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时代安魂曲----读《鱼挂到臭，猫叫到瘦》

                
                
文/黄德海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知青时代早已淡出记忆，曾经汗牛充栋的知青文学也已渐渐沉入忘川，但是去年出版的《鱼挂到臭，猫叫到瘦》，却在一片喧嚣的新时代杂音中，如同一本淹没已久的手抄本重见天日，携带着那个时代特有的生动呼吸和真实体温，在自身也已踏入的忽视和遗忘之旅上，顽韧地奏响了知青时代的安魂曲。
这样一本迟到的小说，为什么称得上是安魂曲？
《鱼挂到臭，猫叫到瘦》的叙事有一种难得的从容周致之感，定定心心地讲故事，故事流动到哪里，又牵牵扯扯去讲所到之处的风景和琐细，一条故事线牵丝攀藤，生出无数新鲜的细节，有趣的人事。这种从容周致，在以往的知青小说中较为罕见。以往的知青小说，不管是控诉还是反思，大体都离不开一条时间的红线，就是1978年前后的知青返城。因为是事后的书写，知道运动结束的时间下限，作品中的人物仿佛都懂得“飘风不终朝，暴雨不终日”，他们一直在等待着风停雨止。因为有尽头，有盼望，小说里从下放到返城的这段时间，人物都有一种内在的紧张之感，他们仿佛处在一个绵延数年的噩梦里，却没来由地知道那噩梦的尽头，知道这不过是他们人生的炼狱，只要努力跨过那条红线，所有的苦难和蹉跎就一变而为甘露，成为此后的精神食粮或社会攀升资本，供他们咀嚼回味，向人夸耀。即使有些高喊青春无悔和理想万岁的知青小说，也不过是把青春原本的美好误认成了时代的美好，但这时期作为一个过度时段的思路不变。如此情况下，即使写作者努力经营细节，小说里的人和事都难免有一种走过场的性质，不论匍匐在地还是顾盼自雄，农村不过是他们的暂时栖身之所，他们只是农村生活的匆匆过客，当然也就没心思从从容容触摸当地的风景和琐细。
或许大部分曾经上山下乡的作家们忘记了，那条所谓的时间红线，并不是生活之流一个自然的顿挫，而是此后由拥有话语权的人设定的。在自然的生活之流里，根本没有这条红线，知青们苦苦等待的日子里，这条红线也并没有提前给出。大家自以为事先看到的这条红线，不过是一种回顾时的错觉，时间久了，就信以为真，还无端地生出一点先知式的得意。《鱼挂到臭，猫叫到瘦》里也有等待，小说的名字就隐含了等待的意思。男女知青多不结婚，就是怕一旦结婚，回城的梦就必然破碎，或者根本养活不了自己。当地的风月老手坤生说他们：“还不是等着上调，也是作孽。唉，鱼挂到臭，猫叫到瘦。”不过这等待跟有隐含了时间红线的等待不同，那条代表厄运结束的时间红线，在当时看来，是吊在兔子面前的胡萝卜，任你跑得再快，还是吃不到嘴里。正因如此，小说写出了一种独特的时间感受，主人公阿毛和其他知青，置身的是一个没有确定未来的当下，他们不知道在此间的生活继续下去会怎样，曾经的城市生活更是遥不可及，无尽的时日铺展在眼前，自己却没有一点主动权。他们能做的，只是无奈的等待——尤其对那些娘老子地位不够显赫的知青来说。“青春正在毫不留情地离她们而去，她们在毫无希望的等待中失去等待。一天又一天，她们痴痴地等待着，她们在无望中挣扎着希望，她们只是等待着回到生活的常态”。
小说中有一个公社书记，姓虞，喜欢“把衣服披在肩上，一只手或者两只手轮换撑着腰，很运筹帷幄，仿佛在下一盘很大的棋”。回顾以往的知青小说，难免会隐隐约约觉得小说背后站着这么一位虞书记，他们大多“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因而“眼底六州风雨，笔下有雷声”。有这样宏伟的企图，即使写再艰苦的环境，再不幸的事件，他们也仿佛能从中炼得出理想，榨得出激情，只是笔下的人物不是被挟持得瘦骨伶仃，就是被横扫得面目全非，鲜明倒是鲜明，却少了一点活人的气息。