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棒的知青研究法国人做出来
最棒的知青研究法国人做出来
整理/晓同
不久前上海书展,展览中心阳光篷里的《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读者见面会上,见到潘鸣啸先生时,才发现他是一个外国人,一个有趣的法国学者,潘先生讲述中国上山下乡知青那一代的传奇与真相,也是这么多年来写知青最棒的一本书,它居然是一个不远万里的法国学者写成著就的。
过去关于上山下乡的出版物大多是文学作品,多出自个人回忆和叙述反思的角度,较少从学术角度进行研究探讨。《失落的一代》另辟蹊径,结合多个学科,视野开阔,纵横捭阖,新颖的阐述和结论为该课题提供了新的思路,而大量的口头访谈、从文学作品中发掘史实和多方面运用跨学科方法,严谨论述和形象描绘的结合,使得此书既有丰富的理论,也有情感的冲击。
一些老知青对潘鸣啸把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称为“失落的一代”很不满,潘鸣啸说:我这个“失落”不是贬义,而是引申自海明威的“迷惘的一代”。海明威曾经谈到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这一代人。这代人在参战以前的情况都比较好,有很多幻想、很多理想,可是参战之后,他们却失去了很多东西,失去了青春,也失去了理想。而中国这一代知青,也有一些是这样的。一方面,他们本来是很热情的青年,可是到了农村以后,他们的很多幻想、想法及信仰都破灭了,而另一方面,他们失去了好好学习的机会。我觉得他们“失去”了这两种东西,可以被称作“失落的一代”。这和海明威所说的那一代欧洲人有一点像。
这位土生土长的法国老潘中文娴熟,他说很多知青后来出国“洋插队”,实际上是对上山下乡岁月失落的补偿。
潘鸣啸在上海和著名学者朱学勤对话时说:我跟中国的知青有一点缘分,可以说我是法国的红卫兵,也是法国的老三届,因为我参加了法国1968年的“五月风暴”,我们当时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很大。我本来是学哲学的,毕业以后我又学习了中文专业,因为我对中国,特别是对文化大革命很感兴趣。而且我对中国的哲学也很感兴趣。在学习的过程中,我想到中国去。可是那个时候因为文革的原因,就只能断绝了这个想法,我只能去香港,最接近中国大陆的地方。我在香港半工半读,一边教法语,一边学中文,在那个时候我碰到了很多知青。跟他们谈话、做朋友,我真的是大开眼界,我觉得他们的经历很有意思。他们关心法国的1968年,也关心越南战争。我觉得从那个时候起,“全球化”已经开始。
整理/晓同
不久前上海书展,展览中心阳光篷里的《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读者见面会上,见到潘鸣啸先生时,才发现他是一个外国人,一个有趣的法国学者,潘先生讲述中国上山下乡知青那一代的传奇与真相,也是这么多年来写知青最棒的一本书,它居然是一个不远万里的法国学者写成著就的。
过去关于上山下乡的出版物大多是文学作品,多出自个人回忆和叙述反思的角度,较少从学术角度进行研究探讨。《失落的一代》另辟蹊径,结合多个学科,视野开阔,纵横捭阖,新颖的阐述和结论为该课题提供了新的思路,而大量的口头访谈、从文学作品中发掘史实和多方面运用跨学科方法,严谨论述和形象描绘的结合,使得此书既有丰富的理论,也有情感的冲击。
一些老知青对潘鸣啸把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称为“失落的一代”很不满,潘鸣啸说:我这个“失落”不是贬义,而是引申自海明威的“迷惘的一代”。海明威曾经谈到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这一代人。这代人在参战以前的情况都比较好,有很多幻想、很多理想,可是参战之后,他们却失去了很多东西,失去了青春,也失去了理想。而中国这一代知青,也有一些是这样的。一方面,他们本来是很热情的青年,可是到了农村以后,他们的很多幻想、想法及信仰都破灭了,而另一方面,他们失去了好好学习的机会。我觉得他们“失去”了这两种东西,可以被称作“失落的一代”。这和海明威所说的那一代欧洲人有一点像。
这位土生土长的法国老潘中文娴熟,他说很多知青后来出国“洋插队”,实际上是对上山下乡岁月失落的补偿。
潘鸣啸在上海和著名学者朱学勤对话时说:我跟中国的知青有一点缘分,可以说我是法国的红卫兵,也是法国的老三届,因为我参加了法国1968年的“五月风暴”,我们当时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很大。我本来是学哲学的,毕业以后我又学习了中文专业,因为我对中国,特别是对文化大革命很感兴趣。而且我对中国的哲学也很感兴趣。在学习的过程中,我想到中国去。可是那个时候因为文革的原因,就只能断绝了这个想法,我只能去香港,最接近中国大陆的地方。我在香港半工半读,一边教法语,一边学中文,在那个时候我碰到了很多知青。跟他们谈话、做朋友,我真的是大开眼界,我觉得他们的经历很有意思。他们关心法国的1968年,也关心越南战争。我觉得从那个时候起,“全球化”已经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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