《我们仍然在仰望星空》。作者与我有些类似的经历:小时候在乡间生活,夜里躺在山坡或田埂上,仰望星空,让闪烁的星光叩开自己的心灵,感受理想与憧憬的空灵和充实。
我的书架上还有一本英文的散文集,作者为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美国理论物理学家Steven Weinberg。[1]封面是一张照片,记载着座落于瑞典与丹麦之间的一个小岛上的一尊雕塑:一个站立着的人,身穿中世纪北欧典型的高领服装,翘着山羊胡须,仰面朝天,似在叩问未知的宇宙。
仰望星空,不仅外视宇宙,而且内省自身;不仅脚踏实地,而且想象超越。从进入研究生院算起,混迹学术已经四分之一个世纪,这算是我的痴心所在。
曾有青年学子问:“潘老师是什么时候决定投身学术的?”我无法准确答复。当年,在家乡小镇的十字街头,看到墙报上张贴的各大学在安徽招生的名额分配,掂量着自己“右派子弟”的身份,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地“决定”报考新闻专业。谁知在那“拨乱反正”的年代,我居然“鬼使神差”地考上了,进入北京广播学院学习新闻编采。由此,我这个被同学们戏称为“山里来的孩子”开始接触当代新闻传媒。两年后,经过在辽宁人民广播电台的实习,我“决定”不能做记者,因为——我还记得回校后谈实习感想时的话——新闻工作者只能“带着镣铐跳舞”。但我并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可能做什么。在一年多之后的某日,很偶然地,在校园里遇到系主任,他问:“小潘,要不要出国留学?”就这样,我得知了报考“出国预备生”的机会,而这听上去显然比“不知道做什么”有意义,于是就报考了。谁知道,“鬼使神差”地又被录取了,虽然据说我的“新闻理论”科目只得了59分。从此,我开始有了接触“传播学”的机会。
记得当年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在北京办书展,展出后的书在某一处(不记得具体地点了)内部销售,我赶去买了本传播学的教科书。如今已经不记得书名和作者了,只记得书皮是天蓝色的。后来我还将其中关于“议程设置”的一章翻译成中文,发表在《广播电视新闻研究》上。这算是我的第一篇跟传播学有关的文字吧。在此之前,我的传播学启蒙直接来自阅读张隆栋、林珊、陈韵昭、郑北渭等老师的译介文章。虽然直至今日,我仍然无缘结识这些老师,但我知道,自己是很多当年得到他们启蒙的年轻人之一。如同其他被启蒙者,我得以接触传播学,也是改革开放后中国走向世界的微观结果和构成。
留学美国、传播学……,这些诱人的字眼儿,似乎透露着匪夷所思的可能:也许,夜空中的闪闪星光是可以被触及的!可是,除了这样的模糊意念及其所引起的幻觉般想象之外,我依然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可能做什么,就这样糊里糊涂地到了美国,进入斯坦福大学传播系学习。后来我知道,我所进入的硕士班,是由今天国内传播学界耳熟能详的施拉姆教授创办的,名为“应用传播研究项目”(Applie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Program)。彼时,施拉姆早已从斯坦福退休,供职于座落在夏威夷的东西方中心。我只在毕业前夕有幸聆听了他在斯坦福的一次讲座,题目是“四位传播学之父”(勒文、拉斯韦尔、霍夫兰、拉扎斯菲尔德),并在讲座之后在传播系的男厕拾到他落在那里的讲稿(通过我的导师归还了他)。
当年的斯坦福大学传播系是一幅与今很不同的景象,教授中有研究政治传播的查菲(Steven Chaffee),研究创新扩散的罗杰斯(Everett Rogers),研究电视与儿童的罗伯茨(Donald Roberts),研究传播技术和应用的裴斯力(William Paisley),以及研究发展传播的墨翟(Bella Mody)[2]。虽然教授人数不多,但足以令我眼花缭乱。除墨翟外,所有人都是实证主义导向的,而且都于六、七十年代获得博士学位,可以说是美国传播学院系培养的第一代传播学博士(罗杰斯虽然获得的是乡村社会学的博士,但可以说引领了各社会科学院系借传播院系扩张而进入其中的潮流)。其时,虽然施拉姆已经离开多年,但斯坦福大学传播系仍然体现着他的学科想象,[3]其风格是以社会心理学的基本理论为支撑、以量化研究为路径、注重微观层面的操作(或由此切入,或在此座实)、强调与各社会科学学科的交叉。我就在这样的环境里被熏陶了两年,在各系上了传播学理论、社会心理学理论、统计、研究方法、科学哲学等各门课程。
