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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问“老年问题”别有的途径是什么，则根据《“人口老龄化”与“工业文明”之启示》的讨论，有效的似乎只有两条，一是机械工业制度的重新安排，二是家庭制度的另行调整，前者所以使未老的“老人”维持其生命的机能，后者所以使已老的老人减少其死亡的威胁。”
1、关于老人福利设备的阐述：
“关于老人的福利设备与其原则，古德诺氏又有如下的讨论。设备可以分两类：一是属于建置性质的，主要的目的是在解决老人的居住问题。为了体气尚属健全，能独立生活，而夫妇两存的老人，最适当的是单独住宅的办法，而此种住宅应与寻常人家的住宅参杂在一起，有如通行的新村组织。其次，半独立而比较龙钟的鳏夫寡妇则可以加入一种寄宿性的俱乐部或称总会，使进可以有相当社会交际，退可以维持其私人生活。第三种的办法是规模不宜太大的老人共居的一种院落，但不是在老人院。第四种是休养所，专为老病者而设。第二类是属于零星服务性质的，目的在增加生活的兴趣，减少风烛残年的痛苦，例如普通的俱乐与娱乐的设施，友谊的访问，热餐的巡回送卖，采购与家事的协助，等等。”
述：
缘1947年行政学家古德诺的一篇论述当时英国战后养老困境的报道开始，时年48岁的潘光旦在清华大学社会系任教，对“老年人问题”做了分析阐述，60几年后的今天，中国也面临严峻的养老问题，遂摘录出与君共飨。
从福利设备（目前称阵地建设或硬件投入）来看，潘光旦按照不同老人的特征及需求分成了四类：夫妇两存、鳏夫寡妇、不宜太大的老人、修养所。这个分类放在当下，可以为养老地产公司提供“人居需求”分析佐证，便于养老地产的细化分类。反观，政府近年来推广的各类养老模式（社区养老、机构养老等）和市场对养老方式（候鸟式养老、公寓式养老等）的探索，不免让人觉得鞠为茂草、落于形式。
2、关于老人福利设备原则的阐述：
（一）安老的事业应竭力避免救济的性质。
（二）安老的场所应家庭化，而不机关化；养老院、老人院、老人堂一类的称呼便富有机关化的臭味，且不论内部的组织管理如何。
（三）安老工作应就老人的物质与心理的需要兼筹并顾。经济并不是老人问题的最重要的方面，特别是在有养老金制度的国家。
（四）老人转移安老的场合时，应不使其有“毁巢”、“拔根”之感。
述：
对于以上四点，1947年潘光旦会认为这些原则在中国家庭看来是太过噜苏做作，因为当时中国是大家庭制，养老是宗族、家族中大家长会协调的事情，根本不需要国家太多干涉。
由于在60多年来，特殊的社会构建方式及经济发展路径，1947年针对英国养老设备的原则恰恰成为我们必须遵循的不二原则，从这个角度上讲，排除文化差异和世界形势的变迁，我们有60年的课需要补齐。
3、关于老龄问题的分类：
“这问题又分两部分，一是经济的，二是经济以外的生活的。老年保险或养老金制度实行以后，在国家与社会的严重负担之下，第一个问题算是有了解决的方法，但第二个问题却始终存在。
述：
经济上的问题是显然的，我国有8亿人参保养老保险，1.8亿人领取养老保险，每年的养老收支几乎是平衡的，意味着4个工作者需要承担1个老年人的养老成本，可见单从养老金上去解决养老问题显然很难。相对于1947年对英国的预判，我国的养老形式更加捉急。
那关于养老的经济之外的生活，似乎只是在民间公益界做了一些小小的尝试，政府有倡导，任重而道远。
4、关于老人情绪生活的阐述：
“所谓经济以外的老人生活，最主要的是他的情绪生活。情绪生活不止一方面，尤其主要的一方面是一种存活的愿望与死亡的恐惧所引起的情绪。”
述：
老人是风中之烛，眼看自己不久就要蜡干芯尽。除非他有特殊的哲学的涵养，是不能无动于衷。我们今年来所见到的濒临逝去的老者，无不是怀着对死亡的恐惧和对生命的不舍而去的。有些公益人士包括医护社工渐渐行动起来，临终关怀也是最近比较火的概念，当然也仅仅是概念，因为连服务的实施者都是一片空白，独有方式和看似正确的理论支撑。
5、关于老人垂死心理状态（中国老龄问题形成前因）的分类：
“一是个人功德事业不朽的信念，或对于“身后名”的企求，这也只有少数人能之，可以不论。二是在子孙身上得些寄托，得些慰藉，这是很实在的，因为子孙毕竟是自己血中之血，肉上之肉，子孙世代的传递相当于一己生命的局部的延续。不过真要得到慰藉，其间还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要和子若孙生活在一起，只是名分上有子孙是不够的，必须手里时常地抱到孙儿，眼前随时看到孙儿成长，才比较的踌躇满志。三是灵魂永生的宗教信仰。大多数人所能领略的便是后面这两条解脱的途径。以前的中国人在这两条路上都走得通，并且两条还并成了一条，养生送死，生事死祭，一类的议论便表示两条路早就接了轨。在中国，老人之所以未成问题者在此。”
述：
现在看来，在子孙身上得到寄托是中国老人仅有的垂死心态。
6、关于老人问题成因的阐述：
“科学与机械文明昌大以后，一方面有医学卫生延长了人生的寿命，一方面又有工业技术缩短了工作的年龄，再一方面迟婚节育又增加了老人的比数，于是问题愈益见得严重。”
述：
最近的脱欧多少和这个有关联，近些年欧美发达国家都在鼓励生育，可以从这个方面多想想。
7、关于老人问题解决的办法讨论：
