钛合金灵魂

　　【美】凯瑟琳·谢弗 陈日锋 译 　　2013年《类比》分析试验室奖（The AnLab Awards）最佳短篇小说 　　“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小女孩，四岁，金发？”一位女士问道。看样子她把女儿弄丢了。 　　“穿着绿色针织套衫的那个？”康妮问道。 　　“是啊！”这位女士回答。她极度紧张，身子前倾，两只手紧紧抓住自己的钱包，指关节都发了白。 　　“她和她爸爸一起离开了。”康妮说，“就刚才。” 　　“爸爸？” 　　“留着山羊胡子、穿着风衣、身材魁梧的男人，不是她爸爸吗？” 　　这位女士跑出了商店。康妮看到她站在人行道上，来回张望着整条街，神情十分恐慌。商店里还有其他顾客，所以康妮尽可能不让自己笑出声来。 　　她瞧了一眼衣架，小女孩刚才就站在那里。衣架上的连衣裙左右晃动。小女孩肯定藏在那里，准备跳出来给妈妈一个“惊喜”。 　　惊喜！你妈妈刚刚跑到密歇根大道上找你！ 　　一位老太太走到康妮面前，看到康妮脸上愉快的表情，以为她十分友善。老太太开始和康妮谈自己的猫。康妮讨厌猫，她希望老太太快点付款，然后离开。她非常恼火，因此另一位顾客抱着嚎哭的小女孩走到收银台前时，康妮表现得有点儿过分。 　　“她找不到妈妈了。”这位顾客说。 　　“不足为奇。”康妮说，“你妈妈找你找累了，所以就走了。” 　　小女孩哭得更厉害了。过了一会儿，小女孩的妈妈跑回了商店，她的脸都哭花了。“苏西！”她大喊到。 　　“妈妈！”小女孩回应道。康妮以为小女孩不可能哭得更大声，谁知她还真这么干了。康妮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不让自己受到哭声的影响。她一边整理钱柜里的钞票，一边哼哼。然后她意识到商店里的每个人都在看着自己，无一例外：小女孩的妈妈、找到小女孩的那位顾客、之前一直在看舞会礼服的母女，还有一直在研究珠宝盒的男子。 　　“康妮！”一个冷冰冰的声音从她身后传来，“你在干什么？”原来是经理。 　　****** 　　曾经有段时间，像康妮这样的人是可以融入到人群中的。她本可以掩饰整件事，向别人解释这是个误会。没人愿意承认自己被欺骗了，所以别人宁愿接受这种解释，而不是事实。有时候她这种人甚至可以用这些理由来摆脱困境。这么做总能奏效。 　　不过从2020年开始，法律规定：反社会性人格障碍测试呈阳性的人——占总人口的4%——必须向他们的雇主公开这一信息。当然这类人大部分都不愿意这么做。具有反社会性人格障碍的人不可能真正做到诚实和信息透明。不过这些信息一旦被发现，就一定会永远贴在你的记录中。 　　康妮知道自己面对小女孩时，哪里做错了。她不应该向顾客们撒谎，就算开玩笑也不行，尤其是开玩笑。她不允许对任何人开玩笑。 　　对于这个规定，她曾经和自己的心理医生争论过。她说：“其他人都能开玩笑，比如愚人节的时候。” 　　“可你不行。”心理医生说。 　　康妮必须遵守一系列的规定，才能保住工作、免遭麻烦。这些规定很难记住。康妮痛恨这种不公平，痛恨自己因为与众不同而被孤立起来。这只不过是一种特殊的残疾，如今却成了诉讼的依据。 　　****** 　　那天晚上，康妮一直都在玩“帝国”这款网络游戏，把自己的账号练到了十六级。她的单间公寓里有一扇窗户，可以俯瞰两栋大楼间的小巷，不过照不到阳光。所以屋子里唯一的光线来自她的电视屏幕，即便是中午也是这样。一台Xbox游戏机摆在起居室最显眼的地方，墙上有一排书架，上面放满了盒装游戏光盘，各种游戏攻略书散落在地板上。 　　最近一段时间，她正处于“无男友过渡期”，失去商店营业员的工作让她的生活更加困窘。通常情况下，她会让男朋友给自己买一些新的游戏光盘或者游戏系统。现在，她不得不到“帝国”网络游戏上再钓一个金龟婿。