在《鱼挂到臭，猫叫到瘦》中，这类人——如虞书记，如知青施同学——不再是小说的主宰，俯视着人物的命运和表现。他们也只是小说里的普通人物，有他们自己的位置。小说中人物的生离死别，引起的也不是此前同类作品容易导致的沉思，而是基于情感的哀痛。作者的独特之处，正在于他没有按照事后的思考反过去修改自己曾经的记忆，而是置身其中，在小说中保持着自己对未来的未知状态，任凭无数的细碎事情在小说里蔓延。或许正是上面所说的无望等待，消泯了作者和人物的高屋建瓴，事后诸葛，让他们慢慢从各类对政策奢望中平复下来，与置身的当地和当下有了更紧密的融合，小说也因而在细节上显得邃密饱满。
小说的邃密饱满并不代表当时的生活也同样邃密饱满，任意自适，毋宁说，恰恰因为植根现实的细密，才有效衬托出了生活的贫乏。小说的发生地是向称富庶的苏南农村，但这里的生活也捉襟见肘，“饿是不会饿死，但日脚不会好过是肯定的”。精神上呢？民众自觉隔离了政治语言，这种隔离，是迫不得已。知青聚餐猜谜，施会计吟一首毛泽东《读〈封建论〉呈郭老》，“大家听施会计背完，一时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主席诗词岂是随便点评的，施会计不是郭沫若，背完了也不敢多说什么”。这样的自我约束，其实是外部压力的内化，谁都明白，在那个动辄得咎的年代，随便点评的后果是什么。乔治•奥威尔说：“政治语言的目的，是为了使谎言看上去更真实可信，使谋杀变得更值得尊重，让空话显得更有分量。”政治语言的长期渗透会造成语言的败坏，语言的败坏让人们更容易产生愚蠢的思想。积久成习，人们很快就会不觉得自己处于贫乏之中，甚至生出无端的豪情，觉得自己有幸生在了最好的时代。小说中的施会计，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位。不光是政治语言，即使山歌，也不是随便唱的：“原来唱山歌是民俗文化，民俗的东西终归离不开男女之间那点好事，何等生动活泼。‘文化大革命’，上面规定不准再唱男女那件事情了，经常做做倒还是允许的。男女那件事只准做不准唱，山歌就不知道唱什么了。”规矩和禁令在前，民众也只能说那些允许他们说的政治语言，争夺自己那点最低层的生存和欲望份额。看出这本元气淋漓的小说写的是这点低层的生动，才能明白本书的矛头所向，不致误解了作者的意图。
当然，《鱼挂到臭，猫叫到瘦》不是一本控诉之书，即使作者有他的意图，也并未因此掉头美化苦难中的农民，焦灼等待中的知青，把他们描绘成黄金样的人品。对农民，更的的像他在《上山下乡运动ABC》中说的，写出了他们的“自私和大度、怯懦和凶狠、善良和狡诈、诚实和虚假、保守和放荡、可怜和可恨”。对知青，不用说行为鲁莽灭裂的人物了，即使像主人公阿毛心仪的蒋芳萍，作者也会写：“阿毛觉得蒋芳萍的来信里有一种不容置疑的压迫感，有一种不知不觉流露的轻蔑，还有强加于人的怜悯。”不过，对人性伸展出来的各种丑陋枝杈，作者也像对待小说里的所有事情一样，写完就写完了，并不就此分析、探究，以刔发出人心更深处的黑暗来。作者的态度，更像是一个对人生细节充满兴趣的耐心的旅人，注重的是全面的观看，而不是深入的批判。
对社会较为全面的观察，而不是盯住一点不放，让《鱼挂到臭，猫叫到瘦》呈现出知青时代更为复杂的社会景观。在关于上山下乡的号召中，一则曰：“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一则曰：“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农民为什么可以再教育知识青年呢？因为“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也就是说，农民们虽然外表差强人意，内心却更为纯净，有担当人性导师的完美资格。但是，回顾一下此前指示中对农民的论述，就不难发现其中的矛盾，“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要克服农民的狭隘性，把他们改造成为无产阶级的先进战士。即使考虑到不同指示的发出时间，难道作为群体的农民在三五年或七八年间已经有了“质的飞跃”，变得内心特别纯净了？退而言其次，即使承认其目的是让知识青年到农村接受再教育的，小说通过细节展示的农民和知青在品质上共同的参差不齐，才是人性的真实面目，不存在一个群体教育另一个群体的问题。