“我所了解的老人问题如此。如果作如此了解，则真正的解决便应别有途径，而决不是“国家安老会社”一类的组织与其所提出的原则与方案所能为力。若问此别有的途径是什么，则根据上文的讨论，有效的似乎只有两条，一是机械工业制度的重新安排，二是家庭制度的另行调整，前者所以使未老的“老人”维持其生命的机能，后者所以使已老的老人减少其死亡的威胁。”
述：
文中所提到的“国家安老会社”，是以国家为主体建设各种形式的养老机构，用养老院、安养院来“安抚”老年人的生活。这种方式最大的特点是国家主导，大多不是关爱而是扶助，城市社区近年来做社区居家养老该是这种方式的末梢体现，效果如何，不再赘述。
文中提到的两种方式，一者是机械工业制度的重新安排。现代国家的构建方式从经济上来看，保险制度的完善是途径之一，机械工业制度的逻辑是“市场化”，在现代看来是无可厚非的，连社会工作者都鼓吹市场化公益的前途之必然。矛盾的主体是变化的，相对于《国富论》，亚当斯密更具深远影响的一本《道德情操论》貌似更具探讨性了。工业制度将社会人原子化、商品化，然而在养老问题上，制度的变革更多是思想上的启蒙。
其二是家庭制度的另行调整。文章写于1947年，当时的英国是小家庭制度，中国是家族、宗族的方式，现在看来，我国成了小家庭模式。一个家庭的生活方式挂钩到家庭成员的养老成本，这种成本含请感和时间上的多重投入，能够间接地影响到社会层面养老保障的布局，而财富和精力如何分布，它的目的并非单纯地维持老年活着。不因为老而丧失生命在自然和社会中的价值，这是其一；家庭制度的完善则是使老人免于死亡来临时的恐惧与痛苦，这是其二。
（文原载天津《益世报•社会研究》，1947年9月5日；修订后载《世纪评论》第2卷第23期，1947年12月6日）
潘光旦（1899－1967）是我国现代著名学者，生前曾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大、中央民族学院等校任教。他博学多识、学贯中西，在社会学、优生学、性心理学、教育学、民族史等领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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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老人福利设备的阐述：
“关于老人的福利设备与其原则，古德诺氏又有如下的讨论。设备可以分两类：一是属于建置性质的，主要的目的是在解决老人的居住问题。为了体气尚属健全，能独立生活，而夫妇两存的老人，最适当的是单独住宅的办法，而此种住宅应与寻常人家的住宅参杂在一起，有如通行的新村组织。其次，半独立而比较龙钟的鳏夫寡妇则可以加入一种寄宿性的俱乐部或称总会，使进可以有相当社会交际，退可以维持其私人生活。第三种的办法是规模不宜太大的老人共居的一种院落，但不是在老人院。第四种是休养所，专为老病者而设。第二类是属于零星服务性质的，目的在增加生活的兴趣，减少风烛残年的痛苦，例如普通的俱乐与娱乐的设施，友谊的访问，热餐的巡回送卖，采购与家事的协助，等等。”
述：
缘1947年行政学家古德诺的一篇论述当时英国战后养老困境的报道开始，时年48岁的潘光旦在清华大学社会系任教，对“老年人问题”做了分析阐述，60几年后的今天，中国也面临严峻的养老问题，遂摘录出与君共飨。
从福利设备（目前称阵地建设或硬件投入）来看，潘光旦按照不同老人的特征及需求分成了四类：夫妇两存、鳏夫寡妇、不宜太大的老人、修养所。这个分类放在当下，可以为养老地产公司提供“人居需求”分析佐证，便于养老地产的细化分类。反观，政府近年来推广的各类养老模式（社区养老、机构养老等）和市场对养老方式（候鸟式养老、公寓式养老等）的探索，不免让人觉得鞠为茂草、落于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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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老人福利设备原则的阐述：
（一）安老的事业应竭力避免救济的性质。
（二）安老的场所应家庭化，而不机关化；养老院、老人院、老人堂一类的称呼便富有机关化的臭味，且不论内部的组织管理如何。
（三）安老工作应就老人的物质与心理的需要兼筹并顾。经济并不是老人问题的最重要的方面，特别是在有养老金制度的国家。
（四）老人转移安老的场合时，应不使其有“毁巢”、“拔根”之感。
述：
对于以上四点，1947年潘光旦会认为这些原则在中国家庭看来是太过噜苏做作，因为当时中国是大家庭制，养老是宗族、家族中大家长会协调的事情，根本不需要国家太多干涉。
由于在60多年来，特殊的社会构建方式及经济发展路径，1947年针对英国养老设备的原则恰恰成为我们必须遵循的不二原则，从这个角度上讲，排除文化差异和世界形势的变迁，我们有60年的课需要补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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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于老龄问题的分类：
