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拉时报 Queer Lala Times【研究】两代美国左派社运词汇的变迁
编译：马景超
参考原文：The Rise of the Post-New Left PoliticalVocabulary
作者简介：Stephen D’Arcy 是Huron University College, Western University的哲学副教授，也是长期的社会运动者和组织者，他的教学与研究关注民主理论和实践伦理。
如果研究或者接触过英文世界中的社会运动、平权运动或者批判理论，对“特权”（privilege）、“盟友”（ally）、“压迫”（oppression）这些词汇应该不会陌生。词汇的使用甚至往往是运动者进入运动所首先学会的东西，新词汇的产生则意味着新的理解方式和运动视角。哲学学者Stephen D'Arcy在《后新左派政治词汇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Post-New Left Political Vocabulary）这篇短文中，梳理了两代美国左派词汇的继承与发展。他将六七十年代民权运动时期发展起来的词汇与九十年代至今左派运动者和论述者新提出的词汇大致分为两代，这些词汇我们现在都可以在社会运动论述中见到，而在其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民权运动发展几十年间的思想变化。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兴起的“新左派”（New Left）以种族问题、性别问题、堕胎权利等为运动核心，学生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借鉴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左派词汇，新左派用“团结”（solidarity）、“压迫”、“解放”等词汇来理解种族、性别等问题中的现有权力结构和目标愿景。而在现在的运动者（从九十年代至今，D'Arcy将他们松散地称为“后新左派”）看来，这些词汇则可能忽略了说话者自身的独特位置，试图代表所有人，以及对于权力结构进行过于单一的理解。在六七十年代呼吁“所有女性团结起来反抗父权制压迫”是理所应当的，而在现在，运动者们则会反思这样的呼吁，她们也许会问：是否有一些女性承担了解放者角色，假想自己要去解放其他女性？有哪些种族、阶级、教育程度、语言的女性占据了更多声音，哪些女性的声音被湮没了？等等问题。新左派一代的运动者可能会认为后新左派（他们还被称为“推特左”或者“社会正义博客派”之类的名字）的词汇与话语流于琐碎、失去政治力量、分散运动目标等等；而后者则可能认为前者是在抗拒反思和承认他们享有的特权。
D'Arcy举了一些例子，来帮我们看到具体词汇所揭示的一些理解方式的不同。
新左派使用“压迫”来描述在就业、社会地位、司法公正、暴力侵害等很多社会领域中，一群人所受到的持续的、系统性的不公正，例如种族压迫、性别压迫等；后新左派则使用“特权”来描述在层级制度中（如种族或性别），一些个人因其身份而在日常生活中享有一系列不需努力就可获得的好处、而另一些个人则没有，例如男性特权、白人特权等。新左派使用“团结”来描述一种共同抵抗的姿态，本着“伤害一人就是伤害所有人”的原则，呼吁抵抗的重要性应被所有人共同承认，例如“我是Trayvon Martin”（2013年在弗罗里达州被枪杀的黑人少年）的口号，表明所有人都应为他的受害来加入抵抗；而后新左派则使用“位置性”（positionality）来强调个人的社会位置、尤其是具有特权的社会位置，而这样的位置可能使得一个人无法理解和代言其他不在特权位置上的人，例如“我不是Trayvon Martin”的口号，表明白人应意识到自己在种族社会中所享有的特权，而不是简单地将自己也视为黑人的抵抗的一部分。新左派使用“人民”（the people）来描述与统治阶级相对的一群人，所有工人、所有女人、所有黑人等等，他们被视为一个整体，或者一个潜在的整体，通过动员能够意识到他们的相同性；而后新左派则使用“人们”（folks）来描述复数的人群，不预设他们是一个现成或潜在的整体，从而不排除他们之间也可能有的特权差异。
D'Arcy对这一划分有四点补充：1）后新左派词汇几乎只在英语世界使用，尤其是北美；2）两种词汇现在都在使用中；3）这一派的一些词汇可以被用来表示另一派的意思；4）这些归纳都是简化的，并不代表运动者都是这样说话的。
那么，这样的词汇变化揭示了社会运动视野、思路、策略、想象方面的哪些不同呢？D'Arcy指出了三点：
1）新左派的运动重点是最终的胜利，推翻现存压迫制度（种族主义、性别歧视等）是他们的运动愿景；后新左派的运动重点则是挑战日常生活中的特权，他们悬置了胜利的承诺，而是关注现有权力机制对于每个人日常生活的影响。