倒是农民和知青在生存的挤压之下，对城市和乡村的差别，有更朴素的认识。这个认识，最尖锐地表现在男女问题上。阿毛和小美头情愫初生的时候，小美头说：“你们早晚要回到城里去的，我们乡下人，哪配得上你。”与阿毛暗通款曲的心妮明白，“知识青年不要乡下人的”。知识青年也知道，在婚姻上，“农村人我们也不打算，生活习惯不一样，文化背景也不一样。将来一旦有机会上调，结了婚就没有机会了。就算有机会，家总在乡下了。将来再有小孩子出世，小孩子的户口、口粮、求学，这些都是无法解决的事情”。知青之间结合呢，每人有限的那点口粮，养活自己都很困难，怎么抚养孩子呢？在如此情形下，知青也只好违背最正常的生理和情感需要，“鱼挂到臭，猫叫到瘦”。当然，这些都是基本到不能再基本的常识，算不上什么高见，但把这些基本的常识跟阿毛后来跟农村女性的鱼水之欢对照，才看得出那些活色生香的场景后面，有着作者对当时社会状况怎样巨大的愤慨和无奈。愤慨和无奈的作者在小说里写道：“非常态的生活无法用理性去思考和判断，你不能指望小学、中学、大学、工作、生儿育女这样一条正常的路；你不能按六年、六年、四年这样的次序来设计生活；理性对非理性的判断毫无意义，革命使得生活失去任何依据，没有任何可以捉摸的希望，破坏了一切理性的或者约定俗成的社会秩序。”如果有人觉得这本小说所讲的道理太过平常，那不妨先看看这本非常好读的小说，然后判断一下，在一个被非理性主宰了过长时间的地方，是不是应该先回到最最普通的常识。
不过，回到常识是一本优秀的小说的必要条件，并非充分条件，小说要以语言自洽。除了奇怪的书名，《鱼挂到臭，猫叫到瘦》最独特的，正是语言。这一点，作者也颇为得意，在一篇随笔里，更的的不无自负地说，这本小说起码证明：“汉语可以写得看起来很美。”这个美，首先表现在对古典语言的使用上。在当代大部分作家的作品里，对古人语言的继承大都来路不明，面目模糊，不是一无所知的拒斥，僵直生硬的照搬，就是附庸风雅的炫耀。《鱼挂到臭，猫叫到瘦》有效避免了这类问题。小说对古典语言的使用，主要集中在诗词上，从《诗经》到历代诗歌，从经世壮词到俗调艳曲，从人生感喟到香艳秾丽，作者几乎是随手拈来，让小说语言有了一种独特的弹性。更重要的是，这些词句在作品中并不显得突兀，而是精妙地置于邃密的叙事之中，几乎没法单独挑选出来。挑也挑得出，只是会失在小说里的那种恣纵佻达的媚态，颊上三毛的神韵——远山含黛，鬓云欲度，剪下来，煞风景罢了。
作者不只钟情于古典语言，举凡小说发生时代的各类流行词语，都以各种不同的样式进入了作品，毛泽东诗词，鲁迅杂文，流行读物，革命歌曲，伟人语录，标语口号……拥有这些语言解释权的人，原本想借这些凌空蹈虚的语言改变人们对世界的认识，用自己的雄图大略格式化民众的大脑，让他们成为“敢叫日月换新天”的趁手工具。作者却在小说中，通过用词，用句，用段，用篇，用意象，正用，反用，截搭用，反讽用，调侃用……拆解了这类语言一本正经的面目，翻转成了对人们日常行为的描述，在语言的抽象指向和真实作用的落差中，形成一种独特的格调。知青聚餐：“女生吃好了就放下碗筷，其他男生也开始先后站起来去打饭，只有庄同学和杨益民还在宜将剩勇追穷寇，风卷红旗过大关。”里面的两句诗词，本来各有极其明确的政治含义，作者却用它们来形容两位男知青的吃饭。引用者不再是原文的良弼或诤臣，反成了剪径的豪杰，啸聚的英雄，就像本雅明说的：“我作品中的引文就像路边的强盗，发起武装袭击，把一个游手好闲的人从桎梏中解救出来。”作者对当时流行语言的使用，意在把它们从单一的使用可能中解救了出来，消除其背后的重重机心，让它们回到生机勃勃的生活语言的长河之中。在小说诸多涉及欲望的地方，对流行语言的使用，读起来更有一种奇异的快感。这样的例子在小说里俯拾即是，其中的妙处一看便知，就不在这里引用了。