虽然身在斯坦福大学,时时回望、思维落足的却是大洋彼岸的中国。我从那里走来,我可能伴随她走向何方?这个问题在我两年的学习中贯穿始终。期间,我写的第一篇论文(为查菲教授的大众传播理论课写的作业)探讨的是纵向整合的中国集权传播体制与功能主义导向的美国传播理论所预设的横向整合体制之间的不切合;我最早发表的文字是在《人民日报(海外版)》连载的一个系列,名为“硅谷一瞥”,介绍新传播科技发展以及其中高科技产业与研究型大学之间的相互促进;裴斯力、查菲教授的研究方法课让我第一次萌生了职业理想,就是回到中国,创办一个“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系统搜集社会调查的数据,包括“社会指标”(social indicators)、个人行为和舆情等方面的数据,并以此平台,培养研究人员。
仰面朝天,本身就是个狂妄之举,自然会引发些狂妄之想。现在回首,看到当时的自己就在这样一个不自量力的癫狂状态中。在嘲弄自己年轻时不自量力之余,也会调侃般地作些“正面”的总结,称之为“超越”。斯坦福的两年,锻造了我学术视野的根基:第一,学科之间的分野,更多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实践划分,而非认识论层面的逻辑划分,因此,学术探讨不必也不应囿于一个被标签固化了的学科;第二,学术研究需要仰望星空的想象,也必须脚踏实地,以经验观察为基本材料,来论证理论观点,也即所谓经验主义的(empiricist)路径;第三,一个学者所从事的学术活动,其实就是他(她)人生的基本构成,因此必然带有“自传”的成份。我的基因中有黄土高原的风沙,也有皖南乡村的青山绿水,它注定了我自然而然地以中国的现状以及对中国的未来想象为提问的基点或参照,无论在提问时我身处何方。这里所谓“超越”的,是学科之间的界限,理论与经验观察之间的分野,他者与我者生活空间和文化场景之间的区隔。
这样的表述,显然是人到(过?)中年后的话语重构。其时,我一个小年轻,虽然有想法,但确实非常懵懂。当时既没有听说过“话语”这个词,更不要说懂得如何建构话语了!
也许,如果不是“风波”,我现在会满面沧桑地在从事那些“超越”所必需的繁杂琐事。“风波”之前,我曾想过,这个“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应当设在地处我国中心的武汉,而且在著名教育家刘道玉主持下的武汉大学,因此,我申请去武汉大学工作。我也曾想过,回去发展传播学的研究,需要开设包括社会学、心理学等基础学科理论、研究方法与统计、传播学基本理论等在内的各门课程,甚至为此列举出我能教授的科目、每一科的教学大纲。
但是,我现在并没有在做这些事情,虽然已经面带沧桑。它们仅仅曾经为我所想象,存在于我不曾成功的尝试中,残留在我今天带着失落的回忆里。只是,这些狂想不断地变幻形态,一直制约着我职业生涯中的选择,龃啮着我的内心世界。
首先,我不断处在时空错位之中。1985年离开斯坦福大学后,我到了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校区,在那里获得了传播学博士学位(1990年)。之后,先后在康奈尔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密执安大学任教,直到11年后回到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校区执教。在这些辗转中,一直找不到自己工作与心灵和谐的“落脚点”。一方面,我的追求目标并非是在美国大学里争取终身教职,因此对做助理教授必须有的职业目标及其背后的实用主义很厌恶,觉得那是一种精神上的“自我萎缩”。这么一来,无论在哪里做助理教授都不开心。另一方面,身在美国,做毫无资源的助理教授,又是在风声鹤唳的年代,要研究中国问题似乎是无望的空想。如此物理的和心灵的时空错位,令我曾选择回到北京工作,哪怕去做“博士后”,哪怕多次求职遭人婉拒——婉拒我的包括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和北京广播学院(即今日的中国传媒大学)。这样的心理折磨下形成的职业路径,今日却被人赞誉为“在多所名校任教”!对这种内外错位,我只能内里啼笑皆非。
其次,我总在学习和游走——思想的游走——之中。在博士学习的后半期,我通过上两位教授的课,开始接触并系统阅读文化研究以及新闻社会学的文献。虽然此时,我已经修满了获取博士学位必需的学分,但我总觉得没做够学生,没学到足够的东西,需要再上课。这一阶段的听课与阅读,让我开始走出实证主义和量化研究的圈划,思考并在自己的研究中实践理论取向与方法论层面的超越。多少有些出乎意料的是,跨出这一步的过程中,大大受益于早年在斯坦福期间所修的两门课程,一门是科学哲学,一门是社会科学哲学;也大大受益于大学期间阅读的马克思《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