总有一些形单影只、孤单寂寞的男人玩这种网络游戏，而且男女比例高达20:1。 　　她只要钓到一个男人就能拯救自己，不必急着去找工作。她的公寓里除了那些游戏手柄，还有一张床、一张长沙发、一个小酒柜和一个衣柜，衣柜里放满了她从商店里“买”来的衣服（只有一部分衣服是她花钱买的）。 　　她现在不睡在卧室里。母亲死后，姨妈从老房子里搬来了一大堆垃圾，地上和床上都放满了东西。有好几箱书、娃娃、毛绒玩具、相册、学校的试卷，还有她那把旧小提琴。她本打算把这些东西整理一遍，要么全部扔掉，要么在网上出售。不过那得费很大的工夫。关上卧室的门，睡在长沙发上就省事多了。更何况现在又没有其他人和她住在一起。 　　失业的另一个好处就是：她不必和往常一样半夜就得上床睡觉。她玩“帝国”一直玩到早上四点，然后就倒在电视前面睡着了。电视屏幕还停留在游戏的菜单界面，背景主题曲还在响个不停。 　　****** 　　康妮一直睡到下午才醒了，一整天都无所事事。她有一长列的新游戏要买，可是冰箱空了，她得吃东西。她的银行存款已经不到一百块了。她绝妙的计划——钓个能给他买游戏和各种东西的金龟婿——在黄昏前不可能帮她搞到面包和牛奶。 　　超市麦片货架和肉类柜台之间的某个地方传来手机的铃声。康妮号码都没看一眼，就接了电话。 　　“是康妮·斯塔什维克吗？”电话里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 　　“是的，我是康妮。”她说。 　　“你填过一些调查表。这些调查表表明，你可能对临床试验感兴趣。” 　　她抓起一包带骨头的猪排，扔到购物车里。 　　“我真的不感兴趣。”她说。 　　“我们会付给你一千美元。” 那个男人说。 　　康妮停下了脚步。她站在那儿，一只手抓着购物车的把手，另一只手握着手机放在耳边。购物车只装了一半，可是没钱买啤酒了。而且她已经把家里所有的游戏都玩通关了，那些游戏实在太无聊了。“好吧。”康妮说，“我接受你们的邀请。” 　　****** 　　邀请康妮参加临床试验的诊所就在郊区的一家小医院里——就是那种做整形手术或者进行个人神经反馈治疗的地方。康妮期待着自己出现在一间有一大群实验对象的会议室里，然后走进某个房间，看看墨迹测试图或者其他图表。可事与愿违，她走进了一间私人办公室，打电话给她的男人正等着她。 　　“我叫麦克。”他伸出一只手说。他大概六英尺高，身材很棒，十分帅气。他穿着一套昂贵的套装。康妮估计他能买得起很多游戏。 　　康妮露出灿烂的笑容，握住了他的手。“康妮。”她亲切地说。 　　“请坐，康妮。”他示意康妮坐在旁边的一张单人沙发上。康妮坐了下来，微微叹了口气，然后脱下鞋子，按摩着自己的脚踝，并且把短裙往大腿上方撩了撩。“这双鞋折磨死我了。”她抱怨道。 　　“我也同意。”麦克说。他靠在办公桌的边缘，完全无视她的大腿。“我们开始吧。” 　　麦克递给康妮一个文件夹。文件夹的封面上写着：反社会性人格障碍假体植入试验。里面的文件大概有一英寸厚。 　　麦克把手伸进自己的口袋，拿出一块小小的银片，放在康妮的掌心。这块银片光滑冰冷，并且闪闪发光。康妮翻看了几次，又把它还给了麦克，等待他的解释。 　　“这是一个假体良心，用钛合金制成，里面有个微电脑。它目前处于临床试验的第三阶段。” 麦克解释道。 　　“我明白了。你想让我试试看？” 　　“是的，你是这次试验的理想人选。我们招募不到其他志愿者。” 　　“这玩意儿要植入身体的什么地方？”她问。 　　“你的大脑。” 　　“那不行。”康妮说。她放下翘起的腿，站了起来。她不确定自己该不该使用人工的良心。在康妮看来，良心会导致荒谬愚蠢的行为。 　　“进展如何？”麦克问。 　　“什么进展如何？” 康妮抚平裙子，拿起单肩包。 　　“你知道的……生活琐事。”麦克说。 　　“很好！”康妮回答，“感谢你这么关心我。” 　　“一年内被解雇三次，你觉得‘很好’……”麦克替她把话说完。 　　