2）新左派的分析重点是系统的运作，而后新左派的分析重点则是人际的运作。前者认为社会运动分析的应该是跨越国界的、多年形成的大规模的社会结构，例如压迫和剥削；后者则认为种族、阶级、性别等等特权在日常生活中，就在人与人交往之间的细微层面上产生影响。
3）新左派强调社会群体内部的“同”，而后新左派则强调群体内部的“异”。
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一些理论家所指出的“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和“第三波女性主义运动”（尽管此分类一直存在争议）的区别：第二波于六七十年代兴起，分析父权制对于女性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影响，女性在社会中多种权利和机会的缺失，强调女性作为一个整体的团结；而第三波则于八九十年代兴起，强调看见女性内部也并不是均匀同质的，阶级、教育程度、种族、性取向、年龄等等诸多因素，使得不同女性的体验可以截然不同，对这些不同的忽视也正是一种权力机制的运作，而为女性主义运动设定单一的“一个”目标和策略是不可能的。
可以看到，后新左派的词汇中，有很多正是来自于对于新左派运动与运动论述的反思。例如，六七十年代女性主义运动中曾出现过的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主导话语权、忽视或排斥女同性恋、以及中产阶级主流想象等等，使得许多运动的参与者和观察者开始反思：这一以“解放”为目的的运动是否同时在持续其他层面的压迫。但是，正如D'Arcy所指出的，很多人也对后新左派的社会运动词汇有所诟病，认为它们转移了注意力，忽视了社会结构层面的宏观分析，从而削弱了社会运动的政治力量。在我们采用任何一套词汇和话语的时候，都应该注意到对于这套话语的批判，意识到这套话语本身所可能忽视的盲点。
【酷拉时报】QueerLala2013@gmail.com
参考原文：The Rise of the Post-New Left PoliticalVocabulary
作者简介：Stephen D’Arcy 是Huron University College, Western University的哲学副教授，也是长期的社会运动者和组织者，他的教学与研究关注民主理论和实践伦理。
如果研究或者接触过英文世界中的社会运动、平权运动或者批判理论，对“特权”（privilege）、“盟友”（ally）、“压迫”（oppression）这些词汇应该不会陌生。词汇的使用甚至往往是运动者进入运动所首先学会的东西，新词汇的产生则意味着新的理解方式和运动视角。哲学学者Stephen D'Arcy在《后新左派政治词汇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Post-New Left Political Vocabulary）这篇短文中，梳理了两代美国左派词汇的继承与发展。他将六七十年代民权运动时期发展起来的词汇与九十年代至今左派运动者和论述者新提出的词汇大致分为两代，这些词汇我们现在都可以在社会运动论述中见到，而在其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民权运动发展几十年间的思想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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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兴起的“新左派”（New Left）以种族问题、性别问题、堕胎权利等为运动核心，学生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借鉴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左派词汇，新左派用“团结”（solidarity）、“压迫”、“解放”等词汇来理解种族、性别等问题中的现有权力结构和目标愿景。而在现在的运动者（从九十年代至今，D'Arcy将他们松散地称为“后新左派”）看来，这些词汇则可能忽略了说话者自身的独特位置，试图代表所有人，以及对于权力结构进行过于单一的理解。在六七十年代呼吁“所有女性团结起来反抗父权制压迫”是理所应当的，而在现在，运动者们则会反思这样的呼吁，她们也许会问：是否有一些女性承担了解放者角色，假想自己要去解放其他女性？有哪些种族、阶级、教育程度、语言的女性占据了更多声音，哪些女性的声音被湮没了？等等问题。新左派一代的运动者可能会认为后新左派（他们还被称为“推特左”或者“社会正义博客派”之类的名字）的词汇与话语流于琐碎、失去政治力量、分散运动目标等等；而后者则可能认为前者是在抗拒反思和承认他们享有的特权。