这样的学习与游走,尤其发生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任教的三年和香港中文大学任教的五年中。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安能伯格传播学院可谓群星灿烂。同事们当中有拉扎斯菲尔德的嫡传弟子伊利休·卡茨(Elihu Katz),有政治经济学批判学者奥斯卡·甘地(Oscar Gandy),有詹姆斯·凯瑞的嫡传弟子、从事历史文化研究的凯若琳·马尔文(Carolyn Marvin),有从事系统论、控制论和社会建构主义研究的传播哲学家克劳斯·克里蓬朵夫(Klaus Krippendorff),还有以“涵化理论”而知名的乔治·格本纳(George Gerbner)等等。在宾大的逗留,相当于我在一个全新的学术环境里做了三年的博士后,令我不仅视野开阔了、阅读丰富了,而且能够在一个新的平台上思考传播学以及学者的生涯。在香港中文大学的五年,生活在华人的社会里,从事的是对于中国现实的研究,交往的是如陈韬文、李金铨这样一批具有国际(即超越了美国的)和批判视野的学者,令我在思想的游走中增添了实践的经验。
做与学的游走带来了什么呢?我写过一些论文,要说引用次数比较多的,是“大众传播研究中的多层级分析”(1991)、“框架分析:一个关于新闻话语的取向”(1993)、“总统表现评价中的显化和媒介影响”(1997);要说自己比较喜欢的,是“改革时代的时间竞赛和时间象征:一项关于变迁中的中国影院的研究”(1999)、“成名的想象:社会转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2002)、“媒体范例评价与新闻范式转换”(2003)、“总统大选中政治谈话的动员:一项在商议框架下选战效果的研究”(2006)、“理解第三人效果感知:来自一项统合分析的证据”(2008)、“在全球舞台上演绎家国:央视春晚的分析”(2009)。我也出版过两本论著:《自我反顾:中美文化价值观的比较》(1994)和《全球媒体景观:围绕香港的新闻之战》(2002)。所有这些,基本都是与同事或学生合作的结果,并非是我们国内学术评判极其看重的所谓“独创”。
怎么来概括这些东西呢?要说涉及的理论议题有框架分析、显化效果、第三人效应、新闻生产机制变迁及其话语建构、商议民主等;要说采用的方法有问卷调查、统合分析、话语分析、田野考察、文本解读等;要说涉足的领域有媒介效果、认知心理学、舆论、政治传播、文化研究、新闻生产社会学;要说主持或参与的项目,有中国新闻从业者或城市居民的问卷调查,也有中国新闻生产的田野考察,有在美国展开的心理实验或元分析,也有对中国电视节目或空间布局所作的文本分析。无论怎么说,这些东西拼凑在一起所反映的整体,第一有“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杂芜,第二在理论贡献和方法创新方面乏善可陈。更有甚者,它们当中有哪些正儿八经地属于“传播学”的领域?我自己也混沌不清,有时半开玩笑地调侃自己:我不是个传播学者,也没搞清楚“传播学”是什么,只是个碰巧有传播学博士学位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但这也不等于说我没有主要的关注方向,有的,那是社会交往的形态和实践,以及其中的表意过程及其效果。
这么概括依旧无助于将自己归类,或者帮助别人将我定位。曾经,在复旦,有位哥儿们很“愤愤然”地对我说,“原来以为你是做文化研究的,现在看来你很可疑!”哈哈!我很移情地理解他,但也无可奈何。确实,我不很“人文”,也不够“社科”;既倒腾统计数据,也解读质化观察;既操持“行政研究”的课题,也搬弄“批判理论”的语言。很多我感兴趣而考察的题目都不容易归属到“传播学”的范畴。通常,我是兴之所至,选择一个课题,只因为感觉那东西有点儿意思,想探究一番。基本上,我仍旧处在最初的状态: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能够做什么,只感觉自己依然仰望星空,依旧在叩问自己的内心和身外的世界。