康妮呆住了，单肩包的皮带恰好举到半空，没有挂到肩上。她耸耸肩，没有回答。 　　“你恐怕记不住那些规定。”麦克说，“不许说慌；不许欺骗；不许偷盗。你是个反社会者，从未爱过任何人，也没人真正爱过你。” 　　“爱被高估了。”康妮回答。她甩了一下头发。“也许我还没找到合适的人。”她浅浅一笑，心想麦克会开哪种车。所有人都会觉得他是合适的人。 　　“你没有良心。”麦克继续说，“无论何时都没有什么能阻止你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如果做不到，你就会折磨动物。”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它们只不过是动物。你不会是替那些动物抱不平的人权活动家吧？我并没有砍死它们或者做其他恶毒的事情。我从不留痕迹。” 　　“你利用其他人，毁了他们的生活。” 　　“我不是杀人犯。” 康妮说。 　　“你会孤独并且耻辱地过完这辈子。你珍惜的每一样东西都会离你而去。你永远都不可能了解真正的快乐。无论你走到哪里，人们都会发现你是什么样的人，然后把你赶出去。最终你无处可去。” 　　“骂得很好。” 康妮说，“不过一千美元不足以打开我的头盖骨。” 　　“我没准备付给你一千美元。”麦克说。 　　“你撒谎。”康妮感觉到自己的嘴角在抽搐。她无法忍受对方把自己骗到这间办公室来，又把自己一顿痛骂。“干得好啊。” 　　“康妮，今天警察局已经签署了一份逮捕你的授权令。罪名是盗用公款。你因盗窃一万美元而被通缉。” 　　康妮感觉自己的脸刷地一下白了。“你一走出这扇门，就会遇到两名警官。他们正等着把你送进拘留所，然后给你判刑。只要你接受这次移植手术，检察官和原告都会同意撤诉。” 　　“我明白。”康妮说，“我签字。”五年前，她挪用了一万美元，并且花得精光。她本以为那么做合情合理。她又重新坐到沙发椅上，打开文件夹。“我们什么时候开始？” 　　****** 　　一个月后，康妮待在诊所北翼的病房里，身体从手术中慢慢恢复。 　　“我的头特别痒。”她告诉医生。那大得惊人的创口基本上愈合了，医生也已经为她拆了线，只是头痒得都快把她逼疯了。 　　“你的头发开始重新生长。”医生说。 　　托马斯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头上长着缕缕金发，只可惜已经开始秃顶了。他穿着一件格子呢衬衫，手里拿着笔记板，说起话来柔声细语。“你还有其他不适的感觉吗？”他问。 　　离手术完成已经有十天的时间了。止疼药的药效一过，康妮依然会感到头疼。她一直在等待良心发出轻轻的声音，在她头脑里低语。可现在脑海里一片寂静。当然她还有别的感觉。 　　“我感觉自己很害怕。”她说。 　　“害怕什么？”托马斯问。他在笔记本上做了一些记录。 　　“我不知道，也许是害怕这个房间。”康妮说。她的病房朴素而私密，是手术之前她自己要求住的房间。 　　“此刻你感觉害怕吗？”托马斯问。 　　康妮眉头紧锁，茫然地扭动床单的一角，冥思苦想。最终她回答：“不，我现在不害怕。” 　　“这么说你并不一直害怕？” 　　康妮点点头。“有时候会害怕。只……只要有人来这个病房，我就不害怕。” 　　托马斯点点头，又做了一些记录。 　　“这里非常安静。” 康妮说，“这……这是否意味着什么？” 　　“你感觉到寂寞了。”托马斯说。“我们这里的病人在植入体开始修正时，通常都会第一次体验到比以前更加强烈的情绪。植入体正在修正你对于寂寞的感觉。不过在你以前感受到的情绪中，与它最接近的就是恐惧，所以你觉得害怕。” 　　康妮点点头。“害怕孤单。”她说。 　　“没错。” 托马斯点点头，“恐惧是一种十分强大的激励因素。在大脑的恐惧中心——脑垂体中，甚至有一个单独的记忆存储区，它能够存储与恐惧有关的各种记忆。