“这问题又分两部分，一是经济的，二是经济以外的生活的。老年保险或养老金制度实行以后，在国家与社会的严重负担之下，第一个问题算是有了解决的方法，但第二个问题却始终存在。
述：
经济上的问题是显然的，我国有8亿人参保养老保险，1.8亿人领取养老保险，每年的养老收支几乎是平衡的，意味着4个工作者需要承担1个老年人的养老成本，可见单从养老金上去解决养老问题显然很难。相对于1947年对英国的预判，我国的养老形式更加捉急。
那关于养老的经济之外的生活，似乎只是在民间公益界做了一些小小的尝试，政府有倡导，任重而道远。
4、关于老人情绪生活的阐述：
“所谓经济以外的老人生活，最主要的是他的情绪生活。情绪生活不止一方面，尤其主要的一方面是一种存活的愿望与死亡的恐惧所引起的情绪。”
述：
老人是风中之烛，眼看自己不久就要蜡干芯尽。除非他有特殊的哲学的涵养，是不能无动于衷。我们今年来所见到的濒临逝去的老者，无不是怀着对死亡的恐惧和对生命的不舍而去的。有些公益人士包括医护社工渐渐行动起来，临终关怀也是最近比较火的概念，当然也仅仅是概念，因为连服务的实施者都是一片空白，独有方式和看似正确的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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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关于老人垂死心理状态（中国老龄问题形成前因）的分类：
“一是个人功德事业不朽的信念，或对于“身后名”的企求，这也只有少数人能之，可以不论。二是在子孙身上得些寄托，得些慰藉，这是很实在的，因为子孙毕竟是自己血中之血，肉上之肉，子孙世代的传递相当于一己生命的局部的延续。不过真要得到慰藉，其间还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要和子若孙生活在一起，只是名分上有子孙是不够的，必须手里时常地抱到孙儿，眼前随时看到孙儿成长，才比较的踌躇满志。三是灵魂永生的宗教信仰。大多数人所能领略的便是后面这两条解脱的途径。以前的中国人在这两条路上都走得通，并且两条还并成了一条，养生送死，生事死祭，一类的议论便表示两条路早就接了轨。在中国，老人之所以未成问题者在此。”
述：
现在看来，在子孙身上得到寄托是中国老人仅有的垂死心态。
6、关于老人问题成因的阐述：
“科学与机械文明昌大以后，一方面有医学卫生延长了人生的寿命，一方面又有工业技术缩短了工作的年龄，再一方面迟婚节育又增加了老人的比数，于是问题愈益见得严重。”
述：
最近的脱欧多少和这个有关联，近些年欧美发达国家都在鼓励生育，可以从这个方面多想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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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关于老人问题解决的办法讨论：
“我所了解的老人问题如此。如果作如此了解，则真正的解决便应别有途径，而决不是“国家安老会社”一类的组织与其所提出的原则与方案所能为力。若问此别有的途径是什么，则根据上文的讨论，有效的似乎只有两条，一是机械工业制度的重新安排，二是家庭制度的另行调整，前者所以使未老的“老人”维持其生命的机能，后者所以使已老的老人减少其死亡的威胁。”
述：
文中所提到的“国家安老会社”，是以国家为主体建设各种形式的养老机构，用养老院、安养院来“安抚”老年人的生活。这种方式最大的特点是国家主导，大多不是关爱而是扶助，城市社区近年来做社区居家养老该是这种方式的末梢体现，效果如何，不再赘述。
文中提到的两种方式，一者是机械工业制度的重新安排。现代国家的构建方式从经济上来看，保险制度的完善是途径之一，机械工业制度的逻辑是“市场化”，在现代看来是无可厚非的，连社会工作者都鼓吹市场化公益的前途之必然。矛盾的主体是变化的，相对于《国富论》，亚当斯密更具深远影响的一本《道德情操论》貌似更具探讨性了。工业制度将社会人原子化、商品化，然而在养老问题上，制度的变革更多是思想上的启蒙。
其二是家庭制度的另行调整。文章写于1947年，当时的英国是小家庭制度，中国是家族、宗族的方式，现在看来，我国成了小家庭模式。一个家庭的生活方式挂钩到家庭成员的养老成本，这种成本含请感和时间上的多重投入，能够间接地影响到社会层面养老保障的布局，而财富和精力如何分布，它的目的并非单纯地维持老年活着。不因为老而丧失生命在自然和社会中的价值，这是其一；家庭制度的完善则是使老人免于死亡来临时的恐惧与痛苦，这是其二。
（文原载天津《益世报•社会研究》，1947年9月5日；修订后载《世纪评论》第2卷第23期，1947年12月6日）
潘光旦（1899－1967）是我国现代著名学者，生前曾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大、中央民族学院等校任教。他博学多识、学贯中西，在社会学、优生学、性心理学、教育学、民族史等领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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