因此我会投身一些“搭桥”的事情,比如,到一些学校讲课,协助黄旦兄组织华夏出版社的《媒介·文化·社会译丛》,为一些同事、朋友组织的其它译丛推荐书目,编辑《传播与社会》“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专刊”等等。其实,这是说,我会做些“鸡零狗碎”的事情,没有什么放得上桌面的“回报”或者观测得到的“效果”,只因为依然有仰望星空的幻想与狂妄。曾经,1996年,在杭州召开的传播学研讨会上,我毫无顾忌地在会上“放炮”,对国内传播学研究现状和会议的组织横加指责,并在会下跟同伴们说,传播学今后的发展,必须做三件事情:(1)翻译一批研究专著,走出徘徊于教科书译介与写作的境地;(2)举办一系列的讲习班,培训一批具有实际研究能力的学者,使得他们能够生产出研究中国的专著;(3)创办或改造一个学术刊物,使之成为建设学术共同体的平台。真要做成这么三件事,得做多少看上去非常不起眼的“鸡零狗碎”之事啊!现在回顾起来,感到欣慰的是很多同行都在做这三个方面的工作,这使得国内传播学的研究在最近这十来年有了长足的进步。只是,由于种种原因,我们还没有走到形成一个所谓学术共同体那个理想的方位。
因此我会反对以学科或理论取向定位的条条框框,也反对以此约束个人的研究。在我看来,传播学的研究对象是人们的社会交往实践。这样的实践,会与实践者在微观的生活世界和宏观的体制层面的各种社会关系相互构成,并因此呈现出不同的形态。人们就是通过这样的交往实践,建构他们的社会主体性,包括他们的身份认同、据以采取社会行动的常识体系,以及解说和论证自己的实践的话语表述(discursive representation)。在这样的视野下,传播学需要对人的实践行动,以及它们与人们所处的社会和文化场景之间如何相互构成,从行为、制度、象征等各个维度予以考察,也需要在静态与运动的不同场景下予以考察。这样的考察需要运用不同的手法,以搜集并分析不同形态的现实观察。量化与质化的方法、社科与人文的取向由此而出现不同,并由此而生发内在的联系,交织形成共同的人类知识。当然,在人类获知的十八般武艺中,我只会使用自己习惯的那么一、二种;面对这么丰富的研究对象,我也只能局限于自己力所能及的那么一、二个维度或场景。只是,我反对以几个应用的领域或产业想象传播学,并以此正当化“官厅”或“商场”学术,贬抑以理论检验与发展为动因和目标的基础研究;我反对将任何一个理论或方法论取向意识形态化,以独尊某一取向并贬抑其它取向,包括自己不做系统经验考察或仅以遵从一个取向的观察为据而宣称“国情”,并以此排斥——而不是批评——其它取向;我反对以官方行政手段来确定所谓的“一级”或“二级”学科,并以此“规划”学术资源的分配,从而以行政控制作为学术管理的模式,扼杀学术研究共同体应有的主体性。在我看来,我们学术共同体尚未形成,与狭隘实用主义的和官本位导向的学术体制直接相关。
因此我会坚持内心的自我评判准则,即我所理解的陈寅恪老先生所坚持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尽管会因此而时时感到处于萨义德所概括的“流亡”与“边缘”的状态。[4]我反对以现实作为应然判断的起点,因为这样一来,我们就失去了价值评判的自主立场。正因为这样的立场,所以我会关注作为人们的社会交往之中介的传媒及其所承载的话语中镌刻着的社会不公正(包括社会阶层、性别、国家和社会力量之间的不公正),关注传媒话语生产的机制如何会抑制或倡扬民主的精神,关注传媒话语在建构集体身份认同和集体记忆中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如何会取代应有的文化和历史的反思,关注话语的策略如何成为抵抗——包括反思自己的惯习——的武器。曾经,在一个讲习班上点评学员论文,我质问道:“你为什么要以‘建构和谐社会’作为你的论述导向?”我并非在反对“和谐社会”这样的理念,而是在质疑它究竟是来自具有主体性的研究者本人的创造性思考,还是说反映了研究者“创造性顺从”的惯习?[5]同理,我会时刻提防被收编的危险,以自己把握的“度”来作出有策略的拒绝。
但是,所有这些,又能怎样?仰望星空,是因为不甘匍匐于地;脚踏实地,是因为不能成为展翅之大鹏。儿时梦想着翻越山峦以眺望“天外”,今日我是告别了黄土高原的川壑,走出了皖南乡村的“山斗”。如果这是所谓的“超越”,那么它极其渺小。我无法忘怀儿时无私关爱我的老农,一起玩耍的小伙伴。他们并没有因我所做的任何事情而走出贫困。我听说,宁夏固原还在以土豆加工业和劳工输出为重点发展本地经济,安徽休宁县山斗乡里我曾与童年伙伴戏水的小河已经干枯。这些就是我的年轮吗?仰望星空,我依然在问:我应该做什么?能够做什么?也许,阈限不是天边,而是眼前。
[1] 书名为《仰面朝天:科学及其文化对手》(Facing up: Science and Its Cultural Adversari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封面照片中的雕塑是Tycho Brahe,16世纪的一位丹麦天文学家.