即使你的意识已经忘记了这些事，可它依然记得很牢。” 　　“当我孤独时，我会一直害怕吗？” 康尼问托马斯。 　　托马斯回答：“不，目前你正处于这个阶段。你会挺过去的。”他把笔放到衣袋里，站了起来。“反社会者无法像正常人一样体会到情感上的痛苦。一旦你适应了植入体，你将感受到更多从未体验过的情绪。” 　　“别走。”她说。康妮命令他，乞求她，脸颊上甚至流下了一滴眼泪。 　　“我会回来的。”托马斯拍了拍她的手，走出了房间。康妮又感觉到那种名叫“寂寞”的烦躁不安的感觉——介于厌烦和恐惧之间，又混合了其他一些感受。 　　****** 　　托马斯再次回到病房时，康妮的膝上放了一小堆皱巴巴的卫生纸。 　　“把它取出来。”她说，“我改主意了。我不想要它。”寂寞的感觉变得越来越强烈。这种感觉一直存在，挥散不去。一种模糊的向往折磨着康妮，更糟糕的是，她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向往什么。她不断地回忆自己的人生，搜索自己需要的东西，可怎么也找不到。这种缺失感一直在刺痛她的心，甚至连身体都有了感觉。康妮感觉自己的胸口像被某个重物压得喘不过气来。她依然没有听到自己良心的低语。 　　“它根本不起作用。”康妮抱怨道，“我很痛苦。” 　　“此刻我们恐怕也无能为力。”托马斯说。他的表情看上去非常耐心，能够理解康妮有一种想扇他耳光的冲动。 　　“不，你们有办法。”她一字一顿地大声说，“我要求你们移除植入体！” 　　“这么做太危险了。”托马斯说，“短时间内，我们不能这么做。” 　　“那要等多长时间？”康妮冷酷地说，“要等多长时间才能把它从我头里弄出来？” 　　“最起码要一年。”他回答。 　　康妮大声痛哭起来。她似乎一直在哭。这些眼泪不是她假装哭给自己母亲看的眼泪，也不是哭给陌生人看、让他们可怜自己的眼泪。她现在的哭泣是一种难受、揪心的呜咽，哭得几乎喘不过气来。她觉得自己嘴扭曲成痛苦的样子，而自己的痛哭是发自内心深处的.她的心都快被撕裂了。康妮这辈子还从没经历过如此可怕的事情。托马斯递给她一张卫生纸。 　　“很多人发现，要想舒舒服服地度过这一段恢复期，就必须让自己忙碌起来，或者和朋友们多接触。” 托马斯对康妮说。 　　“怎么才能让自己一直忙碌呢？”康妮啜泣着说，“我在医院里。” 　　“你现在没必要继续待在医院了。”托马斯说，“我来就是通知你，现在你可以走了。” 　　她一想到自己空荡荡的公寓，就立即感觉到又一阵寂寞向自己袭来。她差点又开始啜泣。可不知怎么的，她突然觉得整件事都很荒谬，不由得大笑起来。她感觉好多了。 　　所有的主治医生都过来了，递给康妮一叠药方和出院医嘱，医嘱上还留了一个电话号码。医生让她过段时间打电话到医院，安排接下来预约诊治和检查身体的时间表。这些都是她必须经历的治疗过程。突然间，康妮就站在医院的大门口，穿着外出的衣服，等待出租车的到来。 　　****** 　　康妮在自己公寓楼前面的路边下了车，付了车费，直奔楼上自己的公寓。家里熟悉的灯光、声音和味道让人欣慰。透过街上驶过的车辆发出的辘辘声，她能听到低音贝斯弹奏的节拍。楼下的邻居打开门时，她还能听到别人的声音从楼梯间飘上来。就连走廊里旧地毯尘封已久的味道，都在告诉她，这才是正常状态。她感到十分欣慰。 　　唯一与这个地方格格不入的是她那军人化的新发型，还有她头上已经愈合的伤疤。 　　康妮本以为自己还会感到寂寞，不过一坐到沙发上，整个人就放松下来了。她似乎克服了寂寞。 　　有人敲门，康妮站起来去应门。费德曼先生站在门口，他从楼下门厅上来的，手上拎了一个购物纸袋。这位老人至少有七十岁，是一位退休的大学教授。 　　“我替你收好了所有的信件。” 费德曼先生说，“还有报纸。” 　　康妮忘记通知邮局停止送信件和报纸了。去年楼下的太太度假去了，康妮的信箱里堆满了信件。结果就有人破门而入，把她的公寓一扫而光。