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皇帝的一张“课表”（节选）

  李大鸣
    明隆庆六年(1572年)五月二十六日，36岁的隆庆帝龙驭上宾，六月初三日，10岁的皇太子朱祤钧即位，改元万历，是为万历皇帝。隆庆帝在留给儿子的遗诏中说:“与皇太子。朕不豫，皇帝你做，一应礼仪自有该部题请而行。你要依三辅臣(指内阁首辅高拱、次辅张居正、成国公朱希忠)、并司礼监辅导，进学修德，用贤使德，无事怠荒，保守帝业。”除了国事外，对一个10岁的孩子来说，“进学修德’自然成了遗嘱的重要内容。皇家历来重视对皇子的教育，由草莽英雄朱元璋建立的明朝也不例外。其实这一年的三月，10岁的皇太子就已正式“出阁就学’，开始接受传统文化与伦理道德的训练，为将来成为一个“称职“的君主作准备。
               
    皇帝就学，分为日讲和经筵两种。日讲是学习平常的知识，经筵是为皇帝讲授经传史鉴特设的讲席；日讲为经常性的学习，经筵为不定期的讲座。皇帝年幼时日讲尤受重视。作为接替高拱的内阁首辅，张居正做过隆庆帝潜邸时的师傅，这一经历是他能在隆庆朝入阁的重要因素，因此他义无返顾地承担起小皇帝学习的事务。
    这一年六月，他上书为万历帝初步排定了上朝与日讲的日程表。具体日程是:每月逢三、六、九日上朝，其余的日子都日讲。上朝的日子免去日讲，日讲的日子不再上朝。这就是说.每十天里有三天上朝，其余七天日讲，除了大寒大暑等特殊天气外，一概不许停辍日讲之功。这种日程安排充分考虑到万历帝年龄幼小需要学习的实际，将日讲放到了优先于上朝的地位，得到了太后及朝臣们的一致认可。对每一天日讲的内容，张居正专门上了
《日讲仪注八条》，对其做了相当细致的规定。据《春明梦余录》卷九记载，这八条是:
    每日讲读《大学》、《尚书》。先读《大学》十遍，次读《尚书》十遍，讲官各随进讲。毕，即退。
    讲读毕，皇上进暖阁少憩，司礼监将各衙门章奏进上御览，臣等退在西厢房伺候。皇上若有所咨问，乞即召臣等至御前，将本中事情一一明白敷奏，庶皇上睿明日开，国家政务久之自然练熟。
    览本后，臣等率领正字官恭侍皇上进字毕。若皇上欲再进暖阁少憩，臣等仍退至西厢房伺候。若皇上不进暖阁，臣等即率讲官再进午讲。
    近午初时，进讲《通鉴》节要。讲官务将前代兴亡事实直解明白。讲毕，各退，皇上还宫。
    每日各官讲读毕，或圣心于书义有疑，乞即问臣等，再用俗说讲解，务求明白。
    每月三、六、九视朝之日，暂免讲读，仍望皇上于宫中有暇将讲读过经书从容温习.或看字体法帖。随意写字一幅，不拘多寡，工夫不致间断。
    每日定于日出时请皇上早膳。毕，出御讲读。午膳毕，还宫。
    查得先明事例，非遇大寒、大暑，不辍讲读。本日若遇风雨。传旨暂免。
    上面八条可以说是万历帝的一张简易“课程表”： 每天不亮就需起床，早饭后即赴文华殿听日讲。第一节课是学习儒家经典著作《大学》与《尚书》，先是传统式的通读背诵，然后是讲官串讲。课间休息的时候，还要在司礼监太监的协助之下边处理奏章边锻炼应对国事的实际操作能力。第二节课是正字课，万历需工工整整写字若干幅由正字官指点，接受他们中肯的意见。接下来的第三节课主要是有选择地讲解《资治通鉴》，通过探求历代兴亡的规律，让万历借鉴其中的帝王统治经验。三节课上完，已是中午，用罢午膳，皇帝起驾还宫，一天的日讲结束。另外，就是上朝不日讲的日子，万历仍需要温习经书或习字，遇上疑难的问题，应在讲官讲毕及时向辅臣发问。一年四季，除了过年和大寒大暑等天气外，并没有假期。看来小皇帝的学习日程是非常严格，较常人一点也不轻松。另外，万历帝生母李太后对他管束很严，每逢经筵日讲之后.总要他复述一遍，如遇到该背的书没有背下，就要受到训斥.甚至罚跪，而万历对母亲又十分畏惧，这也是他不敢懈怠的原因之一。
                
                
    经筵的仪制要比日讲隆重得多。内阁大学士和六部官员亲自参与其事。经筵分在春、秋两季节进行。月凡三次，逢二进行。春讲，二月十二日始，五月初二日止；秋讲，八月十二日始，十月初二日止。全年共15次。经筵主要讲解四书与五经，结束后光禄寺在皇极殿(今太和殿)东庞设宴款待参加经筵的官员们。
    日讲和经筵都在紫禁城东路的文华殿举行。文华殿建于永乐年间，其后，久不临御。嘉靖朝鼎新修建，将象征春天象征太子的绿瓦换成黄瓦，遇斋居、经筵、及召见大臣等事，都御文华殿。殿里有嘉靖帝手题的九五斋、恭默室等小隔间。殿中横书一匾，上写:“学二帝三皇治天下大经大法”12字，每行两字，由李太后题写。据讲官于慎行记载:经筵进讲在文华前殿，日讲在殿后穿廊，正字在后殿东阁，设一恨次，又东一室，乃(皇)上所游息。窗下一几，几上设少许书籍，又一、二玉盆，盆中养寸许小金鱼，乃(皇)上所玩弄也;西壁一几，几上笔砚无甚珍异，笔皆市中所买，上添笔匠杨彦章名，纸皆折简，一如普通士人所用，简朴异常，与其亲政后奢华生活形成鲜明对比。讲官难免有为尊者讳的嫌疑，但他记述的也不至与真实的陈列情况相距太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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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刊载于《紫禁城》2006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