[2] 墨翟后来她离开了斯坦福,现任教于密执安州立大学;查菲和罗杰斯分别于2001、2004年逝世。
[3] 在教授们当中,罗杰斯与施拉姆曾共事,查菲和裴斯力曾上过施拉姆的课,罗伯茨是施拉姆指导的博士。这些人当中,查菲和罗杰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先后成为国际传播学会(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的会长。
[4] 爱德华·W.萨义德(2002)。《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北京:三联书店。
[5] 许纪霖等(2007)。《启蒙的自我瓦解》。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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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书架上有本散文集,名为《我们仍然在仰望星空》。作者与我有些类似的经历:小时候在乡间生活,夜里躺在山坡或田埂上,仰望星空,让闪烁的星光叩开自己的心灵,感受理想与憧憬的空灵和充实。
我的书架上还有一本英文的散文集,作者为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美国理论物理学家Steven Weinberg。[1]封面是一张照片,记载着座落于瑞典与丹麦之间的一个小岛上的一尊雕塑:一个站立着的人,身穿中世纪北欧典型的高领服装,翘着山羊胡须,仰面朝天,似在叩问未知的宇宙。
仰望星空,不仅外视宇宙,而且内省自身;不仅脚踏实地,而且想象超越。从进入研究生院算起,混迹学术已经四分之一个世纪,这算是我的痴心所在。
曾有青年学子问:“潘老师是什么时候决定投身学术的?”我无法准确答复。当年,在家乡小镇的十字街头,看到墙报上张贴的各大学在安徽招生的名额分配,掂量着自己“右派子弟”的身份,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地“决定”报考新闻专业。谁知在那“拨乱反正”的年代,我居然“鬼使神差”地考上了,进入北京广播学院学习新闻编采。由此,我这个被同学们戏称为“山里来的孩子”开始接触当代新闻传媒。两年后,经过在辽宁人民广播电台的实习,我“决定”不能做记者,因为——我还记得回校后谈实习感想时的话——新闻工作者只能“带着镣铐跳舞”。但我并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可能做什么。在一年多之后的某日,很偶然地,在校园里遇到系主任,他问:“小潘,要不要出国留学?”就这样,我得知了报考“出国预备生”的机会,而这听上去显然比“不知道做什么”有意义,于是就报考了。谁知道,“鬼使神差”地又被录取了,虽然据说我的“新闻理论”科目只得了59分。从此,我开始有了接触“传播学”的机会。
记得当年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在北京办书展,展出后的书在某一处(不记得具体地点了)内部销售,我赶去买了本传播学的教科书。如今已经不记得书名和作者了,只记得书皮是天蓝色的。后来我还将其中关于“议程设置”的一章翻译成中文,发表在《广播电视新闻研究》上。这算是我的第一篇跟传播学有关的文字吧。在此之前,我的传播学启蒙直接来自阅读张隆栋、林珊、陈韵昭、郑北渭等老师的译介文章。虽然直至今日,我仍然无缘结识这些老师,但我知道,自己是很多当年得到他们启蒙的年轻人之一。如同其他被启蒙者,我得以接触传播学,也是改革开放后中国走向世界的微观结果和构成。
留学美国、传播学……,这些诱人的字眼儿,似乎透露着匪夷所思的可能:也许,夜空中的闪闪星光是可以被触及的!可是,除了这样的模糊意念及其所引起的幻觉般想象之外,我依然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可能做什么,就这样糊里糊涂地到了美国,进入斯坦福大学传播系学习。后来我知道,我所进入的硕士班,是由今天国内传播学界耳熟能详的施拉姆教授创办的,名为“应用传播研究项目”(Applie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Program)。彼时,施拉姆早已从斯坦福退休,供职于座落在夏威夷的东西方中心。我只在毕业前夕有幸聆听了他在斯坦福的一次讲座,题目是“四位传播学之父”(勒文、拉斯韦尔、霍夫兰、拉扎斯菲尔德),并在讲座之后在传播系的男厕拾到他落在那里的讲稿(通过我的导师归还了他)。