费德曼先生这么做很可能保住了康妮的Xbox游戏机。 　　“哇，真是太感谢了。”康妮接过袋子说。她觉得自己植入良心以后，应该变得“正常”，能够理解像费德曼先生这样的好人所做的事情——为陌生人做好事。不过这么做真的没什么道理。你为陌生人做好事，他们却在你身上拉屎拉尿。这种事发生的百分比有多少呢？自从植入良心以后，她丝毫没有想到要为某个人做些好事。 　　“你出远门了？” 费德曼先生问。 　　“我做了个手术。” 　　“癌症吗？”费德曼先生以为康妮头发全部掉了。 　　康妮点点头，这么说总比说出事实要容易得多。她不明白植入体怎么没有朝自己尖叫，让她说出事实。也许植入体坏了。 　　“有没有人帮你？” 费德曼先生问，“比如家人？” 　　“我母亲去世了。”康妮回答。 　　“噢，那太可怕了。”费德曼先生紧握双手，拧在一起。 　　康妮感觉到脸颊绯红，她意识到植入体给自己展示了一种新的情绪。她觉得这种情绪可能是尴尬或者羞愧。 　　康妮从未对母亲的死感到心痛过。在母亲的葬礼上，她假装嚎啕大哭，好让别人送自己东西——食物、金钱……可她一点都不感到羞愧。费德曼先生对康妮母亲的去世感到非常难过，比她自己都要难过。“没事。”康妮喃喃说道。 　　“如果你需要什么，不管是什么……”费德曼先生说，“你可以打电话找我。”他拉着康妮的手，紧握了一下，然后慢慢下了楼。根据以往的经验，康妮知道很多人都会这么说，不过他们未必真的这么做。该死，她自己也是这样的人。不过此刻她意识到，费德曼先生说这话是真心诚意的。康妮摇摇头，感到无法理解。 　　****** 　　康妮对视频游戏已经失去了兴趣，在网上找工作也没有占用她所有的时间。因此不久之后，卧室里那一大堆箱子把她吸引过去了。不少箱子里装着照片、旧纪念品、获奖证书和学校的试卷。她平静地把这些东西翻了一遍。 　　她本以为手术之后，自己会为这些旧东西而伤感，可是现在她什么感觉都没有。她把所有东西倒了出来，分成两堆，一堆是留下来的东西，另一堆是准备出售的东西。此时她手里拿的是那把小提琴。在她三岁时，母亲就开始送她去上小提琴培训班，耐心地引导她学了整整十五年的小提琴。 　　康妮也不知道自己还会不会拉小提琴了。上大学时她主修的是音乐，可大一没上多久就辍学了。课业负担非常重，而且她练习小提琴独奏《中国花鼓》时，教授觉得她是在“机械地”演奏。教授认为康妮应该在乐器上投入更多的感情，可教授却没法告诉她怎么做。因此她就退学了。 　　康妮把小提琴拿了起来，给它调音。这把小提琴很棒，能够演奏出平稳柔和的音调。她的老师曾经告诉她，这种音调就像夏日一般美好。 　　她拉了两个音阶，然后开始演奏独奏曲的开头几个音节。可她拉出来的曲子断断续续、乱七八糟。她左手的手指已经找不准音符了，持弓的右臂也显得呆板笨拙。她竭力强迫自己的手指去奏这首曲子，试图摆脱自己的笨拙，可怎么也做不到。曲子拉不下去了。 　　她叹了口气，把小提琴放到了“出售”的那一堆杂物中。 　　****** 　　康妮的手指划过手机上的按钮，拨打她“最好的朋友”的电话号码。高中时她就认识谢丽尔。医院的医生让她多和朋友接触，可她并没有任何真正的朋友。谢丽尔只不过是她以前一直认为有利可图的一个人。 　　“喂？”谢丽尔接了电话。 　　“是谢丽尔吗？” 　　“你是康妮？康妮！” 　　“我前些日子做了个手术。”康妮告诉她，“现在还在康复中。你愿不愿意过来坐坐？” 　　两人沉默了很长时间。“去你的公寓吗？” 谢丽尔的声音听起来有点儿滑稽。过了一会儿，康妮才想起来她们的“友谊”是如何形成的。她曾经要求谢丽尔帮她替很多天的班，否则她就会告诉经理，谢丽尔给客人倒饮料时短斤少两，还和酒保私分现金。康妮就这么少上了很多天的晚班。一想起这件事，康妮觉得谢丽尔可能不愿过来。康妮意识到，谢丽尔可能对自己的所作所为非常生气。她明白谢丽尔肯定会把仇恨铭记在心，她们会闹得很僵，可这样的事情从未发生。