在雅致精巧的古典诗词和指鹿为马的政治语言之外，作者还写了一个生动的世俗语言的世界。这个生动的世俗语言世界，不只是小说把当地农村独有的语言——像偶老子、点把点、没有数目、讲法门、遣、歇盼、嚼老蛆、滚死烂壮、好大一捧——揉进了作品，还因为这个世俗的语言世界，自有其饱满和生动。只是这饱满和生动，自觉地维持在极低的生存和欲望层面，想象和谈论的自由，都局限在这里——“胜林又忽发奇想，男女的东西刚好长在裤裆里，如果长在手上多好，见面握手点把点快活。坤生说，你最好长在眼睛上，眼睛一看，点把点快活。胜林就蔫头蔫脑不响了。”除了在必须的公开场合，民众抛弃了崇高的、言不由衷的、别有用心的话语系统，并把政治语言悬为厉禁，把自己从早已四分五裂的政治社会中隔离出来，语言也就自然显出独特的真实性。这个真实性挑战了古典语言的雅不可及，拉低了政治语言的高亢调子，有一种别样的活力。这种活力又反过来调整了古典语言和流行语言的各自为政，让三者脱离了各自的言说动机，变成了自成一体的小说语言，指向一个生动的世俗世界。
展示生动的世俗世界，正是中国古典小说的精华之一，《鱼挂到臭，猫叫到瘦》明显对此有所借鉴。当然，这借鉴不是袭用章回体或话本体，不是刻意追求故事的戏剧性，也不是在某些转捩点上来几句点睛的诗词，而是一种独特的况味。怎么形容这况味呢？“菌子已经没有了，但是菌子的气味留在空气里。”下面是小说的开篇：“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那雨已经自行其是淅淅沥沥地下了七八天，稻子已经割完，小麦还未出苗，油菜尚未栽下，满天世界就是白亮寥廓，四处看去都是极其雾蒙蒙的烦人，而且萧瑟。”文字初看似无意味，却“触物以起情”，是一部小说的起兴。首句引词，写的是天地。雨做了天地人的中介，牵引出人的各种活动成果，然后是人的感受，却并不见人，只人的气息在其间流荡。开篇以下，是熙熙攘攘的俗世生活了——插秧收稻，饮酒吃饭，媚眼横斜，风月无边，阴晴圆缺，悲欢离合，正是传统小说的能勾起的那种阅读欲望。作品的传统况味，差不多就这样散在文字中，难以句摘，却气韵流传，让人想起古典小说的绝世风华。
不只是况味，《鱼挂到臭，猫叫到瘦》在结构和细节上，也大有追摹《红楼梦》之意。小说第四部分，知青聚会，唐娟娟拿出一本《唐宋词三百首》，每人盲挑一句，用来算命。阿毛得词：“枕前发尽千般愿。”唐娟娟得词：“脉脉此请谁诉。”蒋芳萍：“纵使相逢应不识。”蒋芝萍：“年少抛人容易去。”读毕小说，回头来看这次游戏，正像《红楼梦》第五回的册子词，结构性地写定了几个主要人物的命运，为此后的种种铺排，作了暗示性的说明。小说里另有一处作者的得意之笔，是关于农村收支账目的，诸如当时的农业税是多少、如何收的？公积金、公益金、生产发展基金提留比例各是多少？当年农村的合作医疗是怎样的？费用从何而来？诸如农民一年能获多少工分？得多少口粮？口粮能吃到何时……细细的一笔流水账，固然显示出作者对农村生活的熟悉，却也自有来处，翻翻《红楼梦》五十三回乌进孝的礼单，就不难明白其渊源了。
在关于知青文学的谈论中，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说法，作家们经历了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居然没有写出一本配得上那个时代的书，实在遗憾。这个说法隐含着一个前提，即那个时代理应有一本与之相配的作品。其实不然。不是因为作家有了经历就必然应该产生一部好作品，而是有了一部好作品之后，那个此前晦暗的时代才被点亮，人物经受的种种无奈、屈辱和悲惨，才在如歌的行文中得以洗清，得到安慰。
原文刊载于《上海文化》杂志