当年的斯坦福大学传播系是一幅与今很不同的景象,教授中有研究政治传播的查菲(Steven Chaffee),研究创新扩散的罗杰斯(Everett Rogers),研究电视与儿童的罗伯茨(Donald Roberts),研究传播技术和应用的裴斯力(William Paisley),以及研究发展传播的墨翟(Bella Mody)[2]。虽然教授人数不多,但足以令我眼花缭乱。除墨翟外,所有人都是实证主义导向的,而且都于六、七十年代获得博士学位,可以说是美国传播学院系培养的第一代传播学博士(罗杰斯虽然获得的是乡村社会学的博士,但可以说引领了各社会科学院系借传播院系扩张而进入其中的潮流)。其时,虽然施拉姆已经离开多年,但斯坦福大学传播系仍然体现着他的学科想象,[3]其风格是以社会心理学的基本理论为支撑、以量化研究为路径、注重微观层面的操作(或由此切入,或在此座实)、强调与各社会科学学科的交叉。我就在这样的环境里被熏陶了两年,在各系上了传播学理论、社会心理学理论、统计、研究方法、科学哲学等各门课程。
虽然身在斯坦福大学,时时回望、思维落足的却是大洋彼岸的中国。我从那里走来,我可能伴随她走向何方?这个问题在我两年的学习中贯穿始终。期间,我写的第一篇论文(为查菲教授的大众传播理论课写的作业)探讨的是纵向整合的中国集权传播体制与功能主义导向的美国传播理论所预设的横向整合体制之间的不切合;我最早发表的文字是在《人民日报(海外版)》连载的一个系列,名为“硅谷一瞥”,介绍新传播科技发展以及其中高科技产业与研究型大学之间的相互促进;裴斯力、查菲教授的研究方法课让我第一次萌生了职业理想,就是回到中国,创办一个“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系统搜集社会调查的数据,包括“社会指标”(social indicators)、个人行为和舆情等方面的数据,并以此平台,培养研究人员。
仰面朝天,本身就是个狂妄之举,自然会引发些狂妄之想。现在回首,看到当时的自己就在这样一个不自量力的癫狂状态中。在嘲弄自己年轻时不自量力之余,也会调侃般地作些“正面”的总结,称之为“超越”。斯坦福的两年,锻造了我学术视野的根基:第一,学科之间的分野,更多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实践划分,而非认识论层面的逻辑划分,因此,学术探讨不必也不应囿于一个被标签固化了的学科;第二,学术研究需要仰望星空的想象,也必须脚踏实地,以经验观察为基本材料,来论证理论观点,也即所谓经验主义的(empiricist)路径;第三,一个学者所从事的学术活动,其实就是他(她)人生的基本构成,因此必然带有“自传”的成份。我的基因中有黄土高原的风沙,也有皖南乡村的青山绿水,它注定了我自然而然地以中国的现状以及对中国的未来想象为提问的基点或参照,无论在提问时我身处何方。这里所谓“超越”的,是学科之间的界限,理论与经验观察之间的分野,他者与我者生活空间和文化场景之间的区隔。
这样的表述,显然是人到(过?)中年后的话语重构。其时,我一个小年轻,虽然有想法,但确实非常懵懂。当时既没有听说过“话语”这个词,更不要说懂得如何建构话语了!
也许,如果不是“风波”,我现在会满面沧桑地在从事那些“超越”所必需的繁杂琐事。“风波”之前,我曾想过,这个“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应当设在地处我国中心的武汉,而且在著名教育家刘道玉主持下的武汉大学,因此,我申请去武汉大学工作。我也曾想过,回去发展传播学的研究,需要开设包括社会学、心理学等基础学科理论、研究方法与统计、传播学基本理论等在内的各门课程,甚至为此列举出我能教授的科目、每一科的教学大纲。
但是,我现在并没有在做这些事情,虽然已经面带沧桑。它们仅仅曾经为我所想象,存在于我不曾成功的尝试中,残留在我今天带着失落的回忆里。只是,这些狂想不断地变幻形态,一直制约着我职业生涯中的选择,龃啮着我的内心世界。
首先,我不断处在时空错位之中。1985年离开斯坦福大学后,我到了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校区,在那里获得了传播学博士学位(1990年)。之后,先后在康奈尔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密执安大学任教,直到11年后回到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校区执教。在这些辗转中,一直找不到自己工作与心灵和谐的“落脚点”。一方面,我的追求目标并非是在美国大学里争取终身教职,因此对做助理教授必须有的职业目标及其背后的实用主义很厌恶,觉得那是一种精神上的“自我萎缩”。这么一来,无论在哪里做助理教授都不开心。另一方面,身在美国,做毫无资源的助理教授,又是在风声鹤唳的年代,要研究中国问题似乎是无望的空想。如此物理的和心灵的时空错位,令我曾选择回到北京工作,哪怕去做“博士后”,哪怕多次求职遭人婉拒——婉拒我的包括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和北京广播学院(即今日的中国传媒大学)。这样的心理折磨下形成的职业路径,今日却被人赞誉为“在多所名校任教”!对这种内外错位,我只能内里啼笑皆非。
其次,我总在学习和游走——思想的游走——之中。在博士学习的后半期,我通过上两位教授的课,开始接触并系统阅读文化研究以及新闻社会学的文献。虽然此时,我已经修满了获取博士学位必需的学分,但我总觉得没做够学生,没学到足够的东西,需要再上课。这一阶段的听课与阅读,让我开始走出实证主义和量化研究的圈划,思考并在自己的研究中实践理论取向与方法论层面的超越。多少有些出乎意料的是,跨出这一步的过程中,大大受益于早年在斯坦福期间所修的两门课程,一门是科学哲学,一门是社会科学哲学;也大大受益于大学期间阅读的马克思《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