相反，康妮被饭店老板开除了，原因是有人告发她在工作间隙吸毒。 　　“对不起，康妮。”谢丽尔说，“我现在忙得要死，要加很多班。” 　　“我能理解。”康妮说。她竭力不让自己的声音颤抖。 　　“你工作找得怎么样呢？”谢丽尔没好气地说。康妮把手机从耳边拿开，掐了电话。她的喉咙一阵酸痛，就是快要哭出来的那种酸痛。“真该死！”她伸手去拿纸巾盒。 　　不过康妮并没有哭太长时间。眼泪刺痛了她的双眼，但没有流下来。她从来都不喜欢谢丽尔，谢丽尔的拒绝只会伤害她的自尊。相反，她感到十分愤怒。这让她想起了自己的小提琴和《中国花鼓》。她又把小提琴从箱子里拿了出来。她没有拉克莱斯勒的曲子，而是开始拉《一闪一闪小星星》——她刚开始学小提琴时拉的第一首曲子。 　　拉完这首曲子，康妮根据当年自己学的顺序，把教科书上的曲子全部拉了一遍。每一首曲子都能唤起一段记忆，大部分记忆都和她母亲有关。在这些记忆中，音乐以一种从未有过的方式给记忆涂上了美丽的色彩。 　　演奏到第三本教科书中间一首曲子时，一阵敲门声打断了康妮。她拉小提琴已经拉了好几个小时。放下乐器时，康妮感觉自己的胳膊很沉重。敲门声又响了起来。 　　“等一下！” 　　康妮早上八、九点开始拉小提琴的。现在几点了？太阳已经下山了，她还没吃早饭，甚至都没停下来洗个澡。 　　康妮打开门，发现费德曼先生正站在走廊里。他手上捧了一个棕色的杂货纸袋。他想干什么？纸袋里有什么东西？ 　　“我给你买了些东西。” 费德曼先生说，“我可以进来吗？” 　　康妮往后退了几步，微微一笑，低声说：“谢谢。” 　　费德曼先生把杂货袋里的东西拿了出来。他把一夸脱（0.946升）牛奶、一桶黄油和一条面包放进冰箱。杂货袋里还有一些从街上熟食店买来的用白纸包好的冷盘肉片，还有一塑料袋苹果。康妮家食品柜的厨壁上残留了一些花生酱和果冻。这是食品柜里仅有的两种食物。 　　康妮突然觉得植入体迫使自己对别人的动机产生了疑问。难道她正在体验别人对自己的“同情”？如果是这样的话，也许她最终能听到“良心”跟自己说话。她专心地等待着。没有，还是什么声音都没有。 　　“费德曼先生，你真的没必要这么做。”康妮说。 　　“当然没必要。” 费德曼先生用那双噙满泪水的眼睛看着康妮，“但我想要这么做。任何一个得了癌症的人都不应该孤苦伶仃，没有亲人陪伴。” 　　“我没得癌症。”康妮想都没想，脱口而出。 　　费德曼先生眨了眨眼睛。 　　“我得了——”康妮犹豫了一下。恐怕她很少按照法律的要求说真话。突然，她哽咽了一下，用刺耳的声音说：“我得了APD。” 　　费德曼先生皱起了眉头，没听明白。也许康妮的声音太难听了。 　　“反社会性人格障碍。”康妮说。她气得直哆嗦。“我是个反社会者。”她说。太气人了。她的内心已经很受伤了，还得一字一句地讲给这个愚蠢的糟老头听。 　　“哦?” 费德曼先生说，“那你是不是有个植入式假体良心？” 　　康妮吃惊地看着费德曼先生，又把视线转到其他地方。 　　“我从杂志上读到过这方面的报道。” 费德曼先生说，“你知道吗？我以前是教心理学的。反社会性人格异常是我最喜欢研究的一种心理疾病。” 　　“你……最喜欢？”康妮问。她感到很困惑，但心里也宽慰了许多，也许还有点沮丧。她本以为自己会吓到费德曼先生。恰恰相反，费德曼先生只是把头缩了一下，似乎表明这并不是什么稀罕事，远没有康妮想象得那么稀罕。这种感觉就像是自己赤身裸体时被一个陌生人看到了，最终却发现这个陌生人是个妇科医生。 　　“你喜欢五香熏牛肉吗？”费德曼先生——应该是费德曼博士——问。 　　“五香熏牛肉？” 　　“你应该知道的，盐腌腊肉，意大利风味的。” 　　“你是不是还想问我治疗进展如何？我对植入体适应的情况怎么样？我是不是已经有了良心？” 　　“呃，我真的是想知道你想不想吃五香熏牛肉。如果你不喜欢，我准备带回家给斯米梯吃。” 　　“斯米梯?” 　　“我养的猫。听着，我知道你每天都在接受治疗。