D'Arcy举了一些例子，来帮我们看到具体词汇所揭示的一些理解方式的不同。
新左派使用“压迫”来描述在就业、社会地位、司法公正、暴力侵害等很多社会领域中，一群人所受到的持续的、系统性的不公正，例如种族压迫、性别压迫等；后新左派则使用“特权”来描述在层级制度中（如种族或性别），一些个人因其身份而在日常生活中享有一系列不需努力就可获得的好处、而另一些个人则没有，例如男性特权、白人特权等。新左派使用“团结”来描述一种共同抵抗的姿态，本着“伤害一人就是伤害所有人”的原则，呼吁抵抗的重要性应被所有人共同承认，例如“我是Trayvon Martin”（2013年在弗罗里达州被枪杀的黑人少年）的口号，表明所有人都应为他的受害来加入抵抗；而后新左派则使用“位置性”（positionality）来强调个人的社会位置、尤其是具有特权的社会位置，而这样的位置可能使得一个人无法理解和代言其他不在特权位置上的人，例如“我不是Trayvon Martin”的口号，表明白人应意识到自己在种族社会中所享有的特权，而不是简单地将自己也视为黑人的抵抗的一部分。新左派使用“人民”（the people）来描述与统治阶级相对的一群人，所有工人、所有女人、所有黑人等等，他们被视为一个整体，或者一个潜在的整体，通过动员能够意识到他们的相同性；而后新左派则使用“人们”（folks）来描述复数的人群，不预设他们是一个现成或潜在的整体，从而不排除他们之间也可能有的特权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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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rcy对这一划分有四点补充：1）后新左派词汇几乎只在英语世界使用，尤其是北美；2）两种词汇现在都在使用中；3）这一派的一些词汇可以被用来表示另一派的意思；4）这些归纳都是简化的，并不代表运动者都是这样说话的。
那么，这样的词汇变化揭示了社会运动视野、思路、策略、想象方面的哪些不同呢？D'Arcy指出了三点：
1）新左派的运动重点是最终的胜利，推翻现存压迫制度（种族主义、性别歧视等）是他们的运动愿景；后新左派的运动重点则是挑战日常生活中的特权，他们悬置了胜利的承诺，而是关注现有权力机制对于每个人日常生活的影响。
2）新左派的分析重点是系统的运作，而后新左派的分析重点则是人际的运作。前者认为社会运动分析的应该是跨越国界的、多年形成的大规模的社会结构，例如压迫和剥削；后者则认为种族、阶级、性别等等特权在日常生活中，就在人与人交往之间的细微层面上产生影响。
3）新左派强调社会群体内部的“同”，而后新左派则强调群体内部的“异”。
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一些理论家所指出的“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和“第三波女性主义运动”（尽管此分类一直存在争议）的区别：第二波于六七十年代兴起，分析父权制对于女性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影响，女性在社会中多种权利和机会的缺失，强调女性作为一个整体的团结；而第三波则于八九十年代兴起，强调看见女性内部也并不是均匀同质的，阶级、教育程度、种族、性取向、年龄等等诸多因素，使得不同女性的体验可以截然不同，对这些不同的忽视也正是一种权力机制的运作，而为女性主义运动设定单一的“一个”目标和策略是不可能的。
可以看到，后新左派的词汇中，有很多正是来自于对于新左派运动与运动论述的反思。例如，六七十年代女性主义运动中曾出现过的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主导话语权、忽视或排斥女同性恋、以及中产阶级主流想象等等，使得许多运动的参与者和观察者开始反思：这一以“解放”为目的的运动是否同时在持续其他层面的压迫。但是，正如D'Arcy所指出的，很多人也对后新左派的社会运动词汇有所诟病，认为它们转移了注意力，忽视了社会结构层面的宏观分析，从而削弱了社会运动的政治力量。在我们采用任何一套词汇和话语的时候，都应该注意到对于这套话语的批判，意识到这套话语本身所可能忽视的盲点。
【酷拉时报】QueerLala2013@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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