这样的学习与游走,尤其发生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任教的三年和香港中文大学任教的五年中。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安能伯格传播学院可谓群星灿烂。同事们当中有拉扎斯菲尔德的嫡传弟子伊利休·卡茨(Elihu Katz),有政治经济学批判学者奥斯卡·甘地(Oscar Gandy),有詹姆斯·凯瑞的嫡传弟子、从事历史文化研究的凯若琳·马尔文(Carolyn Marvin),有从事系统论、控制论和社会建构主义研究的传播哲学家克劳斯·克里蓬朵夫(Klaus Krippendorff),还有以“涵化理论”而知名的乔治·格本纳(George Gerbner)等等。在宾大的逗留,相当于我在一个全新的学术环境里做了三年的博士后,令我不仅视野开阔了、阅读丰富了,而且能够在一个新的平台上思考传播学以及学者的生涯。在香港中文大学的五年,生活在华人的社会里,从事的是对于中国现实的研究,交往的是如陈韬文、李金铨这样一批具有国际(即超越了美国的)和批判视野的学者,令我在思想的游走中增添了实践的经验。
做与学的游走带来了什么呢?我写过一些论文,要说引用次数比较多的,是“大众传播研究中的多层级分析”(1991)、“框架分析:一个关于新闻话语的取向”(1993)、“总统表现评价中的显化和媒介影响”(1997);要说自己比较喜欢的,是“改革时代的时间竞赛和时间象征:一项关于变迁中的中国影院的研究”(1999)、“成名的想象:社会转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2002)、“媒体范例评价与新闻范式转换”(2003)、“总统大选中政治谈话的动员:一项在商议框架下选战效果的研究”(2006)、“理解第三人效果感知:来自一项统合分析的证据”(2008)、“在全球舞台上演绎家国:央视春晚的分析”(2009)。我也出版过两本论著:《自我反顾:中美文化价值观的比较》(1994)和《全球媒体景观:围绕香港的新闻之战》(2002)。所有这些,基本都是与同事或学生合作的结果,并非是我们国内学术评判极其看重的所谓“独创”。
怎么来概括这些东西呢?要说涉及的理论议题有框架分析、显化效果、第三人效应、新闻生产机制变迁及其话语建构、商议民主等;要说采用的方法有问卷调查、统合分析、话语分析、田野考察、文本解读等;要说涉足的领域有媒介效果、认知心理学、舆论、政治传播、文化研究、新闻生产社会学;要说主持或参与的项目,有中国新闻从业者或城市居民的问卷调查,也有中国新闻生产的田野考察,有在美国展开的心理实验或元分析,也有对中国电视节目或空间布局所作的文本分析。无论怎么说,这些东西拼凑在一起所反映的整体,第一有“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杂芜,第二在理论贡献和方法创新方面乏善可陈。更有甚者,它们当中有哪些正儿八经地属于“传播学”的领域?我自己也混沌不清,有时半开玩笑地调侃自己:我不是个传播学者,也没搞清楚“传播学”是什么,只是个碰巧有传播学博士学位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但这也不等于说我没有主要的关注方向,有的,那是社会交往的形态和实践,以及其中的表意过程及其效果。
这么概括依旧无助于将自己归类,或者帮助别人将我定位。曾经,在复旦,有位哥儿们很“愤愤然”地对我说,“原来以为你是做文化研究的,现在看来你很可疑!”哈哈!我很移情地理解他,但也无可奈何。确实,我不很“人文”,也不够“社科”;既倒腾统计数据,也解读质化观察;既操持“行政研究”的课题,也搬弄“批判理论”的语言。很多我感兴趣而考察的题目都不容易归属到“传播学”的范畴。通常,我是兴之所至,选择一个课题,只因为感觉那东西有点儿意思,想探究一番。基本上,我仍旧处在最初的状态: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能够做什么,只感觉自己依然仰望星空,依旧在叩问自己的内心和身外的世界。
因此我会投身一些“搭桥”的事情,比如,到一些学校讲课,协助黄旦兄组织华夏出版社的《媒介·文化·社会译丛》,为一些同事、朋友组织的其它译丛推荐书目,编辑《传播与社会》“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专刊”等等。其实,这是说,我会做些“鸡零狗碎”的事情,没有什么放得上桌面的“回报”或者观测得到的“效果”,只因为依然有仰望星空的幻想与狂妄。曾经,1996年,在杭州召开的传播学研讨会上,我毫无顾忌地在会上“放炮”,对国内传播学研究现状和会议的组织横加指责,并在会下跟同伴们说,传播学今后的发展,必须做三件事情:(1)翻译一批研究专著,走出徘徊于教科书译介与写作的境地;(2)举办一系列的讲习班,培训一批具有实际研究能力的学者,使得他们能够生产出研究中国的专著;(3)创办或改造一个学术刊物,使之成为建设学术共同体的平台。真要做成这么三件事,得做多少看上去非常不起眼的“鸡零狗碎”之事啊!现在回顾起来,感到欣慰的是很多同行都在做这三个方面的工作,这使得国内传播学的研究在最近这十来年有了长足的进步。只是,由于种种原因,我们还没有走到形成一个所谓学术共同体那个理想的方位。