你不需要另外一个人在你头脑里面修补。另外，我们现在并没有进行心理治疗。” 　　“我喜欢。”康妮说，“我特别喜爱五香熏牛肉。不过我现在真正需要的是朋友。谢丽尔不愿意和我说话。” 　　费德曼先生又从袋子里拿出一盒（半加仑）那不勒斯口味的冰淇淋。“我看这主意不错。”他说，“不过如果要我和反社会者交朋友，必须让我拥有吃巧克力的优先权。” 　　康妮把沙发清理了一下，给费德曼先生腾出块地方，让他坐下。然后康妮开始讲述自己和谢丽尔之间发生的故事，并且抱怨自己植入了良心后过得很不开心。 　　“明年我想把它取出来。” 康妮说，“越快越好。”她刮了一下碗底已经融化了的冰淇淋。本来是三种颜色的冰淇淋现在混和成了浅褐色的“泥浆”。“根本没作用。” 　　“不，它已经起作用了。”费德曼先生说，“虽然你自己感觉不到，但我已经看出来了。” 　　“没作用。”康妮说，“我从未有过良心，现在也没有。” 　　“你是不是没听到某种微小的声音？”费德曼先生问。 　　“没有。” 　　“当然没有了。那只不过是一种不太恰当的隐喻。良心是一种感觉，一种本能。你做正确的事情是因为你必须这么做，而不是因为头脑里有个声音告诉你要这么做。” 　　“但愿如此。” 　　“跟你说句实话，如果你听到微小的声音，反而是个坏兆头。” 　　“为什么？” 　　“那是你内心的反社会因子，孩子。” 　　“我就是个彻彻底底的反社会者。” 康妮说，“我的内心什么都没有。” 　　“你现在有了。你的良心会成为你内心的动力。如果你听到某个声音，那肯定是你内心的反社会因子在作祟，干扰你心中正确的想法。” 　　“他们遇到的就是这种情况吗？那些犯罪的非反社会者？我一直有疑问，为什么人们把我看成是恶人。那些人明明有完美的良心却不用，而我只是被迫做了一些事情。” 　　“比如什么事情？”费德曼先生问。两人又沉默了很长时间。康妮听到远处的警笛声，听到费德曼先生的呼吸声。她甚至希望钟的滴答声能打破房间里陡然紧张的气氛。 　　“就在那心跳的一瞬间，就为了50块钱。” 康妮说，“我就可能出卖你。我就是这样的人。根本就没有什么钛合金灵魂，也没有什么微小的声音。我会利用你，然后过河拆桥。” 　　“你不会的。”费德曼先生说。 　　“我会的。”康妮说，“离我远点。” 她试着狠狠地瞪费德曼先生一眼，可她感觉到自己已经热泪盈眶。又来了！ 　　“我该走了。”费德曼先生说。他把碗放到厨房的吧台上。康妮从他的眼中看到了一丝恐惧。他走向公寓的门。 　　“该死！”康妮抱怨道。为什么费德曼先生要怕自己呢？做朋友不应该互相害怕。“该死！该死！我才不需要又一个该死的心理医生！”她从咖啡桌上抓起装了半杯水的玻璃杯，扔向费德曼先生刚刚离开的地方。玻璃杯砸在地上，摔了个粉碎，水溅了一屋子，地毯上到处都是玻璃碎片。 　　****** 　　凌晨两点的时候，康妮总算奏出了《中国花鼓》这首曲子。她毫不在意自己手臂、手腕和背部的疼痛。她过去所有的音乐教科书铺满了整个地板。她的内心已经过了精疲力竭的顶点，冲向另一个极端。她太累了，再也扛不住了。 　　但音乐自始至终推动着康妮。琴弦上的手指上下翻飞，顺利完美地奏出每一个音符。康妮闪电般地奏出了由十六分音符组成的曲调。她右手的琴弓在琴弦上干净利落地横拉时，或许在慢镜头下才能大致看清楚她的左手手指是如何在琴弦上跳舞的。 　　康妮拉起了自己的独奏曲。平生第一次，她感觉到自己的内心随着音乐一起澎湃。她终于明白，那位教授说的话是正确的。当年她只是一台机器，一个拉小提琴的机器人。虽然奏出来的曲子音调很完美，节奏很完美，但每一个音符都毫无生气。 　　康妮想起了母亲，很想跟母亲说一声抱歉。她记得托马斯告诉过自己，与恐惧有关的记忆都藏在脑垂体中；她很想知道，大脑里是不是也有额外的存储空间，来存放与爱有关的记忆。那一瞬间，康妮没有感受到母亲对她的爱。这么说不准确，但这的确是她第一次发自内心地想要感受到爱。这是一种与孤独十分相似的感受，不过非常特殊，并且以个人为导向。 　　康妮想问自己的母亲，这么多年自己从来都没有回报过母亲，可母亲为什么还要为她付出那么多。她想搞明白。 　　康妮突然觉得自己应该向费德曼先生道歉，不过现在已经是深更半夜了。她准备第二天上午去向费德曼先生道歉。 　　****** 　　康妮来到费德曼先生家门口，敲了敲门，可是没人答应。她似乎听到了某样东西重重地摔在地上，在地上翻滚，可就是没人应门。费德曼先生肯定非常生气。 　　康妮只好转身离开，艰难地哽咽了一下，快速地眨了眨眼睛，诅咒自己是个白痴。费德曼先生是第一个向她伸出橄榄枝的人，她却差点把一杯水砸在人家头上。 　　过了一段时间，康妮又回来了。不过时间已经到了下午，费德曼先生的报纸还放在门槛上，没人动过。康妮使劲敲门，把耳朵贴在门上，可什么声音都听不到。她产生了一种新的感觉。这种感觉绝对是恐惧。 　　康妮用手转动门把手。门开了。 　　费德曼先生坐在沙发上，身上依然穿着昨晚的衣服。他死了。康妮还没有走过去摸他时，心里就十分清楚。这位老人打盹时，在睡梦中死去。她真想大哭，对自己昨晚的行为很生气。她不是为费德曼先生哭泣，而是为自己哭泣。费德曼先生是自己第一个朋友，现在却离她而去。 　　神奇的良心植入体又让她体验到了另外一种感受，和违反道德或者自私十分类似的一种感受。 　　康妮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环顾四周。她知道自己应该报警。某个东西碰到了她的腿。她低头一看，一只长着橙色绒毛的猫用身体摩擦着她的腿。它在康妮的脚踝之间徘徊。康妮用一只脚把猫轻轻推开，在屋子里乱转，考虑是离开这里还是打电话报警。 　　就在这时，康妮看到费德曼先生的钱包就放在吧台上。她走了过去，打开钱包。那只猫跳到吧台上，用头撞康妮的手臂和手掌。康妮突然想起来，这只猫名叫斯米梯。 　　斯米梯调皮地用爪子抓住康妮的手腕。康妮的手背使劲一甩，把它摔到了地上。不知何故，她突然暂停翻钱包，看着那只猫。为什么要打它？她感觉自己很恶心。 　　钱包里有一张五十美元的纸币。她把钱塞进自己的口袋。费德曼先生帮过她，给她买了不少食物，帮她收邮件。她突然听到头脑里有一个微弱的声音：费德曼先生肯定希望我收下这笔钱。 　　她呆住了，仿佛有冰水从她背上流过。斯米梯又来撞她的腿。它究竟想要什么？那个微弱的声音又响了起来。 　　康妮开始颤抖。她想把五十美元放回去。斯米梯用两条后腿站了起来，两只前爪搭在康妮的腿上，爪子轻轻地刨她的腿，一双绿色的大眼睛仰视着她。就在那一瞬间，康妮知道这只猫要什么了。它的食盆空了。它坐在吧台上，离费德曼先生的钱包有六英尺远。康妮吸了一口气，把钱放回了钱包。 　　不偷死人的钱并不在反社会者必须遵守的规定之列，但她总觉得这么做不对。相反，她从厨房的碗橱里找到一罐猫粮，为斯米梯打开罐头。 　　斯米梯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几乎都没停下来喘口气。康妮茫然地活动了一下脊柱的各个关节，感觉心情平静了不少。她俯下身趴在吧台上。斯米梯吃完后，转过身来撞她，并且用整个身体去蹭她的脸颊。康妮意识到，费德曼先生的亲戚来整理东西之前，必须得有人每天喂斯米梯。她明白，如果没有食物和水，斯米梯每天会遭多大的罪。 　　托马斯告诉过康妮，要让自己忙碌起来，并且多和朋友接触。这是一条多么愚蠢并且毫无价值的建议！谢丽尔拒绝了她，母亲早就离她而去；费德曼老先生她才刚刚认识，就这么撒手人寰了。这三个人类朋友都离康妮而去，不过这个猫科朋友她或许能搞定。 　　“你愿不愿意和一个反社会者交朋友呢？”康妮问。斯米梯咕噜了一声，作为回应，又开始大快朵颐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