因此我会反对以学科或理论取向定位的条条框框,也反对以此约束个人的研究。在我看来,传播学的研究对象是人们的社会交往实践。这样的实践,会与实践者在微观的生活世界和宏观的体制层面的各种社会关系相互构成,并因此呈现出不同的形态。人们就是通过这样的交往实践,建构他们的社会主体性,包括他们的身份认同、据以采取社会行动的常识体系,以及解说和论证自己的实践的话语表述(discursive representation)。在这样的视野下,传播学需要对人的实践行动,以及它们与人们所处的社会和文化场景之间如何相互构成,从行为、制度、象征等各个维度予以考察,也需要在静态与运动的不同场景下予以考察。这样的考察需要运用不同的手法,以搜集并分析不同形态的现实观察。量化与质化的方法、社科与人文的取向由此而出现不同,并由此而生发内在的联系,交织形成共同的人类知识。当然,在人类获知的十八般武艺中,我只会使用自己习惯的那么一、二种;面对这么丰富的研究对象,我也只能局限于自己力所能及的那么一、二个维度或场景。只是,我反对以几个应用的领域或产业想象传播学,并以此正当化“官厅”或“商场”学术,贬抑以理论检验与发展为动因和目标的基础研究;我反对将任何一个理论或方法论取向意识形态化,以独尊某一取向并贬抑其它取向,包括自己不做系统经验考察或仅以遵从一个取向的观察为据而宣称“国情”,并以此排斥——而不是批评——其它取向;我反对以官方行政手段来确定所谓的“一级”或“二级”学科,并以此“规划”学术资源的分配,从而以行政控制作为学术管理的模式,扼杀学术研究共同体应有的主体性。在我看来,我们学术共同体尚未形成,与狭隘实用主义的和官本位导向的学术体制直接相关。
因此我会坚持内心的自我评判准则,即我所理解的陈寅恪老先生所坚持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尽管会因此而时时感到处于萨义德所概括的“流亡”与“边缘”的状态。[4]我反对以现实作为应然判断的起点,因为这样一来,我们就失去了价值评判的自主立场。正因为这样的立场,所以我会关注作为人们的社会交往之中介的传媒及其所承载的话语中镌刻着的社会不公正(包括社会阶层、性别、国家和社会力量之间的不公正),关注传媒话语生产的机制如何会抑制或倡扬民主的精神,关注传媒话语在建构集体身份认同和集体记忆中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如何会取代应有的文化和历史的反思,关注话语的策略如何成为抵抗——包括反思自己的惯习——的武器。曾经,在一个讲习班上点评学员论文,我质问道:“你为什么要以‘建构和谐社会’作为你的论述导向?”我并非在反对“和谐社会”这样的理念,而是在质疑它究竟是来自具有主体性的研究者本人的创造性思考,还是说反映了研究者“创造性顺从”的惯习?[5]同理,我会时刻提防被收编的危险,以自己把握的“度”来作出有策略的拒绝。
但是,所有这些,又能怎样?仰望星空,是因为不甘匍匐于地;脚踏实地,是因为不能成为展翅之大鹏。儿时梦想着翻越山峦以眺望“天外”,今日我是告别了黄土高原的川壑,走出了皖南乡村的“山斗”。如果这是所谓的“超越”,那么它极其渺小。我无法忘怀儿时无私关爱我的老农,一起玩耍的小伙伴。他们并没有因我所做的任何事情而走出贫困。我听说,宁夏固原还在以土豆加工业和劳工输出为重点发展本地经济,安徽休宁县山斗乡里我曾与童年伙伴戏水的小河已经干枯。这些就是我的年轮吗?仰望星空,我依然在问:我应该做什么?能够做什么?也许,阈限不是天边,而是眼前。
[1] 书名为《仰面朝天:科学及其文化对手》(Facing up: Science and Its Cultural Adversari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封面照片中的雕塑是Tycho Brahe,16世纪的一位丹麦天文学家.
[2] 墨翟后来她离开了斯坦福,现任教于密执安州立大学;查菲和罗杰斯分别于2001、2004年逝世。
[3] 在教授们当中,罗杰斯与施拉姆曾共事,查菲和裴斯力曾上过施拉姆的课,罗伯茨是施拉姆指导的博士。这些人当中,查菲和罗杰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先后成为国际传播学会(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的会长。
[4] 爱德华·W.萨义德(2002)。《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北京:三联书店。
[5] 许纪霖等(2007)。《启蒙的自我瓦解》。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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